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的艺术》是一本由[英]约翰·威利斯·克拉克 著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6.00元，页数：2021-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藏书的艺术》读后感(一)：一本书带你遍览《藏书的艺术》与魅力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便产生了文字，用来记录这些文字的载体——图书也就应运而生。而作为保存图书的图书馆也不单单只是一个存放书籍的仓库，更多情况下，它传承着精神文明，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精神与文化。
英国已故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研究员约翰.威利斯.克拉克所著的《藏书的艺术》（原名《照管图书》）是公认的西方图书馆史名著。蜚声国际的《不列颠大百科全书》就将该书作为“图书馆早期研究中最好的著作”代表，上世纪有专家指出：克拉克的图书馆史研究对图书馆学的理论意义是深远的，该书是图书馆学研究从“简单描述”朝向“深入研究”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书中除了前言、插图目录、附录与地理考察外，正文部分共分为九大章节。第一章，讲述了古希腊、罗马等国家与地区的图书馆规模、设备、贮藏内容及其使用情况；第二章，探究了与教堂有关的早期基督教图书馆发展概况；第三章，研究了伴随着图书馆的增加，修道院图书馆空间布局、图书保存及管理方式的变革情况；第四章，通过对一系列图书馆章程的分析，论证了近代修道院图书馆对大学图书馆的影响，并探讨了早期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台体系及图书馆锁链制度；第五章，考察了书链系统的发展及图书馆书柜体系的发明使用情况；第六章，以意大利为个案，借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赞助的图书馆重点探讨了15世纪以前意大利图书馆阅览台体系、书链体系、书柜与书架的发展及图书馆的组织管理情况；第七章，从书柜装饰角度切入论述中世纪以后教会图书馆的衰落以及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同时系统介绍了这一时期书链制度的消亡；第八章，以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为例，讲述了近代图书馆墙壁装置的使用以及藏书影响力的扩散；第九章，研究了欧洲著名私人图书馆及其所用设备的发展变革历史。
显而易见的是，在克拉克所处的那个时代，包括本书出版时，图书馆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尚处于经验描述的不成熟阶段，该书显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描述图书馆学的桎梏，用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并论述了图书馆建筑及其设备发展历史，比如克拉克亲身到上述图书馆进行调研、参观，引用大量实物、照片，并对实物、图片、规章等进行比较分析，用概念史的方法考察涉及图书馆或图书，如卷轴、册页、书盒等诸多概念的演变等，而在19世纪末、28世纪初，这些在当时比较先进的方式方法来研究图书馆学这个专业学科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21世纪的今天，虽然该书的初版距今已然过去了一百多年光景，虽然站在克拉克自身的国籍角度，全书没有一句话提到过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史，但回望中国目下的图书馆史研究，不少研究停留在史实描述的阶段，缺少足够的比较分析。因此，在研究和论述的方法上就显得愈加单调。像克拉克《藏书的艺术》中所涉及的概念史分析以及史学研究中最新使用的其他一些方法，比如观念史方法、口述史方法等，在中国图书馆史研究领域中运用得终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这一点上，我们要深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取长补短，借鉴吸收其他专业学科，研究其最新的方式方法，并将其合理运用到图书馆学中去，关于这一点，理应以此作为中国图书馆史未来的研究发展之主导方向！
《藏书的艺术》读后感(二)：欧洲的“守藏室之史”：一部2700年藏书物质文化史
“图书馆，如果借用苏格拉底那个有名的隐喻来说，应当是孕育观念的产房——在这里，历史进入生活。”（Norman Cousins）
（标题不是指老子的那个官名）
作者 John Willis Clark，生于剑桥长于剑桥工作在剑桥最后也死于剑桥，真是不折不扣的剑桥人。是剑桥解剖学教授之子，曾任剑桥动物博物馆馆长，有《剑桥大学与剑桥大学建筑史》四卷本著作传世（在其叔叔Robert Willis教授的遗稿基础上编辑完成），但其自身兴趣似乎偏人文方向，不仅曾在桑达斯讲座（1900年）教授文献学，这本他的代表著作，也与图书馆学息息相关。
据其自述，本书的创作受到Dom Gasquet《中世纪修道院图书馆笔记》（《Some Notes on Medieval Monastic Libriaries》）论文的影响，亦与作者1894年后在剑桥的瑞德讲坛与桑达斯讲座的授课有关。作者不仅走访欧洲各地，亲自考察、测量了自己有机会描绘到的每一座藏书建筑，甚至亲笔素描了书中的许多插图。
是书在豆瓣就记录有11个版本，初版于1901年，2014年浙大社出过一个中文译本，名为《照管图书：图书馆及其设备的发展》，是从原名《The care of books》直译过来的。由于本书译者考虑到是书不仅论及如何保管呵护书籍，更涉及到藏书建筑兴修发展、书籍借阅制度建立等内容，故更名为《藏书的艺术》，“藏”在本书书名中，是一个动词。所以，这并不是一本书籍史的著作。这本书追踪了从古代亚述（公元前700年）、希腊和罗马的文献收藏室，到中世纪的修道院藏书室、学院图书馆，再到近代的公共图书馆等藏书建筑的历史演变，并进一步拓展到其陈设布局、工具装置、借阅制度乃至名流藏书雅事的研究，换言之，是一部跨越两千多年的欧洲藏书物质文化史。
本书是偏通俗性质的读物，但并不敷衍。首先，除去彩页，书中插图多达164幅，包括诸藏书建筑的平面图、收藏和阅读装置的立体示意图甚至部件图解等，佐以条分缕析、一丝不苟的描述，令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正踱步在梵蒂冈图书馆，抑或亲手抚摸着赫里福德上锁的书链。
其二，书中采用了大量图书馆珍藏的原始文献资料，并结合以作者实地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甚至连图书馆房间的长宽高、座椅和书箱突出墙壁的尺寸也事无巨细地记载下来。显然作者撰作此书时，既受到其建筑学训练的影响，亦综合了考古学和档案学方法，无怪有学者将克拉克视为图书馆学领域在杜威和芝加哥学派之间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范并思）。
全书完全没有提到中国，当然这与作者的视野限制有关，完全不应苛责。就我所见，中国对此方面的研究更偏重藏书活动而非是书所关注的建筑与用具本身，且多是以地域、藏书家、藏书机构等分类的个案研究，通论则有任继愈《中国藏书楼》，李希泌的《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亦收辑了不少史料。
最后说一下本书适合收藏or送人的点。
先夸一下装帧！外封图不放了，就是豆瓣页面的样子，拆掉外封后手感也很好；
宿舍实拍，技术不好不要在意~
内附8张彩页，包括历史上的手抄本插图，跟藏书、阅读有关的画作等16幅彩图。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幅！
还送了藏书票和四张书签~（有张重了所以没拍出来）
藏书票是由德国画家阿尔布雷希特·杜勒创作于1526年的《写作中的伊拉斯谟》（题外话：同名画作有很多，杜勒画过三幅，霍尔拜因至少画过六幅，马塞斯也有一幅，画作中的伊拉斯谟面前总摆着一本书。）
《藏书的艺术》读后感(三)：敬畏阅读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书籍是学者最宝贵的财富，和以往一样必须加以最细心的照顾和深远的考虑，以免它们腐朽或被遗失。
从作者前言得知，克拉克在主编《剑桥大学与剑桥大学建筑史》时，研究并完成《图书馆》这一论文，衍生了此书的写作。《藏书的艺术》详细介绍了藏书建筑、藏书制度、藏书装置、藏书类别、藏书插画以及众多藏书故事，作者参考众多文献资料并实地考察，综合完成了此部作品。全书非常细致（如图所示），细致到尺寸、结构等的一一叙述，还配有丰富插图以供参考，颇有些考据学的味道。因而，作者在我心中的形象大约是细致认真又满怀热情的学者模样。
过分细致了……
装饰、照管、阅读装置、陈设等等，在藏书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古旧的图书讲究如此之多令我惊叹，那时没有当今的机械化装置和印刷术，一切都依赖人力，成果却充满了人类的智慧和心性。书中内容丰富，可从目录一览其内容，丰富带来的固有不足便是零碎，零碎的信息在作者脑中或许成形，在读者眼中却很难消化。不过，还是有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书籍的诅咒，比如沿革中的规章制度。
“上述重新挑选和分配书籍的日期当天，如果某本书没有被带来或交回，那么对此书负责之人应向院长(院长缺席时则为资历较深的教务长)支付遗失书籍的全部价值，书籍放回原处之前以不得在公共食堂用餐论处。”，“所有在上述日期不能出席的学者应当指定一名代表，准备好在重新分配当天归还借给他的书籍，否则以不得在公共食堂用餐论处。”这两条规则非常有趣，无法按时归还书籍的人甚至都不能在公共食堂用餐！脑补一下，这有点“排挤”的意思，想起来有点好笑，如果当今图书馆书籍丢失并非N倍赔偿，而是禁止借书人在食堂吃饭，啊，想想都是很残忍的惩罚。
书籍的发展和保存并非一帆风顺，16世纪各国浩劫袭来，图书馆被毁损，藏书被摧毁。约翰·贝尔说道，“如果不是大量的书籍被毁、大部分还被丢弃在如此荒凉的地方，如果我们优秀的作者所作的重要不朽作品和最突出的著作能被保留下来，我们也不会如此生气。如果每个郡还有一座庄严的图书馆，能够被用来保存那些高尚的著作，还是有些意义的。然而，不经深思熟虑就毁掉所有书籍，令英国在各国面前颜面尽失，是最可怕的恶行。”隔着纸面都能感受到他的悲愤和耻辱感，想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毁灭一切、统治一切，剥夺底层人民的明智，而将思想集中在上层社会中。薄薄纸页，凝聚了许多人的智慧，可智慧需要不断延续，偏偏书籍的材质又非常容易毁坏，所幸电子书的出现使得“焚书坑儒”类现象难以大规模持续。常有人争论电子书好还是纸质书好，又有什么意义呢？克拉克文字中传递的对文字和智慧的热爱难道不足以解答吗？纸质书的触感和温度、电子书的大量和传播迅速，都是它们独有的优点，都承载了信息，给我们智慧。
读书是一件个人意味浓厚的事情，有人珍爱有人却弃之如敝履。回顾书中写到的藏书历史，我们能体会到当时人们对书籍的珍枧和呵护，也能看到，在印刷术尚未管遍应用之前，书籍的记录和传播都十分艰难，有专门的抄写员，书籍又笨重带有书链，最初的图书馆和图书更偏向于社会精英使用，技术发展之后，图书馆才逐渐平民化，而阅读也开始普及。我们处于阅读爆炸时代，千万不要“物以稀，才为贵”。
最后，用作者的话结束：中世纪时期的藏书家和建筑师之所以会用令人嫉妒的关怀之心来保护自己的手稿，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书写成本高昂，还因为他们承认这些书籍中包含着我所说的个人因素：他们在这些书籍中投入了人类的意识与感觉，像对待自己会欣然礼待的客人一样礼遇它们。
ps，各类行业（之前看过出版业）科普通病，即中国部分缺失……看来那会确实是没什么信息互通。
对了，发现一张很适合做藏书票的图，处理了一下，说不定能用呢~
《藏书的艺术》读后感(四)：不应忘却的图书馆历史
《藏书的艺术》的作者约翰·威利斯·克拉克 (John Willis Clark，1833 – 1910 年)，有时缩写为J. W. Clark，是一位英国历史学者和古董学家。他出生于剑桥大学的一个学术家庭，是罗伯特威利斯教授的侄子。他在剑桥伊顿公学和三一学院接受教育，在大学度过了他的一生，1866 年至 1892 年担任三一院士、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馆长和大学注册馆长。他还是剑桥古董学会的秘书。1902 年 10 月，在博德利图书馆成立 300 周年之际，他获得了牛津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D.Litt.）。克拉克于 1910 年去世，葬于剑桥米尔路公墓。
克拉克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历史领域，聚焦建筑和图书馆，他的主要著作有：《剑桥建筑史》（四卷本）（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s of Cambridge, with Robert Willis, 4 volumes, 1886.）；《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图书馆》（Libraries in th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Periods (1894)）；《西克斯图斯四世的梵蒂冈图书馆》（On the Vatican Library of Sixtus IV (1899)）；《彼得豪斯图书馆手稿的描述性目录》（A deｓｃｒｉｐｔive catalogue of the manuｓｃｒｉｐｔs in the library of Peterhouse (1899)）；《藏书的艺术》（The Care of Books (1901)）等等，由于其作品的专业性，引入国内的作品寥寥。
《藏书的艺术》这本书的英文全名是：The Care of Books: An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and Their Fitting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照管书籍：从早期到十八世纪末图书馆及其设施的发展随笔），首次出版于1901年，距今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了。这本书是20世纪图书馆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然而引入中国的时间却很短暂。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在国内首次出版，作为“书之爱”丛书的一种，我所阅读的版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的新译本，是“博物岛”丛书的一种。
这部书共分九个章节，按照时间顺序从古至今地介绍了欧洲自早期以来到近代的图书馆发展史。 从古代亚述、希腊和罗马的文献收藏室到中世纪的修道院藏书室再到近代的公共图书馆，图书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这其中的要义概括起来，正如书封所列出的那24个字：
“兴修建筑 神圣藏书 改进装置 创建制度 诅咒窃书 敬畏阅读”
本书从约公元前700年的尼尼微（西亚古城）国王亚述巴尼帕尔尼的王宫档案馆讲起，依次介绍了亚述人、希腊人、埃及人、罗马人等早期图书馆的规模、陈设与管理。直至后期的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正应合了“兴修建筑”这四个字。而早期图书馆与宗教建筑和教会藏书是分不开的，故所谓“神圣藏书”。在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藏书的保护方式也不断进步，藏书工具与阅读装置也在改进，正应了“改进装置”。而“创建制度”包括了借阅登记和图书馆运营。“诅咒窃书”自然是寄托了对窃书者的朴素厌恶情感。由于书籍作为知识载体的属性以及印刷术未普及之前手抄本的不易，“敬畏阅读”自然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进入近代以来，私人图书馆方兴未艾，名流藏书也是雅事。这更是从深度和广度上扩展了图书馆的范围，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的传播与技术的进步。
在这里面最独特的设施可能还是要数书链了。为此，还专门从网上搜索了图片，尽管在某图书馆系毕业生开发的搜索引擎之下弹出的是某APP，但是精挑细选之后还是能够找到所需的内容。
Wimborne Minster
Bolton Lancashire.
Merton College, Library, Oxford. First bookcase on left hand as you enter the library on the S. side of the quadrangle.
Hereford. Bookcases in the Cathedral Library - The only stall with a desk.
此外，本书仍然聚焦于欧洲，对其他地方的图书馆发展没有提及，这也是近代发展史书籍的一个明显特征。中国的图书馆发展研究仍需相关学界人士继续努力钻研。
PS：今天是6月15日，马上618活动就要开始了。图书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活动项。购书的下单竞赛愈演愈烈，屯书大军不断扩展，而购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的千万缕的细丝还是要慢慢抽的。想到千年之前古人的阅读量可能不及一单购买量，不得不感慨这时代的发展。
《藏书的艺术》读后感(五)：你还有曾经遇见书的悸动吗？
首先，书本名为《藏书的艺术》却更多描写的是图书馆的历史，本以为能给本书虫在藏书上给以一些艺术性的建议，也就是他讲的是怎么藏书而不是藏什么书。
看完全书的第一感觉便是——作者对图书馆历史的造诣还是非常高的。去goodreads看了下，他还有一本《On the Vatican Library of Sixture Ⅵ》（《论西克斯特四世时期的梵蒂冈图书馆》），不过就大致的内容来看，还是《藏书的艺术》更为充实。
日本武雄市图书馆
全书专业化的东西我在这里不赘述，感兴趣的还是去看原文更好。回到标题：你还有曾经遇见书的悸动吗？
书中所引用的《The Love of Books（书之爱）》便是一本爱书之人的感悟与思考，虽然年代久远（约14世纪），但依旧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其中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书究竟有什么用？读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快乐？
书本不会嘲笑我们的无知，即使我们全然暴露在它们面前，它们不会用棍子来教育我们，也不会因我们犯错而责骂。这便是书，读书能够毫无压力的汲取知识，这种快乐是长期的、同样也是可以分享的。
梵蒂冈图书馆
其实关于藏书这方面，中国的古人也有过类似的创造。我们来看几个方面：
1.藏书
《太平御览》载：“ 老子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於柱下。 ”这个算是专门管文史档案的官员，当时的“图书馆”主要是为官员服务，普通百姓是没有机会进入学习。
热爱藏书的人很多，比如唐朝的韦述“ 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 ”但是最后将书一同烧尽，倒是让人唏嘘；唐朝苏弁 “有书三万卷” ，这些都是有名的藏书大家。
那么藏书楼是否有向图书馆发展的趋势？史书记载，很多藏书楼的主人趋向于将所藏图书向他人开放, 并予以实践, 供社会上人士自由阅览，其实已经有了图书馆的雏形。
2.书籍保护
我们看本书当中对于图书的借阅要求很多，比如有些书不能带出图书馆、需要研究员才能够借阅、或者需要付部分抵押品来借阅书籍等等，其实国内也有相似的内容：
比如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建造者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书籍不得带出天一阁，与西方图书馆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明爱书之人在对待书籍上有着相似的看法。
左玉河的《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中国近代图书馆制度之建立》一文中指出, 首先古时藏书制度中包括了近代图书馆制度中一些“现代因素”, 其次对于保存和发展中国学术文化起了首要作用, 古代中国所产生的与书籍收藏、编目、校对、刊刻等有关的各类专门学术同样取得了重大成绩, 这两点与现代图书馆是一致的。
宁波天一阁
无论在何处，书便是知识的重要传播媒介，所以当看到书中所描述的胡格诺派运动摧毁了大量的修道院图书馆，破坏了文化就非常痛苦。就像约翰·贝尔所说“查抄修道院时，没有人对图书馆里高尚而珍贵的不朽作品表示太多的敬意。”
我爱书，欣赏作者，也愿意将自己收藏的书转赠给他人，但那个人如果不爱书，那么我想我会拒绝。还记得当时的《活着》、《悲惨世界》借出后便没有再回来，真是一把把辛酸泪，溢出西湖。
《藏书的艺术》读后感(六)：照管图书的历史
《藏书的艺术》这个标题误导了我，以为讲述藏书癖以及如何淘书的故事。该书的英文名是The Care of Books，说的是书籍的照管，而不是书籍本身。以公共阅读而言，书籍应如何照管？一般来说，首先是怎么保存，要有箱柜或书架，要有桌椅，要考虑除湿防风，还有书籍的维修、借阅和管理等各项事宜，这些都是图书馆、档案室的业务范畴，所以，该书实际上是一部研究图书馆的著作。
作者克拉克·约翰·威利斯（1833—1910），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研究员。在写于1901年、1902年的两版前言里，作者说在完成《剑桥大学与剑桥大学建筑史》的过程中，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付诸一篇题为《图书馆》的论文。针对读者的负评：①忽略了许多著名的图书馆；②没有从印本和手稿中挑选书桌等其他图书馆用具的插图；③所声称的时间段延伸到18世纪末，但最后一章的插图画的是1625年去世的博伊斯教长。作者做了解释。
作者想从全新的角度研究图书馆，这个角度就是他获得启发的“建筑”，加斯奎特的《中世纪修道院图书馆笔记》开拓了他的眼界，作者在此基础上展开写作，并且阐释中世纪学者或抄写员的生活，从而表明插图手稿的价值，1900年，他在剑桥大学的桑达斯讲座教授文献学时，继续拓展这一议题，并将探究范围延伸到希腊与罗马帝国的图书馆。
缮写室里的一名修士，出自十五世纪末哈默尔的《文本与手抄本》
全书从古希腊、罗马讲起，这些内容有机结合，构成了这部作品，中世纪是重点所在。作者调查研究的内容包括藏书间所在的位置、规模、布局、陈设、目录，以及其他保护性、便利性用具的进步与发展，全书配有大量的建筑平面图，图书馆内部配置的老照片，从其他书籍找到的各种阅读场景等，图片不仅数量多，局部细节有时单独拎出，与文字相得益彰，提升了该书的文献价值。
关于希腊早期藏书史的考察，仅余微量零碎信息。本书从尼尼微国王亚述巴尼帕尔尼的王宫档案馆开始讲起，接着是萨摩斯的统治者波利克拉特斯和雅典的统治者庇西特拉图等人，最早的书籍贮藏室都与庙宇或宫殿有关。作者指出，因为所有文明国家的教士都属于出类拔萃的有识阶级，专制君主们则会资助艺术与文学，还有就是这类地方能够提供安全的环境。这些都是小的私人收藏，说明阅读的习惯正在发育中，但还没有牢固建立。
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情况有了变化，假如没有一座科学排序的图书馆供亚里士多德不间断地使用，那么，如何创作百科全书，是难以想象的。亚里士多德的编纂实践，树立了一个样板，方才有了宏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以及其他地方图书馆（最著名的是帕伽马图书馆）的形成，鼓励了图书的生产，阅读的风气在希腊世界遂成规模。罗马皇帝哈德良在雅典建起了一座大图书馆，我们既可以通过文字描述，也可以借助图片的直观展示，充分感知其无与伦比的壮观，令人仰息的建筑特色。
图书馆员，由意大利画家朱塞佩·阿金博尔多创作于1566年
大致而言，欧洲图书世界约略可考的历史，共有两千五六百年，与本书的时段基本吻合。就图书的材料形制而言，大约一千年是纸草卷子，一千年是皮纸册子，而绵延至今的五六百年，就是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之后的纸质图书。图书的不同形制影响到人们对它的照管。历史的很长时期，图书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之前是皇帝和贵族，中世纪时期主要就是修道士团体。拉丁文献传诸后世的机制以修道院图书馆和缮写室的形式建立起来。那些中心修道院，在古代异教遗文的保存和传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相对次要一点、但有时却很关键的一条传承线索是通过与大教堂相关的学院和图书馆。
在中世纪的公共图书馆中，书籍的制作与保存形成了一套明确的严格规定的体系。作者摘录了《本尼狄克会规》、《克吕尼克教规》等的具体条例，谈及专业书籍管理员的义务与职责、凭担保借书与书籍的年度清理，以及对书籍怀抱敬畏的宣教等内容。作者呈现了图书馆布局与书籍排序，那时的藏书规模还不算大，基本上可以被回廊中一个或多个书架所容纳，或是可以被放进小房间里的柜子，毕竟，在那时候，藏书主要还是限于仪式用途。
作者用文字和图片展示了，图书馆是怎样在某些修道院里逐步扩张的，慢慢占据一个又一个地形有利的角落。比如，巴黎圣日耳曼佩德修道院。在这样的心态催动下，谋求藏书地位的独立图书馆渐成气候，学院图书馆也在藏书浪潮下蓬勃发展。作者还注意到，对于许多古老的学院来说，修建一座图书馆是后来才有的想法。作者列举的学院包括牛津大学的默顿学院、剑桥大学的彭布罗克学院等，都是建校后隔了大约百年才创建图书馆，而且在时间上和修道院图书馆属于同一时期，学院图书馆和修道院图书馆的内部陈设是一模一样的，这种情况表明了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
图书馆的建筑布局和制度建设基本形成，接下来，就是怎样完善。作者比较描述了一些图书馆的书桌、阅览台、隔间装置、书柜、书架等的布置，作者对其中一样不起眼的小东西特别感兴趣，那就是书链。每个图书馆都有特制的书链，形式不一，书中有超过十几种书链的图像，作者做了详细的构造、工艺制作的解释。它们共有的功能，就是防止书被带走。在中世纪，书籍是非常昂贵的物件。直到印刷术发明，这一曾由某个特殊群体履行的守护职责才被交给了整个世界。
这部作品最大的优点，是材料的丰富翔实，文字解释不是泛泛而谈的，深入到具体操作的程序分解，图书馆建筑平面图标识都很清楚，桌椅有多少数量，长宽高多少，也都写出来，藏书书目和藏书数量的信息作了量化，比如，普拉蒂纳掌管的西科图斯四世教皇图书馆藏书清单，不仅详细列出书目，还搜寻了这些书籍的分布情况。图书史研究通常是作为文化史的分流，侧重于讨论读者的角色、阅读习惯的变化、书刊的检查史等等，而作者从物质技术的角度说藏书，实是用了十足耐心的水磨工夫，徐徐道来，让文化史研究更加有的放矢，这种细致的不厌其烦的考证，证明了作者对书籍的热爱。
照管图书的历史 -南方都市报·奥一网
《藏书的艺术》读后感(七)：在1000年前，人们是怎么藏书的？
《藏书的艺术》讲述的其实是欧洲早期图书馆以及藏书设施的发展及其演变过程。作者将研究的对象面向了欧洲，重点讲述了中世纪以后欧洲早期图书馆的各种变化，从这种变化中见证藏书的艺术。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本书对欧洲早期图书馆中的藏书设施进行了详细的刻画描写，同时还有各种建筑结构的论述。为了方便读者领会，书里面加入了许多相关的配图或画作，对照图片，我们就不难想象，当时的人们到底是怎么藏书的了。
《藏书的艺术》从尼尼微（西亚古城）国王亚述巴尼帕尔尼的王宫档案馆讲起，这座建筑存在于约公元前700年。距今已经2700年了，它应该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建筑。
随后作者还提到了哈德良大帝时期，雅典建造的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以及罗马的公共图书馆。
这些地方不仅是供人们阅读、寻找参考资料的场所，也是文人们聚会的地方。
虽然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可以追溯到2700年前，但这本书主要论述的其实是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图书馆发展简史。
这些图书馆往往与宗教相关，基督教和修道士群体都建造了早期的图书馆，同时他们还发展出了一套书籍制作以及保存的体系，并且出现了书籍管理员来保管书籍。
早在13世纪，在巴黎一家修道院图书馆，已经允许陌生人来参考和借阅书籍。世界知名的巴黎圣母院曾经也被当做图书馆，那里曾经既是教学中心，也是学习中心。
在修道院图书馆出现之后，早期的大学学院也开始建造图书馆。要指出的是，学院体系图书馆的建立事实上是对修道院影响的一种反抗。
但即便如此，学院体系图书馆依旧从修道院体系借鉴了许多东西，修道院的教规和实践影响到了学院体系。
在中世纪时期，所有的图书馆事实上都是面对公众开放的，只要出示足够的抵押品，书籍就可以被借出。
中世纪的图书馆还发展出了许多藏书的设施，比如书柜（罗马图书馆已经出现了书柜）、书链等。
在这本书里，并没有出现书架这个字眼，我们看到书里面关于书柜的配图就明白为什么了。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早期图书馆的书柜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出现过各种奇形怪状的设计，但和现代图书馆的书架依旧大相径庭。
15世纪是欧洲的“图书馆时代”，修道院、大教堂、大学以及各种世俗机构都在互相竞争，修建图书馆，储存书籍。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16世纪，早期图书馆经历了一场灭顶之灾。在1536年—1539年期间，超过800间修道院遭到镇压，因而有800间图书馆遭到废弃。
曾经建立起来的图书馆体制几乎被一扫而空，建筑被拆除，材料被变卖，书籍要不被烧毁，要不就被当做最廉价的印刷品来使用。
在这场浩劫中，大学公共图书馆也未能幸免。
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新的图书馆设备才开始重新露面，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藏书的艺术》主要讲述的是公共机构群体下的图书馆发展史，在最后一章简略地提到了欧洲私人藏书馆以及名人的藏书雅事。
正如这本书的开头所说，最早的书籍贮藏室都与庙宇或宫殿有关，换言之，是贵族专属的。
这种现状在此后的上千年也依旧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即便中世纪的图书馆面向公众开放，但事实上我们可以想到，那些有机会去往图书馆的人，基本都是上流阶级以及读书人。
想要去图书馆，首先必须得识字，仅仅这一条，就不是当时社会大多数平民可以享受到的。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文字本身就是庙堂性的，而非乡下人的产物，文字另有它发生的背景。”
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文字和书籍最开始面向的对象都不是平民。
甚至就连两年多年后的今天，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依旧有许多人无法接受教育，图书馆对于他们而言当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了。
由此可见，《藏书的艺术》所讨论的对象，并不针对平民。
不过在当代社会，现代图书馆几乎是面对所有人开放的，而且相比于中世纪时期，现代的图书馆才能真正算作是“对公众开放”。
但随着现代技术的普及，现在的书籍早已经随处可见，我们未必要去图书馆才能看书，绝大多数想看的书都能自己轻易买到。
于是在现代社会，私人藏书馆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当然，或许我们很多人的藏书远远不够能称为是藏书馆的地步，但“藏书的艺术”未必只是针对图书馆而言的吧。
《藏书的艺术》有一个遗憾在于，它研究的对象只针对欧洲图书馆，对于欧洲以外的情况只字未提。
我在看书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咱们中国的图书馆发展简史也应该很有趣吧。
事实上，中国的图书馆发展简史最起码不晚于同期的欧洲，甚至更早。
目前有史可寻的中国最早的图书馆是商王室藏书馆。研究显示，商王朝已经拥有了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成熟的文字体系，有了专门的典藏文献的处所，并建立了一定的制度。
老子则是我们最熟悉的早期“图书馆馆长”，《老子列传》记载，他是“周守藏室之史”，这个职务不单单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同时还是国家博物馆馆长。由此可见中国早期的图书馆也兼有许多其他的用处。
在老子之后，我们熟悉的太史令司马迁的职责之一便是掌管国家典籍，也多亏了职务之便，司马迁得以完成巨著《史记》。
而在私人图书馆方面，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的藏书于史有载。在南渡之时，李清照无法将青州故居十几屋子的珍藏悉数带走，最终选来选去，依旧多达15车，当然这其中并不单单是书籍。
以上这些故事充分说明了，咱们中国早期的图书馆也拥有漫长的历史，私人图书馆也不例外。要是将有史可寻的内容写成一本“中国版”《藏书的艺术》，想必也是一本很有趣的书。
《藏书的艺术》读后感(八)：《藏书的艺术》版本之比较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博物岛系列之《藏书的艺术》一书，翻译自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威利斯·克拉克（John Willis Clark）的英文原著《The Care of Books》，其副标题为“An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and their Fitting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其意为“关于图书馆及其设施的文章，从最初的时代到十八世纪末。”
目前该书有两个中译本，较早的一个版本是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译者为杨传纬，其书名译为《照管图书：图书馆及其设备的发展》。另一个版本则是202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译者是黄瑶，将其翻译为《藏书的艺术》。下面，我将简要对两个版本的译本做一点比较。
照管图书
8.5
[英] 约翰•威利斯•克拉克 (John Willis Clark) / 2014 / 浙江大学出版社
藏书的艺术
评价人数不足
[英]约翰·威利斯·克拉克 著 / 2021 / 四川人民出版社
从图书设计上来看，浙江大学版的《照管图书》采用的是平装的设计，里面的内容版式，包括目录设置、章节布局、插图、注释等，都基本上复制英文原版《The Care of Books》的样式。除此之外，文中补充了部分插图。如第一章中关于梵蒂冈图书馆的图片。从这一点来说，浙江大学版的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藏书的艺术》则进行了重新设计。四川人民版的采取的是精装的设计，扉页附带一张藏书票。藏书票后面是精心挑选的16张精美彩图。目录部分的样式进行了微调，注释也由原来的脚注改为章节后面的尾注。
从章节目录的设置来看，《藏书的艺术》这一版对目录样式的改动较好。相较于浙江大学版对英文原版的复制，四川人民版的目录对该章节内部每一部分的内容都以小标题的方式在文中进行了概括，方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把握该部分的主题。而浙江大学版的则只是在章节标题下面罗列了本章节各部分的内容，并没有在文中进行具体的切分。
《照管图书》目录
《藏书的艺术》目录
《照管图书》章节内小节内容概括
《藏书的艺术》章节内小节标题与书页沿边标题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浙江大学版的要略胜一筹。其优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一些引用的诗文翻译给出了原文。例如英文原著当中引用了众多的拉丁语的诗文，在浙江大学版的《照管图书》当中，都有原文与翻译的对照，而四川人民版的《藏书的艺术》则只有中文。
《The Care of Books》原文
《照管图书》
另一个方面，就一些细节的翻译上，浙江大学版的翻译要更为准确一些。例如在第一章关于书籍的照管与书卷装饰一小节当中，作者引用了罗马诗人Martial的一首诗。杨传纬将其翻译为“马提雅尔”，而黄瑶则将其翻译为“马夏尔”。根据《世界人名翻译字典》来看，Martial应翻译为“马提亚尔”，网上搜索“马提亚尔”或“马提雅尔”，出现的便是罗马帝国诗人，搜马夏尔则不知其人。从这一个意义上来看，浙江大学版的要准确一些。当然，二者都存在的缺点便是，对于一些不太熟悉的人名、地名，要么没有参照《世界人名翻译字典》或《外国地名译名手册》的参考标准进行翻译，要么未给出原文单词，给检索相关人物或地名造成了困难。
再例如，从具体的翻译细节来上来看，原著第二章第一句，英文原文为
杨传纬将其翻译为
而黄瑶将其翻译为：
从细节来上来，原文中的“collected”被黄瑶翻译成了“列举”，而“conception”一词则被翻译成了“风格”。从意译的角度来看，大体上说的是一个东西。但从细节上来看，尤其是“罗马式的图书馆观念”与“罗马风格的图书馆”则存在明显的不同。前者指的是“从罗马流传下来的关于图书保存的那种观念”，而后者指的是“从罗马以来形成的那种图书馆的样式”。结合上下文，其实作者更多地是在论述罗马人关于图书保存的观念是如何体现在其图书保存的设施（即图书馆）上的。因此，杨传纬的翻译显然要更准确一些。
《藏书的艺术》
《藏书的艺术》彩页插图
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问题也值得关注，例如附录（梵蒂冈图书馆的装饰），里面在整理罗列了每一面墙壁上文字，浙江大学版将其作者与原文和中文一起放出来了，而四川人民版的则没有。另，在第一章最后一小节关于梵蒂冈图书馆的插图，四川人民版的明显与浙江大学版的一致，而后者在书中标明了其来源于摄影，很明显是前者参考了后者的插图，但并未标出来源或注明参考译本。
总结一下便是，两本书大致相差不是很大。倘若追求更忠实原著者，可以考虑选择浙江大学版；倘若只用于一般阅读或收藏的，四川人民版或许体验更佳。
《藏书的艺术》读后感(九)：“砌墙业”的养成
纸价叕涨了……
于是，书友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以纸为原料的图书价格亦会随之上涨，身边“砌墙越发不易”的哀叹亦时时可闻。
当然，这种哀叹或半开玩笑，或更多的出于一种与过往数年的比较而言。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比较的跨度从过去十年拉长至数千年，则会注意到——相对于当下的“砌墙”不易，书籍的收集、保存和利用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段中从来都是一项昂贵且艰难的事业。（现在的你有没有感到一丝安慰呢？好吧并没有……）而英国学者约翰·威利斯·克拉克（John Willis Clark）的著作《藏书的艺术》（The Care of Books），则正展现了这一藏书事业由不易向相对的易发展的历史进程。
作为一部初版于1901年的作品，The Care of Books在百余年间已再版多次，即便在中文世界，《藏书的艺术》也已是该书的第二个中译本（2014年曾以《照管图书》的译名于出版过），如此频繁地被重新推出和译介，足见其本身的质量与在相关领域的地位。就其内容而言，如作者所言，本书大体可被视为一部“考古学作品”：为了写作此书，克拉克在参考前期相关领域著作的前提下，“采用诸多图书馆珍藏的大量文献资料并结合实地考察后的第一手数据信息，系统梳理了2500年欧洲藏书建筑的历史变迁和藏书文化的图像记忆，讲述了人们因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写书藏书并为此兴建建筑、创设制度、改进装置和设计工具（的历史）”（本书宣传语）。需要说明的是，可能由于时代交通条件的限制和研究合作方面的难易差异，本书所考察的藏书机构虽有涉及欧洲及近东地区，但主要还是集中在英国，因而称之为“以英国为主的欧洲藏书史考察”应当恰当。
自然，从反面来说，“考古学作品”的性质和作者研究的专业与细致，决定了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好读：对各机构藏书数据的执着收集、分析与罗列，不厌其烦地描述藏书和阅读装置的尺寸与结构，更有甚者，本书涉及大量对于藏书建筑空间布局的考察与描述，通过文字展现难免枯燥、晦涩。所幸作者本人的语言通俗朴实，并插入了超过160幅图片（其中数幅为作者在考察时亲自画下的素描或拍摄的照片，比如下图）帮助说明，加之本次的中译本译者（或编者）在原书各章内又拟就了一些列下标题对内容进行更为细致地划分与说明，使得全书的可读性大为提高（当然，这一版的中译本也不是没有问题，译者不时对一些专名采用比较小众的译法，另外书中也没有标明与原版的对应页码，不知道以后加印时会不会改善）。“艰涩与通俗并存，趣味与枯燥交织”，也构成了本书阅读过程中的一大趣味。
优雅的作者老爷子和他的素描，至于素描画的是啥，留待下文揭晓（有赖于本书插图丰富，笔者偷懒不找图了，本文中的绝大多数图片都来自本书英文版）
对器具的考察可以说构成了本书最为核心的一部分。
克拉克的研究最早上溯到了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人档案室，进而向下考察了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直至文艺复兴后近代欧洲的藏书建筑、制度、装置、类别的发展与演变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建筑的变化姑且不论，藏书与阅读装置的差异可谓巨大：相对于希腊罗马时期的阅读与藏书装置，中世纪欧洲的藏书与阅读装置可谓千奇百怪且与如今大有不同。
古典时代的藏书工具（本书图11）
中世纪各种造型奇特的藏书和阅读装置（本书图139、143、147、152）
而归结起来，这些藏书与阅读装置的核心皆在于适应书籍本身——古典时代作为“书”的莎草纸书卷（emporetica）轻便而可卷，其收藏装置自然是适应于卷轴的“卷轴格子”；相对而言，中世纪以羊皮纸为主要材质的抄本（codices）呈立方体、厚且重，既不适于收在“格子”当中，也无法轻松地手持阅读，横向宽距的书柜（armarium）与斜面设计的阅览台装置（Lectern-system）应运而生。
古罗马手持莎草纸书卷的阅读者（上图，本书图9）与中土世界第三纪末期手捧抄本的干豆腐（下图），后者显然不是后长期手持阅读，也不适合（能够）卷起来塞进格子里
就此意义而言，书籍相关工具的变化实质上反映了书籍本身形式的变化——克拉克对器具的考察，其着眼之处也恰在于反推这一时期的藏书文化与阅读风尚。
抄本所流行的中世纪时期，书籍的收藏与利用，向上表现了一种同古典时期“书卷时代”的隔断，向下与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这种差异或可总结为“匮乏时代的藏书艺术”。
在本书中，克拉克引用并统计了公元6世纪到15世纪近一千年中多个藏书机构（包括修道院、学院、个人等多种类型）的藏书目录，直观地展现了一个我们早已明了的事实，即在缺乏大规模印刷技术，仅能以手抄方式进行书籍复制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的藏书量远无法与当下的我们相比较——权贵与知识阶层的个人藏书往往以十位数计，超过百本即可被冠以“图书馆”之名。修道院与学院等公共机构的藏书量亦没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即便是这一时代的最尊贵者——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1414—1484）所支持建立的梵蒂冈图书馆，藏书量也仅为三千余册，恐怕还不及当下不少书友的个人藏书（当然，和同时代“穷酸”的贵族、学者、修道院以及学院相比，已经是巨壕了）。
也正是这种书籍在绝对数量上的稀少，使得中世纪的藏书建筑与装置产生了与当下迥然不同的两种特殊形式：
一者，既然书籍本来就不多，在藏书的陈列方面就无需采用排列紧凑的侧放形式，而可以直接平摊在克拉克所称的“阅览台装置”，更为完整地展现图书形式的同时，也便于读者的阅读。这种图书陈列方式，也使得欧洲中世纪的图书馆在建筑和陈设形式上更类似于我们如今所常见的报刊阅览室乃至于自习室。
教皇的“报刊阅览室”（本书图100）
二者，也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催生了欧洲中世纪一种特殊的藏书工具——将图书软固定在其陈列家具上的书链。克拉克花费了本书中大量的篇幅考察不同时期、地域的各种书链结构以及相关的制度，也成为了本书“考古学”色彩最为浓郁的一部分。（顺便一提，据作者考证，书链的使用在英国甚至持续到了近代的18世纪末，这固然可能是为了保护一些仍被安置在图书馆阅览室中的珍贵抄本，但某种意义上同样也可被视为是一种制度惯性了。）
上了书链的手抄本（左，本书图97）及被书链锁在“阅览台装置”上的抄本们（右，本书图102）
当然，也正因为手抄本图书的稀有，以及其生产过程的艰辛（想想看让你在没有空调和电灯的情况下，用花体字抄一本书，有时候还要自己画插图），中世纪的书籍生产者和保管者们不吝以最严肃的态度警告那些潜在的破坏和偷窃书籍者（当然，与之相对，述及的捐赠者则会得到神职人员最真诚的祝福）。
有些可能温柔一点：
有一些就比较“丧心病狂”了：
更有甚者，在教皇为前述梵蒂冈图书馆所颁布的管理戒律中，还规定：
因为窃书（按照孔乙己的话，不能算偷）而被教皇绝罚，也不知道神罗皇帝亨利四世会对此有何感想。
不过，书籍作为知识载体的属性，使其天然地容易被人类保存，这也就造成了一个持续性的现象，即在稳定状态下，一个藏书机构的书籍往往会越来越多——15世纪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只是将这一进行的速度大幅提高而已。也正因此，中世纪欧洲的各藏书机构往往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安置越来越多的书籍，而这也构成了藏书建筑与工具不断革新的一大动力。
一方面，藏书建筑不断扩张：从修道院回廊上的一个“半圆形壁龛”，到一部分乃至整个回廊，再到被隔断出来的一个独立房间，最后到一处独立的图书馆建筑；另一方面，藏书工具也在不断变化，从前述“阅览台装置”，到书桌与书柜结合的“间隔装置”，再到真正意义上的“砌墙业”——“藏书墙面装置”的诞生，最后到17世纪末由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开创的墙面装置与间隔装置相结合的书柜布置结构，藏书机构的形式越发接近于我们所熟知的现代图书馆样式。而克拉克在书中以这种变化作为历史的明线，所展现的也正是一条书籍由匮乏向富足的发展的暗线。
早期修道院中的回廊藏书壁龛（本书图19）
由上到下：早期阅览台装置，15世纪发明的间隔装置（近似横排书架），16世纪末的藏书墙面装置（真正意义上的“砌墙”），17世纪末雷恩爵士的复合结构（本书图55、111、120、131）
有趣的是，与藏书建筑和工具的不断变化相对应，欧洲上古到近代的藏书及书籍利用制度却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根据克拉克在书中的叙述，虽然由于资料的缺乏，古典时期的私人藏书是否向公众开放无法确认，然而自罗马帝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建立开始，包括中世纪的修道院、学院乃至达官贵人的个人藏书在内，藏书机构在书籍利用方面的公共性原则得到了一以贯之地保持。在本书第六章，克拉克总结认为，“所有中世纪图书馆实际上都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即便是修道院中，只要出示足够的抵押品，书籍就能被借出”，同时，“学院和修道院的所有书籍中，必须至少有一本最好的要被拴在公共图书馆中，供所有人阅览，即便它是一个孤本”，这是因为“集体的利益比个人的利益更加神圣”。
可以说，古典时期基于个人的炫耀或“面包与马戏”式的统治术考量而采取的公私藏书及够开放制度，在中世纪神权统治下又被教士们赋予了一种代上帝“赋予民众智慧”的神圣性。而这一“神圣的事业”又反过来被同一时期（或稍晚）的世俗图书馆所遵循和继承，从而构建了如今我们对图书馆公共性的共识。
同样从千年以前流传至今的图书收藏与利用制度，还包括了藏书目录的编纂（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索书号）以及“借阅图书馆”与“参考图书馆”的分类（类似于我们如今的图书馆借阅室与特藏室）。当克拉克在书中叙述上述藏书制度传承的历程并感慨千年来这些制度的稳定时，恐怕也不会想到在他之后的一百年，这些制度依然得以稳定运行。甚至可以想象，随着书籍电子化进行的推进，藏书机构的利用与检索制度还将在保持其公共性内核的同时得到更加开放性的发展。
《图书管理员》，朱塞佩·阿金博尔多，1566
而促动这一制度发展和维系的，在克拉克看来，正是一种在书籍收藏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的敬畏阅读和尊崇知识的社会文化——换言之，即知识的魅力。
当然，我们所身处的时代环境终究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哲人与中世纪的修士，甚至比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本书作者亦已大为不同。如克拉克在书末强调：
而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书籍的电子化与阅读的碎片化姑且不提，在图书出版印刷实现工业化的如今，在每周都有数千乃至数万本书面世的如今，书籍已远非需要被铁链锁在书桌上的珍贵之物，亦不再是需要其所有者抄写数月乃至数年的心血结晶。身处当下的我们大多数人，是否已经失去了这种对书籍和阅读的敬畏与喜悦，而将藏书活动真的仅当成了一种“砌墙业”呢？
作者对“仅仅为了好奇而藏书、不思在精神上获得进取的书迷”持否定态度，从他引用这幅讽刺漫画（本书图142）及图下的讽刺诗便可见一斑，诗句如下：“谁为他的书穿上古提尔紫的衣服，然后掸掉灰尘与苍蝇，却不阅读能让他变得聪明的一行文字，花掉了大量金子——被愚人购买。”
克拉克在1901年写作本书时，于工具意义上所期望的是这项“考古工作”能够对于“现代化的图书馆管理工作”有所助益。但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中，同样展现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爱书者，与历史上那些执着于藏书与书籍利用事业的爱书者们的对话与共鸣。而如今，跨越百年后的我们在阅读《藏书的艺术》时，如若同样能够产生与作者及其笔下诸人的某种共鸣，应当也是一件值得自豪与欣喜的事情吧。
毕竟，在铭记“当藏书成为生活的日常，世界将得以重建”这句话时，也不要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