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的爱》是一本由[爱尔兰] 科尔姆·托宾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暗时代的爱》精选点评：

　　●“我知道那些傍晚对他们而言是多么漫长。”

　　●有些人类困境只能改善，永远无法得到解决，比如人以群分本能下群体和群体之间的相互排斥，由此观之人类历史上哪个时代不是黑暗时代呢

　　●才知道托宾和阿莫多瓦是朋友。写阿莫多瓦那篇印象极深，原来阿莫多瓦的家真跟《痛苦与荣耀》里一样色彩明艳到夸张，各种炫丽的黄红蓝，夸张花哨的装饰，还有橙色的灶台和冰箱。《伦敦书评》的编辑太会约稿了，直接请托宾写自己的性取向被拒绝之后，三天两头给他寄关于同性恋作家或由同性恋作家写的书，放长线养大鱼。托宾善于在经典文本里分析出潜在同性恋文本，或者作者未彰显的同性恋倾向，完全可以开一门课：同性恋侦探学。

　　●浏览

　　●“徜徉于绿林”教我们如何在文学中打开柜子～之后人物的介绍 适合拿来做“书单”～阿莫多瓦那一章有点“简单”但还是能感受到他的长情和对女性的热爱～！

　　●有些伤怀。五十多年前，王尔德曾猜测过纪德的真实身份，并改变了他的人生。百年后，我在这些人的文字里窥视自己，比任何一种活着更接近自己的心灵。眾多啟蒙依次被叫醒，光明從未到來過。

　　●托宾真的是水了一本书哈

　　●书籍2032#三星半。有点接近导读本。好多作家确实我都不知道，而文中的评论亦是浅尝辄止，并不深入，但有些幽深线索确实可以把握（某种意义也很八卦）王尔德的部分尤其好，甚至对我来说这本就读王尔德就够了。发散性想到现在阅读耽美，于我而言耽美的魅力在于禁忌，是世俗的挑战，是不可见光中毅然决然的坚持，当代耽美往往丢掉最核心的苦痛（甚至简单以代孕解决问题）就很没有意思，远不如另一些挑战规则的bgb

　　●毕肖普那一章写得好动情

　　●托宾的文学批评随笔，没有期待中的好读，不是要揭露艺术家们另一面的不为人知，也不算同志文艺线索史，怎么说呢，整篇看下来时不时有种文献综述的感觉，比较枯燥。王尔德那一章篇幅最长也够动人，从小说家诗人画家写到导演，尤其是是好友阿莫多瓦，有种绵雨阴郁暗色调碰撞炙热明媚绚丽色彩的奇妙感觉。首尾两篇最佳。

　　《黑暗时代的爱》读后感(一)：或许黑暗时代永难终结，但至少要让更多人开始谈论问题

　　

奥斯卡·王尔德、伊丽莎白·毕肖普、詹姆斯·鲍德温、佩德罗·阿莫多瓦……他们都是文艺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但读者们乃至批评家几乎不曾严肃对待过他们的性取向。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作家并没有在公共生活里明示过身份，另一方面，批评家也未意识到他们的“欲望的法则”在精神生活里所起的作用，而这实际上影响了他们的写作。

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决定将同性恋作家推向文学传统的中心。在《黑暗时代的爱》中，托宾评述了前后横跨百年的九位同性恋作家（包括上文提到的四位）。透过托宾细腻、温柔的笔调，他们潜藏在文学中的暧昧情愫浮出水面，我们得以知悉他们的挣扎与作品的关系，也得以瞥见社会宽容度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在托宾看来，他为这群人书写了历史，被压迫而消声的群体，不再被遗忘，不再忍受孤独。

其实一开始托宾并不打算针对这一话题写些长文，尽管他的性取向已为外人知晓。向他约稿的《伦敦书评》编辑被拒绝后并没有放弃，他们不断给托宾寄去与之相关的书籍，使得他抑制不住兴趣，最终开启了这本书的写作，并怀着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处理了那些素材。托宾显然意识到了反复谈论问题在塑造人性上的力量，或许黑暗时代永难终结，但至少要让更多人开始谈论问题。

（撰文丨《单读》编辑 何珊珊）

　　《黑暗时代的爱》读后感(二)：因为同性恋卡夫卡写了《变形记》？

　　

我年轻时候看E.M.福斯特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时，发现他们的感觉之特别，好像与我有着生物学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作品中对男女情感之类的描述，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后来当我知道他们都是同性恋时，这个就容易理解了。

这本书就是通过描写不少优秀作家的同性恋经历来探讨对其作品有可能产生的影响。

例如批评家鲁斯·蒂芬布伦纳解读卡夫卡，“才会明白他所有主人公的困境都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都是同性恋······因为卡夫卡毕生都在刻意隐瞒他的性取向，他在私信、日记、笔记或是创作性作品中有些许流露，这也毫不奇怪······卡夫卡向离经叛道的同道们分享了他们最大的特色：他们同时需要隐藏和展现自我。”

卡夫卡小说的男主人公被迫不能将任何事视为理所应当，他们活在身份被发现、被揭露的危险中（《变形记》），遭受不公正的私议（“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审判》的第一句），他们与其他男性的关系充满了半遮半掩或是毫不遮掩、明白无误的渴求（《争吵》或《城堡》中的某些场景）。

“我们这个世纪没有第二个作家，如此强烈地唤起现代经验中的避世感、困惑感、失落感、罪恶感、被剥夺感······笼罩着卡夫卡生活和工作的危机感既是私密主观，独属于他自己的，又不囿于个人，为我们所有人所知。”

　　《黑暗时代的爱》读后感(三)：那些黑夜里的星辰

　　如果你喜欢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又对佩德罗·阿莫多瓦的电影感兴趣，那么大概会同我一般被一本书的标题所吸引——《黑暗时代的爱：从王尔德到阿莫多瓦》。该书为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短篇人物评论合集，关于同性恋作家和艺术家的私生活揭秘与作品解读，从十九世纪末的王尔德到二十世纪末的阿莫多瓦，以详实的材料、清晰的逻辑、动人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剖析这些传主的创作与时代及自我的关系，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各个时代中经历着从被惩罚到被宽容的历史时刻，这些交织着歧视、欺骗、恐惧、挣扎、疾病等等的时刻即同性恋的黑暗时代，而他们则是黑夜里的星辰，至今仍熠熠生辉。

　　托宾本身亦是一位同性恋者，起初不敢在作品中直面自己的性取向，因为会涉及到“那部分不安、胆怯、忧郁的内心世界”，然而在受《伦敦书评》之邀为诸位同性恋作家作品写评论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相比用作品“为读者释疑解惑，为同性恋者铺平道路”的当代作家们，托宾显然对更早期的一些留下模糊遗产的作家兴趣更浓：“他们或因同性恋而深受痛苦（奥斯卡·王尔德、罗杰·凯斯门特），或对此敏感不安（托马斯·曼、伊丽莎白·毕肖普），或让性取向滋养而非主导其作品（詹姆斯·鲍德温），或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弗兰西斯·培根、佩德罗·阿莫多瓦），或在艾滋病灾难中写下挽歌和回忆录（汤姆·冈恩、马克·多蒂）。”当然，我很好奇，为何托宾没有提及一样有过同性恋情的毛姆和伍尔夫，难道是因为相关研究论述已多如过江之鲫？

　　同为擅长洞悉人性并解构当事人心理的作家，相比毛姆的刻薄和幽默，托宾下笔则显得克制而有分寸感，且多能提出自己不流于俗、不同于传记的见解。对于王尔德这么一位深情又自私、坚定又脆弱的神经质天才，托宾的字里行间不自觉流露出几分哀婉与同情。理查德·埃尔曼在《王尔德传》里以金钱来衡量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多年感情——“既不执行也不要求性忠诚，金钱就是他们的爱情戳印。”这一厢情愿的论断显然触怒了托宾，于是他不惜花费大量笔墨为这段感情“辩诬”：“他们的爱情戳印来自他们对彼此巨大的吸引力，来自他们对彼此的需要，来自在同性恋解放前的年代难以界定和解释却对同性恋体验至关重要的东西……”不仅如此，他甚至搬出了异性恋者的“常态幸福”的一面——情感上的爱恋与肉体欲望的满足二者的合二为一——作为佐证，论述这种“常态幸福”在大多数社会中的大多数同性恋者身上难以实现，而一旦罕见地发生了，“就能产生异常强大的情感力量，由此引发的爱恋大抵是强烈而持久的，哪怕肉体上的吸引力逐渐消失，哪怕这种关系对外界没有意义”。除了王尔德与道格拉斯，托宾将奥登与切斯特·卡尔曼、詹姆斯·梅里尔与大卫·杰克逊也归类于此。

　　托宾指出传记作品的一大问题在于“牺牲了平常和真实，追求趣味性和戏剧性”。对于弗朗西斯·培根的三部传记，他同样评价不高，认为其不约而同之处在于一种不得不为的叙事手法：若要为任何一个对自己的性取向毫不掩饰的同性恋者作传，都必须花费大量笔墨描述其糟乱的私生活和戏剧性的人际交往——“培根被描写成一个怪人，他的作品被描写为承载了他暴力而痛苦的童年、他的同性恋取向、他的受虐兴趣，以及他那些坏朋友。他的生活在她们笔下成了传记者对同性恋的想象……他的生活也充满了奔放的逸闻、无度的酗酒，巨大的成功伴随着难以想象的悲剧。”托宾通过大量的资料阅读，发现培根“不是那种青少年期对镜自问‘我为何不正常’的同性恋者”，他似乎也有过许多愉快的时光。而种种新发现，正是撰写这些文章的意义所在。

　　另一方面，托宾认为“同性恋的历史并不单纯，它具有欺骗性，难以捉摸，需要极大的同情和理解”。一些同性恋作者迫于社会环境与公共舆论，无法正视自我，内心深处充满对压力的逃避，并将这种挣扎的痕迹留在了作品里，在阅读的过程中需要谨慎对待。在托宾的另一部著作《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中，详细评论了另一位同性恋作家约翰·契弗，提出需要把他的日记与其自我厌恶放在历史语境下看待：“这些看法是一个已婚男同性恋会寻常采用的手段，佯称——即便只是作为短暂的喘息——其他同性恋是古怪不正常的，而他只是碰巧喜欢与他们发生关系，借此与那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时社会对性少数的接受度正如福柯所言：“人们能容忍自己看到两个同性恋一起离开，但要是次日他们彼此微笑、牵手、温柔拥抱，他们是无法被原谅的。无法宽容的并不是离开去寻欢作乐这件事，而是幸福地醒来。”

　　至于探讨这些作家的性取向的原因和意义，托宾恰如其分地指出：“当同性恋读者和作者渐趋公开而自信，同性恋政治渐趋稳定而严肃，同性恋历史也成为同性恋身份的重要内容，正如爱尔兰历史之于爱尔兰，犹太历史之于犹太人。这不单单是寻觅历史上同性恋的晦涩踪迹（尽管确实存在），而是寻找某些作家——他们确凿无疑是同性恋，其性取向被大多数批评家、教师所忽视，但对其作品有巨大影响。……异性恋批评家倾向于将同性恋作家写成异性恋，或认为性取向对他们的成就无关紧要。”就像我们熟悉的那首《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在异性恋话语权下被解读为女子对暗恋男子的心声，实际上这是一首男子写给另一男子，即乘船的艄公吟唱给楚王的弟弟鄂君子皙的诗歌。

　　关于性向身份与创作的关系，托宾一语道破：“从莎士比亚到当代的广告，这个世界充满异性恋的意象，以致无人还会在意，但这些意象潜移默化进了至为隐秘的内心深处。同性恋自我隐藏的部分仍然渴求这类被认可的意象，充分认清这种需求之时，正是当这种需求被满足之时，沉默被打破，这句话说出来了，‘写得很自然，没有丝毫顾虑’。”

　　在同性恋者身处西方世界而不再大规模遭受困难和歧视、在同性婚姻合法化逐渐于全世界遍地开花的今天，我们可能无法想象过去的同性恋者们在历史上的种种行为和态度，无法感知他们所经历的那个黑暗时代。格雷戈里·伍兹在《粉色三角形》中揭露了同性恋者们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二战时期当联军“解放”集中营后，那些因同性恋被拘禁而佩戴粉色三角臂章的获救者仍然被当作罪有应得的普通犯罪分子，而粉色三角形也被剔除出大屠杀纪念碑，甚至战后一度没有废除反同性恋法。这一点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情》和《隐藏的恋情》等电影中皆有所体现。因此，托宾才认为“发掘一段历史、一份遗产是每个人的分内事，是通往自由之路或至少是知识之路上的一程，对于不太关心同性恋身份的读者和批评家而言，也具有严肃的意义”。

　　一系列作家评论的撰写过程也是托宾逐渐面对自身性取向的过程，并帮助他接受一些事情——对神秘的情欲力量和天主教和爱尔兰新教徒的兴趣、对无畏者的敬仰以及对悲哀和悲剧的永恒爱好。而此书也反映了作者对发现许多喜欢的作家原来也是同性恋者的兴奋之情，以及带着新认知探索他们作品与生活的兴趣。碍于篇幅，多数章节浅尝辄止，缺乏深刻探讨，有意犹未尽之憾。倒是每章后面附有作为延伸阅读的书目，可供进一步的知识获取。

　　在本书最后一章，托宾简单描绘了天主教信仰之于爱尔兰国民生活的意义：天主教不仅是代代流传的信仰，也是塑造爱尔兰社会的基本力量。而出版该书的目的之一，正在于让多数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民不时想起，“被他们长久以来排斥和边缘化的那些人”。其实对于全世界人民，又何尝不是如此？

　　《黑暗时代的爱》读后感(四)：《黑暗时代的爱》：哪里是什么铁骨柔情，不得已才这么埋声晦迹的

　　幽暗封面上的这几个字，"黑暗时代的爱"，作者又是文笔细腻的爱尔兰汉子科尔姆·托宾，我就自以为是地觉得，这是一本讲述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个跟爱有关的故事；或者，是发生在19世纪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一个爱的故事。

　　但，都不是。

　　黑暗时代，由作者科尔姆·托宾定义为当同性恋还不被世人所接受的时代。

　　当然是在读完书的首篇文章《徜徉于绿林》后才确认了科尔姆·托宾笔下的黑暗时代意指什么。《徜徉于绿林》，一个多么春意盎然的短语，文章中却荆棘丛生。除了这是全书中阅读难度最大的一篇文章外，还因为作者在其间埋了好几颗能炸得人顿觉天昏地暗的"雷"。

　　只举两例。

"（卡夫卡的）短篇和长篇小说戏剧化了孤立的男主人公的生活，这些人被迫不能将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活在身份被发现、被揭露的危险中（《变形记》），遭受不公正的私议（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他们与其他男性的关系充满了半遮半掩或毫不遮掩、明白无误的渴求（《争吵》或《城堡》中的某些场景）……"（第10页）

　　托宾先生的这一小段关于卡夫卡作品的议论，前半截没有疑问，这也是在布拉格羁绊了一辈子后被全世界永远遥望的原因。可后半截，谁会将卡夫卡的神秘归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托宾先生不容我们质疑地祭出了美国犹太裔文学和社会批评家、思想家欧文·豪的话为自己作证："这并不是说同性恋读者希望卡夫卡被解读为同性恋作家，而是他的作品受到自身性取向的重大影响，作品中许多方面可被解读为一则关于同性恋者在充满敌意的城市中的寓言……" ，是不是言之凿凿？

　　我这边惊魂未定，又一个"雷"炸响了："异性恋读者将此书（《一九八四》解读为未来的噩梦，这在同性恋读者看来是某种程度的偏执和无知，因为那太接近当时英国的同性恋生活真相……"（第12页）

　　有没有《一九八四》的忠实粉丝立马咆哮起来，说那是科尔姆·托宾的偏执和无知？那我要告诉你，引文由托宾先生引自格里高利·伍兹的一篇文章，后者是英国诗人、教授，被公认为专长同性恋研究。托宾先生所引，来自格里高利·伍兹一篇对《一九八四》精彩解析的文章。

　　被两颗"雷"炸得有些晕眩后，我又将以为读透了的自序又读了一遍。

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伦敦书评》显然决定用另一种方式来引诱我在印刷品中面对自身的性取向……但更早期的一些留下模糊遗产的作家，他们或因同性恋而深受痛苦（奥斯卡·王尔德、罗杰·凯斯门特），或对此敏感不安（托马斯·曼、伊丽莎白·毕肖普），或让性取向滋养而非主导其作品（詹姆斯·鲍德温），或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弗朗西斯·培根、佩德罗·阿莫多瓦），或在艾滋病灾难中写下挽歌和回忆录（汤姆·冈恩、马克·多蒂）。"

　　也就是说，《徜徉于绿林》绝不是科尔姆·托宾兴之所至匆忙草就的一篇关于同性恋作家的文章，而是其长期研读奥斯卡·王尔德、托马斯·曼、詹姆斯·鲍德温等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后谨慎笔耕的成果。而紧随《徜徉于绿林》的一篇篇长文短章，《奥斯卡·王尔德：黑暗时代的爱》、《罗杰·凯斯门特：性、谎言与（黑色日记）》、《托马斯·曼：被传记者追逐的退场》等等，无不在深入骨髓又形象生动地诠释着托宾先生对他们的惺惺相惜。

无论是伊丽莎白·毕肖普的敏感不安，还是詹姆斯·鲍德温是如何用性取向滋养自己作品的；无论是证伪罗杰·凯斯门特的《黑色日记》，还是唱给死于艾滋病的汤姆·冈恩的挽歌，能将小说写得情感丝丝缕缕就是绵延不断的科尔姆·托宾，都给读者奉上了感情充沛、论证充分的好文章。尤其是奥斯卡·王尔德的《黑暗时代的爱》，因为与同性情侣的关系已成一段公案，作家在世的时候因着闻名一时的诉讼而衍生出的檄文或颂歌，就不计其数。奥斯卡·王尔德身后，关于这段往事的追忆，就更加汗牛充栋了。可是，占了全书几乎四分之一篇幅的《奥斯卡·王尔德：黑暗时代的爱》，托宾先生写来依旧引人入胜。

　　尽管偶有论著行世，但科尔姆·托宾的主业是小说家，这恐怕无可非议吧。那么，他的性取向和他呈现在《黑暗时代的爱》里关于至少有同性恋倾向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研读，又会怎样影响到他的作品呢？

　　科尔姆·托宾的《大师》，主角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记得当年读《大师》前，特意选读的亨利·詹姆斯的代表作《一位女士的肖像》，对这位美国作家缱绻、粘滞的文笔略有了解，可读到"（亨利·詹姆斯）赤裸着身体与表兄在床上紧紧相拥"这样的细节，我还是有点责怪科尔姆·托宾：既为小说，为什么要这么写实另外一位作家？直到读完《大师》，"科尔姆·托宾根本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忠实地再现了伟大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一段生命，这位当世杰出的作家，用创作一个世纪前的一个伟大作家的一段生命的方式，来猜测和爬梳亨利•詹姆斯创作理路，以此获得与一个伟大的同行跨越时空的心灵感应"这一段当年的读后感看来是保守了，科尔姆·托宾其实是想通过《大师》的写作，来纾解因自己的性取向带给自己的压力。

　　《诺拉·韦伯斯特》，写了一个4个孩子的中年妈妈，在丈夫突然撒手人寰后如何生活下去的故事。都2010年代了，科尔姆·托宾怎么还中意如此老套的故事？尽管，作家让故事发生在自己的家乡恩尼斯科西。"莫里斯·韦伯斯特病逝对韦伯斯特家来说是一件大事，托宾完全可是揪住艾滋病、猝死、病逝等等平淡生活中的大事件大做文章，他却避重就轻地津津乐道于突遇变故的家庭嗣后的日常生活"——看来，我当年的理解忘了关联上作者的性取向，"在她（诺拉·韦伯斯特）当家庭主妇的二十一年中，她从未有过一刻的厌倦和灰心，现在她的好日子就要被夺走了"，当时读着觉得异常平淡的一句家常话，现在再读——那不就是是为不得不面对艾滋病灾难的诺拉·韦伯斯特写的一首挽歌吗？

　　至于《布鲁克林》，因为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而更为人所知的《布鲁克林》，表面上写的是爱尔兰姑娘艾莉丝离开家乡初到纽约时因难以融入当地生活而倍觉彷徨和无措的故事，"这些人被迫不能将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活在身份被发现、被揭露的危险中……"解读卡夫卡小说的这句话，何尝不是艾莉丝初到纽约时的心境？所以，艾莉丝为什么不是改头换面的托宾先生？描述的是他这些年来因自身的性取向而时时感受到的掣肘？

　　科尔姆·托宾的肖像，骨骼坚硬、线条直接、肌肉紧绷、表情似铁……这个人却喜欢在家庭生活的细部里镂刻切削琢磨。一直以为那是科尔姆·托宾铁骨柔情，读过《黑暗时代的爱》后我的感慨是：与生俱来的性取向，竟逼得铁汉只能埋声晦迹地吐露心声。

　　《黑暗时代的爱》读后感(五)：在黑暗时代，也要把故事讲下去

　　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的《王尔德传》里，使用了“爱情戳印”一词来形容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之间绵延多年的感情。

　　“1894年，道格拉斯的父亲威胁截断他的经济来源，他不以为意，只依靠王尔德的慷慨大度。因为王尔德和道格拉斯都既不执行也不要求性忠诚，金钱就是他们的爱情戳印。”埃尔曼在传记中这样写道。

　　没有性忠诚的两个人，为何还能维持如此深厚的情感，埃尔曼无从解释，便用了金钱这个假设——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也许只是我们外人最简便的自圆其说。

　　科尔姆·托宾显然不同意这样无端的揣测，使用“金钱”两个字甚至稍稍有点冒犯到他某些最想要保护的东西。他打足精神，在《黑暗时代的爱》里，花了两页纸的功夫，来为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的情感“辩诬”。

　　他把金钱两个字扔回给了埃尔曼，他认为这“更多地展现了埃尔曼自己”，然后他根据自身的经验——他是一个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认为“爱情戳印”来自一种很难清晰定义的情感：对彼此的吸引、对彼此的需要、一种同性恋解放前“难以界定和解释却至关重要的东西。”

　　这样模糊的描述难以说服读者。托宾转而叙述了异性恋世界中的“常态幸福”，即一种情感上的爱恋与肉体欲望的满足二者的合二为一在异性恋中是常见的。但是在“大多数社会”的同性恋身上，这二者是很难合二为一的，肉体欲望的对象往往难以成为恋爱情感的对象。正由于这种重合的罕见，一旦同性恋能够寻找到二者的结合，“就能产生异常强大的情感力量”，“由此引发的爱恋大抵是强烈而持久的”。奥登与切斯特·卡尔曼、詹姆斯·梅里尔和大卫·杰克逊、以及王尔德与道格拉斯，这些维持长久的同性恋关系，都被托宾归因于此。在托宾看来，精神与肉体爱恋的重合所激发的“爱情戳印”，让很多同性恋人即便在肉体吸引力消退之后，依然能保持长久的的羁绊，“哪怕这种关系对外界没有意义。”

　　《黑暗时代的爱》收录了托宾的一些短篇传记，从十九世纪末的王尔德一直到20世纪末的阿莫多瓦，主角们都是同性恋，他们在20世纪的各个时代，经历着同性恋从被惩罚到被宽容的历史时刻。法律、恐惧、疾病，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附着于滋生它们的社会，使20世纪的某些时刻成为同性恋的黑暗时代。但是托宾的重点显然不是铺陈痛苦，或者呼喊绝望，他要挑战的是描写同性恋在战斗姿态与平凡的欲望之间来回摇摆的暧昧、撕扯与勇气。福柯意识到同性恋的幸福是一种严重的“越界”，那么追寻这种幸福就是一次边界的扩张。

　　黑暗时代的“博爱”与“爱情戳印”

　　托宾的书名《黑暗时代的爱》（Love in Dark Time）很难不让人联想起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甚至“爱情戳印”这样特定时代的情感，也曾被汉娜·阿伦特所谈论。

　　汉娜·阿伦特所论说的“黑暗时代”，有其特定的政治关怀——公共领域的遮蔽、人们不再关心和谈论政治、退回到私人生活的所谓“思想自由”，这样的时代被其称为“黑暗时代”。生活在这些时代的人们，要么厌恶“世界”（汉娜·阿伦特的“世界”一般指的就是人们交往的公共领域），要么将世界变为一种仿佛与自己的生活好不相关的背景而不是真正可以谈论的东西。

　　阿娜·阿伦特自然对“黑暗时代”有着自身的生活经验，她体验过最糟糕的时代，并给这些时代里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诗人立传，“如果这样的情况过于糟糕，那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就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人性’。”她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社会，遭受着“非人”对待的的人们创造性地发展出了“博爱”——当时的一种“特殊的人性”——汉娜·阿伦特敏锐地抓住这一点，来论述当“世界”撤退后的人类场景。

　　卢梭把法国大革命精神中的“博爱”视为人性的完满实现，他看到了时代了症候，为大革命精神塑形。这种底层的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爱（博爱的本意就是兄弟之爱，fraternité），来源于当时底层人民对压迫阶层乃至对整个世界的憎恨。“当时代变得极其黑暗，以至于对某些人群的洞察力和选择能力来说不再能够从世界中撤离时，这样一种人性的出现，事实上就成为必然了。”这种人性，从表面上来看，带着人类的“永恒的博爱”，在被奴役的人群中扩散开来，最终被思想家提炼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但是对当时拥有这种“博爱”的人来说，其代价就是对“世界”的极端的丧失。如同一种物理现象，在极大的压力（迫害）之下，被迫害者不得不靠得如此之近，他们之间的摩擦所迸发出来的情感与人性的光芒，其浓烈辉烂足以让后世铭记——但他们之间的空间消失了。

　　如果把同性恋之间的“爱情戳印”放在这样的历史经验之中来看，就大约能理解“黑暗时代”的深一层含义。托宾将“爱情戳印”视为一种同性恋之间的特殊纽带，这条纽带与同性恋在早期历史中所受到的压迫密不可分。这种压迫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两个同性恋原子一旦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即兼具肉体欲望与情感的对象），就只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连时间也无法将其分离。但是同性恋同样也要为此付出失去“世界”的代价。他们被这样的“光”所吸引，或主动或被迫撤出了“世界”——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内在移民”，这些同性恋（在她的口中，是那时候的某些德国人、犹太人）的行为和情感仿佛不再属于这个国度，他们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们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公共议题，退缩到“思想与情感的个体性”之中。“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永远都是一种人性的丧失。”——这句话乍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很多同性恋并不承认自己与现实之间存在抛弃或被抛弃，也不承认“爱情戳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背对现实的产物，但托宾决定直面这个问题。

　　天主教、爱尔兰人、同性恋

　　1993年，《伦敦书评》的编辑安德鲁·欧海根怀着一个约稿的愿望拜见了托宾。他想让托宾写写有关同性恋的文章。“我立刻告诉他我办不到。”托宾回忆说。他坦承自己的性取向，但并不觉得这可以诉诸于文，“多少涉及我那部分不安、胆怯、忧郁的内心世界。”

　　托宾生于爱尔兰东南部韦克斯福德郡的恩尼斯克西（Enniscorthy, County Wexford），托宾家族从一百多年前就积极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他了解爱尔兰人的“黑暗时代”。托宾的祖父帕特里克·托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曾参与1916年反抗英国统治的复活节起义（复活节起义是爱尔兰独立运动中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祖父被押解到了威尔士的监狱，和“一战”的德国战俘关押在一起。父亲布里德·托宾也是爱尔兰共和党成员，支持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

　　托宾小时候是个口吃，9岁之前他都无法阅读。（现在他已经克服，各种采访中都能够侃侃而谈，语速颇快）。中学时候的托宾在家乡一家天主教男子寄宿学校就读，他对男性的性意识可能萌发于此时。“我发现一些神父对我很有性吸引力……如果当时他们要对我怎么样，15岁的我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他在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说。

　　60年代的爱尔兰，依然是一个被天主教主宰的相对保守的国家。爱尔兰社会学家米歇尔·麦克·格雷伊的著作《再论爱尔兰的偏见》中提到，直到1996年，才显示仅有12.5%的爱尔兰人认可自己的家人是同性恋，认可同事可以是同性恋的人也只有15%。60年代虽然没有相应的数据，但托宾记得那时的氛围。他记得那几年，他们镇上有两个年轻人住在了一起，后来他们被送进了监狱，罪名是“不当行为”。这是托宾十三四岁时候的事情。

　　托宾说那是一个“专权的教会、和孱弱不安的政府联手打造的黑暗时代。”但是，罅隙也正好从最坚硬的那个地方裂开。90年代，各种同性恋绯闻困扰着爱尔兰的天主教会——都柏林的的一个神父死在了同性恋桑拿浴室、高威郡的神父性侵了年轻男子……为什么反同性恋的天主教会反而会成为同性恋们的隐蔽之所？进入神学院以逃避婚姻的压力也许能解释一部分原因，天主教不允许神父结婚，“如果他们不是同性恋，也许便不会进入神学院。”托宾说。而在神学院以至后来的神父生涯中，这些同性恋将不被允许谈论他们的性取向，因为这是一道“禁忌”。

　　这道禁忌如今已经解体。1993年爱尔兰将同性恋除罪化，2015年全民公投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一切都变得像陈年往事。但就像汉娜·阿伦特要为曾经黑暗时代的哲人们立传一样，托宾在用这本《黑暗时代的爱》和“世界”展开对话。“世界并不会仅仅因为它是人类所造而有人性，它也不会仅仅因为在其中有人的声音就变得有人性，它只在人们把它作为谈话的对象时才会如此。”

　　要真正将“爱情戳印”从一种特殊的情感“拯救”回到“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谈论它。在这一点上他完全继承了汉娜·阿伦特。他开始接受《伦敦书评》的邀请，不停地开始写同性恋作家、诗人的传记。他的双重身份——爱尔兰人和同性恋，让他将目光聚焦于除王尔德之外其他的爱尔兰同性恋身上。“罗杰·凯斯门特”这一章写得尤其惊心动魄，一位被确认的爱尔兰民族英雄会不会是同性恋？在“黑暗时代”，谈论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如今托宾旧事重提，他要将这一连串的同性恋们的历史书于竹帛，流传后世，“有必要不时地让他们想起，被他们长久以来排斥和边缘化的那些人。”

　　很明显托宾是抱着著史的心态在写这本书的。为什么要像犹太历史之于犹太人、爱尔兰历史之于爱尔兰人一样，编撰这么一本传记体的小史书？与其说这是20世纪后半叶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开始崛起之后的一种历史建构的内在需要，不如说这关系到如何理解“黑暗时代”之中被压迫的人。

　　要将“博爱”或者“爱情戳印”重新拉回到“世界—公共领域”之中，唯一的途径就是和别人谈论它们。这种在“黑暗时代”形成的人性的高度，不应成为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私人生活。犹太人、爱尔兰人通过理解他们的历史来理解压迫与人性，但“大多数同性恋在孤独中长大”，没有历史，“没有诉说历史上的不公的民谣”。

　　甚而可以说，不仅仅是爱尔兰人、同性恋，对于任何被压迫者而言，讲出一个故事，并和别人谈论他们，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几天前，一位学历史的朋友发微信给我，说这几天她觉得很愤怒，想哭，但又不知道做什么，问我“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我不能回答这么终极的问题，但我的本能却使我脱口而出对她说：“有用的。”那些发生着的事情，需要有人去记住并讲述，那些黑暗时代所发生的爱或荒诞，需要通过讲故事的人来传递给未来。“编成故事，讲给下一代人听。”一旦有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不会轻易灭绝，它像风一样充实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隙，并将人们联系在一起。

　　首发于《上海书评》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