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发明》是一本由(英国)E.霍布斯鲍姆 / T.兰格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4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传统的发明》精选点评：
●但是不敢套用，在开始写之前就感到被删除的恐惧，真是了
●对那些关注城市或者建筑记忆的人来说，这本书像是一剂“解药”；全书几乎都是“解构派”的写法，历史地追踪了一个又一个所谓悠久的传统，比如圣诞节，讲述了它们在历史构建中的偶然性，和每个时代对之的再造。这种观点并不新奇，就是工作复杂。这个观点的好处，是让对传统抱有定式幻想的人，晓得那定式既是社会的，也是变动中的，并不纯洁和原初；坏处，嗯，就是相对主义。
●左派作者总是一如既往眼高于顶。
●作為知識儲備的方式，人的記憶是時間屬性的：記憶的可靠性和分享的可能，促成了傳統的穩定；記憶的不可靠和個人佔有形式，促成了傳統的變更。即便是共時性的交流，也是建立在各自隱含的歷史性語言習得存在共識情況下進行的。另外，這本書最精要部份已在導論里闡述，實在無時間，就直接拜讀這部份好了。
●第一、二、四章论述相对更清晰一些。第七章“大规模生产传统：1870-1914的欧洲”八卦不少，但似乎论述尚有含混之处……
●苏格兰民族服装、威尔士典籍再造（封三介绍搞反）、英国皇家仪式、维多利亚治下印度庆典、非洲殖民地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模仿五个案，配上霍氏导论和概览英法德民族节日、大众文化的末章，国族记忆建构理论精要，经验研究生动。服装、建筑、节日、体育社会文化史。章四最佳。
●[PKU/E2-1]K103-53/2
●译笔有些生硬但尚可读，最难读的其实是霍布斯鲍姆的最后一篇，不熟悉欧洲近现代史的话会觉得有点懵逼…
●算是给那些所有热爱民族、国家等前置概念的人一个耳光吧。一切都并非有机：“你国”在很大意义上是相当正确的一个称呼，固然人不能灵魂出窍来看自己，但回过头来仔细思考一下身上贴着的那些标签亦是启蒙第一步。认知惰性是意识形态的最好伙伴。
●看了一二四章 很有启发性，很多习以为常的传统实际上是近现代的发明，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家和民族。 “众多政治机构、思想运动和团体是如此缺乏先例，以至于连历史连续性也需要被发明，通过半虚构或伪造来创造一种超越实际历史连续性的古老过去，同样明显的是，所有新象征与发明都是作为民族运动和国家的一部分而形成的。”
《传统的发明》读后感(一)：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读书笔记
本书通过六个个案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揭示了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看来或声称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加速了。
霍布斯鲍姆指出，“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既包括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它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经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通常是与某以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通过参照旧形式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其本质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
霍布斯鲍姆对其“传统”作出进一步的界定。首先，它有别于支配所谓传统社会的“习俗”。传统的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会带来某种固定的（通常是形式化的）活动；而习俗则具有双重功能，即发动机和惯性轮，它为所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它并非永恒不变的，而是灵活性与谨遵先例的结合。其次，传统有别于“惯例或常规”，后者并不具备显著的仪式或象征功能（尽管偶尔可能会有），它们的功能及其存在的理由是技术性的而非思想意识性的，是为了简化那些可迅速界定的实践活动，此外为了满足变化了的实践之需要，能够被迅速调整或放弃。
尽管任何时代和地域中都能够看到“被发明的传统”，但霍布斯鲍姆认为它在以下情况中出现得更为频繁：在社会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经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旧传统与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霍布斯鲍姆关注的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但他的观点对于看待近代中国的变迁历程未尝没有启发。
《传统的发明》读后感(二)：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读书笔记
本书通过六个个案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揭示了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看来或声称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加速了。
霍布斯鲍姆指出，“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既包括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它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经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通常是与某以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通过参照旧形式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其本质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
霍布斯鲍姆对其“传统”作出进一步的界定。首先，它有别于支配所谓传统社会的“习俗”。传统的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会带来某种固定的（通常是形式化的）活动；而习俗则具有双重功能，即发动机和惯性轮，它为所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它并非永恒不变的，而是灵活性与谨遵先例的结合。其次，传统有别于“惯例或常规”，后者并不具备显著的仪式或象征功能（尽管偶尔可能会有），它们的功能及其存在的理由是技术性的而非思想意识性的，是为了简化那些可迅速界定的实践活动，此外为了满足变化了的实践之需要，能够被迅速调整或放弃。
尽管任何时代和地域中都能够看到“被发明的传统”，但霍布斯鲍姆认为它在以下情况中出现得更为频繁：在社会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经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旧传统与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霍布斯鲍姆关注的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但他的观点对于看待近代中国的变迁历程未尝没有启发。
《传统的发明》读后感(三)：何为传统？何以发明？
什么是传统？
霍布斯鲍姆认为，“传统”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不变性，有某些固定的、形式化的活动及重复性的行为。这是最简洁的定义。
传统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自然的传统是历史延续形成的结果，是一种绵密的社会实践。而发明的传统，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是“人为的（factious）”，它的实践是有关认同的一系列象征和符号的发名。发明传统的本质就在于人为制造一种与过去相关联的、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忽视“形式化”和“仪式化”的作用。如果不强调这一点，“发明传统”很容易被我们理解为中国历史上的“托古改制”。
“发明传统”与“托古改制”
“传统”是一种大众所认可的行为模式，不是某人创想的，而是在某个时代的普遍思潮经由大众实践的结果。而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创造各种各样复杂的仪式、符号和象征，从而成为人们心中的共识。
而“托古改制”，更像是出于政治诉求的突发奇想。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固然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偶像崇拜和厚古薄今，但其终究还是一人之设想，不是一个时代的思潮，更经由社会的实践。相比而言，王莽利用《周礼》改制，时代使然的实践，只不过是一种失败的尝试罢了。
“发明”的意义
越是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发明的传统越是层出不穷。旧传统无法适应新社会，新传统由此诞生。但人们又何必急切地要发明呢？霍布斯鲍姆提到，“众多政治机构、思想运动和团体是如此缺乏先例，以至于连历史连续性也要被发明”。好古之心人皆有之，通过半虚构或虚构来创造一种超越实际历史延续性的古老过去，成为人们所能接受的行为。
此外，“在传统被发明的地方，常常不是由于旧方式已不再有效，而是因为它们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正是要反对传统、抛弃传统，因而要发明传统，以提供以往社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权威纽带。
“发明传统”与民族主义
19世纪下半叶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年代，也是发明传统层出不穷的年代。苏格兰的高地传统的发明、威尔士生活方式的“复活”、英国君主制仪式的变与不变，都是民族国家浪潮席卷下的涟漪。正如霍布斯鲍姆所强调的，发明传统的实践，本质是通过象征、仪式和符号塑造一种认同，其灌输的价值观也是诸如“爱国主义”这种价值、权利与义务相当模糊的观念。
《传统的发明》读后感(四)：书评
传统依其形式，往往呈现三种意义，一是传统的自然生成，二是传统的重现，三是传统的创造。霍布斯鲍姆与人类学家兰格合力编纂的《传统的创造》论文集主要讨论第三重意义。其中“被发明的传统”，既可理解为自然的传统在特定形式下被赋予新意义，也包括在特定时期从文物或历史小说堆中翻出的并非传统的“传统”。明显地，在此过程中传统已不是社会群体共创的风俗，而是经过有意塑造成为价值灌输和行为规范的符号，并且暗含着与过去某个历史阶段的有意连接。
发明传统并不是个新词，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就指出在革命的危机时代人们会借用传统开辟新的斗争局面，只不过这种创造并非在革命者自我选定的条件下进行，而是在革命条件和局势与传统革命相似的背景下完成。对于非革命者而言，用参照旧形式的方法回应新形势，则是如霍布斯鲍姆所言的，出于对现代社会持续变化和革新的忧惧，在这重意义上重构传统不是为了推翻稳定局面，而恰恰是用传统构建一种现在与过去的恒定的连接，主要目的则是为了保存现在。
因此就有必要把它与事实上的“传统”区分开来。与习俗相比，事实上的传统更着眼于承认一种形式化或重复化的行为，它不是为现实提供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不是像习俗那样展现出一种谨遵先例的灵活性，而是去塑造与实际行动相匹配的假发、长袍之类的仪式化行为。它虽然是一种惯例，但更富有象征功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划分，“被发明的传统”并非技术性的“基础”而是上层建筑，往往也只有在与实践中的常规操作相反才能展现其意义，正如“律师的假发只有在其他人都不戴假发之后”（p.4），才能够获得它的现代含义。
但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种发明的传统是相当弥散的。仪式化的过程在纳粹的符号建构和纽伦堡集会中或许能容易追溯，但与私人团体相关的传统发明却往往受制于材料和技术的局限难以辨明。霍布斯鲍姆提示读者关注：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传统发明的高峰时期，即当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受到颠覆时，无法运用或调整旧传统的状况导致了“新”传统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新的目的沿用旧模式（诸如大学仍沿用旧名称但实质已然不同），更有意思的是利用旧材料重建新传统，诸多民族主义、政治机构、思想运动和团体都在通过伪造和半虚构重建其目的。这种叙事模式实质把传统发明的权力赋予社会力量变动的一方，诸如新-旧，传统-现代，殖民者-殖民地的任何一方，当他们所提供的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无法满足社会对权威的要求时，于是产生了需要发明传统来填补裂隙。
这也能解释为何作者认为传统的发明主要集中在19世纪末-一战爆发。作为一个权威崩坏，各种力量上台的时代，共同体需要增强凝聚力，合法化身份并且灌输其价值系统。更重要的是，“发明传统”可以将社会身份重新引入一个契约或高低等级世界（例如英国国王的加冕仪式），尽管社会在表面上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但它需要靠“传统”吸引精英来结成更加紧密的团体。它的狡猾之处在于，它向团体成员所灌输的价值、义务是相当含混的，因为无限制的普遍性会笼络更多的人群。
这是因为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政治本质上是国家范围内的政治，社会和人民运动参照物就是国家。等级社会瓦解后，社会中的不同阶级只在政治制度上（选举权）表现出其重要性，政治顺从却并非是随着阶级地位的确立自然而来的东西。19世纪的自由意识形态实现了经济成就和社会转变，这是在削弱社会纽带和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完成的，发明传统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重建另一种意义上的礼俗社会。1910-1928年期间，英国普选权的建立使得自由党被工党盖过，在党派斗争下，唯一能充当二战后的大罢工，大萧条“疯狂年代中稳定的恢复点”的，就是政治上中立且人格上受景仰的君主（p.182）。
不仅如此，发明传统的意义还体现在移民潮以及日渐升高的国际对抗中弥合“我者”和“他者”的努力。对于民族国家自身而言，它需要选择传统来作为民族象征和建立国家历史经历（这部分内容也引发了安德森与盖尔纳的讨论）。这种有意识的发明不断干预甚至确定公民生活的边界，并将他们作为恢复忠诚的潜在对象。忠诚与其说是朝向国家的，不如说是朝向自由资产阶级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通过有意识地添加革命传统，伪装成极的中派人士去驯化社会主义者或孤立他们。故而社会内部也会形成反对发明的传统的力量，法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抵制这种拉拢。
可以说，虽然霍布斯鲍姆论述的这一时期最普遍的政治传统都是由国家完成的，但正如上文所言群众运动的兴起也是极其有力的塑造力量。例如工人运动对五一劳动节的形塑和制度化，实质上也意味着处于非统治地位的阶级能够发明自己的传统。因此可以看出，不同的“传统”之间会形成难以调和的冲突，“发明”之间的斗争也是社会力量话语权的对抗。社会内部的不同阶级都在塑造主观团体的认同，实质上在民族主义成为社会凝聚替代物的同时，正在上升的新兴中产阶级也在通过发明传统构建一种新的世俗宗教。
发明的传统如何适应变化的实际，也是较为重要的一点。诸如德意志第二帝国就需要面对为前所未有的俾斯麦式的统一提供历史合法性；并且要妥善安置支持另一种同一方式的民主派选民。故而它的传统回溯主要是建立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连续性，并强调在新帝国建立过程中将普鲁士与德国其他部分联系起来的特殊经历。显然这种联系并不能提供第二帝国建立的必然性，因此霍布斯鲍姆指出德国只能通过建立共同体的世俗民族敌人和征服文化观来确立民族主义的认同。在领土和宪法上都有最清晰边界的美国，则需要面对同化人种各异的大众，一方面移民们被鼓励原样接受传统感恩之类的纪念国家的仪式，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塑造崇美主义。
那么，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研究这一话题意义何在？由于历史在转折处往往沉默，发明的传统无疑为社会研究提供了可供辨识的征兆和标志，其作为符号往往更容易观察，例如德国当局并不会告诉人们它从自由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历程，但我们总能从其体操运动的代表色中窥见一二。并且，它阐明了人类与过去的关系，当发明并非保存于人的记忆中，而要借助选择，撰写，描绘和普及时，历史学家的技艺和作用就尤为重要，尤其它更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剖析诸如民族主义之类人类共同体的现象，更好地认知当下。最后这样的研究，无疑有助于跨学科研究的深入。
但是，这也让人产生疑问，纵使文中的传统发明有着强烈的社会与政治功用内涵，难倒传统在被发明的初期仅仅是一些文学、文本或虚假的历史细节？无疑苏格兰高地传统的创造，在一开始难免会存在有许多形式，为什么“格子呢短褶裙”和风笛可以被挑选为苏格兰高地的代表，其中会不会也有一种内在的对于苏格兰文化的认同脉络或者判断所在？在本文中，发明的传统实际上是重塑一种正统性，这是建立在霍布斯鲍姆对传统社会性质的判断之上，传统等级社会被看成是天然具有权威性和正统性，社会变革并没有颠覆这种权威，而19世纪的社会统治阶级则无法提供新的一体的正统认同，可以说每个阶级都被自己的阶级意识束缚。但其实在历史上，诸如《君士坦丁圣赐》之类的文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重塑正统。这种发明是否真正只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掀起高潮，而不存在于传统社会的变革时期，或许需要更进一步的考察。最后一个问题即为作者在文末提出的疑问，发明的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控制，诸如第二帝国时期德国的民族主义并不能自上而下地理解，那么传统究竟被掌握在谁的手中？是具体的阶级，还是国家，社会趋势，或者仅仅是传统本身的强大惯性？被塑造的传统是否仅仅属于塑造它的阶级，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传统的发明》读后感(五)：民族国家与传统发明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于过去的连续性。只要有可能，他们通常就与某一适当的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p26）所谓根据亘古以来的习俗，往往指的并不是一种历史事实，而是村庄在反对领土或其他村庄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力量平衡。例如同业惯例或是职业惯例，体现的也并非是旧的传统，而是工人在实践中已经确定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力产生的时间不长，但是现在他们仍试图通过赋予其永久性，来扩大或捍卫这一权力。（p3）
革命运动也通过提及一种人民的过去，如萨克斯逊人对诺曼人，或者我们祖先高卢人对抗法兰克人或者我们德意志人具有革命的传统。由此来为革新提供支持。可见传统已成为知识或民族，国家或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不是那些确实保存在大众记忆中的，而是由那些历史学家所选择撰写描绘普及并且制度化的东西。（p16）
苏格兰和威尔士
比如苏格兰短裙，他作为一种传统被发明出来，某种意义上是表明对英格兰的一种抗议。因为它的产生恰恰是和英格兰合并之后才发展出来，在合并之前，苏格兰短裙只是一种残留的形式，而且被视为一种野蛮的标志，他是懒散无赖，掠夺敲诈的高地人的象征。并且在此之前苏格兰并没有什么文化，他的文化文学只是对爱尔兰文学的拙劣模仿，苏格兰的酋长和研究室人都来自于爱尔兰，或者曾在那里学习技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苏格兰传统的创造，它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第1步，即先发动一场对爱尔兰文化的反叛，篡夺爱尔兰文化并重写苏格兰的早期历史。第2步人为创造新的高地传统发明为古老的，原创的独特的。第3步，将这种传统扩展到低地的苏格兰地带。经过坐车考察他发现现在的苏格兰短裙是1707年被发明出来的。（p19-32）
与苏格兰相反。威尔士并没有走一条传统发明的道路，反而他走上了另一条极力消除自己文化，并融入英格兰文化的路径。到16世纪与天主教有联系的当地文化，大部分已经消失了，当地的法律体系也被废除，诗歌比赛制度也萎缩了。旧的语言也被行政当局禁止使用，尽管官僚阶层仍然受威尔士语，但是他们的举止已变得英格兰化了，或者他们已接近西欧的行为模式。（p56）
相伴于此的，英格兰的讽刺作家在威尔士游记中更进而希望威威尔士语言尽快消失，认为这只是文理不通的语言，并将其只为是下层群众在使用的。18世纪的学者可能反对英语，但是他们往往与英语相互写信，而且实际上所受的修养和心智上的教育都是以英语来培养的。但是到了18世纪的后期，又有些人开始吹嘘和夸耀我也是语言，并且认为他足以抵抗所有的敌人，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把威尔士语视为一种国宝，甚至是民族的丰碑，并且将其与远古的历史连接。（p62/90）
与语言类似的，他们的生活模式也发生转变，绅士们也不再与仆人辩护，朋友和吟游诗人住在一个巨大的府邸里了，而是开始秘密生活，并且将住宅改造为伦敦的样式。
英国君主礼仪
关于英国君主制的传统表演，同样是一个被塑造出的形象。在1820年当时有人评论王室仪式。认为其炫耀各种皇冠和衣服是荒谬可笑的。因为当时的人们已经被启蒙，他们已然明了，政府的真正目标在于以最小的代价带给人民最大的幸福。但是在1860年的时候当另一位侯爵在观看维多利亚女王的议会仪式后，他却认为这种仪式的真实令人难忘。并且追溯其他民族类似这种仪式源于南部气候区的民族和非条顿起源的民族，而英格兰却异常的壮丽辉煌。但是他却认为这只是愚蠢的行为。
契尔摩指出。现代社会仍然需要神话与仪式，这由君主及其家庭提供，此外与早期相比，现在的礼仪表演颇为壮观，以至于观察者会认为这种仪式向来如此。
在一个充满变革冲突过危机的时期，一是有可能故意被维持原貌。便给人一种持续一致安逸的印象，尽管存在大量背景方面的证据，证明情况恰恰相反，但是这种仪式却可以象征性的重新肯定民族的伟大，呈现出集体性的渴求，昔日光荣的特征。例如一次王石的葬礼，他可以塑造让民族再次伟大的君主形象，也可以被解释为一曲晚歌，不仅献给捐出本人，也要献给作为一个强权的国家。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追求的是变化和非连续性，而对民众而言，大家追求的是一致性。（p138）
因此把英国君主礼仪形象放在发展中就可以看到4个阶段，第1个阶段是从1820年代以降，甚至更早到1870年代是一个笨拙的运用仪式的阶段，这一个阶段主要是地方化的，乡土的前工业的社会表演。第2个阶段开始于1877年，这一年维多利亚成为印度女皇，一直持续到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阶段是发明传统的高潮，一些古老的仪式被上演，而且还包含着一套专门的知识并具有吸引力。第3个阶段是1918年，直到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加冕，这个时候英国人使自己相信他们很擅长礼仪，因为他们从来如此。最后是从1953年以来，英国作为一个强国开始衰落，又加之电视的巨大影响，这意味着王师礼仪的意义再次发生深刻的变化。（p139）
事实上在英国女皇仪式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有一条线索，就是外省与代表着中央集权性质的女王仪式的对立。从1850年到1870年，维多利亚不断被当做报刊社论的批评对象，不仅是轰动性的丑闻，还是凶杀案。外省的报刊，这包括自由党的知识分子的崇尚理性的，中产阶级的，对往事的表演及其引发的情感都表示反感，大体来说外省的新闻界绝不比其首都的同行更喜爱君主制。更何况当时缺乏媒体，重大的王室礼仪作为遥远不可接近的团体仪式，并不是被人们共享成为人们共同的世界，他只成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表演的行为，并非为了陶冶大众。因此对当时的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对地方的忠诚仍然比效忠一个国家更为重要。因此与君主们相伴而行的往事，礼仪并不是取悦大众的狂欢活动，而是关起门来举行的一组仪式，其中贵族教会王史一道重新确认他们的团结。在当事人的描述中仪式冗长乏味。当时的加冕里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地方。皇室的葬礼，更多的是一件私人事务。（p152）
然而从1970年代末到1914年间，英国君主制的公共形象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那些笨拙的，私人性质的王诗怡是突然变得壮观公开并且广受欢迎，群主是地位的这种转变是维多利亚与爱德华都超越于政治之上，成为了整个民族的家长。这种仪式的上升，并且伴随的主要是伦敦再次重申了它的整个国家的支配地位，此时外省地方的认同与忠诚明显弱化了。英国变成了一个城市工业大众占优势的社会。与此同时，那些传统的理性的，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的自由，党的外省报刊逐渐被各种全国性的大的日报所取代，这些日报以伦敦为中心，越来越保守，刺眼，粗俗，并且迎合工人阶级的口味。（p158）在当时即使马车的数量已经极度锐减，但是反而加免礼之后的马车环节，无论从马车的造型比例还是装饰来看，都是最优雅最豪华的。这形象被作为民族的领袖，用来展现君主，使得君主成为大家都可能去遵从的舆论与连续性的象征。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与礼仪再造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基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断的军事胜利，比如在1757年打败孟加拉，在1764年打败阿瓦德和莫卧尔皇帝等，到1765年莫沃尔皇帝任命英国人为孟加拉地方长官。到1803年，英国占领了摩尔王朝的首都德里，确定了他们作为莫沃尔皇帝保护者的角色。他们充分流露出所谓的敬意，尊重和关注。使得莫沃尔皇帝成为了一个傀儡。当然这只是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所获取的成功。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一种地位，源于他们打败孟加拉以后。对孟加拉进行军事控制并将公司雇员带着大笔财富返回英格兰，运用到英国国内政治体系中，导致议会做出了相应的决断。
英国官员与印度成名的统治者关系是契约性的，这种契约的比喻可以表达为，我们已经吃了公司的饭。印度士兵和他们欧洲长官的忠诚是靠定期薪水来维持的，并依赖公正的对待，并且遵守不干涉本土宗教信仰及习俗的规定。所以当叛乱发生时，对士兵们来说，叛乱是基于相信他们的契约被明显或暗地里违反了，而不是现代历史教科书发明的民族国家主义的反抗。与底层的服务的士兵，不同地方的贵族，他们拥有基于宇宙论概念上的社会秩序，并通过礼仪活动维持合理的秩序，他们成为地主，并允许在自己的领地内实行内部的自制。他们被本质上属于契约的条约所控制，因为这些条约保证了各帮边界的完整，并许诺公司支持皇室及其子孙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放弃了发动战争的能力，有效的实行良好的同志，并接受一位英国官员的监督。（p225）
1857年印度的起义被镇压，导致莫卧尔皇帝本人的非神圣化。也残忍的展示了英国用来压制印度人的力量。在击败叛乱后对皇帝进行了审判，正式宣布了统治的转变。其明确否定了皇帝的统治权。值得注意的是，在叛乱平息后，英国人将叛乱中所失去的英国军人和当地的平民献身以及胜利，将其塑造为一种神话。
1858年8月2号通过印度政府组织法授予女王对印度的最高统治权，英国人正式宣布了印度臣民及其印度本土王公和英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英国人统治初期，他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印度屡次被历史上的雅利安人和莫卧尔人统治， 究竟是印度人没有能力进行内在的永恒的自我管辖，还是说，在适当的监护下，印度人有能力进行有效的自我统治。
1858年之后，在印度的英国政府首脑近作为总部向议会负责，也作为英国政府在印度代表君主并代表印度王公和人民的领导人。英国在印度建立的统治，类似于一种封建制的地方自治，所以第一任印度总督在印度期间进行寻穿越北印度的旅行，并与一些印度的王公贵族举行杜尔巴，即模仿莫卧尔王朝的礼仪处理他同印度当地土公的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一种封贡体制，前者上供金币以及大象，后者再相应的赐予他服装和珠宝徽章。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东西的数量以及价值被分出等级。而被赐予的衣服同样被作为一种身份的承认。接受者通过衣服作为中介，被吸收到赠与者的体内。在仪式中，站位也很重要，这同样是一种传统的礼仪空间政治学。
在其一真言后20年间，英国完成了文化结构的建构。最终在1877年宣告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至此明确了一种社会秩序及英国和印度，统一被排列在同一个单一的等级秩序中，印度的王公现在成为维多利亚女王忠诚的印度封臣。由此进一步塑造一种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依靠王公领土的大小收入的多少，以及加入东印度公司同盟的日期和家族的历史，以及与莫沃尔帝国相关的身份，都作为衡量其新统治的标准。相应的英国举行仪式时也建立了其护卫与士兵的数量，以及礼炮和具体的迎接礼节。
换而言之，在新的秩序中，英国政府是以一种帝国政府与省政府的官僚系统与级别，单位职位，工作时间和荣誉进行的划分，这是一种近代官僚的管理系统。而除了这些王公之外，在底层人民责任就是根据种姓团体和宗教划分出相应的组织单位。（p235）
为了维持新证据，他们相应的也建立了新的服装礼仪，这种服装里当然是依靠英国封建式的，比如包括长袍披风护肩以及带着女王肖像的大勋章。同时印度人开始以欧洲的模式撰写历史，他们经常使用欧洲人对于印度过去的观念能描绘印度的遗产。比如当时有作家想想印度是一个长期由不同民族种族构成的缺乏凝聚力，团结一致的感情。只有在英国军权一体化的制度下，印度才能够团结。（p239）根据封建理论，印度存在一个本土的贵族阶层，为了界定并控制这个贵族阶层，英国政府建立福利院以便遇到重要问题时，可以时常向印度的王公首领寻求忠告和建议，并通过这种方式将他们与最高权力相结合，印章院则设计了欧洲式的印章图案形成新的仪式规则，通过锦旗的赠与，使得印度王公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类似英国的爵士，形成一种线性等级秩序。这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印度农民阶层不会服从英国保护者，而是投向本土首领，而且易于对象征符号与感情影响，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对于下层社会的权力更好进行管理。
欧洲传统与民族国家
有意识的发明其成功与否，取决于他能否成功的被公众所接受，新的官方公共节日仪式如果缺乏真正的群众共鸣，那么仍然可能无法动员公民自愿参与。因此历史上有很多失败的传统符号发明，比如德意志帝国就曾将皇帝威廉一世塑造成一个被民众普遍接受的德国统一支付，并且希望将他的生日变成国庆日。但事实上很快的，我们会发现对俾斯麦的纪念代替了威廉一世的纪念碑。
国家中的行政和法律的标准化，尤其是国家教育的标准化，将人民转变成一个特定国家的公民，用一本切合实情的书的题目来说就是农民变成法国人，国家是公民集体活动的框架，只要这些活动是被官方承认的，影响或改变国家政府或是他的政策，自然成为国内政治的主要目标，而普通人也逐渐有资格参与其中。由此生活中的阶级，尤其是工人趋向于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或是组织政党来确定自身。试图代表整个社会或人民的运动，将依照一个独立或至少是自治的国家来设想自己的存在，这样国家民族和社会就融合到一起了。
因此在国家兴起以前，人的命运似乎受制于一个无法预测的神。等级的优越性与分成不同阶层多种形式相对资质的隶属关系是组织的核心要素。比如有什么可以动员意大利南部的农民，那就只有教会和国王。而到了新的时期。官僚机构建设成立。国旗，国歌，军服以及类似的物品也成为了象征。选举民主制和大众政治的充分发展，成为了官方传统发明中的主导地位。几种改变发生：市场交易取代了人际联系，阶级取代了地位等级制，法理社会取代礼俗社会（p344）
以法国为例传统发明这一方面有三项主要的核革新
首先是初等教育的发展取代了教会。初等教育深受革命与共和派的原则和内容的影响。由小学教师取代了原来的牧师的责任。由此法国政府形成了中央集权化。即使农民转变成法国人，而且使所有的法国人都成为了共和派。
第二是公共仪式的发明。比如1789年的国庆日。他总的趋势是将大革命的遗产转变为对国家盛大活动，权力和公民快乐的共同表述。
第三是公共纪念碑的大规模出现。这些共和国纪念碑的建造开支都是由地方承担的。但这些纪念碑可以看做是选民与国家之间看得见的纽带。（p349）
德意志帝国中的传统发明首先是和威廉二世时代相连的，他的目标主要是两方面。一，建立第二帝国与第一帝国之间的连续性，或更广泛的将心帝国确定为是德意志人民的世俗国族愿望的实现。2，强调在1871年新帝国建立过程中，将普鲁士与德国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殊的历史经历。因此通过确定共同的敌人。使得德意志人民得到了一种民族国家的想象，并且努力实现国家统一。
如此国家传统的发明情况。君主制，国家倾向于将他们与君主相连。这样，新的传统发明便集中于对王室或帝国仪式的公共关系实践。比如1887年维多利亚女王诞辰50周年的纪念日。这不像传统的皇家仪式，其目的在于以公众为目标，而不仅仅是将统治者与神的关系和他们在显贵等级中的顶点地位象征化。由此每一个君主都或早或晚的从法国国王向法国人的国王转变。（p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