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时，也就是十四五岁，一到暑假，我就整日在山上放牛，是地地道道的放牛娃。偶然遇见一个人，便成了我的奋斗目标，算是我的第一偶像。

　　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社干部。在当时却是我十分羡慕、极度渴望成为的人，而且感觉实现的可能性，近乎微乎其微。

　　那时，乡政府还不叫乡政府，叫人民公社。我呢，除了乡上的集市，也没去过其他再远、再大的地方，见识和眼界小得不能再小。

　　我家门口有口大塘，水很深，也很干净，里面养着属于集体的鱼。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坐在塘边的树荫里钓鱼。

　　那是一个盛夏的中午。学校放麦假，我和父母一块收麦子。为了躲避酷热，凌晨四五点，我就被父亲从床上揪起来，揉着眼睛，睡意朦胧地到村外很远的地里割麦。

　　这世上，再没有比割麦更枯燥、更机械、更痛苦的事情。一望无际的麦地，弯腰，勾头，挥镰，一个动作，要重复不计其数次，好像永远割不到尽头。我很快就落在父母的后面，麦芒刺在手臂上，又痒又疼。太阳很快升起，温度猛然就升高了，汗流浃背，擦汗时麦芒弄得满身都是，全身刺痨得难受，我莫名地想发毛。而父母好像不知疲惫地弯腰前行，从不停歇。我只能强忍着，麻木地挥动着镰刀。

　　割完那块麦地，已近正午，我们才回家吃早饭。在家门口，我遇到了那名公社干部。

　　他大概三十多岁，瘦瘦的，穿着白衬衣，戴着崭新的草帽，坐在池塘边浓密的树荫里，拿着长长的鱼竿，专心致志地钓鱼。

　　村里的鱼，是不允许钓的，但他却可以公开钓。他的穿戴，他的悠闲，他的特权，我认为——我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年少轻狂、疲惫不堪的我，看到他那个样子，很愤懑，骂道：“我们累得要死，他们却闲得要死，还钓公家的鱼，太不公平了！”

　　“人家是干部，吃商品粮的，不用干活，下苦力的。”母亲对我说，“你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也可以像他一样，再不用下地干活了。”

　　“考不上大学，你也要当农民，和我们一样，一辈子下力不说，还吃不好穿不好。”父亲说。

　　要么上学读书，考上大学，要么当兵提干，是当时“跳农门”的两条路径。我盯着那名公社干部，暗下决心：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像这个人一样，成为一名公社干部，再也不受割麦只苦了。

　　很多偶然，造就必然。饱尝劳作之苦，渴望脱离这种苦的意志更加牢固和坚定，推促着我由内至外改变自己。

　　从那以后，我真正开始好好学习了。我考上县重点高中，是庄上第一个重点高中生；三年后，我考上了大专，成为全村第一个没有复读过的大学生。邻庄有个人，高三就读了五年，最终还是没有考上学。为了吃上商品粮，脱离农民身份，很多人读书读崩溃了，变得神神叨叨，精神不正常。

　　虽然只考上一个大专，但在村里引起强烈震动。大队掏钱送了一场电影，十里八乡的人来我家门口看电影，夸赞着我有出息。大队干部来我家喝酒，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说话语无伦次，手都不知道怎样放，路也走不好了。

　　夜深人静，喝醉酒的父亲，带着哭腔对我说：“你给你爹争光了！”

　　母亲欣慰地说：“这下好了，你今后吃商品粮，成了公家人，再也不在地里吃苦了。”

　　那段时间，我家就像过年一样。

　　后来，我毕业当上了教师，如愿吃上了商品粮；几年后，我赶上公务员公开招考的好政策，成了县机关公务员。我不但成为少年时想成为的公社干部，而且成了一名县机关干部。

　　短短的十多年，我就实现了我的少年梦想。不止是我，很多人的梦想也实现了。吃穿不愁，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这些过去不敢想的梦想，统统都变成了现实。农村种地不再那么辛苦，城乡差别不再那么悬殊，打工的人足迹踏遍天南海北，农村户口反而变得比城市户口吃香……这些，放在二十年前，是想都想不到的。

　　那位不知名的公社干部，大概也想不到，他会成为一个放牛娃的偶像，无意间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