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父亲素描之二

　　坐在办公室里，忽然接到很少联系的二哥打来的电话，说是叔叔在医院去世了，问我是否回去？放下手中的电话，连忙去办了请假手续。又匆匆和妹妹说了一声，决定还是不带老父亲一起，就我们兄妹俩回去一趟了。

　　在路上，我让妹妹给二哥二嫂分别打了电话，询问是直接去医院还是殡仪馆。二哥含糊地说了句“等到了再商量”，而二嫂听了询问，直接挂了妹妹的电话。

　　叔叔去世时七十八岁了。他是我父亲的同父异母弟弟。父亲就兄弟二人，另有一个妹妹，刚成年就夭折了。我的祖母未到三十岁就去世了，这之后，祖父续弦两次，叔叔就是我祖父最后娶进门的金氏祖母所生。他和我父亲相差十二岁。父亲在祖父续娶之后就随我曾祖父生活。据说那段日子是父亲最幸福的时光，虽然失怙，因为有疼爱，却也无忧无虑。

　　可好景不长。曾祖父、祖父的相继去世，让父亲不得不担起了责任，而这责任却实在是非常艰巨的。

　　祖父是读书人，虽然科举废除后，他前途茫然，失去读书动力，不过毕竟念了十多年的书，骨子里自然有儒家的那些孝悌、长幼等思想，这或多或少影响了父亲。而种田谋生显然不是他的长项。加上接连续娶，原本还算相对殷实的家底，也越来越薄了。此间又是内战连着抗战，巢湖岸边湖匪横行，社会极为混乱，据说颓废了的祖父又吸上了大烟，到1948年他去世时，家里仅留有祖宅一所薄田几亩了。

　　祖父去世前几年，这是个5口家庭。要是搁今天，一人养活这几口人，倒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艰难。关键是，按照国民党政府“二丁抽一”的征兵制度，这个家庭还得有一个人要去当兵。虽然我的叔叔才几岁，还未成丁，但面临败局的国民党政府可顾不得这些。没办法，父亲托熟人找关系，终于搞了个既应了差使又能照顾家人的事——保警队。祖父去世时，我父亲23岁，我母亲快要生下我的大哥。祖父留给他的摊子是，继母和一个11岁的弟弟。这年除夕，解放大军南下，父亲和一帮人投靠了戴桥人顾鸿率领的独立团。但不久，顾鸿团被抽调去大别山剿匪，顾家心切的父亲和几个同乡弃枪逃回家乡。

　　父亲的这个决定，让他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受了不少的屈辱。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时，一拨接一波的搜查或批斗，一家人在担惊受怕中过着日子。搞他的人有乡里乡亲的外姓人，也有同姓同宗的人，甚至有本家的兄弟。搞他的原因，除了枪，还有就是要他攀连那些曾照应过他的人。听我大哥说，父亲以木讷特征示人，从不曾攀牵，为此吃了很多苦。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尽心尽力地操办他认为是自己必须要做的事——为日益长大的弟弟说亲事。不要以为这是件容易的事，成份问题、家庭经济问题之外，叔叔的癞痢更是一个障碍。但多番奔波后，好不容易说定了一家，但结婚当天把人吓了回去，坚决不愿回来了。

　　父亲把叔叔另盖了房子，分爨而居，想以此来吸引那些家无劳力而有待嫁之女的家庭，毕竟二三十岁的叔叔那时还是有一身力气的。奈何任凭叔叔怎么努力，甚至犁田打耙宁可让别家小孩在后捡拾，也不把机会给自己亲侄子，以致以后与我大哥几把他当成仇人，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家，也没有谁伸过手来。叔叔也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失败之后，走向了颓废和放纵，他学会了抽烟、赌博，爱上了喝酒。

　　叔叔渐渐年老了，一个人的生活，让他甚至有时一天三顿都懒得举火做饭。按照政策，他是五保，可以去镇养老院，但是他坚决不去，因为他觉得“不自由”。大哥、二哥早已成家单过，我在外工作，这时的父亲又开始寻思着把他拢过来一起生活，好有一个照应。于是那个小村子里就有了一个独特的组合，用村里人的话说，就是“一个老老头子带一个小老头子过日子”。

　　在父亲身上，我体会到了浓浓的兄弟情深。而这些，在现如今的社会，似乎是越来越淡薄了。有时想想，我们兄妹四人，为什么至今仍难以放下那些疙疙瘩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