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動的亡魂》是一本由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著作，衛城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D480，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躁動的亡魂》读后感(一)：历史应该是没有主角的剧本

开篇，作者用比较短的篇幅解释了，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

引出了异端与正统、蛮夷与华夏这两个概念。

接下来讲了200年前，“削发令”在江阴、嘉定两地掀起的血雨腥风，民众是如何用鲜血和头颅保护传统文化的。

然后又对比1850年，在同样在嘉兴和江阴，人民又为了保住“金钱鼠尾”，用模糊的血肉，对抗“长毛贼”的留发制度。（确信正统）

第三章又讲了，当时洋鬼子是怎么记录太平军无差别的对俘虏进行“面部纹身”，还嘲笑了太平军的穿着打扮，认为他们是京剧COSPLAY的爱好者，还说天王是疯子。（作者在书中坚决反对，毕竟洋鬼子也有鲸刑，但是京剧范儿这个没法洗。）

第四章讲的是1860~1870年的江南百景图。百姓在太平军与清军的拉锯战中如何自救与消遣娱乐的。

比如杭州天气炎热，百姓纷纷跳入西湖洗澡，以至于湖里面都没地方下脚，这恰恰说明了当时江南人丁兴旺，根本不存在什么屠杀。

再说说长江三角洲其他主要城市。虽然树皮草根没多少了，但是肉市兴旺。大清用稳定击碎了“何不食肉糜？”这种来自民间知识分子的嘲讽。

第五章讲的是一位在太平军统治下的南京城中，日夜盼望大清王师的小女孩。

清军破城后，她的家人都被王师屠戮殆尽。但是大清士兵也非禽兽，只是一时杀红了眼，误伤其家人耳。接下来又讲了士兵是如何“补偿”小女孩的，此处无法言说。

第六章讲的是，战乱过后，爱大清的国师们是如何收割杂草们的智商税。以及爱大清、爱国学这些个买卖到底怎么做才能利益最大化。

手段之高明，远甚于今日。

听说大陆也有个“不长眼”的出版社送审了此书，估计和当年那些人一样沉在西湖底了吧。

这本书索引100P，序言60P左右，本体也就300P。虽然我评价是10星书，但还是不建议购买。

大家还不如买一些XX经，毕竟躁动的亡魂就在你我身边。

　　《躁動的亡魂》读后感(二)：涂豐恩推薦序：傾聽亡魂的聲音

　　涂豐恩（「故事」網站創辦人暨執行長）

　　西元1861年，太平軍與清軍之間陷入激戰。

　　前一年，太平軍剛剛擊潰了清軍的江南大營，再次讓清政府大為震動。他們攻佔了蘇州、杭州等城市，而後又發起西征，目標位於長江中游的武漢，政府軍也隨即展開反擊。那年4月，雙方在另一座長江沿岸城市安慶短兵相接，由曾國荃率領的湘軍，將太平軍佔領的安慶團團包圍，洪秀全族弟洪仁玕率眾前往馳援，卻沒能成功。幾個月後，太平軍宣告彈盡援絕，大勢已去，清軍攻破了安慶，整座城市重回清政府掌握之中。

　　就在這場安慶保衛戰正酣的同時，有另一場戰事在太平洋彼岸爆發。1860年的11月，美國舉辦總統大選，結果揭曉，代表共和黨的林肯當選美國第十六任總統。這個結果卻引起南方各州的不滿，由南卡羅來納州為首，前後共有七個州陸續宣布脫離聯邦。隔年3月，林肯在就職典禮上仍在呼籲統一團結，卻沒能挽回分裂的局勢。到了1861年4月，南方與北方的軍隊在薩姆特堡第一次交火，南北戰爭就此拉開序幕。

　　這場兄弟鬩牆的內戰，一共打了四年多，造成前所未有的慘烈傷亡。到1865年南方軍全數宣告投降為止，估計至少六十二萬名士兵命喪戰場──這數字比美軍在兩次世界大戰和韓戰中犧牲的人數全部加起來還要多。以當時美國人口來計算，平均每一百人中，就有兩人死於戰爭。而這還沒有計入遭到波及的平民。

　　毀滅性的內戰，迫使美國民眾必須逼視死亡。曾任哈佛大學校長的歷史學者德魯．吉爾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寫過一本《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在書中，她把南北戰爭的焦點，從征戰沙場的英雄與將軍，轉移到那些大量的、無名的死者身上。

　　生命大規模地消逝，改變了「死亡」本身的意義，比如人們開始追問，遠赴戰場的士兵們，在沒有家人陪伴的情況下，如何還能獲得「善終」（Good Death）？在戰爭情境下，殺戮如何不與宗教信仰產生衝突？還有那些活著的人呢？福斯特寫到：

　　人們發現，自己處在了一個全新的、完全不同的道德宇宙中──在這一道德宇宙中，超乎想像的浩劫已成為了日常的經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上帝在哪裡？一個仁慈的神，怎能允許這樣的殘忍與這樣的苦難存在？懷疑快要壓倒了信仰──這是對上帝仁慈與靈魂不朽的基督教敘述之信仰，是對世俗生命的可理解性與目的之信仰。語言似乎無力解釋；人們似乎無法理解他們的死亡──以及他們的生命──的意義。

　　逝者已矣，而生者才剛要開始思索生命的意義。

　　同一時間在太平洋此岸，太平天國為中國社會帶來的衝擊不遑多讓，上千萬人的死亡，大規模的破壞與屠殺。對於失序的恐懼，在在挑動著人們的情緒，刺激著人們的想像。死亡不只是肉體的消逝，它需要悼念，也需要詮釋。它需要意義。這是歷史學者梅爾清在《躁動的亡魂》一書中要探索的主題。

　　梅爾清教授並未著墨太多在我們熟悉的人物，如洪秀全或曾國藩，反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較不知名的地方文人，或是犧牲性命的無名將士。對他們而言，死亡有何意義？他們用筆墨與身體，寫下了太平天國的另一種歷史。這不是一項容易的研究工作，卻改變了我們理解這段歷史的視野。

　　歷史是關於記憶的學問，關乎我們記住哪些事情，又如何記憶。一旦我們拉長時間，記憶本身也成了歷史，層層疊疊。比如關於太平天國的歷史記述，在臺灣受教育的讀者，可能已經十分習慣將它視為一場叛亂，是在那內憂外患不斷的晚清末年，另一場荒唐亂事；但在海峽彼岸的中國，有段時間卻將太平天國視為英雄豪傑，農民起義典範，例如1973年一本由「『中國近代史叢書』編寫組」所編纂的《太平天國革命》，講到清軍策劃戰略，便說他們「用心十分險惡」，還與歐洲國家等「外國侵略者」聯手，至於講到太平軍的人物，則說他們「堅貞不屈」、「可歌可泣」，不時有著「輝煌勝利」。

　　而今農民起義已經不再被歌頌，中國轉而渴望和諧社會、和平崛起，要的是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但歷史上人們的情緒、傷痛、失落，與夢靨般的記憶，難道就一筆勾銷，通通都不算數了嗎？在每一場災禍過後，什麼是真正重要的，哪些人與事應該被記得，又有哪些不該被遺忘的卻遭到埋葬？《躁動的亡魂》以太平天國為例，對這些議題進行了一場嚴肅的追問。

　　歷史是關於死者，也是關於生者。或者說，是生與死之間的對話和交流：歷史學者不也一向都是招魂者嗎？我們總是在傾聽亡魂的聲音，不論那是躁動的，還是幽微的。

　　《躁動的亡魂》一書雖然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內容卻充滿情感，甚至有個十分感性的結尾，在兩位譯者的精心翻譯下，這些文字更是顯得格外動人。「戰爭結束後，留下了什麼？」作者問。而這本書是她的回答。

　　《躁動的亡魂》读后感(三)：作者序

　　本書英文版的受眾主要是英語世界裡對中國史感興趣的學者和學生；他們堪稱小眾。儘管如此，我卻也希望這本書能突破這個既有的小眾讀者圈，希望它也能吸引研究內戰、研究日常生活的歷史學者，或是吸引那些有興趣了解不同文化脈絡下的人群如何處理災難的讀者。但最終，我期望這本書能譯成中文，介紹給臺灣和中國大陸的讀者。這些讀者熟悉太平天國的歷史，因而對本書的特殊視角可能會產生更直接的反響。

　　我首先要感謝蔣竹山教授把本書收入他主編的「新史學譯叢」，並擔負起為本書在臺灣找到出版社的責任。感謝衛城的編輯們在本書中譯本無法在中國大陸方出版時，慨然接手出版事宜。感謝蕭琪和蔡松穎仔細、詳盡地翻譯原著，並感謝郭劼確保譯稿的精準、雅馴。他們三人都不吝付出自己的時間和專業，能和他們一起合力完成這項工作，我感到非常愉快並深受啟發。

　　歸根究底，本書所書寫的，是大規模的暴力以及歷史記憶如何為政治所用。本書講述了人們所沉痛經歷的家破人亡，講述了那些受影響最深的人──包括父母子女、夫妻，以及地方社群──如何努力理解、承受這樣的家破人亡。本書也解釋了清政府是如何在各個層面上，設法從這樁暴露了它自身軍事和政治弱點的事件中，汲取出正面的訊息。本書展示了國家祀典如何將普通人所經歷的痛苦和死亡，轉化成盡忠犧牲的英勇姿態；同時亦展現了這些表面上有利於中央集權的國家封賞，如何成了當地重建工作的一部分，從而具有新的、時而矛盾的含義。我希望臺灣和中國大陸的讀者，可以藉由閱讀本書，對太平天國之後的其他事件以及人們對這些過往暴力的應對（或不應對），會有更好的理解。

　　在這個書寫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我試著說一個無關中國堅定走向革命現代性的故事，並盡量不討論名人及其理念。我希望身處於現下的我們，來思考暴力、動亂和死亡對遭逢這一切的人們而言，意味著什麼。我寫這本書，是為了重申我們有著共通的人性。當災難降臨時，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家庭的一分子，我們都會盡力求生。不同時空的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可能有很大的差別，但到頭來，人們對災難的應對方式在某些部分上是相似、甚至是舉世皆然的。對災難相似的反應，提醒著我們要對戰爭與苦難戒慎恐懼，並且珍惜我們深愛的人、深愛的地方。也許本書的中文書名《躁動的亡魂》有助於我們記住這點。

　　有些讀者認為本書對清朝抱有同情，因為書中採用的部分材料常常被史料編纂者歸為代表清朝立場的一方。但這畢竟不是一本關於英雄和反派的書。而且，我認為，如果我們將太平天國戰爭視為壁壘森嚴的兩方之間的鬥爭，就會對過去作出錯誤描述。在當時，即便人們謹慎地、大張旗鼓地維繫忠臣和叛軍間的界線，這界線也可以是模糊的。無論他們聲稱為誰而戰，1860至1864年間江南一帶軍士們的殘忍行徑，在個人身體與社會機體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傷疤。這在當時許多目擊者的作品中都有清楚的記載。因此，本書所講述的故事是：在中國十九世紀中葉的背景脈絡下，歷史書寫和紀念活動是如何從模棱兩可、機會主義以及人們所經歷的憤怒中，建構起清晰的道德與政治意涵的。我並沒有特別為清朝方或太平天國方說話的意思。

　　另一些讀者則問我，為什麼堅持把太平天國戰爭與二十世紀的暴力事件相聯繫？為什麼不把它當作是黃巾軍、赤眉軍或五斗米道一類的朝代末叛亂？我的回應是：為何不能把它與二十世紀的暴力事件相聯繫呢？事實上，至少從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就一直被當成是中國現代革命史的序幕。我們不該把「現代」這個詞的意涵侷限於進步、烏托邦和發展。「現代」這個詞不該只有正面的意涵。另有人曾經問我：如果戰爭能促進國家發展而給國家帶來好處，這場戰爭是否終究是值得的呢？對此，我的回答是：對誰而言是值得的呢？且這又是怎麼計算出來的呢？也有些人問我如何評價洪秀全。我的答案是：

　　我不會去評價他，那不是我要做的事。

　　在2020年4月寫作這篇序的當下，世界正面臨著全球疫情和一場規模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未曾有過的經濟危機。大難當頭，我為能和親愛的家人一起待在家裡而深感慶幸。我希望我是錯的，但我感到我們正走向動盪的時代。我無法預測這樣的艱難時刻會以怎樣的面目呈現。我的想法有一些自私、現實且稍顯偏狹。我想和朋友們暢談、想見到我的學生們。我覺得有些無助，並感懷昨日不再。我想要回到去年夏天，那時本城的棒球隊節節勝利，河邊的酒吧與餐廳被歡笑的客人擠得水洩不通，而我尚能毫無困難地出國拜訪摯親好友。我想要看見一個熟悉的未來，卻只看到構築起過去美好時光的基石搖搖欲墜。也許這本關於苦難的書，今日讀來，能教我們如何堅韌地面對這一切？

　　梅爾清，2020年4月17日 華盛頓特區

　　《躁動的亡魂》读后感(四)：福斯特到梅尔清——“南北战争”与“太平天国”研究方法的“变”或“回”

用了些时日，阅读梅尔清《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转而又从架上将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找出来，这期间穿插读完了裴士锋的《天国之秋》，由此基本明确了梅尔清女士“太平天国”研究方法的来路。对于两场几乎发生于同一历史时期的战争，渐为后来史家所关切，将两者置于一处加以探讨，绝非何种新的发明、创见，而是颇有些时间可循。然我所要阐述的并非战争本身，而是两位学者于研究方法上的一些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或许先来从新了解一个词语的含义，即“立场”，在当代汉语语境中，该词存有两种释义：其一是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持的态度；其二是指阶级立场。很显然，立场是一种不容转变，无可调和的看待问题的态度，甚至会上升至阶级对立。

在太平洋的西海岸，“政治正确”是操持一切话术的基础，这个问题，实际上历史弥久，从“咸同”之交始，曾国藩即是抱持这样的态度，四平八稳的去处理“家族权力扩展”与北京“朝廷”之间的关系；而到民国初始，在“太平天国”的研究上，简又文以《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新史料》、《金田之游》对孙文的“民族主义”需求作出了积极的呼应，此可谓“太平天国”研究的初代转向，亦可为red fever之始；到阶级刻不容缓的需要农民起义此一典型的时候，罗尔纲们则积极投身于这项“研究”，穷其一身、“筚路蓝缕”的开创了“太平天国”研究的“全新气象”，大有“舍我其谁”的一种姿态，这是“阶级撑腰”、“政治正确”的巨大“硕果”。“立场”几乎决定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告诉我们：历史并不重要，历史为“今”所用，才成其为历史，否则它只能被清算，遭到无情扫除，如武昌沈懋良及其作品《江南春梦庵笔记》、如被“修删”的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即如是，为了在研究的道路上不出现相龃龉、矛盾的问题，他们制造了一个回收历史材料的“垃圾箱”，名之曰“辨伪”。实际上对于晚清民初呈现的各类史料笔记，如何看待与应用？在我们当下，已有了明确和清楚的方式方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这些著作产生的原由——作者的情感、角度，以及有何因缘？断不需要以“畏之如虎”的心态去面对或“处理”这些作品。

这些与“立场”紧密粘连的研究方法，在太平洋西海岸疯狂生长、复制、蔓延，成为一大景观。从对战争的全景式、宏大叙述，到细致入微的《忠王李秀成自述》真伪之辨，无不服务于“民族主义”、“阶级”需求。“立场”附着于学者的身心，一如尼山萨满要去阴间寻找依勒门汗，就需要那拉费扬古的鼓点完美配合，我们的学者，欲揭历史之“迷雾”，也必然要以“立场”为根本——成为研究诸多题材的不二法门。

我于此无意重蹈“简、罗”等人之旧辙——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进行不必要的“处理”。上之所述，实际已清楚的阐明了笔者对red fever这一现象的观察。我们唯可慰藉的或如希金森的总结——历史学必然是“一门不准确的科学”。

那么，历史研究是否需要立场呢？这一年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似乎无可争辨的为——是。是的，需要立场，只是他既不是“民族主义”的、也不是“阶级”的，而是以“人”、“人民”为根本立场的研究。这也是学术研究者所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都需要“那拉费扬古”，才可以深入到历史的场阈之中，去看看“民族主义”、“阶级”需求之外更多的不足道的“人间”，那些个体、以及所处时代人民的故事。在那个“内卷化”时期，梁阿发于广州街头与洪秀全的偶遇、以及前者所赠的《劝世良言》（参邓嗣禹《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之关系》），在此后形成的巨大风暴——给当时的人民带去了什么？

很幸运，在我尚处于这一思考阶段的时候，从东海岸，传来了两个出色的范例，实际上我是先读了梅尔清的《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才往前追溯到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著作的。两位女士分别对“南北战争”、“太平天国”这两个发生于东西海岸几乎同时期的“内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的共同点是：圴脱离了“民族主义”的束缚、没有在“联邦”与“邦联”之间站队，也没有同情“清廷”或“太平天国”的旨趣，对于个人的情绪做了最大程度的抽离。裴之锋先生的《天国之秋》恰恰是在两者之间穿插阅读，在这样的阅读中，其近乎“全面”的宏大叙事，却极容易让我观察到他写作时的情绪、含蓄的种族主义、以及在运用材料上的“有选择性”。

而梅尔清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将研究目光专注到了处于战争中的人、人民，无论是作为战争“消耗品”的官兵、他们的亲友，抑或是战争在地的人民，无不成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瞬间毙命或一生承受身心的创伤。他们通过对各种历史材料细致的爬梳，为我们所呈现的是有别于red fever的叙述模式，没有对战争进行总结性的阐述，若种族之解放、平等，若起义之合理性等等言说。德鲁·吉尔平·福斯特与梅尔清给我们带来的是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背后，从简单的数字回归到具体的人、家庭，以及对他们的生活、运命的持久影响。他们各自从不同的历史材料中整理、爬梳，战后统计与忠义祠的建立，既是生者为死者赋予“生命的意义”，又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深入追踪个体生命的线索。我们看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以及他们是否获得妥善的安葬、还是暴露于荒野、成为无名氏、成为死后继续被伤害的对象（来自北部联邦或南部邦联的敌视与破坏，沦为野猪、野狗的食物、抑或他者的食物），还是最终获得寸土之归宿。而对于死难者的亲友，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笔下的鲍迪奇与梅尔清书中的张光烈，他们因丧亲之痛寻求心理慰藉的方式何其相似，前者丧子，后者失母，这种影响，对于生者而言，甚至贯穿一生，岂是轻巧的可以用“恋子”或“恋母”这样的表述可以概括？

讽刺的是，战争的意义，并不一定是人们看到的——为历史之进步。德鲁·吉尔平·福斯特于“尾声 幸存”中言：奴隶制分裂了这个国家，然而在废奴主义遗产被遗弃的一个世纪中，种族等级观又使北方与南方的白人团结在了一起。今年的美国，似乎很好的回应了作者的这段话语。而对于平息“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来说，他与其激进的弟弟完全不同，且以儒家的观念抑制了曾国荃的抱负。曾国藩并没有带领他的国家和人民走出“内卷化”的意志，对他而言——功成身退，是做为一个臣子的必然。所以，这场战争的结束，一定程度上，只是延续了战前的停滞状态，为之后的半殖民、民族主义、red fever都预留了充分的上台时间。笔者无意在此去探讨诸种历史的可能。

两位作者的研究方法，实有相承袭之处，梅尔清无疑借鉴了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研究方法，只是福斯特投身于“南北战争”时期，而梅尔清则将目光转向了“太平天国”，他们所运用的材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在对材料的选择与观照上，更大程度的进入了个体生命的领域，从死难者的遗物到私人信件、从战时之媒体到官方及半官方的统计资料，以及克拉拉·巴顿、惠特曼等调查殉难者工作的记录；抑或余治的《江南铁泪图》、李圭的《思痛记》、地方上的“忠义录”、方志，张光烈的《辛酉记》等。两位作者将这些大历史中“微不足道”有如尘埃的身命个体一一发掘、重新将他们带回到“人间世”中，使人们看到战争背后那无可填补、修饰的空洞，“生死的界线似乎既相互渗透又捉摸不定”。

对于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瞬间转化为无物的真实，对于那些因战争所造成的无家可归的难民、遭俘虏并鲸面又被迫卷入战争的人，对于前颅该留发呢还是剃去的荒诞抉择，对于余治绘画中那些嚇人的啖人之真实，对于战争中寻找亲人信息的狂乱家属，对于那些死在姊妹馆的冤魂，对于战争中那些受苦的、无可计数的老人与儿童……德鲁·吉尔平·福斯特言道：美国人进行统计，是为了将新兴的“内战死难者”观念，定义为一个超越个人丧亲之痛的、可描述的、共同的国家损失。美国人进行统计，是为了确定这场战争的牺牲之规模，以及获得自由与国家统一的代价。美国人进行统计，是因为在一场改变了人类残暴之外在限度的战争结束后，数字能够使他们产生重获确信感与掌控感的错觉。美国人进行统计，也是因为，就是有如此众多的尸体需要统计。数字似乎是理解这场战争的突出特征——深重的灾难与巨大的伤亡——的唯一方式。梅尔清则道：战争结束后，留下了什么？当然，留下了情绪，包括对清廷及其地方代理人失信的愤怒，特别是对他们没能实现保护承诺而产生的愤怒，以及中央未能协助物资而延缓重建所产生的挫折。留下了纪念景物，包括集体坟冢和纪念湘军死者、地方死者和尽忠殉节者的祠庙；这些景物带着利益冲突的烙印，以不同方式建成，由相互竞争的不同群体打理著。留下了哀痛，对所爱之人死于战时饥馑、暴力和疾病的哀痛。留下了家的画面，那是许多人再也无法返回的安全港湾。即使有人得以返回，也只会突然意识到，属于那儿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留下了梦魇般的记忆，关于道路和运河满是难民和俘虏、水道为尸体拥塞的记忆；市场上售卖人肉的记忆。留下了扰人的回忆，关于流浪、乞讨和被俘者头发如何被绑在一起的回忆。留下了刺青的脸、长出头发的前颅、炮火的声响、乡音的熟悉腔调、飘荡不去的腐败气味。留下了受措感，那种寻觅不到生还者的受措感，以及既找不到人，又找不到遗骸的打击。留下了失去感，过往一度真实且确知的事物都失去了，一切都变得不再真确、不再稳定、不再完整。留下了寻觅、对答案的寻觅，对蕴含在果报或后来的革命中、新的可靠性的寻觅。留下了一股挥之不去的不安，对那些被刻意遗忘之事的不安。

与其说德鲁·吉尔平·福斯特与梅尔清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中的一次“变”，毋宁说是一种“回”，是历史研究者对于人性的一次根本回归。对常期缺失于历史研究中的个体生命的关切与追寻，也是对历史为“权利”的历史抑或是“人”的历史的一次拷问。以何因原？持何种“立场”？在“民族主义”、“阶级”依然会沸扬的时代，德鲁·吉尔平·福斯特与梅尔清的著作，无异于给出了“不”的回复。历史需要“立场”、一如尼山萨满之需要那拉费扬古，但它绝不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阶级”，而是人。

人之食人，何以为人？人之篡史，又何以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