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纠结于做一个学者和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角色冲突。看到伯克利大学的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心中感到释然。
他把社会学分为四种: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历史并没有如新保守主义者所说的已经“终结”(我始终觉得“历史终结”的说法很有意思,实际上它就是指所有的社会趋同,终结在资本主义形态上,不会再有革命和改变),他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超越资本主义的另类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下限是“实在的乌托邦”;上限是“全球公民社会”。知识是一种“脆弱的权力手段”,社会学家有义务利用自己掌握的结构性知识参与和促进公共辩论,关注重大的公共议题,敏感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推动社会变迁。
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利用手中这点“脆弱的权力”参与公共辩论,匡正错误观念,促进社会变革。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了依据,用不着再心怀愧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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