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巷志》是一本由王国华著作，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的2018-11-7图书，本书定价：50.00，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街巷志》读后感(一)：我们的深圳，我的街巷

　　作者：林伟光

　　深圳是移民色彩很浓的城市，来自天南地北的众多的“我”，就构成了这个城市的特色和风景，这也是它不同于别的城市的优势。或者，更多的人，对于这座城市，都有一种“停车暂借问”的心理，这是否能够成为“我们”的城市，相信像王国华都拿捏不定的。来来往往，似乎是一种生活的常态，而这或许也是像深圳这样大城市的常态。然而，总是不断地会有人来的，她充满着无限的诱惑和向往。

　　王国华就是这么来的。此前，他在河北农村待过，在东北的大城市长春待过；然而，中年之际，他却选择了到遥远而陌生的深圳来。是一种怎样的决绝的力量使他下了如此的决心？但是，他终于来了；而且，已经一点点融进了这座城市，写出了《街巷志：行走与书写》（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虽然，还有着他乡的浓浓的痕迹，却总归是渐渐地带着了体温的认同。

　　自然不过是奢望而已，每一个居于深圳的人，其实心里都有自我的深圳，这众多深圳的混合，就是活色生香的深圳了。王国华的《街巷志》所写的正是他个人情绪所感知的深圳。

　　这城市饱满的热情，这城市灼热的风，却是如此地令人感动。这里有别的城市所无的精神状态，正如王国华所说的：“在其他城市，身边有老有少，搭配合理，感觉自己是按部就班的中年人。而在深圳，我可能被裹挟着要和年轻人进入同一思维，同一行事方式，必须意气风发。”这就是深圳，一个年轻人汇聚的年轻的城市。

　　对一座城市的爱，是渐进的，把他乡当故乡，也需要相当的时间的酝酿。王国华由原来的戒备的心理，旁观者的姿态，逐渐到融入；由不断的了解，到日益的热爱，最终是动情的抒写，他经历了一种蜕变。

　　或者是南与北之差异，或者是传统与新兴的不同，他敏感的思想处处有所发现，有所感动。例如，南国所习见的大榕树，一树可成荫的情景，让他惊叹。他专门为榕树的气根写了一整节的文字，如此隆重的大张旗鼓，我想，换一个岭南的写作者是不可能有的。或者，这就是南北之异。

　　《街巷志》的动人，我以为，就是真诚，就是平常过日子的普通人的温度，所以，它是接地气的。生活当然有诸多的不尽人意，一座城市也有她的不完美者，在阅读的过程，我始终感受到弥散在《街巷志》里的字里行间的那份淡淡的忧伤。

　　《街巷志》读后感(二)：且在深圳停住——《街巷志》后记

　　从1993年到2011年，在长春生活的十八年里，我差不多每年都有几次进入恍惚状态，想象自己在深圳会怎样生活。而那些年我从没到过深圳，对深圳的了解只能靠报纸和文学作品。

　　偶尔也想象过可能的北京生活，但念头一动就打住了。我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鱼，跳到汪洋大海相当于自投罗网。至于上海生活，想都没想过。现在盘点一下，当时的我，是否可以代表某一类生活在二三线或者四五线城市的，不安于现状的人。在这类人的概念里，深圳是一个有缝隙的地方，让远在天边的人可以看到一点光亮。且不论真实情况如何，它给人的直觉应该是这样的。而这样的感觉，一定来自于数不胜数的配套政策和管理方式。

　　总之，想着想着，我就到了深圳。世界有魔咒，非强力可以抗拒。

　　此前获得的关于深圳的消息，多是大悲大喜。有人意外之财，一夜爆发。有人惨痛落魄，死无葬身之地。还好还好，我到这里，安安稳稳地扎根，安安稳稳地生活，安安稳稳地做梦，圆梦，全部水到渠成。

　　在深圳的街头，触目皆是年轻人。尤其在地铁上，我差不多始终是车厢里年纪最大的，这就让人很夹生。在其他城市，身边有老有少，搭配相对合理，感觉自己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中年人。而在深圳，我可能被裹挟着要和年轻人进入同一思维，同一行事方式，必须意气风发。

　　好在这里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安定之后，终究要回归世俗通道，把老人接到身边。菜市场上、早市上，小区和公园的广场，拥挤着数不胜数的白头发。

　　这个城市早晚要从年轻走向年老，向一个传统的城市靠拢。它的特殊性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阶层的固化，逐渐消失掉。当然也可能会成为另一种类型的城市。这一点我不敢确定，也猜不到。

　　来深圳快八年了，感觉已逐渐和这个城市融为一体。最初那几年，对深圳抱着一点神秘感，加上一点点戒备心理，还有一些不适应并说服自己去适应的心理，各种心理掺杂在一起。某种意义上，自己更像一个深圳的客人，对它不远不近，因此也没法描述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个城市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爱，感觉用文字来呈现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最初我给这个系列作品命名为“在宝安”，就写自己最熟悉的事物。文友李双鱼听说后告诉我，他也写过“在宝安”，作家晋东南好像也在写。我说，这是好事，大家都写身边人、身边事，互为补充，“宝安”的见光率越来越高，这就是我们为这个地域做的贡献。

　　我先后写了西乡河、宝安公园、城中村、街头小店，越写越需要外延，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扩散开来，逐渐成了深圳系列，也就是这本《街巷志》。“街巷志”三个字，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就看你往里面放置什么。放置的是“深圳体温”，就要有点野心。比如，在这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看到了深圳的活力、旺盛的生命力。跟内地城市比，它更讲规则，各种服务更好。同时我也看到了它的浮夸、焦躁以及概念化。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赋予它一些东西。比如深圳缺少忧伤，忧伤是一种高贵的情绪，我能否通过自己的文字赋予其忧伤？因为经济的发展，某些深圳人的优越感似乎越来越强，我能否通过自己的文字让这种优越感变得优雅一些？

　　接下来我会往纵深写，也许会越写越难。但没关系，做好自己就行了。一位本土作家曾善意地提醒我，这种单一性写作，对文学创作也许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此前有人已经这样做过，并没什么反响。我很认同他的观点。不过，我还是想继续写下去，直到撞到自己的天花板。毕竟现在还处在热情之中，这种热情以后自动消失也未可知。而文友们的提醒和鞭策将为我做好自己提供更多的养分。

　　这本书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人称“文坛大侠”的胡洪侠先生，还要感谢为本书付出劳动的孔令军先生、岳鸿雁和林洁楠女士；感谢好友欧春健为我提供的精美图片，更要感谢为我写序的王元涛。相交二十四年，我一直称呼他为“哥”。当年在长春时，几个好友闲聊，说国华将来出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让元涛作序，王虎写跋，徐峰题写书名，黄冶插图。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过刚刚把第一个玩笑变成现实。

　　所以说，来路还长着呢。

　　2018年7月末。宝安。

　　《街巷志》读后感(三)：我看着你——《街巷志》序言

　　作者：王元涛

　　国华说，当初有两位朋友强烈支持他离开长春移居深圳，我想我应该是其中之一。

　　对于他人的重大生活选择不轻易表态，尤其不能替人拿主意，相信这不止是我，也是很多朋友的刚性处事原则。但在国华是否来深圳的问题上，我甘愿冒风险，二话不说就鼓励加鼓动。实际想想，也没什么大风险，最不济，他不适应，再回长春，折腾几个机票钱而已。

　　因为我知道，像国华这种韧性强劲的家伙，放到哪里，都能安顿好自己。况且，当时我还在韩国，语言不过关，连去工地搬砖、去小店洗碗都没人用。那么艰难，我也挺过来了，国华到深圳，能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

　　没想到的是，时隔不久，我也选择了落脚深圳，这样当初支持他，好像就收到了一种有人打前站似的效果，想一想，我就暗自开心。

　　那么国华在深圳这几年，感觉怎么样呢？读到他这本《街巷志》当中的一篇《树干上的树根》，我就放心地笑了。

　　被他写得深情款款的，是深圳街边路旁最常见的榕树。榕树的一大特征，是树枝上长气根，如壮年胡须，表面上随风飘摇，实际是直指地面的。如果不把它们拦腰斩断，那么没几年，一株树就能孳生出一片林。这是台风多发地区，物种自然选择的胜果。

　　因此，几乎任何一个北方人，初见榕树，都会生出强烈的新奇感。而对国华来说呢，在我推断，除新奇感之外，似乎还有一种以树喻己的潜在心理。对此，不管他是不是意识到了，也不管他是不是承认，反正突然生发出这种秘密联想，让我有了一种自得其乐的会心感。

　　树与土地的关系，往往比人与土地的关系更加自然更加稳定，一个尝过漂泊滋味的人，一旦动了落地生根的念头，可能把隐隐的决心寄托给眼前喜爱的景物，这不奇怪，也不费解。

　　当然，熟悉国华的朋友，根本无需通过榕树搞什么心理分析，书里书外，他从来都是直截了当地表达对深圳的认同，而且是高度认同。与充足的阳光无关，与丰沛的雨水无关，反正国华在继续成长。必须说，在眼界的拓展、观念的嬗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进诸方面，国华在深圳，变化十分明显。

　　但通读全书，可以发现，有一点，他没有变，那就是不忘来路。

　　生活的舒适度进一步提高了，看事物的立场与视角自然发生变化，这是任谁都避免不了的。不过你会发现，他游走于深街窄巷时，依然在下意识为七十三区夜市上陌生厨师的收入操心，为汽车站沉默夜行者要赶什么样的路操心，还为那些因共享单车而消失了的摩的司机下一份营生操心。

　　他仍旧踏实踩在大地上的脚印，清晰可见。

　　但国华唱东北二人转在深圳的写作圈很知名，这一点让我稍感意外。他一个河北人，对东北地方小戏如此执迷，还把宣传推广工作做到了岭南，那么，意外之外，我好像有义务代表东北土著说一声谢谢吧，尽管我本人对二人转完全无感。

　　国华在书里讲到一件事，是在一次社区活动中，他唱的一小段二人转，打动了一位同样从东北来深圳的老者。老者激动，要联系方式，想约他吃饭。后来，国华婉拒了。他的想法是，共同爱好二人转，只是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微弱联系，生活的大动脉没有交集，没有共同方向，这种一次性应酬对双方的意义都不大。

　　知道有时候拒绝也是美德，知道做减法反而是对自己与他人有分寸的爱护，国华已经接近世事洞明。

　　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本书通篇都保持着这种叙事基调，凭我对他文字的了解，能明确感觉到，他的写作方式，已经向深度原创方向调整。

　　一直以来，国华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专栏类文字产量高、质量佳，短平快，好赚钱，他对此从不讳言。这种有素材作文，技巧性强，只要能让人心微微一动，就告成了。

　　而这一本《街巷志》完全不同，他不再十分在意他人是否心动，开始挖掘让自己心系、心念和心动的生命历程。冰山暂露一角，随后或有出水巨峰。他的率先转型，对我等写作同道，也应该是有触动的。

　　定居深圳五年，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建议一些老朋友，千万别再提“文化沙漠”之类的话头。依我所闻所见，深圳的文化生活，形制新，类型广，扎根民间，动力内生，是文化为人服务，而非人为文化服务。这种意识，恐怕还是可资北方众多城市借鉴的。

　　不用多说，国华的持续努力，将为深圳的文化增加厚度，这完全是可以期待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深圳改变我的时候，我也在改变深圳。”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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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巷志》读后感(四)：《街巷志》：感受城市文化流动的心灵与气质

　　作者：廖令鹏

　　王国华《街巷志》出版后，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发表了许多真知酌见。我也来谈谈对《街巷志》的几点认识。

　　《街巷志》：感受城市文化流动的心灵与气质

　　迸发南北城市文化碰撞出的岩浆

　　我以为《街巷志》是一个人的精神变奏和文化重构的真实记录与省思，是一部现代城市流动的文化之书。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南迁，尤其是战乱年代，往往出现南迁或南渡的流动现象，如客家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南迁史，这种南迁是一种被动的流动。和平年代的流动，多是主动的流动，如改革开放后人们到经济发达城市经商和务工，出现大量南漂、北漂一族。现如今交通发达，城市开放，自主流动更是习以为常。学者王京生认为，文化是流动的，它蓬勃的生命力源于流动，尤其是在变动不居的现代化大城市，流动更是社会创新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力量之源。

　　2011年，王国华从东北长春到深圳工作生活，像许许多多北方人一样，他面临城市文化、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的变化，面临诸多个人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的纠缠和交织，内心经受着剧烈冲突与对抗。他骨子里深厚的东北文化，如何与现代化都市文化产生微妙碰撞和融合，如何转换老眼光用新的视角和胸怀去拥抱新的环境，经历怎样的日常生活与精神演进？这些都在《街巷志》中得到很好的呈现。

　　《街巷志》没有写成私秘化的个人情感志，也没有写成类型化的恢宏地理志，而是打破地理史志、人文风俗、主客视角、情感与精神、主流与边缘等之间的界限，静静地穿梭在想象城市与现实城市之中。在举重若轻、虚实相间、游刃有余的叙述中，一座城市的精神隐约可见。或许《街巷志》并没有重建一座城市精神这么宏大的旨归，但它以独特的空间视角和流动的文化视角去呈现一座“新”的城市和城市的“新”。

　　中国城市化四十来年走过了西方三百多年的城市化历程，像一块压缩饼干一样，填饱了我们肚子，改善了物质条件，但人们的精神在哪里寻找呢？缺失了城市化背景中人文精神“变化”和“变化之由”，就缺失了中国精神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那么我们将来如何记忆与叙述一座城市？《街巷志》的可贵之处恰在于此，它呈现出了“流变”的多姿多彩。它对那些从东北老工业城市到现代化大都市，从传统、单一板结的文化笼子中挣脱出来逐渐融入到一个多元、包容和开放的文化前沿的个体精神样本，进行了深入挖掘与呈现，显现出独特的文学价值。

　　汇聚敏锐的视角和流动的心灵

　　王国华是一个资深媒体人，知名专栏作家，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整体把握能力。到深圳后他在一家区级报纸工作，折让他更贴近社会民间，更执著身边的变化，更具烟火味。王国华对中国野史笔记方面多有研究，出版过多部专著，这也使得他在叙述深圳风土人情时，多了一种参考和方法。

　　动荡的文化心理、社会民间的视角和情怀、敏锐的文化情感、笔记体的创作手法，构成《街巷志》强烈的个人风格。王国华写深圳的朋友、深圳的植物、宝安的早晨、宝安公园、城中村、夜市、街巷、风俗、人文等，始终有一种变化着的原始力量支撑，有时实写，有时虚写，有时宏阔，有时细微，将各种事物描写的恰如其分，这种能力实在令人羡慕。比如写到世俗生活之沉重、街巷地理之迷茫、我者与他者之冲突、社会关系之混杂时，他往往会及时稳住，用诗性去打量，用哲学去质疑，用闲笔去引导，甚至用感悟升华，这种轻与重的变化，虚与实的转换，工与闲的乖合，不仅是王国华在这座城市中动荡心灵史的真实记录，还延宕了人们的思考，腾挪出了呼吸的空间，仿佛忽然走出鳞次栉比的深圳高楼大厦，来到一处公园或者广场当中，天地顿时宽广，想象更加轻盈，让人更加清晰和整体地看见这座城市。

　　赋予一座年轻城市感伤气质

　　剖析和追溯从东北南迁到深圳的心路历程，真实地把复杂、游移的心路历程和情感写出来，写出一个“真正的人”，是《街巷志》耐人寻味的地方。他并不隐讳与家人两地分居时的煎熬和与妻子曾经在情感上的矛盾，也并不掖藏偌大公园里的一个知名作家的“渺小”；不隐藏在深圳的阳光和植物面前流露出来的多愁善感，更不隐瞒与文人诗友们在一起的委琐；他留连于以数字命名的城中村社区，也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扩散自己的书写对象……他写别人的孤独，也写自己的孤独。

　　从《街巷志》中，我读到了一种感伤，一种由许多细小事物共同酿成的感伤。这是许多国际大城市共同的气质，深圳当然也有。没有忧伤、没有孤独的城市是不存在的，或许这抹忧伤被繁华、浮躁、拥挤、快节奏、简单程式化的生活所侵占和遮掩，但它仍存活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王国华和他的《街巷志》，是在复杂交织的心动之余，对感伤的一种自然流露。也可以说，王国华以一种敏感的心灵，试图赋予深圳街巷另一种感伤气质。我在《街巷志》里若隐若现地看见一个真实的感伤的王国华，仿佛也看见了一群王国华。他们从从四面八方来到深圳，小心翼翼地捧着柴米油盐，怀惴着喜怒悲欢，抑制着焦虑不安，也享受着醇厚热烈，享受着孤独感伤。一个人对于一个城市重要，还是一群人对于一个城市重要，我说不好，但看过《街巷志》后，我认为一个带着真情实感的人，一个表情自然变化的人，一个能享受孤独感伤的人，对于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是非常重要的。

　　《街巷志》读后感(五)：在深圳找到自己的身份

　　文/宫敏捷

　　读王国华刚刚出版的散文集《街巷志：行走与书写》（以下简称《街巷志》），对作品中写到的两个故事，印象十分深刻。全文看完，回头再想，这两个故事，就是打开这部散文集的神秘钥匙，也是走向作者柔软的内心世界的秘密通道。

　　故事一：在遥远的1994年夏天，王国华上学途经北京火车站时，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个衣衫褴褛四五十岁的农民工，在一商店橱窗前多看了一眼，就被店主出来大声呵斥，还追着他打。这让作者吃惊不已，并深深记在了心里，以至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还能完整地记录下来。这说明事情发生的那一刻，同样作为外来者，一个万千过客中的一员，作者已把自己置身于农民工的角度，并对 “社会”这两个字背后冰冷又残酷的现实环境，“充满了畏惧。”

　　对于此事的发生，王国华做出了两种简单的分析，或许是农民工形象猥琐，只看不买，还影响生意；也可能是店主实在无聊，又没其他事做，就出来找个人打着玩。更刺痛作者内心的，应该是农民工被打之后的反应。他没有还手，也不声张，而是落荒而逃，就似犯了什么天大的错误。

　　任何一个有心之人，只要像王国华这样，站在农民工的角度考虑一下，都能感受得到他内心的恐惧与悲苦。他被打的当下不声张，就算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也不会声张，而是带着这种恐惧又悲苦的感受，把这一遭遇活成内心一道永远也抹不去的阴影。最多是哪一天多喝几口酒了，对身边的某一个人感叹一句：“社会太复杂了。”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王国华在长春工作时，单位有一个长着刀疤脸的保安，不管跟他怎么熟悉，每天进进出出，他都要拦住别人问好几遍。原因非常简单，保安是有编制的，他所拦住一再询问的，都是没有编制的。闲得蛋疼了，他就拦住戏弄一下，彰显一下自己的权威性。在自己还没成为一个深圳人前，作者就常常想，“将来我去了深圳，再回来的时候，他还在吗？如果他刁难我，我是直接怼他，还是视而不见，大步流星走进去？”

　　这两个故事同时指向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与地位问题。不同身份的人，彰显出了不同的地位与权威，本书中，作者是在用具体的故事与深圳生活的细节，在反思与观察中，柔和地表达对自己身份的思考，对身边其他人的身份的思考。这不是宗教中“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之类的终极思考，而是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活着，以什么身份活着”。

　　作者的血液里，与生俱来地流淌着这种思考的因子，在其学识能力与人生阅历还不足以为自己的生活指明方向之前，他几乎是凭着本能做出人生选择的，他也因此而离开了生活一二十年的故乡河北阜城县。他在《暖阳》里写到：“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时，我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中，写上了‘除本省学校外，服从分配’。”“我要离开，再也不回来。在我身体里，故乡是个有毒的物体。那时候唯一的希望是走出去，让外面的风吹进来，让村子外面的空气透进来。”而潜意识是，他不是不热爱自己的故乡，不热爱家乡的亲人与朋友，他需要通过出走，让自己的身份有别于故乡那些“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的陌生人，那些无助时的讥笑，那些冷漠的拒绝，那些兄弟和婆媳之间的打斗，那些见了有钱人时的阿谀和下贱……”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王国华十八年的长春生活，更多的是被生活所选择，而不是自己选择了一种可以安身立命一辈子的生活。十八年中，他娶妻生子，已经适应了东北的冷，适应了东北的饮食，像东北人一样思考，还会带着淡淡的河北口音，唱几十段别人耳熟能详的二人转。不过，他还是没有找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身份，安放自己始终不安的内心；这一次，他主动出击，带着毅然的态度，离开了东北，只身南下深圳。如他在《躲进南方的深夜里》所写的那样：“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多挣一点钱，我更想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从出来的那一天我就没打算再回去。即使将来有一天回到长春，也不是退缩，而是另外一种选择。”在《木棉树下的靠山调》里，王国华就写得更直白了，说“我通过分离自己，改变自己，去和他人融合，在一个新的地方找到自己。”

　　在这个散文集里，我们清楚地知道，王国华如何艰难地做出选择，又是如何艰难地留在了深圳，融入深圳，并找到自己安适的身份，成为了自己希望成为的那个人。这是《街巷志》中最重要的书写部分。面对一个陌生的城市，王国华难能可贵地展现了一个外来者的心路历程。

　　我们选择一个地方，留下来，活下去，且活得开开心心的，不是因为房子有多大，工作有多好，挣到多少钱，而是这个地方适合安放自己，有可以陪自己说说话的人，一起经历和见证彼此生命历程的人。这个过程中将生命的密码掩藏在街头巷尾，自己一路走过去，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王国华在向我们展示，他如何成为一个在深圳拥有了密码的人。这是一种宿命般的归宿感，让他变得坦然，从容又幸福。尤其当他成为深圳的一部分，知悉了每一个公园的喧闹，每一条道路的走向，每一条河流拐弯处的风景时，他就让自己安静下来，用心去倾听每一声来自身边人的呼喊，每一朵花开的声音，以及来自天空鸟儿的鸣叫。这种感恩的心，又幻化为深深的同情，让他将目光停留在其他外来者身上，如保姆、快递员、拉客仔、小商贩等等。这让王国华的文字呈现出了与常见的打工文学，为底层人物请命一般的文字使命所不同的质地，王国华只是用一个外来者打量另一个外来者的态度面对一切；打量的时候，他把自己置换成不同身份的人物，为他们的生活思考，为他们身份的现实意义思考。但他没有尝试为他们的迷茫指引方向，也不为他们的人生给出任何建议，他只是用文字表现出应有的疼痛感，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的身边，往来着太多眼里没有别人的人。就因为这样，许多人才生活得无所畏惧，不知天高地厚；也因为这样，那个生活在皇墙根下的北京人，才会向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农民工挥起了拳头。同样是生活在一线城市，同样是面对外来者，面对脆弱的农民工，王国华也无意识地记录了这么一个与之相对的故事。这是他在《躲进南方的深夜里》写下来的：“刚到深圳那年的暑假，妻子带着女儿来看我。朋友在一个饭馆请我们吃饭。吃完已是晚上十点多。我们把剩菜打包，一行人走出来。门口的暗影里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白衣服的女孩儿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大家继续走。后来我听清了，因为她又说了一次：大哥，把你的剩菜给我吃吧。我饿。我没犹豫，下意识地把打包盒递过去。朋友把车开出来，我们坐上去。擦身而过的一瞬，我看见那两个女孩端着打包盒，正捏着牛肉片在认认真真地吃，应该是饿坏了。她们穿得干干净净，吃相文雅。我们一帮人嘻嘻哈哈的，没人注意她俩。妻子注意到了。回到住处，她跟我说，当时想下去给她们五十块钱。”

　　或许连王国华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面对这两件事截然不同的态度，恰恰就反映了在两个时间段里自己的不同身份；但对他来说，不管身份如何变幻，他本着善良，心存美好，驱使自己，不断前行的步伐，还是一样的，且这也是决定他将越走越远的动力之一。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不只是地理上的，作者的追求，又何至于此。

　　《街巷志》读后感(六)：曾与王国华相遇

　　作者：李启远

　　大概是在2016年的夏天，《街巷志：行走与书写》的作者王国华老师来富士康集团龙华园区，给大家讲了一节关于写作方面的课程。集团内有自办一份厂报，会不定期邀请周边知名作家，给有文学爱好的员工培训讲课。我是2015年底进厂的，还是第一次有机会见到王国华老师。

　　进厂之前，跑过业务、摆过地摊……杂七杂八的事情做过不少，可现实中的阳光从来不曾照亮我的前程，竟然没有一条路走通过。就如同这次进厂一样，也是在一次新的尝试失败后，经济极为拮据的状况下才做出的无奈之举。不想，却因此得以有机会见到王国华老师。有失有得，心中也就释然了。若是早知道集团有这么好的培训机会，或许早些年就会来此进厂了，似乎机缘到来，总会在事先经历一番曲折的。

　　应该是在2011年，我开始尝试写作投稿的。那些年的漂泊生活，很多爱好和追求早已放弃，可能坚持下来的就只剩下这两样了。尽管发表的文章不多，与此相关的理论书籍还是阅读不少。可在实际写作的过程才发现，很多书本上的技巧根本运用不上，就算反复揣摩那些用划线标示的重点，局面也并无改观。一直都没弄清其中原因，也没有深究过，每天忙这忙那，晚上有空随便看几页书，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其实技巧层面上的东西，越是高深，越需要相适应的境界去驾驭，就如同光有好的建楼方法，没有材料，也是搭不起楼阁的——这是听完那节课之后才明白的道理。写作这条路，并不好走，弯弯绕绕，事倍功半的事太多，也许努力多年，才发现方向弄错了；若非有人指出，可能一直都还迷在其间。念想至此，尤其感激。至今依旧觉得，王老师那天讲的这番忠告在何时何地都是适用的：“感情最重要。”这是在课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向王国华老师请教，王老师给予的指导。

　　那个夏天已过去两年有余，期间未能再次与王国华老师相遇。相对而言，短短的两个小时的课程时间，就显得太过短暂了。

　　大概是在2017年11月底，我辞职回乡了。无他，就想尝试一下没有工作束缚的状态下，可以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之前那么多年里，只是把写作当成一种爱好，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就知足了，未曾想过要以一个专业的态度来对待。我于2016年夏天有了这样一个构想，准备了一年多，终于付诸行动。离开厂区的那天，深圳的秋阳敞亮，道路两边的簕杜鹃艳如彩霞。

　　我从小在家乡长大，那次回来，却感觉自己更像一个外来客。新的朋友需要结交，新的圈子需要融入，这些在之前已有想到过。但是，其复杂程度还是让我不太适应。就如不久前外出参加作者群聚餐活动一样，那天若非有人提醒，几乎对人不敬。原来酒席间的座位是按资历排列的，虽然没有明牌标示，众人心里却有默契：谁是领路的尊者，谁是多年的功臣，大家早已默认。如果未懂规矩入座，是会遭到白眼的，众目睽睽交递而来，直到起身退后才相安无事。对于初次遭遇到这样阵势的新面孔而言，就如同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左顾右盼，都不是水源之地，唯有低头从手机中寻找安慰。

　　当然，也有给过我机会的。轮到自我介绍的时候，却不知该说点什么好了。来此之前，我已准备好谈谈深圳的。我在那座城市里生活了十五年，虽然没有体面的工作，但那座城市所赋予的包容，不会让人有被排斥在外的感受。假如是参加一场文艺活动，可能在座的有大师级的前辈、报刊编辑老师、企业家、辖区公务员，还有我们这样的一线打工者。同座其间，却也没有任何不适感。——这些话题我在来的路上就已经准备好了，然而临场之时却放弃了。此时此刻谈及这些，恐怕会让大家误会我是别有用心的，而且这样的误会都没法解释。

　　有时候，酒真是个好东西，可以畅饮也可以敷衍。举杯站起，“一切尽在不言中了！”也可以落个皆大欢喜。

　　所幸去聚餐那天的路上，顺便去取了份快递，方觉得没有白出来一趟。那个包裹里面，正是王国华老师签名并赠言的新书——《街巷志：行走与书写》。

　　心情不佳的时候，读一本好书是最好的调节方式。一部优秀的作品，常常有着丰富的指向性，总能在其间寻找到共鸣之处：也许是一个章节，或是一个页面，或者一个段落——似乎愿意与你谈心的人早已坐在那里，等待好久了。当读到下面这两段文字时，我不再为酒席中的不合群而自责，让我相信深圳留给我的印象是真实存在的。是那样的氛围在我心里留下的惯性与不相符的现实发生了碰撞，而导致的矛盾和不适应感，错不全在我——

“老昌他们明着是开公司，实则更像开流水席。每天从早晨开始就有一大堆人坐在这里吃饭，中午换了一拨人接着吃，晚上又换了另外一拨人。各式各样的人纷至沓来，有的特意来蹭饭，有的聊得兴起，也留下一起吃。老昌喜欢做饭，炒菜水平一流，或许是常年在外修炼出来的。有时候人多，还到下面的饭馆去吃大餐。……”（《大梅沙的风铃》P45）

　　还有这段——

“城市空空荡荡，留下的人相互珍惜，并等待着离开者归来。谁是这个城市呢？当然是这个城市里的人。新来的人慢慢被这个城市的气质同化，逐渐老去的人开始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他们一个个勾连在一起，就是一座城市。”（《等你回来》P219）

　　读完这两段时，是我对深圳最为怀念的时刻。

　　当然，这样的一本好书同样适合在心情愉快的时候阅读。无忧无虑的暖阳下，捧书仰靠于木椅上，要是桌上有一杯香茶就更妙了，那样的一个冬日午后，便觉一切都具足了。安安静静地欣赏，也能从字里行间获得一些感悟。

　　之前，自己在描写一处景物的时候，常常先用一段概括性的文字表达观点，然后才罗列景物特征予以论证。看似条理清晰，实则更像一道论证题，留下的空间太小。读到下面这两段文字时，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和妻子每天都要视频通话。我经常添油加醋地给她讲这边的见闻，水果啦，热带植物啦，尽量生动一些，好玩一些，她则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我知道她是听不进去的，她最关心的是我到底决定留下还是回去。如果回去，什么时候回去？有一天刚打开电脑，彼此对视片刻，妻子突然哭了，眼泪哗哗地流。我无语凝噎，一个劲儿向她道歉。但她还是关了视频，打下一行字：‘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你早点休息吧。’”（《大梅沙的风铃》P38）

　　上面这两段文字，很形象地呈现出王国华老师最初来深圳时与妻子分居两地的艰难状态。不加概括，不加论证，细细讲述，娓娓道来，留下的空间也更为广阔。因而，我感受到的是其中美好的一面：夫妻彼此深深牵挂，人世间最美好的真情也莫过如此了。说实话，我是打心里羡慕的。

　　还有其中一些段落也令我非常着迷——

“但在干活儿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已经不在乎钱了。他就是要颠勺，就是要表演，要让观众为自己叫好，感动，涕泪横流。接过钱的瞬间，他悄然回到自己的世界。”（《路过73区夜市》P88）“最多的还是吃食。面饼一摞一摞地傲立着，烤蚝整整齐齐地排成几排，就像写文章时常用的排比句，一句接一句，越读越快，气势磅礴，没道理也显得有道理了。”（《路过73区夜市》P93）“也有民间创作者不断参与进来。在低处，小孩子们会写上‘某某是小王八’之类的话，成为整幅作品的一部分。还有办证刻章的广告，黑黑的一个长条，大大方方印在那些图画上，有点无厘头，却也使得涂鸦更加丰满，有一种出人意料的效果。”（《我不认识铁岗村的人》P111）

　　看似不着痕迹地随手拈来，但这短短的几个段落所包含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化静为动，增其幽默，赋予形象鲜活灵动的特质，读之爽脆，令人回味。

　　还有这样的情怀最令人感动——

“城中村是城市的湿地，深圳尤其如此。据说城中村比例一度占了整个深圳建筑的一半。深圳房价高，全国人民都知道。城中村里有大把的便宜房子，外地人却很少知道。一两千块钱在这里也可以住得下来。如果都扒掉盖成商品房，动辄六七万、十来万，房租自然大涨，那些快递小哥、环卫大嫂、保安大哥、保姆阿姨住到哪里去？深圳都是所谓的‘高端人士’，谁来为他们服务？服务费得多高？没有了湿地，整个生态都会变异。现在城中村已经被拆得七七八八的。很多初到深圳的年轻人和闯荡者都住在湿地中。过几年，他们收入高了，境遇改变了，买了自己的房子，或者能租得起更贵的房子，陆陆续续离开这里。他们提起城中村，大多是怀念城中村的美食。”（《路过73区夜市》P93）

　　文中直面现实，也关注现实，却并不是常见的灰色主调，反而带给人希望，想起曾经的美好。很庆幸在深圳生活那么多年，那些日子呈现在现在的回忆里，变成一种自豪，可以伴着我在冷漠中昂头挺胸地走过。

　　生活中是需要多一些快乐的。别人怎么对待我们，那都不是生活的全部。绕过去，不去想，因为身边有意义的事情太多了。读完这本书后，我几乎已将那些不快忘记了。我在书中感受到了什么呢？或是一种新的价值观，或是一种看待事物的全新视角，或是一种独特的语感，更多的是充盈在心中的一种喜悦。有期待，也有温暖。也许再过一个月家乡就下雪了，冬日围在火炉边再读一遍，我会借此为身旁的人讲起我在深圳的故事。

　　如果有一天要重返深圳了，但愿能像下面的这段文字描写的一样——

“假如我住在另外一个城市，一个千里之外的远方，想到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铁岗村有自己的一个朋友，深圳在我心里就会温暖起来。下了飞机，我会风尘仆仆地坐大巴赶赴这里，扔下行李，在他的洗手间里冲一个凉，和他到楼下喝冰啤酒，吃地沟油炒出来的辣嗓子的湘菜或川菜。兴奋地谈诗，把自己微信上刚刚写完的诗翻出来读。对方闭着眼听着。”（《我不认识铁岗村的人》P104）

　　我带着这样的一种状态告诉在深圳的老师和朋友们，我没忘初心，过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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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启远，桂林兴安人。2002年来深圳打工，2011年开始投稿，有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在《打工文学》《贺州文学》《佛山文艺》等刊物上发表。

　　《街巷志》读后感(七)：气生根的降落

　　出差的路上最适合读书。

　　无人打扰，无事可做，时间富裕，无处可逃。

　　手上拿本书，空落的心便有了落地扎根的踏实感。

　　这次陪我在路上的是国华的《街巷志：行走与书写》。

　　他去深圳好几年了，期间我们见过几次，不过不再像在长春时，有充裕时间深入交流。

　　这本书弥䃼了这项缺憾。

　　它带着我跟国华一起走近、打量、融入深圳。

　　让我们有了一次不需语言的对谈。

　　让我慢慢理解了国华身上那长久让我困惑的矛盾之处。

从田田到易水寒再到王大块

　　最早知道王国华时，他还叫田田。别人嘴上的一个校园诗人。

　　我们都在系里办文学社。后来一起办学校的支点文学社，成为好哥们。

　　我能摆弄文字，跟他有很大关系。

　　他指导我看书；借书给我看；推荐我的文章到《长春日报》副刊上发表；我毕业去《城市晚报》应聘，也是他告知的消息。

　　后来我跟着几个人去办《新文化报》，他之后也去了《新文化报》，又离开，去了《城市晚报》，再离开，去了深圳。

　　他离我越来越远。我离文学也越来越远。

　　他去了深圳后，我很孤独。不再跟任何人谈文学。

　　王国华是有名的校园诗人，一说“田田”这个笔名，我会想到在莲叶间吐泡泡的金鱼。

　　一看到王国华本人，我会想到沙漠中已经倒地未烂的胡杨树。

　　我没问过他为什么起这个笔名。

　　我们在一起时，他上大三，好像还在《青年月刊》兼职。

　　他谈起王元涛（先是《青年月刊》的编辑，后任主编），总说“我哥怎么怎么样”，让我们觉得很牛逼。

　　我们那时候读卡夫卡、黑塞、尼采……谈论马原、洪峰……他宿舍墙上还贴着卡夫卡的黑白肖像。

　　那段时间，我觉得他身上有卡夫卡那种忧郁的气息。

　　我们那时候办了胶印刊物《支点》，黄冶配插图，国华写诗，写小说，我写些散文。

　　记不太清他是不是那时候开始叫“易水寒”。我觉得这挺带劲儿，符合一个河北人的气质。

　　我们听崔健、张楚、黑豹，穿着肮脏的军大衣在学校旁若无人的唱“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

　　每当国华扯着嗓子唱，他太阳穴上面那块类似老年斑的东西，便格外显眼。

　　他嘶吼摇滚的时候，我总觉得他肺子里有杂音，好像憋着什么，丝丝缕缕的，如果能吐出来，应该带着血丝。

　　他有时候还唱郑智化的《水手》，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还拿到东北亚音乐台去参赛，还获了个第二名。

　　我觉得《水手》和摇滚都符合他的气质，他参加歌曲比赛让我觉得很不搭。

　　国华多数时候很沉默，像个深刻的诗人，海子卧轨那段时间，我还担心他学海子。

　　我除了读书，还追女孩，踢足球，他似乎没什么运动。

　　我们经常点一斤韭菜馅饺子，一瓶啤酒，他喝三分之二，我喝三分之一，出门时都觉得喝得有些多。

　　有段时间，他写了个长篇散文《小羊羔和赞美诗》。忘了发在什么上了，反正大家都觉得挺牛。

　　他比我早毕业一年，去了一家企业做报纸。那段时间他很勤奋，因为没地方住，跟我同居了两个月。

　　每天晚上，寝室的人都让他讲黄段子，他讲了个星期，不重样。

　　大家很开心，他也跟着笑。他笑的时候，大门牙那排牙齿露出不少，让他的笑看起来不那么真心。

　　我经常疑惑，那个写校园诗的田田，和那个愤世嫉俗的易水寒哪个是真实的国华。

　　我没问过。他做自己就好。

　　很多时候，我们一起去书店，一起默默的读书。挨的不近，也不觉得远。

　　后来我们在《新文化报》共事，我的职务比他高。我尽量避免跟他有业务往来，担心伤损他的自尊心。

　　他偶尔跟我说说工作上的不开心，更多的时候是拼命吸烟，没命写稿子赚钱。

　　我说过几次，应该写点真东西，他听了，不反驳，也不表态。他需要钱，需要安全感。

　　每当这时候，我就想起在果园里守夜的他。黑暗漫上来，没有灯光，他总得找点什么依靠。

　　他那时候开始研究二人转，也唱。我开玩笑说，你一个河北人，竟然传承了二人转。

　　他唱二人转时，很用心。好像用手捏着那曲调的婉转处。每当他唱二人转时，我都能感到他的开心。

　　再后来他去《城市晚报》，干得不错，稿子也发到全国各地的报纸上。

　　不过，他并不开心。他讲得在我看来都是些小事儿。出租车司机怎么傻逼了，保安怎么看人下菜碟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好。

　　时间过去太久了。我突然发现很多事情我记得并不真切了。

　　不过，他不怎么开心，我却记得很真切。也许是因为赚得少，也许是因为氛围太压抑。反正他得改变。

　　他说要去深圳时，我挺失落，不过并不意外。他太阳穴上面那块斑，不能再经历霜雪了。南方的阳光更适合他。

　　他去深圳我很支持。走那天我给他买了点东西，告诉他怎么与人交往。

　　再后来的事儿，他都写进书里了。

　　他发展得很顺利，独立组建部门，上夜班，在当地文化圈子里混，出书17本，还获了冰心散文奖。

　　期间我们见过几次。一次我受邀去深圳，跟一个朋友做股份制公司，搞微商产品。

　　他开着车来见我。他能学会开车不容易。他一边开，一边路怒。我渐渐找到了些熟悉的影子。

　　又一次，他拉我去一个文创园。我们在树荫下坐会儿。鸟儿跳上跳下，很惬意。

　　他给我讲深圳的树，花，讲它们在春天掉叶子。

　　他还请我喝饮料，花起钱来很熟练了。

　　他陪我去后面那个公园，给我讲他买的房子涨了多少钱。

　　他捏着烟，笑得很开心。

　　再一次，他陪我去中山见老朋友徐峰，我们一起游荡了一天。

　　没说什么话，不过，觉得什么都很妥帖。他肺子里的杂音我听不到了。他跟环境融合得很好。

　　还有一次，他回长春，我正准备做个大学的自媒体。他帮着参谋，如何盈利，怎么聚焦，怎么推广，还打算投资。

　　那一刻，我意识到，深圳给了他更大的格局和眼界。他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华了。

　　我们相见的几次中间，他改笔名“王大块”，开始写诗，写公众号。我偶尔看，偶尔打赏。

　　开始写得真不敢恭维，不过越写越好，开始是个别句子有诗意，后来整首诗都有，再后来，一组诗都有感觉。

　　他为什么叫王大块，我也没问过。他是觉得自己肌肉不够多？还是觉得叫大块显得魁梧？

　　不管怎么样，他平静了下来。开始写想写的东西了。这就好。

　　直到读这本书，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变化，他到深圳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原来觉得矛盾的他现在变得和谐了。

从“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到“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再到“住在一个可以出发的地方”

　　有段时间，我们疯狂喜欢王小妮。

　　国华复印了她的《我和他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我们既惊异于那样的散文方式，更向往那种根植于凡俗的超脱。

　　我们看了很多黑塞、卡夫卡，但我们不要“城堡”，不要“在轮下”，甚至成不了“荒原狼”。

　　就像国华太阳穴上的那块斑，很像老年斑，但毕竟不是。

　　我们都不是那种决绝的人。我比国华还更多些适应现实生活的能力。

国华在后记中写到：“我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鱼，跳到汪洋大海相当于自投罗网”。他想象过北京、上海、从河北到东北，18年后，他找到了深圳。

　　这个充满活力，不排外的城市，用她的阳光和鲜花，足以容纳国华的敏感、激烈、怀疑甚至胆怯。

　　而她的奋进、混杂，又给了国华默默打量的合适距离。

“路过夜市时，我看见他们。我看见了我。那个我，溶解在里面，像一颗细胞，在肌肤中跳动。他是一颗顺从的细胞，不会干扰其他细胞的生长，不会引起疾病。”（《路过73区夜市》 P88）“我躺在自己家的床上，轻轻翻着一本书。根本想不到还有一个夜市就在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只蚊子飞过来，嗡嗡乱叫。我拍一下，没拍到。蚊子飞走了。路过那个夜市时，我常常被它强烈撞击。像一个拳头，打一下，不痛；再打一下，还不痛。再打时，我己经离开了。”（《路过73区夜市》 P101)

　　国华去深圳后，有一年半左右的独居生活。这对他这个“家庭动物”确实很难熬（刻意做饭，让住的地方有家的气息；半夜心脏疼；睡觉盗汗），不过，对于化掉他坚硬的外壳，像缓冻梨那样帮助他缓透内心，确实非常必要。

　　他混进圈子，打牌，唱二人转，写稿，慢慢把封闭甚至有意打造的那个异化的自我释放出来，融入到深圳宽容、和谐、明亮的城市氛围中。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气味，深圳的气味就是植物的气味。结合了夏日的潮气、秋天的爽气、深冬的寒气，还有略微的人的气息，笼罩着整个城市。一下飞机，闻到这股味道，心思马上柔软了：啊，深圳，我回来了。”

　　（《宝安公园里的一片叶子 P67）

　　他成了那个“被统一说服，在春天集体蹦下树的叶子”。

　　大学最后的时光，徐峰办毕业画展。黄冶用丙烯给我和国华各画了一件T恤。

　　我的是只老鼠，国华的是只长着眼睛的手掌。

　　那个夏天阳光甘冽，青草芳香，我们穿着白T恤在学校中招摇，在展览室内合影。

　　那是我在记忆中，觉得国华跟周身环境最贴合的时刻。

　　很久以来我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些梦幻式的场景，我反倒觉得国华置身其中很和谐？

　　读了国华这本书，我明白了。

他需要远方，需要陌生，但不能太激烈。背景需要整洁、纯粹，不能耗费他太多的能量来应付（一个人离开一个城市了，不是这个城市把他怎么样了，而是这个城市里他接触到的人给他的温暖不够多，让他冷。《悠长的早晨》P132）。

　　他需要住在一个随时可以出发的地方，但不要不可把控，不要颠沛流离。

“现在住在它的旁边，我的梦不再漂泊，黑夜不再没有尽头。每一个目的地，都是一个未知的故事。对出发的期待、惶惑，和对目的地的忐忑、优柔，这么多年终于不用困扰我了。《住在一个可以出发的地方》P114）“这座天桥建起来不久，对面的候车厅就歇业了。多少人停留过的一个候车厅，说没也就没了，无声无息，连一个涟漪都没有荡起来。如果我领着一个初来乍到的人从这里经过，告诉他，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候车厅，他会有什么反应？也许只是敷衍地“啊”一声。他没有见过候车厅，生命中从没和它发生过碰撞。候车厅之有无，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我留恋这个候车厅，只因那里曾收留过我的气息和我的一段小小的徬徨。毎一次经过这个己改为房产中介的门面，当初那种无助感就冒一个泡儿。人这辈子，就是由一个个小气泡组成的。（《住在一个可以出发的地方》P118）

　　国华给我的印象很像榕树的气生根。褐色的，密集的，随风飘荡着，四处寻找着，有时候激烈到狰狞，有时候又柔顺的有些意外。

　　之后，这簇气生根找到了适合的土地，探下身，落地，扎下根。

　　那一刻，像张开了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鲜活和美好的：

“新鲜的阳光从树缝里渗下来，一片斑驳。在最亮的那片阳光中，两只蚂蚁正触碰彼此的触角，不知它们在聊些什么。芒果树上，丰满的芒果渐渐由绿变黄。露水紧紧扒着光滑的果皮，一点点往下滑。终于还是没有挺住，忽地掉在草地上，砸得草叶弹了一下。我走出电梯，看到的世界就是醒着的。所有的事物昨夜都没睡去，一直睁着眼，定格在那里。等我遇到它们的时候，谁按动了播放器，它们开始以正常的速度运行。（《悠长的早晨》P128）

　　这种时候，国华开始脚踏实地的感受诗意人生。

　　不是我们过去那种写在纸上的诗，而是生活安定、内心充盈后，生命中自然涌现的诗意。

　　这种时候，会有沉稳的反思：

“什么路，还需要半夜去赶？那些线路，只有他们知道。就像他们的冷暖，他们的悲欢，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一瞬间我扪心叩问，自己是不是迷路了？我根据自己的生活现状推出的结论，也许都是假象。”（《住在一个可以出发的地方》P125）

　　这种时候，会有对时间和生命的感悟：

“多年以后我也会成为老人，也应该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叙述的故事，添加的细节，能否达到那些文盲老人的效果？我不敢确信。…… …… ……在匆匆忙忙的脚步中，我旁观的只是一个人的一部分。那些人有着各自的走向与可能，他们的人生丰富多彩，星罗棋布。但我看不到。手搭凉棚，望眼欲穿也看不到。事件的洪流把我推向另一边。我的眼睛望向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多地方，我随便这里扫一眼，那里扫一眼，一辈子都看不完这个世界。…… …… ……我自己扮演的也只是一部分角色。好人、坏人、弱者、轻狂者、沉闷的人，一件事就会粗暴的将我定性。别人看到的我的一个细节，就是我的一生。”（《茁壮的中午》P140-141)

　　这种时候，会有对过往生命的回望和和解：

“北方的夜没有这么满，那里要稀疏得多。稀疏让它显得浩大。抬头看见天空，穿越一座座高楼，不远处的虚空，是望不到底的黑，让你身不由己变得渺小。你是高官，你有钱，掌管着一个公司，你有人脉，你呼风唤雨，但如果紧紧盯着那块黑幕，你也会逐渐委顿下去。…… …… ……也许夜本来就在你的身体里，隐藏在你的骨髓中。外边的夜只是将其召唤出来，内外趁机融为一体。你的身体也洋溢出一种说不出的浩大。你在夜里没有自己。变大还是变小，都是黑夜说了算。”

　　(《躲进南方的黑夜里》P145)

　　榕树飘荡而孤独的气生根落地生根后，会变成支撑根，之后形成独特的生态系统，有的树，甚至会笼罩一个村庄。

　　睁开眼睛的国华充满爱地讲述着深圳的叶子，花朵，小鸟，路边摊，形形色色的人（自己就是从那时候熬过来的。我受不了一声别人的惨叫。《雨骑着风来了》P167）。

　　他从一个漂泊者，成为一个打量者，一个融入者，也必将成为一个创造者。

　　我们虽然没有摇滚那么决绝，但我们除了世俗，还需要超越。

　　国华这条扎入深圳的气生根，开始酝酿着他的生态系统。

我不认识铁岗村的人。想到这里，我的心里踏实下来。我向往着每一个陌生。在每一个陌生的地方，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铁岗村是我经常来的地方，建筑都很熟悉了。但走在这里，我不担心路上有人跟我打招呼：嗨，某某某，下午好。那样我会手足无措。我要求不高，只是像蚂蚁一样，要碰触一下陌生的触角。也许什么意义都没有。一种下意识。（《我不认识铁岗村的人》P102）“可惜后来没去成北京，而是来到深圳。在这个没有忧伤的城市，我将度过我的余生。忧伤是从容的，要有几百年的酝酿，上千年的沉淀。一个几十年的城市，还不懂得忧伤。我在深圳，在铁岗村只看到陌生，硬邦邦的陌生。我想把陌生，变成我能承受的忧伤。铁岗村，是我走向忧伤的第一步。”（《我不认识铁岗村的人》P112-113）

　　“从出来的那一天我就没打算回去。即使将来有一天回到长春，也不是退缩，而是另外一种选择。

　　但是，从南到北（应该是从北到南），心中的惶惑没有减少。

　　离开了一种惶惑，一定有新的惶惑。在原来的境况中，这后一种惶惑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如果自己不主动选择变化，就不会遇到新的惶惑。说到底，我不是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新的惶惑。

　　…… …… ……

　　深圳的这个夜晚，在我的恍惚中已经出现了。出现了就将永远存在。

　　(《躲进南方的黑夜里》P154-155)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会拥抱全新的平衡，并感恩这难得的“庸常”。

“机场接人的那个场景，多年之后消失了。它已点点滴滴渗透在我的生活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我对以后的生活，基本没有什么想象了。有人喊了一辈子口号：我要停下来，停下来。但一直在‘努力’中，停不下来。而我现在就想停下来，我不追求更好，只想着庸常伴我终生。某年的四月份，我还写下这样一首诗。（《我要去接一个人》P193)

　　国华写下的这首“很想对谁说一声/谢谢”的《四月》，在我读来，很像海子“只身打马过草原 ”的《九月》。

　　有些重生，不一定非要经历死亡；有些永恒，不一定非要接受铁轨的碾压。

　　在长春生活和毕业的王小妮后来去了深圳。我们那群文学青年，憧憬着深圳的阳光和高度。想象着我们时候能写出她那样带着烟火气又那么通透超脱的文字。

　　那时候，我不会想到20年后，国华也会去深圳，而且最终写出了那样的文字。

　　在深圳这几年的王国华，过着那些提着两斤土豆“走入人群”的日子，写他内心里那“手执一枝黄花”。

　　在后记中，国华写到：

当年在长春时，几个好友闲聊，说国华将来出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让元涛作序，王虎写跋，徐峰题写书名，黄冶绘插图。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过刚刚把第一个玩笑变成现实。所以说，来路还长着呢。

　　在赠我的书的扉页上，国华写着：

　　王虎：

　　这是我的第一本

　　文字意义的书

　　将来有一本找你作序

　　人生很像出差，无聊和惶惑的时间较多。

　　手捧着一本好书，空落的心便会有落地扎根的踏实感。

　　我知道，国华这条落地的气生根，已经做好准备，去写那能安慰空落生命的人生之书了。

　　（2018年11月23日。去北京动车上阅读，返回长春，返回集安清河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