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钟声》是一本由[法] 阿兰·科尔班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80元，页数：33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地的钟声》精选点评：
●科尔班是新文化史的巨擘，关于声音的权力“规训”作用他应该是首创！
●好书当读
●钟，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承载着人们对于历史、宗教、权力、文化的记忆。在宗教权转向世俗权、神圣化变为非神圣化的过程中，钟声终究成为历史的回响，感官文化消解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也随之而消解了。
●论述线索是比较清晰的，真的是无法复制……
●有点儿……
●档案研究 法国人总是在许多社会的细节中获得思考。值得学习
●按需。
●心态史 感官史
●19世纪法国乡村的钟是集体身份的象征，是集体欢乐的表达，也是权力和威信的象征。
●从一个很小的角度——钟声切入，反应了法国大革命之后传统和新秩序之间的斗争。感觉史到社会史，非常的有趣。
《大地的钟声》读后感(一)：钟楼里的斗争
在书海中漫游正如在花园里信步，一些走过的路会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沉潜在遗忘之林中。未来的某个瞬间，一个不经意的巧合，它们的光辉被另一些路照亮，回忆被重新唤醒。这些从黑暗的河流里浮上来的残篇断章，向我们暗示着阅读意义上的“小径交叉的花园”。此刻当我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来自十九世纪法国乡村大地上的钟声时，我的潜意识突然打开了一扇遥远的大门。
当然，用一本书来应证另一本书的真实性，这个办法并不总是有效的。我宁可相信两本书都同样的真实。维克多•雨果无意中扮演了他笔下那位敲钟人卡西莫多的形象，只是他宣告的是十九世纪法国城市平民对教权和王权的双重胜利，古老的青铜钟在卡西莫多的臂膀里欢快地摇摆，成为浪漫主义的伟大象征。而在阿兰•科尔班那里，它来自乡村，一个存在于法国大部分土地上的社会结构，厚重的大地和人民使它的声音也更为沉闷。要仔细从钟声中辨别出微妙的变化是困难的事。如果能够站在历史剧的角度来观察，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个拼命维护着宗教权益的黑袍教士，一个站在它的反对面的政府代表，中间夹着一群犹豫不决，却有着决定性力量的民众。习俗和它的理性驱使着人们时而反对这一个，时而反对那一个。三者的关系极其复杂，宏大的决策往往失误在细微的感情上。但在所有的权利斗争之上，钟声缓慢地响彻大地，现代秩序也不为人知地缓慢推进着。
终于，钟声渐渐在充斥着现代生活的各种噪音中变成了一个不和谐的音阶。雨果对钟的赞美中混杂着不安的预感，这种预感随着赞美的强烈变成了丧葬的哀歌。我们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里看到了城市权力高度集中的表征，从阿兰客观冷静的描述中看到了乡村社会体系的动荡和脆弱。当它们在现代秩序的侵袭下不得不放弃古老的习俗时，钟声便成为对昔日回忆的坐标。
《大地的钟声》读后感(二)：流动在文化空间里的听觉
……
在科尔班所觅得的丰富资料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钟声的争端。它们总是事关对听觉控制权力的争夺：怎样敲，为何敲，在什么时候敲，谁来敲。这些争端发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村落和村落之间、神父和村长之间。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政府曾企图通过摧毁钟声来摧毁地方保守势力。然而事实证明钟声比政府更得人心。对钟的保护激化了血腥的暴乱和旷日持久的冲突，反而强化了钟声对乡党的情感维系。1802年，拿破仑虽然恢复了宗教场合的钟声，但又强调这是出于政府的宗教宽容政策，剥夺了神职人员的敲钟权。在19世纪前半叶，村里人请巡游四方的工匠来铸钟是件大事。而在1860年后，越来越多的钟是在工厂铸造的。订货和铸造的标准化，意味着风险、悬念、神秘感和集体性仪式的消失。在19世纪后期，钟声的意义迅速走向贫瘠，其根本原因还是在钟声之外的社会因素。那时，时钟逐渐代替了钟声的报时功能。1880年7月14日，政府为整个国家“发明”了现代国家的重要节日——国庆；这一天，国家命令钟声为国家而不是为上帝敲响。逐渐世俗化的钟声，对于日益土崩瓦解的传统乡党来说也就更觉空洞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产阶级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私有化”意识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乡间。窗帘、玻璃窗、家庭书橱、照片簿、室内的煤气灯乃至电灯、留声机，营造了私人的感官空间，将公共感官生活抵挡在私宅之外。钟声，曾经是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但他们的现代后人需要的却是私人的听觉空间不受钟声侵扰。也就是说，驱动耳朵的文化软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先验性存在物，而是随社会历史的进程而改变。
科尔班的研究标明，历史性与社会性不是游离于听觉本体之外的外壳，而是听觉变迁的内在原因，因为听觉本身就是不断被文化所建构的，包括声音意义的赋予、倾听的方式、声音的内容和听觉的主体。
科尔班所讲的钟声的历史变迁，很自然让中国人联想到改革开放几十年鞭炮被禁和解禁的过程。这里面牵涉到政府当下的文化和施政考虑，也牵涉到历史文化的变迁。春节鞭炮大作的声响仪式，是对农耕社会冬闲极度寂静的自然听觉环境的听觉对抗，如同春节盛宴是对常年食物单调匮乏的味觉对抗、元宵花灯是对常年照明匮乏的视觉对抗。然而随着都市化的进程，一方面人们的日常感官状态变得越来越丰饶乃至饱和，另一方面个体生活空间又变得过于拥挤乃至破碎。于是，在人口稠密的都市空间放鞭炮就造成了扰民与怀旧相纠缠的矛盾。都市化必然改变文化的既有仪式，于是各种依附于鞭炮声的感官印记也变得与城市文化空间相冲突。尽管如此，鞭炮声在我国目前很多城市里不仅没有淡出，反而更加热闹，原因在于还有其它社会因素想要借用热闹的鞭炮声来获取文化表达，例如文革“破四旧”以来被意识形态所压制的民俗传统记忆在新时期的复活乃至“逆反”，和消费主义对民俗传统想象的“再发现”和再利用等。上述种种具体因素，造就了鞭炮管理和燃放的错综复杂局面。
……
此为王敦《流动在文化空间里的听觉：历史性和社会性》一文的节选。全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11年5月），14-22。（《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9月摘录，“前沿”类，21-22。全文13000字，摘编4000字。）
《大地的钟声》读后感(三)：浪漫的月亮
浪漫的月亮
最近在读一本书，《大地的钟声》，作为对标题的解释，其副标题是这样一句话“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其特点不是书中对19世纪法国生活，特别是乡村生活多角度的社会学研究之深入，而是作者的“手法”，他选取了一个出人意料、让我吃惊不已的参照物——钟（钟声）。
在“形式”与“内容”这组二元命题中，我向来是偏爱后者的，然而，阿兰·科尔班的这本书，却让我无法不赞叹他对“形式”运用的非凡魅力，更甚至让我在阅读中常常恍惚于对内容的辨别——他是在研究钟声（音乐的角度）吗？不！不是！钟或钟声，仅仅是作者用以作研究的衬底、一个狡猾的坐标系。通过钟声，作者想说的则是人的身分的定义（自我或他者或兼而有之）、那个时候的人的乡土观念（当然，这包括集体的、观念的）、还有社会权利的表达于对各种信息的使用占有及享受的权利等“社会秩序和权力的体系”。而这一切，却又都是通过作者那个狡猾得不能再狡猾的配角——钟或钟声得以呈现的。难怪在一篇针对于此的书评里，一位作者开篇第一句话就写道“法国学者治学，总喜欢剑走偏锋……”
说到此处，我又不免想到从前看过的一本书，《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贾克·阿达利），恰恰又是位法国人，且从一个对于音乐和社会都很新鲜的角度,噪音（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早在此书中译本出版两年前，国内就已有学人提出了《噪音，居然也登堂入室，并且大摇大摆》呢），来分析社会，甚至，还“激进”的认为“噪音是无以抵挡的媒介”、“音乐（噪音）与社会秩序的操纵、掌握、预期行为有着密切而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等等。这样的做法，不能不给我们以警醒——或许不应该仅仅是警醒——我们日常所最易忽略的，竟有着如金子一样宝贵的价值。是啊，只要带上一副“三D眼镜”，我们马上就能发现视界是如此的不平凡！
诚实的说，写到此时，我还没有把《大地的钟声》完整地读过一遍，同时学力有限，对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这般耀眼的学科，我也没有太多评论的资格。正如鲁迅说起《红楼梦》那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大地的钟声》这本社会历史学著作中，给我感动最多的，恰恰是那种对往昔的追忆——对已经逝去的——刚刚逝去的和正在逝去的带有古典风格社会生活的无限留恋与向往。
“事实上，这口钟一直用作镇里钟表的铃”、“1858年……捐钱造了一口1500公斤重的钟，他成了……居民的骄傲”、“忍受着没有钟声的日子……工人抱怨听不到5点的钟声，钟声能提醒他们该干活了”“直到20世纪初，尽管乡土观念在前几十年里淡化了……钟声还具有组成人群和工作集体的特点”、“别忘了，那个时代还没有飞机；今天飞机能够与钟声竞争，甚至超过钟声”、“回忆故乡的钟声会与存在的意识相混淆……”透过这些散见在书中的对乡村生活、过去记忆的只言片语，我们不难感觉到作者在理性的调查、分析的笔尖下，时而渗出那份感性的眷顾——对乡村生活、对没有经历现代化洗礼的过去的向往。在那个由钟和钟声凝聚大家的社会中，处处透漏的是纯朴与自然，哪怕是争执、谣言，那时的人都可爱且天真，会把他们由自己村民捐钱铸出的钟欣喜的比作“河谷美人”。
今年盛夏的一个深夜，我和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师走在校园里，天空中一轮明月正清澈宁静的照着大地，面对月亮的美丽，我们突然间感到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可悲。若是古人在此时，必将怅惘无限、神驰于天宇间，要不怎会有那么多咏月寄情的好诗篇？即便是出于对天空中此光洁之“神物”的好奇，也会引出嫦娥此时如何？桂花酒是否可饮得到？以及月兔此时在哪里打瞌睡等的疑问——由单纯无知而生出的无限向往，至少还可以逗自己开心——但我们呢？除了一句干巴巴的“月亮真漂亮”之外，心里已清清楚楚地告诉自己，那不过是一个星球、一个衰败的天体，在它皎洁的光芒背后，其实是无尽的荒凉……
2006-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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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钟声》读后感(四)：听觉的文化意义解读：过去和现在
《听觉的文化意义解读：过去和现在》，《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5期，41－44。
王敦
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
科尔班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在“读图时代”的今天，研究者一说到文化感知，联想到的多半是“观看”、“凝视”、“镜像”、“图文拼贴”，而对听觉等其它感知“视而不见”。诚然，声音是不可能被看见的，但也绝非可有可无。传媒理论大师麦克卢汉早已注意到了听觉和视觉的不同，提出了与视觉空间感受不一样的“听觉空间”（acoustic space）概念——因为耳朵不像眼睛那样聚焦、透视和分割信息，所以听觉空间是有机、流动、发散、包容的。其实不管学者是否强调，人实际上总是在 “多媒体”地综合地运用诸感官。意识到这一点，则会发现鲍德里亚对后工业社会里所充斥的“拟像”的描述，绝不单指视觉之“像”，还应包括由现代媒体技术所“拟”出的听觉空间。在现代社会出现以前，那美轮美奂的的“大观园”也不仅是个 “观”的所在，里面也弥漫着刻骨铭心的听觉。而贾瑞所迷恋的“风月宝鉴”，也分明是一张能发出声音的魔镜。然而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一“实”一“虚”之间，俨然可见人们对听觉的定位偏“虚”。那么，如何对 “虚无缥缈”听觉意义进行文化解读？
钟声的意义只是在19世纪后1/3的时间里才迅速地走向贫瘠。钟声威力的消失不是由于权力争斗，也不是由于音响质量退化。相反，村落里的钟，在19世纪晚期更加悦耳；敲钟也不再是什么了不得的权力。钟声的衰落，根本原因，还是在钟声之“外”。正是由于社会的变化作用于日常生活里的文化感知，使得人们不再去关心钟声，甚至觉得钟声很讨厌。也就是说，“驱动”耳朵的文化“软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先验性存在，而是随社会历史的进程而改变。这就印证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所说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P79）可见，对包括听觉在内的诸感官的深入全面理解就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意味着要避免在解读感官文化时预设先验的“本体”命题，而要专心地进行社会历史语境的触摸，如同科尔班那样对法国社会历史的横断面做具体感官的细致思考。听觉本身就是不断被文化所建构和重构的，包括声音意义的赋予，倾听的方式，和决定了谁该去听什么的社会关系。不仅如此，听觉所接收的声音和听觉的主体，即人本身，均是持续地被文化和技术所建构和重构。只有把社会、文化、科技以及人在文化中的身体都看作是历史的产物，才能真正解读感官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特定文化意义。
在19世纪前半叶，把巡游四方的工匠请来铸钟，对村里人来说是件大事。而在1860年后，越来越多的钟是在工厂铸造的。订货和铸造的标准化，意味着风险、悬念、神秘感和集体性仪式的消失，意味着钟不再像过去那样唤起和维系人们的情感。19世纪后半期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因，使得人们对钟声渐渐冷漠，甚至厌倦。时钟逐渐代替了钟声的报时功能。1880年7月14日，政府为整个国家“发明”了现代国家的重要节日——国庆；这一天，国家命令钟声为国庆敲响，而不是为了上帝。在为现代的世俗国家服务的同时，钟声对于日益土崩瓦解的传统乡党来说也就更觉空洞了。
私人听觉空间对公共听觉空间的胜利，不光牵涉到现代听觉与以往听觉的断裂，还牵涉到视觉和听觉的断裂。现代听觉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加拿大学者雷蒙德•默里•谢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1933-）谢弗回忆起他一次坐观览火车穿行于落基山脉。尽管透过车顶和四周的玻璃窗，外面的风光一览无遗，但在全封闭的车箱里放的背景音乐让谢弗意识到他根本没有“真正”来到落基山脉：这不过像是一部配乐的大屏幕旅游风光影片。这样的现代感知状态是经由几个世纪的社会文化变迁才成形的。
“声音分裂”也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了传播学意义上的社区空间。社区，传统上被联想为一个紧密联系的一群人，现在延伸到辽远的互相不认识也没有接触的人群，只是由于特定的听觉技术媒介才联系到一起。套用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是感官的延伸，可以说现代听觉媒介是耳朵的现代延伸，和现代视觉媒介一起造成了麦克卢汉所说的“重新部落（地球村）时代”。从媒体模式的角度，麦克卢汉把文明的演变划分为“部落时代”、“脱部落时代”和“重新部落（地球村）时代”；三个时代的传播方式依次偏向口语（倚重于听觉）传播、文字（倚重于视觉）传播和电子传播。他关于听觉空间与视觉空间的论述又糅合在了这三个时代中的两次转型：听觉空间向视觉空间的转换，以及听觉空间的回归。相对于文字时代单调的视觉主导空间来说，电子时代唤醒了耳朵的回归。麦克卢汉认为，电子时代的听觉主导空间并不只依靠耳朵这一种感官，视觉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而没有听觉的加入，单靠视觉很难实现由电磁波造就的虚拟“现场”交流。这时候，交流似乎又回到了“面对面”的起点，人们似乎又重新返回了听觉空间的时代。其代表形式是通过电磁波转换的视听讯号来实现的可视手机和网络流媒体。
试想，如果把19世纪乡村的钟声还原到当今的时代，人们不会体察出其微妙且重要的文化意义。但不可否认，现代人仍然是要在现代媒体技术条件下，“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个“诗意”是个文化的历史的建构，包含着对谁“诗意”，在新媒介条件下对诸感知的扩展如何符号化的问题。在“栖居”方式里面，则包含了社会意识和其所折射的技术所直接造成的感官和思维模式变迁。这个“大地”，是“重新部落化”以后的文化时空。每个历史时代的芸芸众生，都要面对其栖居的大地上那万古常新的红尘万丈，想象和建构符合时代意识的“风月宝鉴”。而不论是回溯以往的听觉历史还是对当下现代听觉文化做意义解读，都需要像科尔班那样，把对“政治”和“事件”的分析落实到诸如“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的日常生活层面。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风东渐下的中国都市听觉文化：从晚清到现代”（09YJC751088） 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听觉文化在中国的兴起”（09R—05）的阶段性成果，并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大地的钟声》读后感(五)：钟声的意义——在动荡不安的时代
2016.10.17
本书标题的下边，还附带着【19世纪法国乡村的影响状况和感官文化】这一行字，起先我并不是很明白为什么阿兰.科尔班要特意要把时代背景设定在19世纪，钟声的起源远早于19世纪，钟声的衰败也不止于20世纪，在漫长的历史中为什么定格在这里？于是我去重温了一遍19世纪的法国历史。
这是世界剧烈动荡的一百年，更是法国内部忙乱不安的一百年。法国大革命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出现，但随即又被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所取代，之后的几十年中，“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交替登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局变化之后，是权力体系繁杂的更迭，放大到民众们生活中，则是掌权人的不停更替。
不仅如此，19世纪也正是工业革命经过发酵以后开始迅速发挥其影响力的时代，新技术的出现从方方面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蒸汽机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小农经济，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民”变成了“工人”。同时一位名为Georges Auguste Leschot的人采用名为“Pentograph”的机器生产钟表零件，使得钟表零件的标准化成为可能，于是钟表也在此时开始出现并广泛被使用——时间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
一样东西的价值，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习以为常时是很难被发现并在意的，比如说一把牙刷，平时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用具，牙刷的价值往往会在没有东西刷牙的时候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钟声的价值也是同理，在此之前，钟声就如同人们生活中的背景音乐一样，像呼吸一样自然地存在着，指引着人们的作息，然而当历史的动荡冲击到了钟声的节奏，甚至想要连同钟本身也别剥夺走时，钟声的价值才被彻底凸现出来。阿兰.科尔班选取19世纪这个时间段，也许正是因为这是钟的命运最为多舛的一个世纪：被剥夺、被融化、被重建、被舍弃……可以说钟是19世纪法国历史更迭的终端体现，也是人们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变迁的缩影。
钟声的意义
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有幅著名的油画《晚钟》，在黄昏的余晖里两位农人还在田地间，晚钟敲响的时候农夫脱下帽子，农妇则低下头，两人都在虔诚地祈祷。“这个铜乐器最初的历史功能是召集修道士，后来又召集教徒们参加白天和晚上的多种仪式。”（书P184）。法国乡间的钟声充满了浓重的宗教意味，可以说，钟声本身就是宗教的一种符号。但钟的实际意义也许不只是如此，从阿兰.科尔班的论述中我大概得到钟声的三层意义。
让我们回到原点，从钟最基础的功能讲起。从根本来讲，钟所起的是计时的功能，晨钟、晚钟之类的钟声提醒着人们何时起床、何时开始劳作、何时开始祷告等等。在那个时代，钟表尚未普及，并没有一个彻底统一的时间可以得到，而钟声则能够恰到好处地提醒着人们什么时间该去做什么事情。可以说，钟声能使得人们的生活“规律化”，统一了所有人的作息，使得乡镇日常生活处在和谐、有序的状态之下。另一个基础功能则是钟的“警报”功能，与和谐的钟声相反，警钟往往是急促、重叠、不连贯的声音，警钟指明威胁来临或者预报各种自然灾害，包括火灾、水灾、船失事和暴风雨。光是这两个功能，就足够让钟声与人们的生活紧紧捆绑在一起。
而进一步，钟声的第二层意义则是宗教价值上的。钟的最初历史功能就是召集修道士，然后又召集教徒参加各种仪式，所以钟楼往往和教堂密不可分。钟楼常处于一个区域的中心位置，这不是因为尊敬而把钟楼建在中心，而是因为人们往往居住于钟声的范围内，所以以钟楼为中心的钟声辐射区域就约等同于人们的居住区域，放到现在就好比是有手机信号覆盖的地方。没有钟声能够到达的荒野，就好像是被文明和上帝所抛弃的蛮荒之地。
人们如此热爱钟，以至于钟的建造几乎是一个区域里的所有人所共同参与的，人们捐出自己的旧铜锅、锡碗碟、旧平底锅等器物，甚至捐出许多鸡蛋因为“蛋白能让模子的土坯又滑又轻”。真正的情感高潮在钟的浇铸仪式上到来，人们停止祭酒、停止鼓风，神甫穿着祭祀服装前来祈福，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高声背诵教区宗教仪式上的祈祷词，仅仅是想象也能体会到那个时刻是多么庄重肃穆。人们认为，钟将会在自己与自己子孙出生与死亡时敲响，钟声是他们生命重要时刻的见证。所以钟诞生的时刻也是人们宗教情感的巅峰时刻，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钟会有如此深远的宗教意义。
也许正因如此，在共和国建立之后就有了轰轰烈烈的“钟声去宗教化运动”，将钟声和宗教分离的同时也是在削弱教会对于人们的控制力。
意义的变迁
在19世纪，钟声的意义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一百年间钟声从原来的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变成了到最后“令人厌烦的噪音”，这个变化略显悲凉，但钟声的衰败是注定的，因为时代的变迁如此剧烈而动荡，不容许钟声一成不变地继续敲响。
《大地的钟声》开篇不久，阿兰.科尔班就呈现了钟被销毁的盛况，大革命期间大概有100000口曾经悬挂于60000座钟楼上的钟被熔化了。一开始减少了相当的钟的数量，而后又加强了对于使用钟的管理，这一切都是为了“时空的非圣神化”，削弱宗教对于人们的影响。虽然熔化钟的运动遭到了人们非常顽强的抵抗，但不得不承认还是有非常庞大数量的钟被销毁，变成了用于攻击敌人的大炮。书中提及，这样的举措反而加强了人们对于钟的执着，但我觉得，大规模的钟的剥夺不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人们对于钟的依赖性，使得人们意识到即使没有钟日常的生活依旧可以找到一定的秩序，毕竟人的自我调节很容易可以从“失去钟”的不适感中走出来。
在十九世纪后半页，铸钟的方式也产生了变化，钟的制造地点从原本的村镇乡野转移到了工厂之中，这直接导致了人们无法参与到钟的制造过程之中，原本在铸钟的仪式中所产生的强烈的仪式感和宗教情感也随之消失殆尽。钟从一个圣神的标志沦落为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商品，这也使得钟声带给人们的心理感受大大贬值，钟声不再能等同于上帝的声音。
十九世纪中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作息习惯也随之相应地产生了变化。在以前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时候，人们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有着强烈的趋同性。时代变迁中，照明设备进步了，城市发展，商业更加繁荣昌盛，职业更加多样化，于是人们开始发展出个性化的生活，即意味着更加自由的作息时间。此时，依旧一成不变地钟声反而成为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干扰——它影响了了人们早睡的权利和晚起的权利，也意味着人们在做自己的事情时可能受到钟声的打扰。并且，十九世纪钟表的批量制造也成为了可能，时间成为了可以被随身携带的东西，钟声的提示也变得可有可无。
在阿兰.科尔班呈现的关于钟声的无数争斗之中，最终它还是不能免于逐渐没落的命运，钟声的历史中浓缩着法国的历史，尽管曾经如此被重视与珍爱，但在一波波的冲击下很少能够什么事物的价值一直保持着不变。可以说，大地的钟声注定是要走向衰亡的，从必不可少的符号，沦为只有闲暇时才能被人稍微重温玩味一下的回忆。
钟声与鞭炮
钟声通过听觉来向人们传达信息，听觉和视觉相比没有那么高的准确性和信息量，但却非常能调动起人们的情绪以及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读《大地的钟声》时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是否有什么与钟声类似的听觉符号。鞭炮大概是我们中国人最为重要的听觉标志之一了。鞭炮其实是炸药的一种，点燃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强烈声响，从根本来讲是毫无意义的炸响。鞭炮的使用场合一般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春节这样的全国节日中，鞭炮的声响往往能够烘托出浓烈的节日气氛，创造出人声所不能带来的热烈的喧嚣感；第二种则是在婚礼、新店开张、家有喜事时，营造气氛的同时鞭炮的声音仿佛也在宣泄着人们热烈的情感。从某种层面上来讲，我觉得鞭炮满足的是人们对于“被关注”的心理需求，鞭炮的响声可以迅速吸人周围人的注意力，告知别人这里正发生着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在向四周传递着点鞭炮人热烈激昂的心理情绪，鞭炮声里充满了渴望被认知被认同的期待。
但钟声与鞭炮也有着不一样的地方，钟声本身是有着实用的功能，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参与度很高。鞭炮则不同，纯粹是一种消耗品，用过之后甚至会造成一定的污染。为什么从前的中国人不需要像钟一样的东西呢？相对于法国人有每天定期举行的宗教仪式，中国人的生活还是相对松散的，不需要高频率的集合，遇到什么需要大家一起参与的事情，我们往往采用“敲锣打鼓”的方式来召集大家，从前也有专门的“打更人”来负责守夜与警报。所以在中国，鞭炮就相对于“低配版”的钟声，它的意义是更加纯粹的——仅仅是为了庆贺和营造热烈的气氛。
随着中国城市的增多，以及严峻的空气污染，对于使用鞭炮的限制也在越来越严苛。去年新年时上海市中心已经彻底禁止燃放鞭炮，与此同时我们也能清楚地感觉到“年味”似乎也随之冷淡了很多。听觉上的缺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认同，所以不论是法国的钟声还是中国的鞭炮，在它们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趋于安静的同时，我们的生活也确实在丧失着一些从前的意义，这可能也是一种无奈的必然。
写在最后的一点感悟
读完《大地的钟声》之后我对阿兰.科尔班肃然起敬，到底是怎么样的投入才能这么详尽地呈现出一个时代关于钟的历史全貌呢，其中必然有大量的文献查阅、实地考察以及不可想象的资料整合。他提供的几乎是一个全景式的再现，里面呈现了太多的细节，以至于大概很多意义需要读者们自己去提炼。
【周叶飞 中外新闻事业史】读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