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是一本由陈希我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2020-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目前看的是《收获》上载的。思想性我没资格评判，但语言真的太棒了，不绕弯，用最凝练的语句把我击倒，姑且称之为“语言截拳道”。 看完了。后半段不同主体从各种角度自述，作者借此对知识分子、启蒙、宗教、心等进行拷问。作者像捧着我的欲望，退到了我的底线，我警告自己：他再退我就放弃。他退了，我挪了上去，又告诫自己，再退我就不是人。他退了，我又挪了上去，我又告诫自己……最后发现我没有底线，我可以一直退，退进黑暗的空洞，退到死去。
●深夜搜到新条目，激动得不行。五星推荐。这是我目前读过的最冒犯最先锋（精神先锋）的当代小说。
●看的是原稿，等书上市了也会贴自己写的评论的，既然这是短评，就随便说几句。如果要正经评价这本书，那么可能会有很多的角度，这个作品的写作手法就非常现代，用的是解构与狂欢的思路，而且还涉及到叙事话语等等，总之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探讨的。但我只想说它带给我的最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这是一次对时代，特别是这个时代下个体生存境况的预表，说得更明确一些，它可能就是作者对自己的预表。
●年初在《收获》上先读到的，真诚的自剖毫无虚伪遮掩地将“人”的困境都揭示出来了。读完会想：我们日常见的那些编织完美的故事毕竟有些圆滑了。 附一段评论家张莉的话：“陈希我致力于了解人心的构造，了解人心的沟壑起伏；他不仅要画出这些沟壑的细微，还要追问为何会有这样的沟壑，为何会有这样的起伏；他要追问一个人的心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人因何心碎又如何去修补……人心叵测。人心莫测。人心黑暗。人心柔软。人心敏感。人心残忍。人心反复无常。人心无处归依。” 预定个人2020原创文学最佳，是我见文学爱好者就推荐的
●“比太阳更不可直视的是人心”
以极端化的叙事探寻人性的最深处
——评陈希我《心！》
刘小波
陈希我的书写一向简单而粗暴，直抵灵魂和人性深处，新作《心！》（《收获长篇专号》2019年春卷）同样如此。小说用极端化的叙事手法直抵人性的最深处，书写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化，揭秘躁动不安的灵魂。无论是叙述视角、人物性格塑造还是欲望的呈现，都有一种极端化的趋势。小说的引子是日籍华人林修身随代表团回国，因表示财产“裸捐”祖国，受到政府重视媒体关注，激动之下“心碎”去世。“我”作为记者开始追寻他的生平。这一追寻的过程，揭开了多段被尘封的时光。极端化的叙事是陈希我一贯的写作模式，延续到这部作品里。通过极端化的书写，撕碎掩盖在历史之上的遮羞布，拷问灵魂的深处，充当审判官的角色，审判现实中的一切。
小说的叙述视角之多构成了视角的极端。由一个人串起一段历史，小说通过采访的形式，设置了多重的叙述视角，不同的视角建构起了立体的人物形象。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人物的讲述互相缠绕，互相矛盾，但又互相交汇，最终编织了日籍华人林修身的人生故事。在小说的开篇，林修身完完全全是一位伟岸的成功的商人和爱国人士形象，随着记者的挖掘，林修身的身世渐渐浮出水面。林修身原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疍民，孤身流落到日本。叙述者“我”采访知情人，通过对最初收留他的餐馆老板的儿子林北方、长谷川家女仆照子、船长坂本、同事森、苏门答腊华人女孩李香草、苏门答腊美军俘虏佩恩等人的实地采访，串起了他的一生。被讲述者林修身也在阴阳界掊心自述，坦白自己罪恶，申辩身不由己，自己一生在战争、情欲、爱恨、身心之间撕扯无法安宁，所以晚年才用“裸捐”为自己洗罪。他少年时确实曾受施洗，但那只是出于生存的功利目的，现在他要忏悔，用绝对标准拷问自己。当“我”和他都沉浸在忏悔的坦诚中，他已在阴间的妻子香织出来戳穿：这忏悔也不过是自诩的策略，这心也不过是幽深的“容器”。
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林修身的身份就变得十分多元化，在一些人看来，他是苟活者、寡廉鲜耻的小人、投机取巧的市侩，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是一心向好的英雄、卧薪尝胆的人、一个让人很舒服的中国人……在众人讲述之后，林修身那破碎的、被卡在阴阳二界无法归依的心血淋淋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林修身是极为复杂的，身份的焦虑伴随了他的大半生，就连名字都有“U”“呦”、林光、长谷川光、长谷川龙等多个，身份方面，丈夫、情人、商人、战士、民族英雄、汉奸这些身份伴随着他、纠缠着他，而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也是一种身份的指认：他力求摆脱汉奸这一身份，身份的过分多元让他的灵魂始终无法安宁。
在人物性格描写方面也是一种极端呈现。一方面，林修身是一个极端的人，自私自利、为利益而活，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具有漫无边际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人，似乎一切的恶行都是出于迫不得已，他不断忏悔，不断为自己赎罪。随着采访的推进，发生在林修身身上的故事也不断在发生反转，作者之所以采用多重的叙述视角来回溯个体的一生，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深度怀疑。当然，在叙述林修身的同时，每个人既是在审视别人，也是在审视自己，包括采访者“我”，只不过为了替自己开脱，掩盖了某些事实，夸大了某些事实，但是叙述者是心知肚明的，这也是一种审判。加上采访的同时，叙述者再次目睹了中国几十年的种种现实，越来越能感受林修身的复杂性，对其行为模式有了更深的理解。
《心！》读后感(二)：陈希我谈《心！》：这是我的《地下室手记》
下坠，下坠，下坠
文 | 陈希我
（本文首发于 收获 微信公众号）
那时候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东京，我读到了一本书，《日本的华侨》（《日本の華僑》，著者：菅原幸助。発行所：朝日新聞社），里面一些内容匪夷所思：
一个叫薛来宏的华侨，战后是日本德富企业的社长，太平洋战争期间曾行商于太平洋诸岛。他在东海汽船“樱花号”上与日本商人相处甚笃，还组成了“同船会”。日本军队不断占领东南亚，他们的行商范围也不断扩大。战争末期，随着日军节节败退，他们也步步退缩，最后缩回日本本土。
一个叫周朝宗的同发会会长，回忆战争后期在横滨跟日本人一样恐惧美军轰炸，家宅被烧毁，他跟日本人一道共克时艰。“那时候，我们和日本人一样，得到町内会发给的毛布和粮食等救灾补助品，至今还感恩不尽啊！”他说。
一个叫吴正男的台湾人，战时是日军特攻队员。他十四岁只身去东京求学，然后与日本同学一道“爱国”，报考日本航空通讯学校。当他告诉在台湾的父亲，父亲对他说：“你作为日本人，忠诚之心是可嘉的，但台湾的地位毕竟特殊，凡事要多加考虑。”
这话是什么意思？身为中国人，他们怎么会这样？当时我虽然跑出国外，但从小养成的价值观底色其实还在。（其实至今也仍然在。）再加上身处日本，“爱国”之心被倒逼出来了。我实在不能认同这样的描述。也许是因为他们毕竟要在异国他乡讨生活、求生存？这是在中日作为敌对国的敏感时期。一个例子也支持了我的判断：一个叫周筱笙的华侨企业家，事业发展得不错，但就因为跟日本人闲谈时说了句“蒋介石是了不起的人物”，被日本人告到宪兵队。他被当“抗日分子”逮捕，定罪为“奸细”。可见当时在日华侨处境之难。
其实还有更近的例子，就在我身边。我的妻子，当时还是我的女友，她告诉我，她的外祖父母当时都是从日本回国的。他们出生在日本，从小玩伴是日本人，觉得自己跟日本人无异。但战争了，就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家呆不下去了，变卖了家业回到中国。
几十年后他们的后代嫁给了我。那时候我妻子的外祖母还活着，老人家有句口头禅：“人就像小鸟一样飞来飞去。”我开始写《一个日本华侨的太平洋战争》，一个战争中滑来滑去的在日华侨。按说我可以立意于对人的理解与同情，人道主义。但我天生爱折腾，没这么写。我不认为人道主义与文学有什么关系。几年后我还怼过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拿人道主义批评中国当下文学，我问：“靠人道主义能够写作吗？”我很尊敬他们的姿态，但文学毕竟是文学。后来这些人中一个人在回答媒体时反问：“不讲人道主义，难道要讲‘狗道主义’？”鸡同鸭讲。
但我也意识到就文学谈文学是谈不好的，我同行里有大量在就文学谈文学，他们谈出的只是平庸，或王顾左右。那究竟怎么理解文学？拒绝“假大空”，下坠！
把人还原为人，肉身的人。人就是人，多么具有正当性。那时候流行的“我是流氓我是谁？”其实也是在宣扬一种正当性。我们要活得真实。这小说里，虽然用各知情人的嘴来描述主人公呦，但作为记者的“我”，最终并没有探寻出呦完整的形象。（《罗生门》？）但采访一无所获却别有所获：这么多人所以不说真相，是因为他们都在晚年成功了的呦的面前抬不起头。比如“我祖母”（即现在版《心！》里的香草），战后回国，饱经挫折几十年，理想主义被磕得破破烂烂，再回头想呦，她读出了呦的成功哲学：一个人一定要有本钱，有本钱，哪个朝代都吃香！
这小说没有得到发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人一头奔成功而去。“成功”这个词并不像现在被认为鄙俗，甚至，它还带着反叛的意味。这是不被忽悠的理性。理性，才是正确的。不求崇高，才能脱掉一切没用的披挂。拒绝被架在火上烤，才能生存、发展。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也是在这价值逻辑之上的。那时候我还写了许多随笔，其中相当多关于中日、中外对比的，也是在这价值逻辑线上。因为急于告诉国人什么才是正确的、文明的、先进的，我最初都没意识到，我所说的日本、外国，不过是我企图用来比较中国的日本、外国，并不是客观的日本、外国；同样，我所言说的中国，也只是在我希望它好起来的意识或潜意识之下所建构的中国。
但说理么，也只能这么说。好在我主要是写文学。文学写作与非文学写作是不一样的，诸如鲁迅，杂文家鲁迅与小说家散文家的鲁迅是不一样的。前者真理在握，后者则支吾彷徨；同样的，王小波也有两个王小波，王小波杂文里说的是科学理性，小说里却是变态极端。写小说，我回避孰是孰非，不做价值判断。甚至是反“正”。所谓“真理”，其实不过是“正理”。那追求“真”吗？不少人认为我写得很真实，我虽然不喜欢“真实”这种说法，但追求深刻，不就是追求本质吗？本质不就是真实的真实吗？缪塞说：“真理的本质是骷髅”。深刻就是进入黑暗，追求黑暗就要下坠。从《冒犯书》、《抓痒》，到《我疼》、《命》，我都在这么做，谓之“黑暗写作”。
但这里有个我无法解开的扣：反叛其实仍然有价值观，反叛的价值观就是所反叛的对立面。我其实一直不肯放弃，一直自得于自己的写作不同于鄙俗的身体写作、性写作、惊悚文学，我是严肃的，是有深度的，是高屋建瓴的，甚至，具有批判性。我有知识分子格调，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区别，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甚至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区别。
我从十三、四岁开始，就这么写小说，一直被否定被打压，但坚决不改。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写到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跨世纪，二十一世纪。虽然始终坚硬与决然，但也感觉到身外的世界变了。外面世界已变，但我没有知觉。不，应该说我不去知觉，我心不变。或者说，我心觉得世界应该进步，但可恨的是世界没变。
观念根深蒂固：人间是有正道的。因为这，流放回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死屋手记》，关于人的新生。人被放逐出主流，就渴望回到主流，主流就是人间正道。文学的正道是什么呢？宏大叙事、土地叙事、民族史诗、时代百科全书、全方位……我回国后写第一部小说前是拜读了《白鹿原》的，我这四十多万字的小说要表现中日问题、东亚问题、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它名叫《东洋》（日语“东洋”包括整个东亚）。听听，这名字！直到最后把书名改为《放逐，放逐》，才渐渐从题材中摆脱了出来。摆脱了题材，也就堕入了深渊。文学躲在题材中，有具体问题，有针对对象，就像手有了可抓住的稻草，让作家轻松，但也让作家简单化、浅薄化。鲁迅后期转向杂文，就是不敢呆在并继续堕入深渊之中，而他早年的《野草》是象征的。好在《放逐，放逐》在最后改书名时找到了象征，但接着写的《一个日本华侨的太平洋战争》，仍然被题材所刺激，人很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时间到了2016年，我也被磕得破败不堪，心力交瘁。这时候，我惦记上了那个没有发表的《一个日本华侨的太平洋战争》。这时候我发稿容易了，更重要的是，社会价值观多元了。当然，我也不会就题材写题材。这是一部象征小说，象征的就是我自己。“人間は地獄だ”，人类是地狱。这时候我已经教了《竹林中》十几年（不是黑泽明《罗生门》，而是芥川龙之介《竹林中》，后者是没有人性回归的），在一遍遍教学中，我的心一次次被跺下，坠进黑暗，再坠进下一层黑暗。这心如此黑暗，黑暗得令人发指，我写的时候都战栗。但同时又很美学地享虐着。其实，我不过是享受着受虐的道德优势。心藏大恶，恰说明心中有善。假扮上帝与自诩魔鬼，不过是硬币的两面。所以我又说“黑暗底下的光”，这是我常说的一句漂亮话。它太美学了，实际上是甜腻；它太好听了，实际上是嗲。这是关于心灵审视与忏悔的书写，审视，仍然是积极的，光，就是忏悔。虽然我并不信人有真忏悔，在一篇叫《拯救》的小说里，我就写忏悔之不能，但我还相信有忏悔这么个东西，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向度仍然是理性的，虽然只是在神学上的理性，神学不早坐上了理性的列车了吗？不是有阿奎那吗？
当然，我仍然可以再往下坠：“黑暗之光”不只是黑暗底下的光，而是黑暗本身就是光。十字若望就这么认为。我仍然在考究的学理之中。
但这时，我的脸被抽了一巴掌。
我少年起就信奉启蒙，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但到头来，所有道理都是白说，所有努力都成白费。这世界如此乱套，这人类怎么就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呢？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的学生克拉底鲁抬杠：“人甚至连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但问题在于，既然只是一次，又哪来同一条河？如果克拉底鲁指的是之前还踏进过一次，那跟他老师说的岂不一样？不就是废话吗？如果要证明他说的不是废话，那可以解释为他指的是零次，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但我分明两次踏进了同一条河。
他们可都是哲人。所谓哲学，所谓人文学科，纷纷扰扰几千年，都在胡说八道什么？不过是巧言令色、自我膨胀。至于那个很客观自然科学，早已承认自己还没有认识宇宙百分之三了。人类啊，你们搞什么搞？
我把小说推翻了。
这期间，我去写了一个中篇，《普罗米修斯已松绑》，一个关于为人类盗火英雄的故事。后来交给《花城》，朱燕玲诧异。是的，我不是喊冤与自诩，而是自剖与自诘。人最难针对的是自己，最难看清的是自己。我又算什么东西呢？这不是二三十年前“我是流氓我是谁”式的自得宣言，而是嗫嚅。还有人直接说我是“斯德哥尔摩”了，疯了。是的。但这世界上有理性这种劳什子吗？有客观真理这种劳什子吗？你们姑且相信去吧，但对我这个“地下人”，没有！坚决闭上眼睛：没有！“地下人”的价值观跟“地上人”是不搭界的。或者说，“地下人”压根儿就没有价值观。在绝对黑暗中，什么也没有。
下坠，下坠……咿！咿！呀……像个小姑娘，被囚禁在地下室。在地下室重新写《心！》，这是我的《地下室手记》。在这个小说里，不仅没人说真话，连忏悔都是在建构；不仅不存在真实，连忏悔之心是否存在都可疑。小说家陈永和看后说：“希我，不幸成就了你！”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遁入地下室时，仍然在反抗世理的同时标榜着自己一套道理，他仍在据理。直到《罪与罚》里写到纳博科夫所摇头的（其实他是没能力看懂）杀人犯与妓女共读《圣经》，才真正走扎牢了地下。陀氏他压根儿不信神的存在，上帝只是随意设置的尿壶（一如我《心！》里的“容器”）。他压根儿不跟你们“地上人”多嘴：跟你们说不明白，我们压根儿就不在一个时空！
但问题又来了：不在一个时空，你用什么语言说这个意思？用的不仍是人家时空的语言？人类语言一开始，就带上了思维逻辑、价值取向。
我承认，这两年来我处于说不了话状态。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发现说的全不是我的话。包括这称作“创作谈”的，我也不知都谈了什么？
踏空？
我正在写的新长篇，就是踏空。
还写个毛线啊！
《心！》读后感(三)：陈希我《心！》：心灵史
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马太福音》9:13
（一）
《圣经》中有广为人知的几个故事，一是犹大以三十银元的价钱出卖了他曾经追随的耶稣。耶稣被定罪，犹大看到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大祭司和长老，忏悔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大祭司拒绝了他，犹大便把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还有一个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将被抓的那天向彼得预言“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之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相信自己追随耶稣的心，便向耶稣起誓：“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后来，使女来时，彼得果然三次不认主。第三次面对指认时，他发咒起誓：“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他想起耶稣的预言，便出去痛哭。
犹大和彼得历来备受诟病，犹大为了钱财出卖了耶稣，彼得因为恐惧出卖了耶稣，但与耶稣曾喂饱但现已一哄而散的五千人相比，恰恰是犹大与彼得没有离去，即便他们远远追随，即便他们再三否定。在未经试炼之前，他们的心也执着地相信着他们不会背弃耶稣，但事实是“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不仅如此，他们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那颗隐藏在肉身之中的心，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个个都是撒谎者”（《罗马书》3:4），更没有意识到本能的怯懦与人心的诡诈是属肉身的本性，是道德或者理性都无法规训的。
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经受得起试炼呢？我们厌弃犹大苟且告密，但当我们处于犹大的位置时，我们又会做何选择？我们如彼得般确信自己的心，但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了解那颗抽象的、触摸不到的心呢？
陈希我在新长篇小说《心！》中用文学的方式延续了对此人性本质问题的尖锐追问。事实上这个追问既古老又先锋，它既回应着几千年前德尔斐神殿石碑上“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也回应着二十世纪哲学的主体建构问题，再具体些，它追问的是当下中国人的心灵史。
但吊诡的是，作为主体的U在小说伊始就因心碎而死亡。一个肉体上已遭毁灭的人如何追究其心？由身处当代的记者“我”来代劳，在“我”的转述中U得以由死而生。但更吊诡的是，由多位他者的言说建构起来的U的一生却无法完美重合，他们自圆其说，然而他们又自相矛盾。例如太阳吊索桥事件。李香草认为U是为了救她，才故意弄断了吊索桥；而迈克尔·佩恩则直言这是U利用李香草找出游击队的阴谋。主体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言说也自不相同，他者与其说是在言说U，毋宁说是借由言说U来言说自我，因而不存在主体，只存在被建构的主体。芥川龙之介《竹林中》所言的人间地狱即是此意。在这个意义上，U无异于容器。
但要注意，他者的所有不可靠叙事都出自于“我”这一中介。如果说林北方、照子、坂本胜三、森达矢、林太郎、李香草的言说都因为陈述主体的“位置”靠近U而不可靠的话，那么作为专业记者的“我”对U的言说就客观可靠吗？
“我”除了记录转述采访以外，“我”还做了关于U的两场梦。在“我”的梦里，U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背叛了“佛跳墙”投奔长谷川香织的、U在“光”号为侵略战争服务是被逼的、U上苏门答腊当卧底是被长谷川社长和坂本胜三逼的、U在太阳吊索桥上弄断吊索桥是为救李香草争取逃跑时间，甚至于U用绞肉机自裁是为赎罪而自我惩罚。在“我”的梦里，U俨然翻转了他者叙述中所建构起的主体形象，U成了无辜的受害者，U的恶成了无可选择的选择，甚至，U通过肉体的自我阉割而获得了赎罪的资本，反而获得了荣耀。可以注意到，在“我”的梦中，“我”用悲壮但又十分昂扬澎湃的语调叙述U在绞肉机上的自我阉割，U是从容的，是为了赎罪的自由选择，是悲惨但又崇高的英雄。因此，“我”不仅以第二人称“你”来称呼U，并对U的行为做出确切的评价——“‘您何必这样’……‘您很难。这完全可以理解，只是您对自己太苛刻了，对自己太狠了！您看，您把自己绞成这样。多少人在虚与委蛇呢！别人怎么说，管他们呢！就是有罪有怎么样？谁没有罪？就您不放过自己……’”问题在于，“我”为什么如此认知U理解U乃至于崇拜U ？
可以注意到，与采访U知情人同时并行的是“我”的人生履历，“我”与U在无形间构成了某种跨时空的对照。作为疍民的U一路靠着“佛跳墙”、长谷川香织、“光”号以及长谷川家的施恩以及自觉的行恶得以存活发展，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同样靠着濮局长的施恩以及自觉的行恶得以飞黄腾达。这意味着“我”与U实际上都处在相同的夹缝处境中——义理与人情、受恩惠与还债、罪恶与忏悔、悔过与罪恶。恰如《羞耻心》一文所指出，“背叛几乎成了主人公的宿命。而背叛活命之恩，产生的是人最难克服的羞耻感……他意识到了这种不光明，这是他焦虑的真正源头……”事实上，真正让U与“我”焦虑的除了羞耻感以外，根本上还是罪恶感。羞耻感强调面对他者，而罪感则无关他者，关乎内面的良知。二者在爱照镜子与自捆这一行为上直接重合。镜子作为自省的意象，U和“我”在照镜子时所见无一例外都是“可耻的脸”。为什么爱照镜子？是为了照见自己的丑陋与罪恶。为什么自捆？是为了借此肉体惩罚来减轻心理负担。但自捆过后，忏悔过后，罪恶还是继续，于是自捆不过是借用身体来阻止对良知的拷问。例如“我”在拆迁时还是通过拆户口占到了小便宜。例如作为记者的“我”还是照旧巧妙平息了毒空气事件，功成身退。因此，“我”有罪感，但更有掩饰罪的本能。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言说U时反复强调U个人的被逼处境，以及大背景的罪恶处境，因为“我”为U的罪开脱实质上是为自己的罪开脱，论证大环境下人人都有罪恶是为了借此抚慰自己的良知，意淫U的自我阉割是为了在情感上获得与之类似的赎罪体验，甚至“我”是建构了U这被环境所逼的悲惨人生来自我暗示，自我煽情，自我宽恕。
（二）
最终，“我消化了自己”，我在仍旧保有罪恶感的同时继续施行着恶，我在内心自我辩难的同时仍旧选择了恶，我用心消化了耻辱。但U不一样，2037年“我”寿终正寝时U还捧着他破碎的心卡在三生石前。这颗心不属于魂，也不属于魄，它被边缘在肉体与灵魂之外，没有着落。如果说前文U是被建构的，那么在地狱中U的心的自白则获得了言说的自主权，况且是心的自白。
这颗地狱中的破碎的心向“我”自白它的“另一个趋向”。从第八章起，“但/但是”的转折性关联词高频率地出现在U的心的自白中，前八章关于U的叙述在此处都得到了彻底性的颠覆，心哐当地亮出了它的“另一个趋向”——即便成了香织的性玩具，但U也在享受单纯的性欲快感；即便“吃软饭”让U觉得耻辱，但U一开始就是不择手段地吸引香织注意，窥觑着长谷川家的地位和钱财；即便生殖器让他耻辱，但他就是利用着这个价值翻身的；即便“汉奸”让U耻辱，但U就是利用坂本胜三鸡奸之事获得自荐上岸潜伏的机会；所谓自我阉割不过是在与香织媾和时突然的羞耻感的推动下冲动的闹剧，“其实当时一痛我就后悔了”；而所谓的爱国义举“裸捐”不过是回中国捞取商机利益的投机之举……
在U的心的自白中，“我”生前对U的任何建构轰然倒塌，此时，U俨然是凝视人心深渊的勇士，他果敢地亮出了可耻的、罪恶的、不堪的一面，这颗破碎的心忏悔着。然而在U的心的自白的步步紧逼之下，“我”却是步步后退——“您当时确实还是孩子。孩子能负责什么呢？”、“但是欲望。人的正当欲望应该被尊重的”、“您不能这么说……人性是复杂的。您对自己太苛刻了！”、“都因为我们无力抵御命运”、“您那是信仰……您跟我们不一样……”当U的心展开自我劫难，向罪与恶敞开并忏悔时，参与并见证了八十年代启蒙时代的“我”却还是退缩着，不仅退缩，而且继续用着所谓的知识理性为自己的罪恶辩护。最后“我”彻底溃败了——“你这是什么嘛！你，你，你！你说你自己，你忏悔自己的，你惹上我干什么？你觉得自己有罪，你就自己有罪好了，你为什么扯上我？”于此，疍民出生的U已经几乎扯下了遮羞布，赤裸出本性中的恶，但是，饱受知识理性教养的知识分子“我”反而还拽着理性的遮羞布，试图借此逃避罪恶，转移罪恶。
在“我”与U的心这经历不同时空的二者的辩难中，陈希我无疑指出了异常尖锐的问题！八十年代至今，所谓的知识启蒙究竟在何种层面上奏效了？或者说，知识启蒙过后，进入所谓的文明时代后，我当下的心灵实质上有何进展，或者说，当下的我们是如何认知自我？如我们的心灵依旧遮蔽甚至堕落了，那么知识启蒙又有何意义？当知识理性成为罪恶的遮羞布乃至帮凶时，我们又将堕落于何处？
（三）
好在“（我）这心反被唤醒了”。但是，陈希我仍不满足于此，他继续追问：心被唤醒就足够了吗？依靠心的觉醒就能够救赎了吗？U真的是凝视人心深渊的勇士吗？不，在陈希我的逼问下，这剥离了肉身的心同样是不可靠的！人心同样是不可把握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17:9-10）
恰如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性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自白是另一种扭曲了的权力意志。自白绝非悔过，自白是以柔弱的姿态试图获得‘主体’即支配力量。”U的心就是通过有节制的自白而获得道义上的制高点，事实上U在多大程度上坦诚忏悔仍然是可疑的，因为与罪感历时共存的还有掩饰罪的本能，“即便人心中长着一双眼睛，可以自己逼视自己，审查自己，但同样也可以自己策反自己，湮没自己。”例如U的心对太阳吊索桥事件的自白，起初他坦言确实闪过救香草的念头，但他不想死；而后他对香草的爱发出质疑，“我想吃她。我把她视为肉”；但随其后，心又辩解，“不是这样的！……我要修正我前面的话，我是为了她才踏断吊索桥的。”心要修正它的自白，这是否预示着心此前的自白同样不可靠？那么，究竟哪种自白才是真相？或许，就连心自己也是混乱的，它一边自我诘难，又一边自我修正，两种声音互搏着。于此，不仅他人凝视下的心是深渊，就连心自己凝视下的心同样是不可测的深渊，“本味何能知”？
这还不够，第九章中香织再度出场，香织自白U根本不是自我阉割，而是她用刀切下的，再度确切地推翻了U的心的自白。但是，香织的自白就可靠？不见得。甚至，当三人都抉出心来后，那一颗悬浮的心究竟属于谁都不可知了。于此，肉体的阉割无效，心的自抉无效，心的忏悔无效，肉体与心灵相继被解构，一切都被消解为无，化为尘埃。
这才是陈希我最具冒犯性的地方，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叙事反转，心在陈希我的残忍逼视下一折再折，一剥再剥，褪去层层遮蔽，从完整到破碎，从破碎到消失，裸露出它的实质，是“无”，是荒原。
“它成尘时，我竟看见了微笑。”这神秘的微笑！谁的叙述可靠？什么才是真相？陈希我显然已无意再做此形而下的追问了，或者说，他取消了真相，“取消观点”，神秘的微笑飘摇在荒原之中，无所依靠。
小说于此抵达，这是虚无的时刻，是死亡的时刻，是绝对黑暗的时刻，但是，这也是“恩典时刻”、救赎的时刻。“心”作为从始至终都力图被确知的对象，事实上永远不会被穷尽，甚至会因为无限而靠近虚无，但是，悖论的在于，事实上追问心是什么、心是否存在的人已经置身于心之中了。那么又将如何理解陈希我最终所呈现出来的荒原景象呢？直至心破碎消失都无法直面心之深渊的主人公U是如此的令人厌弃，但自问，U所处的地狱图景不正恰恰预言了人的原形与本性？人身上不都潜藏着犹大和彼得的影子，“边呜咽边追求”、边忏悔边行恶？所谓的心灵就确实是如此的残酷而无可拯救，只是我们用理性规避着，躲闪着，推诿着，甚至自欺欺人地否定着。但陈希我不同，他有精神洁癖，他执意要把不可示人的拿出来示人，把耻于言说的拿出来言说，他单枪匹马，闯入了人类心灵的深渊之底，也正是在震颤于人心的无可拯救中反向求索拯救。荒原才是心灵的本相，那么人该如何获得拯救？《圣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上帝回答说“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信即得救。陈希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所召唤的也不是义人，乃是罪人，但如何得救，没有答案。那么他建构而后全盘解构的意义何在？在于求索之途，而非终极。在于挣扎，而非断论。在于他正视心，而非逃避。在于他厌弃，然而又书写。
此即陈希我《心！》的叙事伦理。陈希我借由极端的、非常态的叙事重提生命感觉的问题，他把人带入自己本能逃避的伦理困境，让人记起自己肉身的脆弱与心灵的诡诈，让人直面人性的荒原，最终让人的生命感觉、心灵感觉由冷漠变得敏感起来，毕竟，“除非我们受到刺痛，否则我们从来不注意我们曾拥有一颗灵魂。”
《心！》读后感(四)：实有之偶然，破碎之必然 ——论陈希我小说《心！》中的个体现代性处境
按：此文发表于《长江丛刊》2019年13期
《心！》或许是陈希我迄今为止最复杂的一部长篇小说了，它几乎将小说作为叙事文体的各种特性与功能挖掘到了极致，在言说与事件，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当下，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这一个个纽结之间穿梭逡巡，缠绕并置，形成一张现代性的巨网。区区个体，在这张巨网之下似乎是无法逃脱的，他们被固定了在一个个特定的位置上，被动地与其他的位置发生着联系。然而请注意，作者的关注点并不仅限于大时代下的个人境遇或历史长河中的个体发展问题，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策略来应对过于虚妄荒芜的后现代生活景况，似乎已经显得越来越抓襟见肘。作者要做的，与其说是通过虚构形成一个与现实呈某种类比关系的平行世界，毋宁说是通过瓦解这个平行世界，来论证现实世界本身的碎片化和荒诞化。
瓦解，构成了陈希我文本叙事的基本动作，他将作为表象的巨大现实拆解成一块块碎片后，又深入到个体的内部世界，撬开那被无数坚硬的价值体系层层包裹着的保护膜，让脆弱的心脏在空气中裸露。人的心，是禁得起抽打和拷问的吗？当它必须和外部世界接触，必须在巨大的现实面前显露自身时，它靠什么支撑？又用什么遮蔽？面对这个最敏感，最柔软，最狡猾，又最严厉的人体器官，作者依然没有放下他于言辞之间磨砺而成的那把锋利的尖刀，继续用它迅速准确地刺向人最真实的痛楚，就好像这本就是一个必要经历的过程，无可回避。
一、
从故事层面上看，小说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起点，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日“蜜月期”为终点，以一段真实的历史时间作为叙述背景，记述了华侨企业家林修身从一个福建疍民一步步走向成功，成为日本某企业掌舵人和知名爱国华人的跌宕起伏的一生。 然而作者却并没有遵从历史叙事惯有的叙述逻辑，强势地设置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去囊括林修身的全部过往，而是搭建起一个类似于“采访实录”的形式平台，试图激发读者通过接收采访对象各自抛出的有限信息，去自行拼凑出林修身的人生轨迹。当然，在我们面对和处理历史问题时，通常都会有两种不同的切入方法：官方的和民间的，或整全的与零散的。作者似乎更信赖后者，也试图说服读者去信赖后者。
林修身作为爱国华侨随代表团回国时，因“心碎综合征”这种的罕见疾病暴毙于北京，因其在去世前欲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献给祖国，作为记者的“我”于是对他的生平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跟踪采访与他生前有关的人，长达数十年之久。随着肉体的泯灭，属于林修身个人的历史终结了，所谓盖棺方可定论，物理性的死亡将人的生命状态永久地定格了下来，从而也就给人以充分的理由通过追踪和书写，去确认某一种真相。作者于是借助了不同的叙述者，用回溯和阐释的方法从外部逐渐勾勒出林修身本人的形象。从接济过他的林北方，霸占了他的长谷川家千金香织小姐，家中女仆照子，战时运输邮轮的船长坂本胜三，同船的反战人士森达矢，南洋的美国战俘迈克尔·佩恩，到他的儿子林太郎，情人李香草。然而，在抛弃了官方的整全性的历史叙述方式之后，这种来自于民间的零散化叙述是否比前者更能切近所谓的“真相”？这场壮观的记忆“盛宴”中，形形色色人物尽竞相登场，他们争着回忆，抢着发言，且言之凿凿。但他们（或我们）似乎都忘了，记忆具有能动性和生产性，作为一项立足于“再发现”的主观行为，它以言说为手段，很有可能导向一个类似于“二次创作”的潜意识结果，由此，关于记忆的言说本身便可构成“不可靠的叙事”。于是当话语材料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和深度，特别是与讲述人自身的身份、地位、以及同叙述对象之间的关系相关联时，这些材料反而很可能指向真实的反面。对“欲盖弥彰”这个词，我们完全可以进行反向理解，即材料越是丰富，各中细节越是生动，内容越是全面，价值越是巨大，与真相则越是疏远。
这个关于记忆的悖论，揭示的实质上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建构过程中，那个被话语塑造出来的“真相”对个体存在的窃取与压制。历史需要依靠话语来表达，然而具象的言语并不是孤立的，它脱离不了言说它的主体，也脱离不了它的言说对象，于是在主体与对象之间，便产生了某种角力关系。胜者一方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历史的书写权（话语权），自证为“历史之主人”，并将自身主体性合法化，即成为所谓“大写的人”。然而这合法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把明明是由自己创造的历史看得比自己更富有“绝对性”和“真理性”，从而压抑甚至抹杀那个生动的正在进行时的自我，而这也正是福柯在其名为“知识考古学”的思想体系中想要去释放的东西。通过对知识的考古，他展现出一个历史形成的动态过程，并拷问那些自认为已经通过话语建构取得了主体性的人，对话语/理性的过分依赖可以取代自身欲望由始至终的存在吗？而历史作为主体的人的构建物，又是否能成为一个可靠的参照对象？林修身被构建起来的个体历史，同时也在被解构，通过叙述者们大量或自相矛盾，或彼此相悖的“口供”，我们探到了一道道涉及民族国家，性别政治，道德伦理，情爱欲望的裂缝，它们打破了人类对那个圆润的，无出入亦无间隙的历史的美好想象。林修身，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是好战的，还是反战的？是积极进取的，还是消极退守的？是充满理想的，还是沉迷肉体的？叙述者的声音充斥着文本，话语的碰撞和冲突所造成的伤口让阅读者的内心疼痛难忍。这痛楚并非来自于真相本身的可憎面目，而是来自于对真相的幻念被硬生生打破后我们对自身整全性的质询。人类，作为存在物的人类，他还能是那个完整的他吗？亦或如林修身的代号“U”一样，就好像一个容器，只是被动地容纳着不同言说主体的阐释意图。他们与其说是在阐释U，不如说是在借由U而阐释他们自己。正如我们与其是在建立自身的完整，不如说是在通过将他者打碎，再撷取其中的某一些碎片来拼凑出同为碎片的自身罢了。
经过小说前六章的反复塑造与颠覆，作为历史主体的林修身已不复存在，因为作者已然证明了历史叙述本身即是不可靠的，这与采用哪一种视角并无直接关联。对话语/历史层面的瓦解暴露了外部世界无可避免的遮蔽功能，同时也将我们引向一个更幽深而暧昧的内部，亦即“人心”这个核心观念。
二、
从小说的第七章开始，陈希我试图让本该失语的U出场，并通过自己的心来言说自身。然而吊诡的是，这颗“心”，是一颗破碎了的“心”，林修身所患的“心碎综合征”不但将他引向肉身的死亡，也同时预示了作为灵魂载体的“心”的难以自洽。心是为何而碎，又如何碎裂？作为可以承载个体精神的另一个意象（相对于肉身），心指向罪恶，指向人的终极意义。但它同样不是孤立的，不证自明的，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样需要经受不断的论证。
那么首先，作为主体的U是如何凝视他的心？如果说当他者在对U进行阐释时出于不同的个人立场，对U都多少造成了遮蔽的话，那么当U面对自己的心时，也会有所遮蔽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对包饺子事件、索桥事件、自残事件等人生重大事故的种种自我阐释中，U同样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言说，那个弱势、受辱、自虐的U，同时也是暴力、邪恶、狠毒、纵欲且懦弱的U。于是这一场自诉，无疑成了一次漫长的自我拉扯。这种自己逼迫自己，自己拷问自己的心灵状态，是陈希我在以往许多小说中都会去着力体现的主题。比如在中篇小说《拯救》中，主人公草根就仿佛是一缕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游走的幽魂，时而被拯救的冲动所充满，时而又在拯救而不得的重压之下选择逃避和怯弱。最终，草根的英雄情结在日常的消磨中退化为无聊与埋怨，这种不自觉的平庸化和无意识的自我堕落似乎成了人类心灵进化过程中的常态。同样，作者也在借由U发出追问：“可有义人否？”与草根不同，身为天主教徒的U在这无可回避的自我追责中深刻地洞见了自身的堕落，虽然在外部环境的各种挤压之下，被损害和强迫的屈辱可以变成一个有力的借口，但肩负信仰的内心终究无法容忍这借口的存在。立足于宗教角度拷问人的灵魂，U对自己的审查看上去更加严苛，由此才出现了“自宫”这样一个相当极端的小说情节。损害身体，摧毁欲望，用疼痛作赎罪的代价，何况“去势”对中国男性而言又有着更深意义上的毁灭，这样无情的自我否定，让U的忏悔显得愈发透彻而深刻，也让自己的心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世间确无义人，从而才有忏悔，也唯有忏悔，方能得到救赎。当“罪恶——悔改——救赎”这一经典的信仰模式顺当而舒适地滑入身为教徒的U心中时，他几乎毫不怀疑心的忏悔是能够进行自我解蔽的唯一途径，也是自我确认，自我显现的唯一方式。然而，对人类的“目的论”思维有着深刻怀疑的陈希我依然没有放过对这唯一一条救赎之路的反诘。在小说第六章的最后一节中，身为记者的“我”质问当年的美国战俘迈克尔·佩恩：“上帝在天上，还是在您心里？”事实上，这几乎是每一个所有身处“耻感文化圈”的东方宗教徒都会面临的困境或陷阱：如果代表公义和真理的神在天上，那么人心如何判定自身的公义和真理？如果不能，那么对身体进行摧残的意义又在何处？乃至于，忏悔的意义又在何处？由此，忏悔行为一旦出自于人心，那么很有可能仍然是带着对象和目的的，它的对象是上帝，目的则是获得拯救。依据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上帝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依然不过是一个人类自我建构起来的“大他者”。个体通过向上帝忏悔唤起自我的主体意识，进行自我确认，正如毁坏身体是为了使肉体获得道义的合法，贬低精神则是为了获得精神的最终胜利。这种毁坏，这种贬损，越是彻底，其胜利便越是坚不可摧，当阿Q说自己是猪狗不如的小虫子时，他无法被任何人击垮。
可是无人可击垮的U为什么会任凭自己的心破碎呢？事实上U的自剖中的一部分并非来自他的自我意志，而是经过了“我”的间接叙述，特别是“绞肉机”一节中对自宫细节的描述，也是“我”根据迈克尔·佩恩对残损生殖器的描述（佩恩亦未亲眼看到U的伤情），通过梦境勾勒出来的想象。“我”作为一名记者，同时也是小说的第一视角，从1985年林修身死亡开始，坚持不懈地搜集着他的一切资料，直至2030年亡故。所以，在文本前六章中那个作为第三人称出现的林修身看上去虽然几乎可以整合成其本人的全部事实，实际上却仍是被“我”这个内视角所限定了的。上文提到的种种叙述话语，都必须通过“我”的转述而得以成立，这也就意味着经“我”转述的林修身的生平，其实是在经历了两重审视之后才被呈现的，而这个被呈现出来的“最终文本”，暗含的也并非完全是林修身，而更多的是“我”的价值观。作为小说唯一一个身处当下的人物，只有“我”经历着时代的种种变革，也只有“我”所属的时间才是与作者写作行为的发生时间（而非文本内部的叙述时间）大部分重合的。然而在文本中，“我”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存在，这不仅因为“我”并未直接地介入到情节的推进与转换中，更因为在试图转述各种话语，理解各种立场的过程中，“我”早已被话语肢解。如果林修身是一个承载着历史的U，那么“我”则更像是一个承载当下的U。虽然通过采访对象们的叙述把握林修身的初衷最终落了空，但通过从佩恩处了解到的自宫细节，“我”仍然从身体层面确认了U的价值，并且进而通过身体叙事构建了U的精神价值，即“无”的价值观。
三、
叙述视角的一再转换形成了一种镜像关系。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逐渐萌生出“虚无主义”价值观的“我”将林修身的过往当成一面镜子进行自我投射，但这种自我投射是否能够得到林修身本人的认可？亦即，林修身本人的心碎，是否等同于“我”的虚无主义倾向呢？陈希我在小说的最后一章设置了一个极度真实的“地狱图景”，让“我”的心与林修身的心在阴间相遇。当林修身的历史持立在“我”的面前，这是一场死人与活人的对话，也是过去对现在的观照；但当两人都褪去了皮囊，必须用一颗心赤裸面对另一颗心时，这一场对峙才是真正的较量与角逐。鲁迅在《墓碣文》中塑造了一个人鬼对立的场景，像极了“我”与林修身之间的相持状态。林修身不断地崩解“我”对他的价值判断，就像那个“抉心自食”的厉鬼，将“我”的心也逼到了绝境。虽然“我”是不甘绝望的，在不断地崩裂中一次次尝试着新的构建，仿佛林修身的存在意义就是“我”赋予的，是“我”的存在意义的载体。然而林修身通过对忏悔的忏悔，最终抵达了人心的无可忏悔，从而将他自己和“我”的心引向彻底的破碎。“欲知本味”的期待终会落空，无论是在“剧痛之时”还是在“痛定之后”，鲁迅无疑对人的灵魂自省行为抱着彻底的绝望，作者在文本中多次借用鲁迅《野草》中的语句，似乎也是在有意识地与他形成一种呼应。
然而，意识到“人心的无可忏悔”，本身能够构成一种忏悔吗？在同样意识到人心之界限的前提下，“我”选择了原谅，林修身则选择了继续追问下去。但如果继续，这种追问行为也终究会将自身逼向死角，形成一个死循环，这，或许就是心碎的本质。作者将人类思维的二元辩难推到了极致，将一切的对立关系都归入到终极层面上的无意义，并且对这种无意义表现出极端的失望。在小说最后才显出真身的香织，似乎可以最恰切地体现出这失望来。在大部分的小说情节里，香织被描述成一个欲求不满的女人，她任性、霸道、对林修身的性压榨似乎永远也停止不了。香织象征着身体欲望的深渊，这个深渊是绝对的，单向度的，无始无终的。但也因此，它是超越一切时代和思想建构的。陈希我在小说结尾处对香织的颠覆性塑造，似与他之前的长篇小说《大势》里的结尾部分有些类似。女娲与日籍男友快乐的交合，颠覆了以她的父亲王中国为代表的，建立在父权/历史基础之上的思维模式。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由男性书写的。虽然男性内部存在着思维上的明显分歧和极大差异，但它们仍然是同属于男性的，是建立在逻辑、思辨及理性基础之上的交锋。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相当于“等外之物”，她们用情感和身体去弥合、润滑男性思维碰撞时产生的的尖刺，自身却处在幽暗的位置，无法被堂而皇之地写入历史。香织的性欲，在文本中被除她之外的所有人解释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因为她是日本女人，且是富家小姐，她占有林修身是因为欲壑难填，而正是这不守妇道，不知羞耻的性欲表达让林修身成为性别政治中绝对弱势的一方，进而使他之后的全部行为得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哪怕是从反诘的，颠覆的角度去解释。但香织本人的出场瓦解了这一切，因为切下生殖器的并不是林修身本人，而是她。让一个女性去阉割男性，这在从来就是以男性为主导的主流话语领域里，是多么可怕的犯上作乱！但也正因着这革命性的举动，女性用她的非理性本能地阻断了男性心灵层面的无限自我诘难，让存在的意义回归到身体和日常中来。
当然，香织终究也是心碎了。她的性别革命虽然斩断了男性的权力垄断，显示出自身的性别意义，但女性和男性到底是无法完全割裂开的，欲望将男人与女人合二为一，于是也就无法同时奉行两套全然不同的价值体系。香织在做了这可怕的事后，自然也遭到了更可怕的良心折磨，最终亦只能用忏悔来抚慰受到责难的心。在这一点上，香织，林修身和“我”竟然达成了高度一致，乃至通过共同的破碎合为一体，让人不禁想起鲁迅《铸剑》里头“三王墓”的典故来。
四、
总得来说，“心碎”作为一个贯穿文本的象征性表达，文本至少对其进行了三个维度的呈现和阐释。首先，作者质疑了建立在历史叙述与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主体的存在合理性。U的国籍及他参与的时代从根本上充满了各种混乱，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不但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沉重打击和有力质问，同时也是对被迫卷入现代文明的东方国家的巨大讽刺，这其中就包括日本和中国。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承受着无尽的道德谴责，然而这谴责的主体：西方，或者说是美国，恰恰又是迫使日本打开国门进行现代民主自我改造，并继而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始作俑者。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上一路受伤流血，彻底丧失尊严，即便战胜亦可谓惨胜。国族身份模糊的U夹在东西及中日之间，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打击，彻底从“历史的主人”沦落为“历史的受害者与迷失者”，在这个意义上看，U可谓是最早承受现代性所带来的全球化后果的那一代人。陈希我一直关注的“移民”主题在他的长篇小说《大势》、《移民》中反复出现，作品的主人公们经常在本国与异国的夹缝中迷失自我，并在跨文化的尴尬和痛苦中独自承担着自我消弭的绝望，这些人物可以说即是U在当代国际环境下的延伸，他们的境遇共同构成了U进行心灵自我审查的外在动机。
然而，“心”负载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内涵，作者在文本中不惜借用从王阳明到拉康等中外各历史时期对“心”进行探索和辨析的相关理论，并有意将自然与人文科学混为一谈，目的即在于一再表明这双重的内涵本身就已构成巨大的裂缝，使人难以信任其完整性和一致性。查尔斯·拉莫尔在《现代性的教训》中指出，早在19世纪后半叶，道德哲学家亨利·西季维克已经认识到“端视正当（right）的概念还是善（good）的概念被当做是更为基本的，而道德价值的本性则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并且，这两种形式具有历史的独特性，善的优先性对于希腊伦理学来说至关重要，而现代伦理学则信奉正当的优先性。类似的问题，特里林在他的演讲集《诚与真》中也有详细的阐述。他们都认为，我们当前的道德思想之所以会经常迷失方向，就是因为我们不再能充分地投入到现代伦理的主导潮流中，仅追随“正当性”的脚步，但又无法回到古代，只认可善的价值尺度。诚然，身体欲望和道德的自我确认之间的矛盾形成了现代伦理最主要的特征，西方的启蒙思潮将身体欲望视为正当，正视人的身体，构建以人为本位的伦理体系是西方文明进程的重要成果。然而，“真”的一再被强调并不能完全消磨掉“诚”，或说“善”的价值，这一困境投射在U的身上，即体现在他一再地陷入到对自我的二元辩难中。他将“忏悔”作为最能体现善与诚的手段，但“忏悔”本身又是需要面临“真”的逼视，即你是不是真的“忏悔”？哪怕是自宫，哪怕以消灭身体为代价，身体与精神之间的纠缠也不可能被切割得如此清楚，正如“真”与“诚”之间的纠缠，亦不可能依靠对现代/古典的粗暴区隔而得到解决。
此外，从小说所采用的基本叙事手段中我们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于言说行为抱有同样的不信任。一再转换的叙事视角，轮流登场却始终不可靠的叙述者们使得记录下来的文字犹如蜘蛛吐丝结成的网，看似透明，实则却将真相隔离在言说本身的真实性之外。到底是主体言说语言，还是语言在言说者主体？在循环往复的道说、记录、书写及修改之下，主体还存在吗？它被置于何处？就如何解决言说主体与内容之间纠缠不清的紧张关系，德里达曾试图指出一条途径：“说话是要知道思想的自我离异，以便得以说出和呈现。因而它要自我回收以便献出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从那些坚持最大限度地接近写作行为之源的真正的作家的语言背后，能感觉到后撤以重新进入中断的言语的姿态。”而陈希我就是以后撤的姿态，即以不信任的姿态在写作中自我审视语言的意义。如果说言说本身不值得信任，那么至少这种审视，这种基于自我怀疑的审视，或许可以成为重新进入“言语的状态”的有效方式吧。
尾声：
殊途同归，这似乎就是陈希我最终想要表达的那个状态，“我于是分明地意识着那心的消失过程。它确凿地存在，然后渐渐地化为尘埃。”他曾借用格奥尔格的话：“词语破碎之处，无物残存”，来阐释自己的写作根基。小说，对他而言不仅在于呈现一个起高楼的过程，更是一个楼塌了的过程。对于“坍塌”这一主题的探寻，事实上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已经出现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早期的中篇小说《风吕》，同样是借助于几个不同的叙述视角，将性的被瓦解与家国同构；近期发表的一系列中篇，除《拯救》之外，《父》也深入刻画了个体自我辩难，并最终导向价值无限循环的过程；十多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抓痒》虽指向虚无，但仍用肉体毁灭的方式来抵制这虚无；而到了《心！》，则是耐心地一步步从外部到内部，从他者到自身，从肉体到灵魂的逐一崩陷，竟至于身心俱毁，无一幸免。这就不得不引发人对于小说中一再展现的价值坍塌以至堕入虚空的人心状态的追问。事实上，陈希我在《心！》中是触摸到了人心的最终边界的，这体现为人心从根本上无法自证，无法自明，亦无法承担绝对的公义与正义。良心虽为实存，却并不可靠，即使是在宗教的层面上，人的心也仍然无法摆脱罪的律。小说起首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句子：“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即是为了表明良心始终被拉扯，却从未被拯救的状态。肉身虽然可以被损害，但只要肉体不是彻底地毁灭，即死亡，心之罪恶便无法被洗净。作者一次次试图掀开遮蔽，层层深入，自我辩难，自我揭发，但最终，他所期冀的那个人性的纯净度，在人性的范畴内是永远也无法达到的。既如此，那么用小说的形式来呈现这种绝对绝望的意义又在何处？
同样，我们也可以面对文本再做诘问：既然忏悔无效，那为什么人类还需要忏悔？并且还是跨越性别，穿越时空维度的共同忏悔。这种“忏悔冲动”，究竟从何而来？既然“言语破碎，无物留存”，那么言说的冲动，书写的冲动又是从何而来？作者似乎为了证明人类的非理性和非道德而费尽心机，然而这证明的过程，即创作的过程，又遵循着严格的理性思维和话语德性。这一个个令人费解的悖论，也许就是对现代人精神景况最忠实的描绘。现代生活的图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幅企图将人牢牢粘合、固定住的生存图景；但同时，又制造了一个个将个体区隔开来，使其陷入绝对孤立的抽象空间。这就意味着，人总是先在地认为自己可以找到证明自我存在的参照物，而事实上这样的参照物却并不存在。而陈希我在做的，即是打破这先于个体而存在的意义幻觉，让人不得不面对自身的确无所依傍的现代性处境，而这种诚实与魄力，也正是其创作的尊严所在。在陈希我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骷髅一样的真理”，它绝不是悦人耳目的，但却是忠实地使用文学自身的方式去表达的。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无法为人类找到出路的，虽然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也许隐含着可能的出路，但寻找出路不是文学的任务和追求，相反，揭示困境才是它的使命。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在全面接受并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但需要负载民族国家的情感包袱，更面临着个体精神状况的无所适从，而这也正是《心！》之所以如此复杂且充满了强烈幻灭感的症结所在。无论是面对性、身体、还是亲情乃至家国，陈希我始终是一个无情地揭示着真相的人，这即是他对写作伦理的全部恪守。文本的内容虽为困境，创作的意图却在揭示，困境越是难以逾越，揭示的力度则越需要加强。在一个反向的看似负面的价值维度中，其实暗藏着十分积极且正面的书写动力。所以我们总是能从他那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寒意中，感受到一种模模糊糊的力量，比如篇末那个暧昧的“微笑”。我们当然可以将之理解为是不怀好意的笑，是对现代人必然结局的嘲讽或揶揄；但我想，是否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去想象一下这微笑背后更加神秘的指向？
《心！》读后感(五)：比太阳更不可直视的是人心（张莉）
《心！》首发于《收获•长篇专号》2019年春卷，随期刊发评论家张莉的这篇文章，供参考
《收获•长篇专号》插图•陈希我从不满足于讲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在他那里，那些情节不过是事物的表象。他所感兴趣的是故事的内核。他关注身体与人的关系，探讨灵魂的内面，并且从不会采取温和混沌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他是粗暴的，他热衷拷问人性。他对此深为着迷。
如果你是陈希我小说的长期读者，读到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心！》时会有既熟悉又陌生之感。这当然是属于他的作品，但同时更具冲击力，你会发现他重新调动和运用了他的经历和经验。在我看来，《心！》是陈希我的个人突破之作―——他对男性/女性身体及性的“极端”认识，他在日本游学六年的背景，他对日本民族内部关系的深切认知……都在这部小说中获得了充分展现。在这部作品中，陈希我寻找到了最合适的表达路径：从表象的、跌宕的人物命运中提炼出精神意义的疼痛、伤害、丑陋、罪恶，最终使自己的笔力向更深更黑更痛处开掘。阅读这部作品不得不感叹，陈希我是我们时代生活假象的破坏者，也是能让我们感受到刺痛与不安的小说家。
01
翻开事物的内面
“一天，一个人走进医院，对医生说：‘我的心碎了！’”这是这部小说的开头，这个人是日籍华人林修身，他回国时发病，被发现得了罕见的“心碎综合征”。故事由此开始。许多人交替讲述——林修身少年时代打工时的少东家林北方嘴里的他，用人佐伯照子嘴里的他，光号船长坂本胜三嘴里的他，养子林太郎嘴里的他，反战日本人森达矢嘴里的他，中国女游击队员李香草嘴里的他，美国人迈克尔眼里的他，妻子长谷川香织嘴里的他，以及，林修身的自我忏悔和自我坦白……
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讲述互相缠绕，互相矛盾，但又互相交汇，最终编织了日籍华人林修身的人生故事：林修身出生于福州，家境卑微，随父母偷渡到横滨。父母双亡后被日本料理店长收留，遇到性格乖张的长谷川香织，他看起来更像是这位日本小姐的性玩具。太平洋战争中他进入远洋船运“光”号，主动为日本人卖命，后成为追击中国游击队员的间谍，可是在追击时又放走了游击队员香草……与长谷川香织结婚后进入长谷川家，由此发迹成为富商。20世纪80年代，作为日籍华人代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他诚恳表达了希望将财产“裸捐”的愿望，但是不幸很快便“心碎”而死。
这是故事的主线，如此简单讲述也已是复杂的、曲折百转的命运轨迹了。但勾勒这样的轨迹并非作者追求。作为小说家，陈希我的独特性在于他致力于了解人心的构造，了解人心的沟壑起伏；他不仅要画出这些沟壑的细微，还要追问为何会有这样的沟壑，为何会有这样的起伏；他要追问一个人的心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人因何心碎又如何去修补……他有刨根问底的执着和倔强，不惜掘地三尺头破血流。
也因此，事物隐秘的一面被翻开：人心叵测。人心莫测。人心黑暗。人心柔软。人心敏感。人心残忍。人心反复无常。人心无处归依。……与人心有关的一切都被放大，被深描，它们毫无遮拦地全部呈现在文本中。是的，在一些人眼里，林修身不得不苟活，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则是寡廉鲜耻的小人；在一些人眼里，他是投机取巧的市侩，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是一心向好的英雄；在一些人眼里，他是吃软饭的，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则是卧薪尝胆，忍辱偷生……在众人讲述之后，林修身那破碎的、被卡在阴阳二界无法归依的心血淋淋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个心是跳动的，是会说话的，他不断坦白，不断抗辩，形成了这部小说独有的多声部叙述。
透过对百孔千疮的心的反复追问，陈希我塑造了一个深具复杂性的人物林修身：他身材矮小，性本领强大，沉默寡言，有重重心机。这个人自私，苟且，分裂，阴暗，无情，处处以实利为重，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能苟活，毫无廉耻与荣辱心可言……小说家书写了一个在战争、情欲、爱恨、身心之间反复撕扯、无法安宁的人。因此，阅读这部作品对心理也是巨大考验，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这位作家一起面对人的存在，走到人性的深渊。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当然看到人的复杂与黑暗，但是，同时，我们似乎也隐隐感受到小说家的遗憾、疼痛与叹息。
02
对叙述话语的反转与去魅
《心！》中反复书写的场景是吊索桥上，林修身带领日本兵去追击游击队员李香草。在与女扮男装的香草相处中，林修身对她身体的清洁气味很着迷。在老年香草的追忆中，林修身爱上了她。事实上，在许多人眼里，他都爱这个女人。在带领日本兵追击香草的过程中，在香草已到对岸的情况下，桥链突然断掉，林修身掉到桥下。香草认为，他这是在为爱牺牲，在反战者眼里，他是民族英雄。这是事物的这一面，而小说也残忍地写出了事物的另一面。林修身坦白说，他当时只是求生：“我不想死，死了一切都完了。我们中国人讲‘好死不如赖活’，不是吗？好在下面并没有我想得那么深，我们都摔在灌木丛里，只是受了小伤，爬上来很难。上面的香草应该懂得跑了吧？这时候我才又想起她。日本人这下无法再去追踪香草和她哥哥的游击队了。我也保住了命，虽然让肉体受苦，也因此他们不好追究我。只有受苦才能保存，我早知道这道理。”然而在日本妻子眼里，林修身和香草之间的情感根本不存在，那只是香草在晚年给自己编造的谎言而已。这些叙述戳穿了许多类似故事的光环，使得一切意义都烟消云散。
在许多人的讲述里，面对有狐臭的日本妻子，林修身是被动的，他是弱势者，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一再说她身上的味道是臭的，就在刚才我还这么说，现在我要坦白，其实那是荤味。就像肉味，臭就是荤，荤就是富有。我要有！我要长谷川小姐！”又是一次去魅，在怯除了在民族国家及爱情话语包裹下的种种传奇光环后，残酷的真相水落石出。
小说反复书写的另一意象是绞肉机。在当代作家中，似乎也唯有陈希我可以将绞肉机这样的意象引入男女关系之中并使其与男人生殖器产生联系。而小说最残忍之处则在于，林修身告诉他人，他最终用绞肉机绞掉了自己的男根，以此威胁美国人，使之再不敢指认他为“汉奸”。
如果说吊索桥那一幕的反复讲述有罗生门的意味，那么绞肉机的场景则带有血腥、暴烈、绝决。某种程度上，这一行为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尊重与同情。“对外，我以我的自宫故事吸引人们兴趣，以我最重大的身体残疾获取人们同情。对内，没有了生殖器官，那么就尘埃落定了，那么，还有什么可羞辱我的呢？从世俗上说，我是打不倒的人。当然我是教徒，我惩罚了自己，我永世残疾。”然而，这依然不是真相。这是林修身对自我的又一次美化。他并非自宫，事实是，他的妻子冲动之下剪掉了他的男根。“他在里面，喊着要拿刀切掉自己那个东西。这可是需要勇气的，他没有这勇气。他左跳右跳的，就是没去拿刀。刀就明明白白插在刀架上，对厨房他那么熟悉，但他就是没有往那边去。……我一个发狠，就像揪住牛皮筋那样，死死揪住，一刀下去。”——事后，去势的男人无奈之下只能将自己打扮成自宫的勇士。
林修身的心在叙述中修正他的一生，躲在阴影之下的妻子则以闺中叙事搅动他的修正。这位性格诡异的日本女人最终说出了她眼里的历史真相：晚年的香草“需要有个波澜壮阔的回忆用来附丽情感”，所以才将林修身作为了她的男主角，“‘所有的叙述都在寻找容器，借以装上自己的酒。’她说。‘他只是个容器……”甚至在她看来，林修身所有的回忆都是为了确认自我存在。“所以他去了S/M店受虐，可以在受虐中确证自己是该受惩罚的，强调，夸大。我欠了谁谁谁啊，我做了多少多少多少坏事啊，我积累了数也数不清的罪债啊！但哪里有那么多罪债？就虚构呗。勿宁是炫耀。一个人到了无可炫耀了，就炫耀罪恶。宁可被人记恨，不可被人漠视。”
人物一次次讲述，读者一次次信以为真，真相一次次被推翻。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是考验心理的过程，原本以为故事的层次到此为止，原本以为已经抵达人心的黑暗和莫测，但是，没有想到还有逆转——原来，还有比黑暗更黑暗的所在，还有比残酷更残酷的所在，还有比深渊更深渊的所在。
03
身与心的分离
陈希我是对身体有非同一般热情的小说家。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与身体有关，正是这种执着和着迷，最终成就了他的写作。身体叙事在他的笔下呈现了多种可能，又或者说，这位作家推动了中国当代身体叙事的发展。
正如笔者在《看吧，这非常态书写》中所说，许多时候，陈希我小说人物与其身体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尤其男人们，他们几乎全都在性生活中遭遇生理障碍。在《带刀的男人》中，本来有强烈性能力的批评家面对女诗人越来越主动的进攻时阳萎了，最后对自己的器官产生厌恶，以至于自宫。在《晒月亮》中，志得意满的男人面对初恋情人时最终‘无能为力’。对身体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书写是《抓痒》中。这对互相或许还爱着对方的夫妻以网络视频的方式进行性生活，他们对着镜头暴露下半身，用虚拟的、残暴的、超出常人想象力的方式施虐与享虐，达到犹如下地狱般的快感。”（张莉：《看吧，这非常态书写》，《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4期。）
抓痒7.3陈希我 / 2004 / 花城出版社“在陈希我那里，身体产生的一切感觉，脆弱、麻木、疼痛、痒、饥饿、恶心、松驰、恐惧、亢奋、紧张都以物质形式对自我做着清晰的注解。换言之，他书写了我们身体中某种不为人知的、隐密的、带有污点的快感和欢乐，比如对疼痛的享受与追逐，对暴力的渴望和释放。所以，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身体书写，不是后现代时代小青年们在纸上的性生活表演，这是对传统的、日常的、道德的、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的突围。这种书写，也最终使陈希我具有了某种常态生活的反叛者、革命者和造反者姿态。”（张莉：《看吧，这非常态书写》，《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4期。）
这一次，身体与心的分离是他所关注的重点。心是重要意象。那颗跳动着的无法完整的、支离破碎的心一直在说话，在与身体分离。这显现了作家奇崛的想象力。破碎的心要多罪恶有多罪恶。照子一直申明爱着林修身，长久以来林修身与她保持性关系，在照子看来，他们是同一阶级同一出身，有着荣辱与共的关系，直至晚年，照子在林修身的葬礼上也是这样讲述的。
可是，在林修身的自白里，这样的关系是什么呢？“我压根儿就没有喜欢她。她身上满是下贱味道，寒酸的味道，汗味，怎么洗也洗不净。……那是下贱的人的分泌物。照子让我联想到自己的身份，她是日本的疍民。”但是，林修身从未表露厌恶，和照子做爱对他而言是为了回到妻子身边：“每当我在香织那里受不了时，我就去找照子，去感受她的恶心，然后就会老老实实回到我固有的生活中去了。再闻到香织的味道，会觉得是殷实的富有。”在林修身这里，照子的存在竟是如此低微，“她不是爱我吗？那就为我想想吧！当然也得好好安置她。这个女人被我熬成老太婆了，一年又一年，我用每年更新的眼光来欣赏一朵一直枯萎在枝头的花。当然我自己也在枯萎，那么这朵花就是我预定好的陪葬品。”在当事男主角这里，同甘共苦的爱情被讲述得如此不堪，作家扯下了爱情话语里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死后大言不惭的人，生前在旁人眼里是大好人的人，最终“心”破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这当然是一种惩罚。“它还活着，血淋淋的。它支离破碎，它的主人必须用两个巴掌捧着。它太碎了，主人要不停地转战手指拢着它。但仍然总是顾此失彼，一次次险些让它从指间滑下去。手指赶紧夹紧，兜住，化险为夷。但很快，这样情形又发生。”当一个人的身体与心灵完全分离时，才是他的至苦时刻。“林修身也够苦的，外面自己身体被绑着，里面又被心撞击，内外受敌。到了奈何桥，那心又突围出来了。绑那心的绳子不仅被挣断，林修身身上的捆绑也被冲垮。”
事实上，在现世中，他也饱受身心分离之困。长谷川香织暴烈，乖张，有令人难以忍受的狐臭，但是，林修身一边厌恶又一边渴望讨好和靠近她，性欲与心的厌恶互相排斥：“这性欲绕过我这个心，暗渡陈仓。我还自己骗自己：我是讨厌她的，我是被逼无奈的，我无路可走。我身陷黑暗，但我的欲望在黑暗中满足了。还因为小心翼翼地暗渡，逃避道德的审查，一旦到达目的地，欲求更反弹性地强烈了。那简直就是漆黑里的狂欢，但自己却告诉自己，我是掉进泥水了。有时候自己也瞒不住，知道自己也在狂欢，但那是既然掉进泥水里的索性狂欢一下，如此而已。”做爱时一边享受，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进行唾骂。心与身，欢乐与耻辱便互相冲突地存在于这个人身上。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把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如此复杂而透辟。
当然，虐恋或者S/M再一次在他小说中出现。作为富有的男人，林修身去S/M店，要求痛感和折磨。但是，在这样的关系里，痛感不真的是痛感，折磨也不真的是折磨，它只是戏仿和模拟，达到一种性发泄和性安慰。 “心意识到不诚实，但人心是多么不可救药的东西！仍然继续不诚实。一个谎言要继续用另一个谎言来圆。我圆谎的手段仍然是身体。” 林修身剖心过程中也深刻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寻找一种解脱。
04
剖心：拷问、激辩、自白、忏悔
多年前，李敬泽认为陈希我小说有个审判官。“不管你是否喜欢，‘审判官’出现了，而且我相信，它的出现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新的动力：一种向着我们的经验、生活、灵魂发问的忠直态度，不闪缩，不苟且，如果有深渊那就坚决向着深渊去。”（李敬泽：《文学：行动与联想》，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23页。）多年以来，陈希我的笔下，“审判官”总会在读者阅读时出来打扰，他质疑读者，审问读者，他甚至会直接问这生活它真实吗？它幸福吗？它有意义吗？有意思吗？你们就这样活吗？但是，在《心！》中，这个审问者的调门降下来了，他甚至是隐匿的，冷静的，他在关键的时候会停下来，把最直接的问题抛出来。
关于责任，关于平庸的恶，关于高线与底线，关于正义，关于旁观者与参与者，关于实用主义与鸡贼……这部小说中有多处精彩讨论，由林修身的“破碎的心”说出来的道理锋利而直抵本质。这不再只是单纯的拷问，也不再只是一个人的自白，这是拷问与陈述、审判与忏悔共在。
关于好人遇到好世道，“人心是诡异的深海，各种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变幻多端。还记得我之前强调的‘如果’吗？‘如果’我逢到好世道，我就会是好人。跟‘如果’同向价值的是‘既然’。我‘既然’没有逢到好世道，那么做了坏事，我就没办法了。这‘既然’成了‘已然’，大家都这样，成了无可指责。但有时可以演变成意外惊喜，只要稍微不像大家那样坏，就又成了好了。”
关于平庸的恶，“我毕竟是普通人，人都有平庸的劣根性。但这‘平庸’毕竟造下了‘恶’。是的，我承认，但这是无辜之‘恶’。我价值杠杆上的秤砣滑来滑去，见势出招，变换话语，寻找立住点，最终立在‘无辜’这个刻度上。”
关于做人的高线与底线，“我们常躲在无法精确衡量的下面游移。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狡猾。心的准线被调节，本来的‘底线’成了‘高线’。那么这个‘高线’下面还有‘底线’。‘底线’再成‘高线’，‘高线’下面又有‘底线’。回头看看，这‘底线’已经离原来的‘底线’十万八千里了。你好像仍然还在讲‘底线’，这个世界好像仍然有‘底线’，但此‘底线’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底线’了，人与世界已经堕落。所以，重要不是讲‘底线’，而是讲‘高线’。在可以取‘高线’时不取‘底线’。”
关于坚持操守与索取利益：“我刚才说人在坚持操守时好歹试一试嘛，现在是在索取利益时。人在坚持操守时的赖劲，远远不如在索取利益时的赖劲。”
关于内心正义与参与不义：“内心正义，明白吗？正义不付诸言行，渐渐形成了纯粹的‘正义’这样的东西，把它供着，内心还会产生这样的自得：我揣着光明，我藐视一切，甚至，唯我独醒。我这种所谓的正义感直拖到不义战争灭亡，不，是一路伴随着不义战争。”
关于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能得到好处才是正确的，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隐秘的、恒定的价值，老天都是势利的。表面上，我是掌握着通行的价值观，实际上通行的价值观所以显得放之四海而皆准，是因为其暗合人性中的卑劣。表面上，我是理性主义者，实际上我是功利主义者。我这颗心鸡贼得很。我甚至几乎把自己也给骗了。在浑浑噩噩、半推半就的被骗中，又在刚健有为的价值观中，我勤勉地又歪打正着地刚好站对了队伍，走上了康庄大道。”
关于说假话的成功与说真话的失败：“但是，我能够傲视他吗？在所有人噤声时，他发出声音；在所有人说假话时，他说了真话；在所有人趴下时，他特立独行；在所有人投机时，他忠实于自己的心。因此他付出了代价。世界是无良的，在这样的世界，失败往往就是操守的指标。即使我有千种苟且的理由，也没有傲视他的资本。”
……
这样的拷问与激辩在文本中俯拾皆是，构成了一个有着强大抗辩色彩的独特文本。各种声音和论点互相交织，陈希我以心的高声陈述和坦白忏悔使这部作品充满了奇异的众声喧哗的魅力。阅读这样的作品，作为读者很难不反思，不受到触动，甚至不扪心自问。
当然，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间里，我多次想到鲁迅先生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地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鲁迅：《陀斯妥耶夫基的事》，《海燕》1936年第二期。）很显然，《心！》也是将小说中的男女放在万难境遇里，去拷问那潜在深渊里的罪恶。
陀斯妥耶夫斯基认为自己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而在鲁迅看来，“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他又从精神底苦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甚至于又是自杀的路。”（鲁迅：《穷人》，《语丝》周刊一九二六年第八十三期。）陈希我对待林修身何尝不是如此？他将林修身的心送到灵魂的实验室里去受精神的苦刑，使他忏悔反省。
事实上，这部作品的题记也直接引用了陀氏语录：“这里，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换言之，这样的题记充分表明，作家在试图将“人心”作为战场，将魔鬼与上帝同时放在一颗破碎之心中去呈现，换言之，作家立意成为陀斯妥耶夫斯基传统的继承者，成为“人的灵魂的拷问者”。
05
一颗心与无数颗心
这部作品里，还有另一个题记，来自鲁迅：“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这也意味着，《心！》固然包含了对人的灵魂拷问，同时也包含了作为作者的“我”的忏悔与反省，因此，与陈希我以往写作的不同在于，这部作品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官对所有人物进行质询，叙述人不仅仅将他笔下的人物视为要拷问的罪人，也勇敢地将自我视为罪人中的一员。他不仅剖开他们的心，同时，他也剖开了自己的心。
因此，在小说结尾处，2037年，叙述人在另一个世界里遇到了死去的香织。恶鬼问“我”和“香织”的心在哪里，他们各自强调自己的心与林修身的不同，但却发现根本找不到那颗不同的心。
我和她同时去找林修身的心，根本找不到。之前他人影都不见，也没有去注意他的心。怎么回事？我们信誓旦旦我们的心跟他的不一样。再回来找自己的心，怎么？我的心也不见了。回头去找她，她也不见了。恐怖袭上心头。不，我已没有了心，根本无心可袭，只有恐怖。不，也没有恐怖，没有了心什么都没法感受到。但这不是很好吗？有心太麻烦，一切麻烦都因为有这个劳什子。他的心就他的心吧！我也不要。本来无一物，至多只是关系参量让人感觉到有心，是他的心。我已经知道了他是怎样的人，他的心是一颗怎样的心了。无论如何，这是一颗受难的心，一颗可怜的心。我知道就行了，然后，放下。放下它也就放下了我自己。我在脑里抹去那些关系参量。但我于是分明地意识着那心的消失过程。它确凿地存在，然后渐渐地化成尘埃。
当人们想各自认取自己的心却发现无从辨认时，以“心”为标题的小说便有了强烈的象征色彩。小说拷问的固然是林修身们的心，但又何尝不是我们或他们的心呢。于是，每一个忏悔，每一个辩白，每一个自我解释便都有了另外的意味。因此，这心便不再是独特的那一个而是普泛意义上的那一个，它是千万颗心中的一个，同时也是千万颗心的汇合。
人心是黑洞。人心是深渊。人心是地狱。人心是万劫不复。有谁敢直视人心呢？不论是他人的心还是自己的心，那都是千难万险之事。这正是这部作品所感叹的。事实上，“比太阳更不可直视的是人心”也是小说第八章某一节的标题。但，恰恰是从不可直视处下手，才会触及读者灵魂，小说家显然深知这一点。因此，他首先选择“剖开”自己的心——哪怕疼痛难耐与不忍直视，也要克服种种迷障，也要跨越所有的自恋和虚饰。
经历过无数次创痛与失败，经历过无数次跌倒后再爬起来，不断遭遇摧毁又不断修复完善，这位多年来艰苦卓绝地与自我进行不屈不挠搏斗的写作者，终于蜕变成为一位临近深渊而不惧的勇者，也终于抵达了那令人惊异、令人震动的《心！》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