《四象》是一本由梁鸿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四象》读后感(一)：四象

　　人生是一场拼争，每一天都在攀登…爬上了这一座山，越过了那一道岭，眼前又有一座峰…历尽艰辛不回头，拼争攀登不停步…天天都在圆那甜蜜美好的梦！ 空谈误国误人民，实干兴邦利人民…科学谋划巧按排，瞄准宏图和目标…脚踏实地不浮飘，深入实际办实事…三个目标必实现，中国梦想必实现…美好又美满！ 生活里有太多的偶然，也有许多的逆境，也有许多的不尽人意之处，要理性的看待人生的百态。有句话说的好，大度能容，不动声色。 一定要掌握好自己心态的分寸，世间万物有时候随着我们的心灵变化而转移，心地宽阔是人生幸福的基础，是阴是晴自己做主，悲欢只在一念间。

　　《四象》读后感(二)：梁鸿：我不怀疑爱情和亲情，我只是不确信人性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中因为有三个亡灵作为主要人物开口说话，而拥有了一些超现实的，或者说魔幻的意味。但你说过，你并不是想用魔幻主义的方法去虚构一个世界，而是想让大家感觉那就是真实的世界。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们作为现实中的人去讲述，而非要是亡灵呢？

　　梁鸿：我遇到的问题是，怎样让100多年前的人在现代社会里说话，而不是用回忆的方式来写它。我们通常的写法是回忆，但我想要的是一个并置的时空，现在和历史同时并存，不是对历史回望，而是直接参与到当下之中，我要让这些人交织在一起，让历史真的就在现在的生活中行进。这种时空的并置可以达到一种自由，达到让历史的眼光一直追随。

　　历史一直在参与当代生活，并试图改变现在的生活，这其中既有正面也有负面，我们说历史的魂魄也行，糟粕也行，精华也罢，总之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希望韩孝先所处的当代生活能体现出这一点，就比如说韩立阁试图指挥韩孝先对村庄复仇。我们今天的很多行为都在被历史支配，不是孤零零的。我觉得一个写作者，要把这种历史性呈现出来，让亡灵直接来参与诉说，呈现它的样态，也是自由度的一个体现吧，不需要用隐喻或者暗喻，它就在那儿。

　　但是这种设置本身带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你让这些亡灵们怎么说话？他们是一甲子以前的人，思维还停留在那个时代。也因此才有当韩立阁非常得意地讲起自己当年当县长实行的自治手段，如何把一个偷西瓜的8岁孩子枪毙以杀一儆百，最终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时候，经过现代洗礼的韩孝先愤怒地说，你杀一个8岁的孩子那是犯罪，你这个王八蛋杀人犯！在这儿，我其实想要表达的也是一种历史观。

　　这是三联对作者的访谈，我无权转载，请大家到三联生活周刊的公众号找全文吧，我觉得这个访谈非常有意思，值得一看。

　　《四象》读后感(三)：“像亲人在黑夜相逢——”

　　本文作者：黄德海 （刊发于《长篇小说选刊》，使用已征得作者同意）

　　易有太极。

　　我猜想，梁鸿写《四象》，起初，应该是源于某种从内部而来的活力。那活力萌动着，跳跃着，在混沌中不停流淌，生机勃勃地要破土而出。这动人的活力，具体到这个长篇，就是无量的声音：“我听见很多声音，模糊不清，却又迫切热烈，它们被阻隔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只能在幽暗国度内部回荡。我想写出这些声音，我想让他们彼此也能听到。我想让他们陪伴父亲。我想让这片墓地拥有更真实的空间，让人们看到、听到并且传颂下去。”这被阻隔在时空之外的声音，寂然默然，没有形状，等待着某个特殊机缘来唤醒。我愿意说，这等待唤醒的无数声音，是这个长篇的“太极”。

　　是生两仪。

　　在作品里，这无数的声音，包含着中国近百年来的复杂历程，包含着历史深处每一次转折的困难和际遇，包含着当下社会可能面临的巨大问题和可能，包含着时间大潮中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哀乐，包含着置身当下的人们曲折的心思和委婉的心事……这一切仿佛都在同一瞬间奔赴到梁鸿笔下，要让她巨细靡遗地描画出来，不偏不倚，不漏不余。这个能量奔赴笔下的瞬间，蕴含着无数的选择，携带着丰富的生命气息，你不知道它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子。这是写作最为丰沛自由的时刻，虽然还不知道作品最终会是个什么样子，却有着天地初分时的意气洋洋。不妨说，这是梁鸿写作的“阳仪”。

　　与此同时，这奔赴而来的一切要求梁鸿给出一个形式，是诗歌？是随笔？是小说？是虚构？是非虚构？……那个即将诞生的作品，是以人物为核心吗？还是从一个意象开始？或者，重点是对百年中国或当下的反思与探究？似乎都应该有所涉及，却似乎每个方面都无法饱满地展示所有的声音。于是，梁鸿试着建立一个阴阳交界处的空间，在这里，人物有了在时空中穿梭的能力，历史与现实在其中交替出现，如此，百年间的事与人便可聚于此一地与此一瞬。这样复杂的虚构世界，不会也不应该一蹴而就，它不负责提供简单的答案，也不给出虚幻的理想，其中定然充满尝试的新鲜痕迹和技艺尝试者才有的生涩，并一步一步累积出属于新生之物的能量，在某些缝隙透出明亮的天光。没错，这算得上是梁鸿写作的“阴仪”。

　　两仪生四象。

　　作品分四章，春夏秋冬各一章，可谓第一层“四象”；每章又分四节，可谓第二层“四象”。各章四节中的每一节，固定属于一个叙述者，分别是立阁、立挺、灵子和孝先，他们各自的情形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恰又各成一象，是为第三层“四象”。

　　不妨把立阁看成近代以来的进取者形象。他集合了近代以来勇于进取者的多重信息，年少时习得的旧知识和旧道德，成年后学会的科学与民主、英语和算学，新旧结合生出的严苛道德或法律意识……这差不多是通常确认的旧世界进入新世界的最佳路径。然而世事岂如人意，立阁出师未捷便遭斩首，却仍心念着整顿天下，即便在阴间，也不忘自己的进取姿态：“如果他们能重新回到地面，如果大地上全是这些阴魂，千百年来那些受冤屈的、被遗忘的，那些富贵之人、贫穷之人、老死之人、横死之人，都回到大地上，他们所过之处，就会是一片片废墟。到那时，他们就可以和绿狮子汇合，在人间为所欲为。”进取无门，情绪过亢，是剥极之象，必然导致新的变化，可称“老阳”。

　　也不妨把立挺看成近代以来的退守者形象。他怀抱爱与仁慈，耐心和容忍，希望能免除世界的惧怕和刑罚，期望人能于世间获得安宁。然而，爱阻挡不了恨，仁慈抵抗不了凶狠，耐心和容忍无法祛除急躁和狭隘。人仍然不可避免地遇到惧怕，看到可怕的血月亮：“慢慢地，它被遮住了，消失了，等再出现的时候，就变为血月亮了，鲜红的血雾弥散在月亮中，像经过一场激烈的战争，里面的人变成骷髅了。人们像中了诅咒，疯了一般，夫妻打架，姊妹生仇，路人互殴，一些年轻人去街上打砸抢烧。”即便集聚所有的善意用来退守，衰退仍然会在这过程中到达顶点，是为“老阴”。

　　灵子和她认知的世界，可以看成“少阴”。在灵子熟悉的世界里，每一种生物都跟她有关，她能够倾听它们的言语，分辨出它们不同的样子，跟它们建立微妙的情感联系，也因此而能看到充满生机的一切，所谓“少阴之中，景物澄鲜”：“空气软得很。草啊、花啊、泥啊、鹅卵石啊、水啊，各有各的味道，混在一起，灌到我心里，我只想动，我又活过来啦。毛虫、千脚虫、蚰蜒、蛴螬、屎壳螂们在我身上爬啊窜啊，围着我，爬到我腿上，粘到我指头缝上，争着和我说话。”

　　孝先则几乎是“少阳”景象。他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又跟着立阁学易经，跟着立挺学圣经，陪着灵子认识生物……既感受了近代以来的进取气息，又了解西方的爱与仁慈，且意识到时代的各种病灶，并能与万物建立联系，不正显现出必然更新的气息？孝先似乎也意识到了这气息，觉得自己承担了巨大的使命：“我是隐匿在人间的救世主，我不会让他们乱了秩序，人间和阴间，天和地，白天和黑夜，人和人，世界之初是什么样子，就还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回到这河坡上，就是为了承担这一使命。”

　　直到苔藓封住我们的嘴唇——

　　然而，《四象》并没有给历史盖棺的野心，或者为世界寻找一个救世主，分派好的角色在自身打破了自己——立阁没有寻求进一步的变化，而是回到了原始的复仇本能；立挺的退守早已不是老子的柔弱，而是西方传统在中国的变形；灵子的万物有灵，存留着太多的天真气息，恐怕经不住现代都市的检验；复合了诸多时代信息的孝先，有可能只是一个病人的幻觉……四象分散，世界自行发展，大概没有人可以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境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可是，所有人为此付出的努力，包括梁鸿写《四象》这一行为本身，仍然功不唐捐，就像亲人在黑夜相逢——是缄默的欣喜，或重启的可能。

　　《四象》读后感(四)：抵抗遗忘的意义 □曹 霞

　　《四象》具有转折性和拓展性的意义。它表明，在文坛盛行“轻逸”和“日常”写作之时，总有一些具有思想力、不畏艰辛的作家，他们愿意携带着一份沉重，一份悲凉，返回到并不久远却已被淡忘的历史场景之中，以此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这里，梁鸿所要宣扬的是，“人”生于有始有终、有情有义的天地之间，应当要“配得上这广大和丰富，所以要仁礼义正”。

　　“就这样，像亲人在黑夜相逢/隔着坟墓，喋喋低语/直到苔藓封住我们的嘴唇/覆盖掉，我们的名字。”梁鸿在《四象》篇首引用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为美而死》，再配合其后记，使得整个文本显豁地展露着支撑小说的精神内核与叙事驱动力：与逝去的亲人们在黑夜里相遇，通过语言与他们在坟墓内外进行联结，以此抵抗遗忘与被遗忘的可能性，抵抗被抹去言语和记忆的空白。

　　抵抗遗忘，是为了铭记承载着生活实践和生命情感的记忆。扬·阿斯曼认为记忆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在超越生死界限的时间长河中确定位置”，他区分了三种记忆形式：“属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的范畴”的个体记忆，“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的集体记忆，以及作为“文化科学研究的对象”的文化记忆。通常而言，它们不能截然分开，比如个体记忆本身就镌刻着集体记忆的信息，宗教、艺术和历史等文化记忆也不可避免地会在个体记忆中留下痕迹。在梁鸿此前的创作中，对于“写作对抗遗忘”这个命题进行过多种实践。《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有大量死亡，它们唤起的“哀痛”和“忧伤”是为了“对抗遗忘”。《神圣家族》不但记录着中国乡村走向现代化和法制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以及人们费尽心思的算计，而且出现了类似于《四象》的幽灵叙事，如《到第二条河去游泳》，它指引着我们记取以下令人心痛的事实。在《梁光正的光》中，记忆对象则极为明确，这是一首献给“父亲”的散文诗。梁光正爱女人、爱折腾、爱打官司，这些超出农民身份的行为显得颇不合时宜，就像梁鸿记忆中那件飘扬在乡村道路上的父亲的白衬衫，洁净、妥帖、耀眼，同时突兀和陌生。从此，那个别具一格的“父之名”就镶嵌在了我们的世界中。

　　但这些似乎还不够。对于梁鸿来说，它们可能完成了某些历史和现实的记载，但又因过于“实指”而将文学表现的范畴和意味窄化了。她需要一个更富有弹性的空间，将关于自我的经验和记忆升华为具有普遍化意义的抵抗实践。于是有了《四象》。可以说，《四象》是在《梁光正的光》的基础上对逝去亲人的再度追忆与书写。在这个文本里，梁鸿的良苦用心和督促我们“记住历史”的富有深意的处理方式，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且可以作为讲述历史的方法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四象》将诸多历史和生活的具象进行了抽象化，这样一来，梁鸿就将历史片段转化为了具有普泛指涉性的叙事，并通过参与者仿佛过节般的狂欢揭开了历史那根本性的悖谬。地名与背景的简化处理也值得我们注意。单就地名来说，它依然有“梁庄”“吴镇”“穰县”，但梁鸿并未耽溺于更为详实的地理形态学和地方性风物的描述，就像鲁迅的未庄、师陀的果园城。它们逾越了地理学的格局与限制，其所携带而来的人与事、情与利、恨与怨、鬼与魂，也不仅仅是中原某县某镇某村的生命伦理学、乡村生态学，而是在更高的意义和更广阔的层面上，成为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历史与当下现实的感性、饱满、多向度而又充满思索的路径。

　　从“抵抗遗忘”这个角度来理解《四象》，我们就完全能够明白梁鸿的叙事策略。她正是要借立阁、立挺和灵子对往事的无法忘怀和难以割舍，来昭示一种抵抗的艺术。他们的记忆如此铭心刻骨，以至于死亡也无法剥夺。他们去世时分别处于少年、壮年和老年，恰好较为完整地覆盖了个体生命的年龄阶段，而他们心之所系的爱、恨、悔，又分别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原型经验而在叙事中强烈地发酵，推动着孝先将自己生前未完成之事做一个了结。从梁庄到县里到省里再回到梁庄，这个空间的挪移一路衍生出了诸多子命题，敏感地触碰到了历史和现实的某些至暗区域。就这样，幽灵叙事转化为了历史叙事和内心的深度扫瞄。也因此，这种原本相当奇异和魔幻的叙事方式意外地获得了朴素的在地化的效果。

　　抵抗遗忘，不仅仅是为了历史，它同时也包含着对于当下、现在、现实的铭记。幽灵代表历史，孝先代表现实。他带着幽灵们重返人间，意味着历史与现实之间有着永远切割不断的血脉联系。他帮助幽灵们实现愿望，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和清理痛苦的往事。通过幽灵的观察与讲述，孝先年轻却坎坷的前半生得以呈现：生于乡村，长于贫困，考上重点大学，进入省城，办读书会，收获同人的友谊，得到恋人的支持，但一切努力均在老板（代表城市里的小天才和一帆风顺的财富人生）面前分崩离析……孝先的经历代表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追求与遭遇，而他与老板之间的两种遭际、人生、命运的交战实则是两个阶层的博弈，是中国城乡、贫富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再现。

　　《四象》在语言和感觉上的独特性激活了我们感官系统中的某些“钝点”，让我们关于历史、自然、故乡、生活史的记忆加速度地、高密度地得以塑形。在这个世界中，植物如人般多情，四季如有感知般传递；凉薄之人逍遥法外，仁德之人落入地狱；真实的暴力如同幻象，想象的东西又如同实存。爱与恨、生与死的转化就在一念之间，在充盈着眷恋、怨恨、愤懑、恐惧的共生关系之中，错综复杂的纠缠令人叹惋。诸如此类的这一切，以其生动、奇异、丰饶、斑斓让我们永远记住了这片古老的大地，记住了大地上古老的村庄如何在生者与亡灵的交织中生生不息，绵延不已。四象即万象，书写即记忆。抵抗遗忘的意义就在于此，在文字、神话、景象、仪式、空间等对于“过去”的反复建构之下，我们的记忆成为了有机的连续体而非割离和断裂。

　　在梁鸿的创作和当下的书写谱系中，《四象》具有转折性和拓展性的意义。它表明，在文坛盛行“轻逸”和“日常”写作之时，总有一些具有思想力、不畏艰辛的作家，他们愿意携带着一份沉重，一份悲凉，返回到并不久远却已被淡忘的历史场景之中，将那些历史的、精神的“遗产”化作我们能接纳的文学形象和经验，以此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而梁鸿值得感佩之处在于，她所做的一切努力不是为了宣扬“天道”“命理”“善恶有报”，而是力图在天地自然的“大幕”之中重新突显人伦之理，突显那些曾被打倒而迄今依然未能完全恢复其面目的古老而新鲜的“法则”。那就是“人”生于有始有终、有情有义的天地之间，应当要“配得上这广大和丰富，所以要仁礼义正”。这是一个时时需要拷问自我的“旷野呼告”。发出这个声音，不但需要真诚，更需要深刻和勇气。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了解，她之所以会执著地源源不断地对自然、对万物、对逝去之人投射那份深情，是因为她对于“人”有爱，有信，有承诺，亦有寄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的写作获得了比“道德”和“历史”都更为长久的“人性”的力量。

　　《四象》读后感(五)：我们来过又忘记

　　《四象》中的一些情节看似荒诞不经，却揭示着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空虚混沌、无所归依。整篇小说气象宏远，叙述大开大合，梁鸿的实验写法虽然大胆，却依然秉承关照现实的热情，蕴含着对当下时代境况的深层洞察。从《中国在梁庄》到《四象》，梁鸿最看重的始终是人，是一个个平凡又扎实、纯粹又鲜活的生命。

　　文 | 戴文子

　　【注：本书评系属原创，转载刊发等事宜请先豆邮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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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读什么书？

　　《四象》。

　　“当你静静站在亲人的坟墓旁，倾听风与空气的流动，你会听到地下喃喃的呼唤。”每年清明去墓地祭拜已成为梁鸿生命里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曾经她的父亲带着她和姊妹几个上坟，有时她们会去读那些掩在荒草中的墓碑，父亲会讲墓碑下的他是谁，经历了什么，有怎样的故事，他的家人现在又如何，都到了什么地方。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个冬天，梁鸿去墓地看父亲。“我听见很多声音，模糊不清，却又迫切热烈，它们被阻隔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只能在幽暗国度内部回荡。我想写出这些声音，我想让他们彼此也能听到。我想让他们陪伴父亲。我想让这片墓地拥有更真实的空间，让人们看到、听到并且传颂下去。”于是，对父亲深深地思念，成了梁鸿创作小说《四象》最初的冲动。

　　梁鸿坦言，《四象》是写作以来最有冲动却最压抑的一次书写，“不仅是结构和语言的寻找，还想找到‘亲人相逢’般的过去与现在、爱与痛的交织”。早在写作《中国在梁庄》时，梁鸿便提到过一个叫“韩立阁”的人，虽然只有200字左右的叙述，但这个形象其实一直留在梁鸿心里，“只是没找到安放的地方”。而当其构思《四象》时，“韩立阁”的形象连同其他记忆中逝去的人立刻变得鲜活起来，促使梁鸿下笔构建了一个阴阳交界处的空间，人物有了在时空中穿梭的能力，百年间的历史与现实交替出现……梁鸿说，尽管坟地下面的灵魂随着时间流逝注定被遗忘，但希望他们可以重获说话的权利，希望那些被遗忘的生命能够再丰满一次。因为“死者不会缺席任何一场悲喜剧”。于是，原本模糊的形象愈加清晰，在故事里慢慢地生长。怀着对生命和灵魂的敬畏之心，梁鸿用书写完成了一种情感的延续。写作至今，梁鸿都特别强调个体的声明经验，无论是用虚构还是非虚构。

　　许多读者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非虚构作品开始认识梁鸿，但从《神圣家族》尤其是《梁光正的光》开始，梁鸿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在虚构作品上。作为小说家的梁鸿，并没有因为之前的纪实文体让她下笔拘束，相反，她的实证和认真反而让她的小说具有坚韧的质地。对于《四象》这部看似天马行空、笔调奇特的小说，梁鸿表示她的写作初衷并不是要写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她追求的是一种真实性。这部小说以灵魂叙事的手法，融合幻想与现实，带有十分强烈的先锋实验精神。无论从题材上还是内容上，《四象》对于梁鸿来说都应该是一次自我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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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象》从构思创意到交稿，总共七易其稿，历时三年，最终在充满哀思与怀念的4月推出。梁鸿在《四象》中虚构了这样一座沟通生死的桥梁，为我们提供了站在彼岸重寻爱与痛、记忆和时间的一种视角。返乡的大学生与三个亡灵在梁庄的河坡墓地相逢，开启了一个少年天才的人生奇遇，和一个古老村庄的绵延与承载。小说以中原大地上近一个世纪的曲折故事和人情变迁，指向“梁庄人”生存的秘密。他们的欲望和贪婪，他们的挣扎和救赎，他们的生平经历密切交织，串联起一段不同寻常的精神之旅，带领人们重新发现“梁庄”的内在脉搏和灵魂。

　　故事中，穰县的高考状元韩孝先在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因患上精神分裂症，韩孝先回到小村落“梁庄”，却阴差阳错被村民在坟园埋了四天，变得能够通灵，与河岸边三个来自阴间的灵魂——运动中被处决的留洋武官韩立阁、上世纪80年代被车撞死的女孩韩灵子、上世纪90年代寿终正寝的基督教长老韩立挺沟通。小说中，作者构建了一个活着与死去、地上与地下、历史与现实交织相连的奇幻空间。孤独的城市青年与三个亡灵从大河边开始，游走于梁庄、吴镇、穰县、省城，还有城边的禁忌之地黑林子。随着故事的抽丝剥茧，四人命运开始出现交集，继而串联起一个村庄漫长而曲折的尘封往事。

　　整本《四象》无论叙事结构还是语言都具有探索性和挑战性。小说采用多声部内心独白式的叙事视角，四个性格殊异的人物分别从现实、历史、自然、灵魂四个角度出发，用大段独白讲述各自人生，现实与回忆交织、碰撞。故事从梁庄河坡的墓园开始，经过一系列戏剧性的过程，又回到原点以墓园结束。情节的发展随着四时轮转，开启于茂密葱茏的春天，结束于河流贫瘠大地寂静的冬天。整本小说的结构也非常奇妙，各种意味深长的数字无所不在：目录分“四”季，春、夏、秋，每章又分“四”节。梁鸿深厚的文学功底赋予了《四象》令人惊叹的万千气象，源自《易经》的书名也应和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好似太极之阴阳，两仪生四象。而四象即万象，生生不息，循环往复。

　　这样的写作方式给读者一种如同做了一场既现实又缥缈的梦的独特体验，却也无疑提高了阅读难度。在小说定稿之前，梁鸿曾发给几个好友审阅，得到的反馈意见多是担心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梁鸿曾用一个月的时间调整结构，反复琢磨。“但这样调整我感觉不顺畅，我希望小说有缓慢的、时间的凝视感，而且，我们不能小瞧读者。”梁鸿的坚持无疑是正确的，最终呈现的效果是既保证了每个主人公缓慢的叙述感，又在每个主人公叙述过程中包含着某些谜团。读者在阅读时充满悬念，耐心地随着情节一步步揭秘，到最后完全清晰，自然会产生一种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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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象》中的一些情节看似荒诞不经，却揭示着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空虚混沌、无所归依。整篇小说气象宏远，叙述大开大合，梁鸿的实验写法虽然大胆，却依然秉承关照现实的热情，蕴含着对当下时代境况的深层洞察。从《中国在梁庄》到《四象》，梁鸿最看重的始终是人，是一个个平凡又扎实、纯粹又鲜活的生命。在《四象》里，即便是早已死去的人、被遗忘的人，他们也依然有血有肉，能在自语中回望过去，在对话中参与现实，以一种荒诞又真实的方式重生。

　　在梁鸿的创作和当下的书写谱系中，《四象》无疑具有转折性和拓展性的意义。它表明在文坛盛行“轻逸”和“日常”写作之时，总有一些具有思想力、不畏艰辛的作家，愿意携带着一份沉重、一份悲凉，返回到并不久远却已被淡忘的历史场景之中，将那些历史的、精神的“遗产”化作我们能接纳的文学形象和经验，以此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怎样看待死者，就会怎样看待生者。

　　像是一种巧合，《四象》里写到了“庚子年历来都是个坎儿，要有大事发生。”而2020年正好是庚子年。写作本书时，梁鸿根本不会想到最终付梓适逢疫情蔓延之际，彼时世界的一切都还是美好的样子。因为疫情影响，梁鸿未能出席柏林电影节，她在2月2日的微博中写道：“今天写不下去了。和灾难中撕心裂肺的疼痛相比，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过于轻浮。灾难也不只是意外，它是由一件件微小的事情积累最后变成大的事件。一个写作者的任务也许不是写大的灾难，而是灾难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个个微小事件的形状。这或者也是写作的意义。”对于作家来说，这场全人类的灾难是一个长远的疼痛，需要不断琢磨、思考、沉淀。也许疫情过去之后，人们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开开心心地上街吃饭、玩耍，但这个时候作家是不能遗忘的，而要用文字来抵抗遗忘。“因为我想让被遗忘的死者再次说话，让他们能够以鲜活、丰满的样子再活一次。我想，这是现在所有人、所有生者的愿望。”在接受采访时，梁鸿动情地说。

　　是为读书笔记。

　　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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