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酪与蛆虫》是一本由[意]卡洛·金茨堡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400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202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奶酪与蛆虫》读后感(一)：【转】吕厚量：试析当代西方微观史学的若干特点——以《乳酪与蛆虫》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简介】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学士，2007）、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2010）与英国爱丁堡大学（古典学博士，2014），专攻希腊古典时代至罗马帝国前期的史学，出版专著Xenophon’s Theory of Moral Education, New 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5。译有：《罗马革命》（商务印书馆，2016）。另发表有中英文论文近20篇，译著多种。
《奶酪与蛆虫》读后感(二)：【转】朱定秀：卡洛·金兹伯格微观史学思想述评
【摘要】在当代西方史学思潮中,微观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卡洛.金兹伯格的微观史学思想，与西方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卡洛.金兹伯格微观史学的具体内容,是以小群体或个人为研究对象，注重史料的特殊性和多样性，采取以记名法和推测范式为主的研究方法，以及肯定叙述是最好的表现形式等。金兹伯格微观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却也遭到了诸多的批评和质疑。
《奶酪与蛆虫》读后感(三)：【转】李根：被误读的《奶酪与蛆虫》
作者：李根（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1976年，一本题为《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世界观》的薄本专著问世，该书的作者是当时的一位意大利青年学者——卡罗·金兹堡。金兹堡不仅在技术上解决了小人物研究的史料问题，还通过呈现这个小人物对世界起源、《圣经》真实性、教会腐败、文化多元性等问题的针砭时弊，引导读者对精英史观、史学宏观化以及计量方法等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进行反思。因此，《奶酪与蛆虫》成为日后被学术界称为“微观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虽然《奶酪与蛆虫》一书影响颇大，但国内外史学界对此书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 第一种误解，认为《奶酪与蛆虫》不过是针对过去一个无名小辈的传记。这在业余群体以及专注于史实考证、对史学理论前沿不甚了解的历史学研究者中多有体现。出现此误解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该书的中译本迟迟没有推出，很多人通过简短的介绍性文本了解此书的内容与特点；另一方面则在于该书的“微观史”标签太明显，结合该书的“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世界观”的副标题，很容易使人产生上述判断。 第二种误解，认为《奶酪与蛆虫》过于在乎日常琐事，很难在大历史层面有所作为。它反映在那些思想上坚持宏观立场，对微观史学有一定了解的学者群体中。这类群体多从主题创新和史学史的角度识别该书的价值，但对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所谓的“大历史”思考，以及在技术上何以广泛应用持怀疑态度。美国著名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就称赞该书在拓展历史学研究方面的大众视角，并在理论上映射出当时如日中天的“总体史/计量史”模式的弊端。可在总结部分，他还是做出金兹堡之类的小历史“限制重重，行之不远”的判断。 第三种误解肯定《奶酪与蛆虫》实现了“以小见大”，但却将其反映大历史的特有论证思路与其他微观史思路混为一谈。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往往将微观史预设为大体一致的史学模式，因此，在研究中更在乎勾勒“微观史学”的概念共性，而论及最多的是微观史与传统史学和宏观社会史之类“大历史”的鲜明反差。小人物研究何以反映大历史，不同微观史作品的“以小见大”方式是否存在差异，则少有人进行专门分析。 上述误解产生的原因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惯性化预设。抛开微观史和宏观史的对立，认真通读《奶酪与蛆虫》这本书，上述误读可一一化解。 第一，《奶酪与蛆虫》的内容不仅仅限于一个小人物的传记。诚然，书中讲述的这个生活在16世纪阿尔卑斯山区的磨坊主的口无遮拦的确是最吸引人的内容，也是大多数论文和通俗刊物重点介绍的部分。即便是在审判其为异端的法庭上，他也坚持己见并高谈阔论。不过这些精彩叙述，只占了书中少部分篇幅。全书分62个小节，上述情节在第19节之前就基本叙述完毕，另有一些关于审讯进展和后续的情况介绍分别简要插叙在第26、35、46、47、48、49、51、52、56、57、62节中。实际上，该书的后半部分大多在谈论大历史的问题。尤其是第58、59、60三节中列举了同期出现的其他类似情况，进行大历史模式下习惯运用的比较研究。 第二，《奶酪与蛆虫》提出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以往大历史的重新解释。该书探讨了关于精英引领社会进步的既有历史印象的反诘，笔头文化和口述文化在16世纪欧洲底层社会传播状况的实证分析，对16世纪天主教区民众的宗教虔诚性的质疑以及论证当时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普遍存在等。磨坊主言行的各个细节，其实只是金兹堡讨论众多宏观问题的导引而不是核心。例如，金兹堡以确凿的史料证实了梅诺乔言论的真实性和原创性。由此，他暗示读者反思，这个磨坊主作出了与250年后启蒙思想家如出一辙的针砭时弊。那么，诸如西方学界盛行的精英主义历史观、中世纪的社会底层被视作乌合之众等认识是否需要予以修正？仅就这一点，便可以否定金氏微观史在大历史层面难有作为的看法。 第三，《奶酪与蛆虫》在以小见大的策略上独树一帜。以小见大并不算新方法，通过某一典型研究了解更多同类个体，从而走向宏观层面的分析，这属于“单子同构理论”，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便是一例。他说，“我打算最贴近地观察基本细胞……蒙塔尤的这种家庭与附近比利牛斯山的家庭差别不大”。不过，同为微观史研究，达恩顿的《屠猫记》却是其他路数，一般称之为“符号象征理论”，即认为人类文化的意义凝聚于某些作为其产物的有象征性的符号之中，解释这个符号，也就解释了该文化。他认为，“那些文献全都嵌在社会性的、同时也是文化性的象征世界中”，这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逻辑。《奶酪与蛆虫》以小见大的论述与上述两种逻辑又有所不同。他倚重的是一个史料概念——“正常的例外”，即“如果下层民众的事实没有史料提及或是被歪曲，那么一个真实的例外（指那种不是经常出现的事件）的文献可能比起一千份千篇一律的文献更具启示作用”。也就是说，史料中偶然出现的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例外事件，可能反映了大众的实际状况。它显得例外，是过去的统治阶级有意压制或记述者疏于关注底层民众所造成的。因此，金兹堡认为，“只有在上层与下层发生冲突时，底层的真实状况才会迫不得已地露出头来”。可见，即便是在“微观史学”这一特征极为鲜明的标签之下，几位代表性人物的思路也还是有根本差别的。 就《奶酪与蛆虫》而言，微观史与宏观史不仅不存在对立，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分开过。金兹堡的小人物研究显然是“意在沛公”，真正的研究对象是16世纪欧洲的大众文化以及对原有大历史的“反刍”。该书的独树一帜再次证明，对细节保持足够的敏感是所有历史学研究者都应具备的意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卡罗·金兹堡的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研究”［18BSS005］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18年07月30日 14版）
《奶酪与蛆虫》读后感(四)：【转】周兵：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
【作者简介】周兵，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史、世界史等。【期刊信息】本文原刊于《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注释从略。 【摘要】微观史学于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于意大利, 并在法国、德国、美国等地得到普遍的回应, 成为一股国际性史学潮流。其兴起受到吉尔茨文化人类学和福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 并同当代西方史学总体趋势转向中的新文化史运动有着紧密的关联, 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微观史学具有一般宏观历史所没有的优势, 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 但其微观化分析手段也受到了传统史家的许多批评和质疑。如何更好地结合微观和宏观的研究, 将成为未来史学发展的趋势之一。 【关键词】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
微观史学是西方史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崛起的一股新的史学潮流,它是“针对关于宏观社会群体和长期、渐进的社会转型研究的一场反抗。最初的微观史家尤其不满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史方法,即集中于特别长时期的宽泛题材,也就是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微观史家们还反对受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剑桥人口史小组和美国克丽奥学派等影响而日益盛行的计量方法。”在这股潮流中,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开研究风气之先,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做出了非常有益且系统的探索,形成了独特的意大利微观史学派。但作为一种独特的史学现象,微观史学却又是国际性的,其发展并不限于意大利一地,而是同整个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相一致的。具体而言,它主要与当前西方史学主流趋势之一的新文化史运动的兴起和转变休戚相关,甚至常常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着重探讨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的关系,以及微观史学的具体理论、方法和有关争论,并对意大利以外的微观史学研究情况略加评述。
一
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看来,微观史学研究其实质就是一种文学修辞上的提喻法(synec-doche),它以局部代表整体,以特殊代表一般,“通过提喻的修辞法,……有可能以在一个整体中的整合的形式建构起两个部分,它在质上不等于部分之和,在其中的各个部分只是微观化的复制。”在理论上,微观史学的研究极大地依赖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尤其是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厚描述”(thick deｓｃｒｉｐｔion)方法,并且受到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 首先,微观史学所试图建立起的就是一种微观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其对象是过去历史中的那些小的群体或个人,以及他们的思想、信仰、意识、习俗、仪式等文化因素,他们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宏观的政治、环境等因素仅仅被作为整个讨论的某种背景介绍,其实质是一种对文化的“解释性”研究,这一侧重恰与文化人类学对表现文化的符号和仪式等的关注相一致。其次,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方法上也就是一种微观的研究手段,而其结论又能放大到更广阔的范围中,如吉尔茨关于巴厘岛斗鸡仪式的文化解释,便可以衍伸开作为一项普遍性的结论。再者,“厚描述”的方法并不只是简单地将观察到的现象套用到某种理论框架中,而是“从一整套象征性的符号出发,并试图将它们置于一个概念的结构之中。于是厚描述用书面的形式记录下一系列否则就会转瞬即逝的象征性的事件或事实,不过它们可以被放在语境之中得到解释,也就是说,在大量的社会话语中。这种方法成功地通过对最微小的事件运用微观分析的方法而获得最重大的结论。”因此它成为微观史家们所经常借鉴的一种方法,如意大利微观史家乔瓦尼·列维(Giovanni Levi)所言,“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以各式各样的线索、符号和象征的手段来说明我们如何可以获得对过去的知识这个问题。”同吉尔茨的人类学一样,这种微观史学在叙述中充分地溶入了历史学家本身的主体意识,“历史学家在其中不仅是传达了自己的发见,而且也传达了自己的操作程序。‘在微观历史学中,……研究者的观点就变成为叙事的一个内在部分。’”这也成为微观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常常受到争议的问题之一。 除了人类学的影响之外,福柯对微观史学的影响也是深刻而明显的。正是福柯促使历史学家转向了那些隐秘不易察觉的地方去寻找关于一个社会中权力关系的种种蛛丝马迹,如精神病院、监狱、医院、变态性行为等都被认为可以从中揭示出理性、正义、科学或自我的概念,可以从被社会忽视的阴暗之面由此及彼,由特殊而认识普遍的特征。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大致有三个方面:(1)微观史家在选择研究主题上与福柯常常是殊途而同归的,他们都关注于历史上那些受到迫害的人物,如女巫、疯子、犹太人,以及一些强制性机构,如宗教裁判所、医院、监狱等;(2)微观史家们“也像福柯一样,力图表明‘霸权体制已经是怎样排斥了某些思维方式,认为是魔鬼的、非理性的、异端的或有罪的’”;(3)“两者都有意识地倒转了近代历史进步解放的图景,将近代文化描绘为在许多方面都不如中世纪文化自由。”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学术渊源以及微观史学兴起的原因和背景看,它同新文化史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所谓新文化史,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战后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暴发的批判。”陈启能便把微观史学作为整个八九十年代西方史学研究方向转变所带来的趋势之一,“从现象上看,这个转变反映在:有意识地放弃不久前还热衷的对广泛的科学体系和全球性解释公式的构建。在各种研究著作中,重点已转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限的历史。到90年代更明确地强调要研究个人(个性)、独特性和突发事件。在理论上则号召,首先要注意的不是‘长时段结构’(不论是意识形态结构、文化结构、心态结构,还是经济结构),而是要注意历史上的‘当事人’(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伟人’)。换言之,研究的中心已不是超个人的力量,而是个人对结构的解释,而是不同的个人及每个人所固有的特征。”这段评价可以同时适用于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 当然,即使在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内部,对微观史学的理解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它同福柯和吉尔茨的理论和方法之间也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新文化史的一分子,反而更增添了它们的多样性。微观史学并不像福柯那样完全排斥经验的传统社会科学,反对那种唯文本、非历史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认定在那些历史文本之外仍有一个现实存在,一个能够被认知的现实。”基于这种认识,微观史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更把历史学家的工作比作一个艺术史家、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或是一个侦探,除了通常的研究方式之外还需要从琐碎的细节中去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整理出线索和头绪来,甚至像古代的猎人那样,“跳过表面上可见的毫无意义的证据,到达至少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复杂的现实。”对于猎人来说,他的眼中只有猎物而没有自我,其立场与福柯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令人想起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名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金兹伯格个人便极力反对后现代主义的这类主张,诟其为“垃圾”、“一种廉价的虚无主义”。 至于微观史学同吉尔茨人类学研究模式之间的不一致,体现的主要是人类学与历史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差异,这基本上也是所有新文化史研究在对人类学的借鉴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一方面,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同以档案、资料等文本为基础的历史研究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历史学家永远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直接地去观察、访问他们所要研究的个人或群体,不可能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的、直接的联系,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史料和证据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微观史学建立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另一方面,在微观史学中有着侧重文化或社会因素的两种不同取向,即所谓的文化微观史和社会微观史。特别是在社会微观史家那里,对吉尔茨文化人类学理论便持一种保留态度。作为这一取向的代表,列维分析指出:“在我看来,微观史学与解释人类学在观点上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后者在公共符号和象征中看到了一种一致的意义,而微观史学则试图参照它们所产生的社会表现的多重性来界定和衡量它们。”就这层意义上来说,“微观历史学乃是对更古老的社会科学历史学的一种延伸而不是对它的否定,是重新发现了作为历史变化的代理者的那些人物与小团体的个性。”因此,微观史学的研究既可以属于是一种文化史,也能够适用于对社会的分析;微观分析的对象虽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但它并没有全然无视更广阔的语境和背景。
二
如前所及,微观史学把研究的视线投向了历史中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的个人和群体,人类学为它指示了一个认识的角度和解释的手段。但在实践中,田野调查的方法显然不能适用于历史学家,因此,如何从限定的对象、缩小的范围中收集证据、鉴别史料,可以说是微观史学在方法论上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于是微观史学在方法论上形成了两种基本的方法模式:提名法(nominative approach)和证据范式(evidential paradigm)。 第一,在微观史家看来,所谓提名法是指“缩小历史考察的规模到可以精确地确认身份的个人”。不论金兹伯格笔下的梅诺乔,还是纳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Martin Guerre),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妇人王氏,这些都是明确到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人身上的一种微观史学研究。早在1979年,金兹伯格与卡洛·波尼(Carlo Poni)就共同撰文指出,名字(包括人名和地名等)是“引导研究者走出档案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聚集到名字和从名字发散开的线索,交织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图像,而个人便处在这个网络之中。”通过把名字作为一个基本的关键词,研究者才有可能在浩繁纷乱的档案卷轶中进行搜索和交叉引证,如在税收记录、出生登记、公正契约、法庭案卷等不同的资料之中去追踪、比较和确认某些共同点,为研究积累资料。由一个人名不仅能够还原个人的生活轨迹及其内在的思想情感,更能够重建起围绕在这个人周围的社会关系网络。显而易见,这种方法在研究中是实际可行的,它决定了研究的规模必然是具体而微的,同时又要求研究必须有非常丰富的档案资料作为基础。 第二,证据范式又被称为“推测范式”(conjectural paradigm),“其完整的意义包括假设、迹象和直觉的涵义。”金兹伯格用它来说明微观史学在史料运用中的基本态度,认为对未知对象的确认,只有“通过个别的、看似无意义的迹象,而不是通过运用从可重复的和可计量的观察中得来的法则。”对于金兹伯格来说,存在着两种不同取向的知识范式,“一方面是推测的,另一方面则是严谨科学的。”他把科学范式的起源追溯到伽利略时代,这种严格的科学的书写模式不仅成为所有自然科学的基本准则,甚至占据了大部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科领域。自兰克史学以降,一直到当代的计量史学、社会科学史学等,都受到了这种追求严格科学性和实证性的研究模式的影响,但“历史学始终是一门非常独特的科学,坚持以具体为基础。……而且历史学家的知识,……是间接的、基于迹象和零碎的证据之上的、推测的。”在其他的微观史家那里,这种范式也得到了回应,纳塔莉·戴维斯在回顾她从收集资料到写作《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书的经过时,就有过类似的说法,“自始至终,我都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工作,确定我的原始资料和它们的构成原则,把从许多地方得来的线索整合在一起,确立一个能对16世纪的证据最合理的、最可能的推测性论点。”证据范式或推测范式为微观史学确立了一个可行的原则,历史学家从有限的、不完整的资料中,通过必要的推测可以获得一个合理的解释,“质言之,微观史学从一系列惊人的事实出发,开始寻找一种帮助解释它们的理论。然而,它并不是要去证明这个理论,而只是说明一种特定的理论也许可以提供一项最可能获得的解释。” 这种推测范式更多地借助于想象而非科学,自然成为了微观史学最饱受批评的方面之一,尤其是那些倾向科学、计量方法的历史学家,更是指责对史料的推测缺乏严格的证据作基础,而增加了虚构性,最终可能会将历史变成传奇和小说。伊格尔斯(Georg Iggers)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将针对微观史学的种种批评,归纳为主要的四个方面:“(1)他们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小规模历史的专注,就把历史学归结为对轶闻逸事的发思古之幽情,(2)他们把以往的文化浪漫化了,(3)……因为他们着意要研究相对稳定的文化,他们就没有能研究以迅速变化为其标志的近代和当代世界,以及(4)就此而言,他们便没有能力研究政治。” 这些批评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微观史学在客观上存在的一些局限性,但并不能否定它在当代史学中的重要贡献。其中有些批评本身就是微观史学在对抽象的、量化的社会史方法的反动中所着力突破的,如第一点,假如否定了微观化的研究视角,就等于彻底推倒了整个微观史学赖以存在的根本基础。而且在宏观的历史与微观的历史的关系上,两者并不应该是矛盾的。另一些批评,也只是针对了微观史学中出现的某些个别问题,许多问题实际上在微观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有研究者在对微观史作品的评价中谈到,“贴近生活,具体细致,这是微观史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这也是宏观的历史视野所欠缺和无法做到的;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微观史家并不是要走向某个极端,更多的是对过去偏重宏观的历史研究的一个补充和纠正,“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微观史学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一个深刻地观察人类历史的机会”。因此,不论是在实际研究中,还是在总体的史学理论上,微观史学的功绩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
微观史学源起于意大利,但又并不仅仅局限于意大利,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新文化史的兴起,它逐渐发展为一场国际性的史学潮流。事实上,一些非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也很早即开始了微观史学的探索,例如,与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齐名并列为微观史学经典之一的法国年鉴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Montaillo)一书,出版于1975年,比前者甚至还早一年。在拉杜里的身上,更能充分体现出从一种旧的、宏观的和量化的社会史模式向新的微观史、心态史的转变历程。须知道,1967年,对计量方法推崇备至的他还在发表着“未来的历史学家就是一个程序员,要么就不是历史学家”[15](P6)的豪言壮语,1966年拉杜里的成名作《郎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完全是一种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式的长时段历史,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种“没有人物的历史”。但在《蒙塔尤》中,其观点却发生了急转,他不仅借用了文化人类学关于“文化”的概念,更看到了“直观和如实地考察农民社会已成为研究村落的最佳方式”,从而把蒙塔尤这样一个小小社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放到了历史的显微镜下来观察。 此后,法国史学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年鉴学派内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便在发生着一场“批判性的重大转折”,法国史学的这一转折同整个西方史学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也是一致的。它导致了《年鉴》杂志对自己的刊名和旨趣做出了修改,旧的副标题“经济、社会、文明”换成了“历史学、社会科学”,“年鉴学派”或“年鉴-新史学派”的称谓也在法国学术界悄然退去,而被笼统地代之以“法兰西历史学派”。1989年,《年鉴》杂志编辑部撰写社论反思和检讨了学派过去所强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偏差,“它过多地专注于从简单(或简单化)而大量的可计量指标出发来衡量社会现象,并试图建立各种分布图和演变曲线,进而对它们进行描述和评论。……我们过分热衷于把历史实在的不同侧面并立起来,按照经济史所提出的大分工来划分社会范畴,然后把文化活动塞进这样构成的社会-经济图表的框框里。一种平庸的社会图解法应运而生,但很快证明它有着自身的局限性。”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号召抛弃“传统的包袱”、跳出“长时段的樊笼”,并开始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在保持宏观史观的同时,再度对政治和被理解为集体观念系统的表象表现出强烈兴趣;随着近20年来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个人角色及其信念或认识的作用的再度重视,微观史观逐步崛起;源于语言学和哲学的‘语义学’观点的兴起,‘叙述’和‘诗学’问题成为史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其中微观史学的崛起,可以看作是其中最明显、也是最为核心的新趋势之一。 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雅克·雷维尔(Jacques Revel)在谈到法国微观史学的时候,坦言它是受到了来自意大利微观史家们的巨大影响,并从三个层次上阐述了进行微观分析对法国史学的意义,“求助于微观分析首先可以理解为对已被普遍接受的社会史模式的脱离,后者从一开始即或明或暗地嵌入到一个宏观的结构中。这一脱离使得有可能摆脱陈规旧习,并批判地看待社会历史分析的手段和方法。此外,它还(跟随一些人类学家的引导)在历史分析中为用新的焦距审视规模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史学途径。”“在提倡微观史的历史学家们看来,一切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都可以通过角色的个人战略透视出来。”通过比较微观分析方法同社会史模式的差别,雷维尔用四个“重新界定”来进一步说明了微观史学的独到之处:(1)对社会历史分析假设的重新界定;(2)对社会策略概念的重新界定;(3)对语境概念的重新界定;(4)对观察规模的重新界定。 微观化历史研究在德国也有着广泛的开展,被称为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20世纪70年代后,在德国展开了一系列对前工业化时代小型农村社会和家庭的大型研究计划,由此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微观史研究潮流。汉斯·梅狄克(Hans Medick)是德国日常生活史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名言“小的才是美丽的”是他对微观史学所做的解释,但正如伊格尔斯所评价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是指脱离了更大的语境之外的轶闻逸事史。事实上,梅狄克坚持说:历史学应该从对‘中心’体制的关怀转移到边缘上面去,在那里可以发见并不符合既定规范的每个个人。然而,个人却只能是作为一个更大的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而为人理解。因此他所追求的微观史,缺少了一个宏观社会的语境便不能成立。” 德国的微观史学实践者们尽管也对吉尔茨的人类学理论深表敬意,文化也常常被他们用来作为经济与人口分析的替代,但他们所理解的文化并不是吉尔茨式的那种符号学体系,而是“一种看出了分化与冲突的概念”;此外,对于量化、统计等社会史方法,他们也不是完全排斥的,“德国人从一开始就紧紧地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工作,包括对漫长系列进行计算机分析。”因此,借用对意大利微观史学中的两种主要倾向的划分,德国的日常生活史显然可以归为微观社会史的范畴,也更接近于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另一位德国微观史学的代表阿尔夫·吕德克(Alf Lüdtke)也曾就日常生活史的主要特点进行过归纳。 与德国相反,美国的微观史学研究似乎更偏重于文化的因素,而从符号、象征、仪式等之中细微的文化意义阐发开来。例如纳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和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大屠猫》(The Great Cat Massacre),两书都是从一个特殊的个人或一起特例的事件入手,运用了大量的文学资料,复原并展开了一项微观历史的叙述,在其中,不论是马丁的瘸腿,还是猫和屠猫的象征,作坊学徒的种种仪式等,都成为了历史学家为我们解开文化症结的关键所在。此外,如唐纳德·凯利(Donald Kelly)在对《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书所写的评论中,不仅把这本书同勒华拉杜里和金兹伯格的名著并列为微观史学的代表,更指出它反映了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结合,尤其是吉尔茨所谓“厚描述”和“地方性知识”的理念在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戴维斯来说,农民,尤其是农民妇女,是既有着经济的动力也有着性的冲动,以及有着在大多数正统历史学家眼中被忽视的文化传统和能力的人。这一侧重从因果分析向重建社会模式、从量化到定性评价的转移,其代价是视野的缩小和视线的放低;但它也为历史认识重新恢复了深度,以及人性和色彩。”后一句评价,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对整个美国微观史学的评价上。 再举一中国史研究著作为例———史景迁的《妇人王氏之死》,由于其题材从欧美历史转移到了中国,因而并没有受到许多西方史家的足够重视,但不论从其研究和叙述的手法,还是成书的年代(1978年)来看,都顺应了微观史学崛起的潮流。该书把研究视线投向了1668年到1672年间的山东郯城,“在那个时间和空间中,焦点是在那些生活在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之下的人们:农民、长工和他们的妻子,那些没有官府联系、没有强大的宗族组织可以在困难时依靠求助的人们。”作者分别叙述了四件互不关联的、在历史上毫不重要的小事,但对那些被卷入其中的普通人来说,却又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情。此外,不同于欧洲史有着相对较为完整丰富的档案资料,在中国这一类的地方史料的记录和保存都极不完备,史景迁在资料的选择和使用上也颇有值得借鉴之处,其所用史料主要有三种:一是《郯城县志》,二是曾任郯城县令的黄六鸿所撰的诗文集《福专全书》,三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是一个有趣的结合,官方的记载和士大夫的抒怀,再加上文学的传奇,从中竟能够窥见清初社会里普通百姓的人生命运。史景迁的这项研究,不仅在内容上更为中国的读者和历史研究者所熟悉,而且其根据中国史资料的问题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更在微观分析的视角上别开生面,因此非常值得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中加以参考和借鉴。 总之,微观史学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风行于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研究风气,在各个国家都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同时,作为新文化史的一部分,微观史学在整个史学潮流推陈布新的风向转变过程当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2001年修订他10年前主编的《历史写作的新观点》(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一书时,特地在每一篇末尾补充了一段文字介绍各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在90年代的最新变化和发展。其中指出,微观史学依旧保持了繁荣之势,尤其体现为大量新的微观研究著作的不断推出。对于微观史学的前景,伯克建议道:“历史学家也许应该像物理学家那样,必须学会忍受另一种选择以及表面上不相容的概念,微观史家的粒子同宏观史家的长波相并存。我们所缺乏的是一种在历史学上同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相当的做法,把互相补充变成一种美德。”这一建议正适用于微观史家和他们的批评者,也更能够体现当代史学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至于理想的微观史学形式,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得以实现。匈牙利历史学家伊斯特万·兹雅托(István Szijártó)所提出的四个方面或许可以看作是对伯克的进一步补充,他说:“(理想的微观史学著作)它能够以其趣味性吸引读者;它传递了活生生的经验;它既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又通过聚焦事件、人物或社区而发散开去;它指向了普遍性。”未来的历史学家,不妨更多地怀着平和之心和伯克所说的互补的美德,来看待各种历史研究的取向;对于微观史学,不妨以此四点标准来多评判其优劣,而少议论其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