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是一本由李济著作，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50元，页数：63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安阳》精选点评：

　　●当科学和新史学的火炬在中国刚刚点燃的时候，有这么一批赤诚的民族菁华踏踏实实、小心翼翼的做这些奠基性的工作，为后人树立了科学的标尺和人格的型范。如果没有后来的山河改色，使这种学术和教育传统得以自然传承和发展，中国将会多可爱，想象另一种可能。

　　●安陽挖掘“考古學”

　　●一本充满迷之感动的书，可以看到一群人对于学术的热情和终生的执守。无论政治的风波还是生计的艰辛，他们始终未改初心，并且不断琢磨上进。能够献身于一种技艺，在手艺和生命的雕琢中复归质朴，这样天真的游戏，我也愿意安顿其中。

　　●读完我就特佩服那个时候的学者 无论是李济先生还是王国维 董作宾 郭沫若等 搞学术全身心投入 一辈子兢兢业业 国学底蕴丰厚 科学知识也懂 欸 全才啊

　　●殷商考古的名著

　　●4.7。晚年总结之作，系统回顾与整理安阳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程与成果，以及与之有关的参与者及他们做出的贡献。20世纪的中国是考古的世纪，世纪初几处大发现看似偶然，实际上是经过数百年积累与更新的历代学者见识与准备作为基础。殷墟发掘第一期由清华研究院和弗利尔美术馆各出一半经费支持

　　●安阳殷墟是考古史上的经典，把商代由传说证实为信史。本书为李济向英语世界读者介绍安阳殷墟项目的入门读物，当年作者预设的基础知识如今已知者寥寥

　　●“夫人之所以为人，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辯也”

　　●除了《安阳》外，附录里的文章也都是篇篇精彩...

　　●历史大家的佳作。对于殷墟考古有很丰富的说明

　　《安阳》读后感(一)：由殷商想到夏

　　欧洲中心主义说不需多谈，近代以来，不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都是起源于欧洲并发展壮大，学术规范当然依从，这个正常，但是麻烦在于欧美学界话语权极大，但是对欧美以外的世界关注不够，有些肯定否定不免妄断。

　　未发现甲骨文之前，西方主流学界不认为有商文明，现在面临的夏的考证，甚至更早的一些历史。一个简单的思路是，殷商文明这种等级的不大可能凭空出现，必有传承，需要找到翔实的实物证据，各种传说记载虽不少，只可辅助，确实不能作为依据。

　　再有，似乎不宜过多强调民族自豪感，事实即事实。我们的文明史难道还需要夸大吗？我们现有的文明史已足够支撑任意程度的自豪感。一点愚见：近代的落后，未能产生现代科学技术并不值得过分自责；因欧洲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的，世界其余帝国和其他社会环境都无法实现，而欧洲也在此前上千年付出了代价。

　　《安阳》读后感(二)：Be ready to die tomorrow ;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

从大连坑开始就在跟人说，完了，这本书怕是要看哭，结果到侯家庄王陵一眼，这图多眼熟啊，大学时候去河南的同学家里玩，顺便去过一趟安阳殷墟，两天时间，烈日炎炎之下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博物馆）出来，据说因为游客太少，摆渡车已经停了，只好出门自己租了三轮板车晃荡二十来分钟才到王陵遗址，广袤中原厚土上零星几个高出地面的建筑遮起来的发掘现场，一整个下午太阳底下，整片王陵遗迹就我一个人，印象里连个看门的都没有（大概在哪个遥远的地方看着监控）；我在各个墓地坑道钻进去爬出来，地底下就是鬼气森森的，身边土地清晰的断面还有年代标识，脚踩到最底下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多少年前那些传说中曾有记录的夯土。爬出来之后被太阳一晒，觉得身上像是有什么本想一道出来的的东西疏忽又钻回地下去了一样，魂都没了。一代走一代来，商朝的墓被周朝的人盗了盗墓贼填回来的土石上头还建了被明清时期的盗墓贼光顾过的东汉人的墓……然后跟朋友聊起作者，是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同在清华教书的第一位中国人类学老师李济，当年主持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抱着文物仪器档案在西南兜圈子病死了两个女儿还要做研究写报告，最后跟着史语所去了台湾，儿子在大陆上山下乡一别三十余年只见了一次面。他晚年给学生授课的讲稿整理写出的这本《安阳》，是他辛勤工作研究了一辈子却远隔重洋再也没有回去过的“田野”。朋友给我看写到他有关考古方面批评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观点，强调“唯文献轻实践”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偏见……然后我突然顿悟了，某人在我读完耶律阿保机之死后推荐我看李济，莫不是在隐晦地提示我前者钻在魏书辽史周书以及更边缘的各位旅记材料之中拼凑一个巫术气质明显的立汗仪式，也算是体现了某种“唯文献”的倾向……？我就想说，你们人类学博士真的，何必呢，说话如此拐弯抹角，要表达一个反对意见，先安利别人去看本书，而我竟然就乖乖去看了……你这样很容易被难看你知道吗EK老师

　　《安阳》读后感(三)：考古学遐思——读《安阳》杂感 （选修课交的作业）

　　看到课表有考古学导论的时候，心情又激动又陌生，之前对考古的印象真的只是像《盗墓笔记》一样，感觉考古是一个神奇而又冒险的职业，感觉搞考古就是每天在通过古文献寻找失落的文明。带着这样的想法，开始了考古学这门课程之旅。上课的时候，老师特别的强调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比如与历史学、博物馆学等等，使得我对考古学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我们了解了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后来在老师的推荐下，我看了一些关于考古学的书籍，其中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济的《安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将结合课上所学知识，谈谈我对《安阳》一书的认识。

　　《安阳》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最后一本学术著作。先生以时间为序，介绍了在他之前的学者对殷墟考古挖掘所做的铺垫，以及他亲自领导的对安阳殷墟的挖掘与研究工作。这本书是先生用英文写作的，眼下看到的只是译本，根据李济之子李光谟所写的前言介绍，李济先生原只打算出英文本，也可以出日译本，但不打算出中文本，这一点值得深思。

　　安阳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中国最初的考古学者大多和安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安阳的挖掘使得考古学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李济先生在书中介绍，第一次董作宾主持挖掘时发现了大面积的凹凸不平的土层，当时董作宾和张蔚然的解释为：这是由洹河洪水所造成的沉积层。而后考古队在城子崖遗址周围发现一圈已坍塌的墙，又发现了凹凸不平的土层，人们才意识到那种凹凸不平的土层是夯土，纠正了之前董的错误解释。现在夯土已经成为考古入门级的基本知识，但当年草创者却经过了十分艰难的认识过程。由此可见，以李济为首的学者们为中国考古学的建立所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他们为中国考古学打下的基础。此外书中还介绍：董作宾作为第一次安阳挖掘工作的队长开始考古挖掘工作时，其目的仅去寻找甲骨，对挖掘的过程以及出土的其他物品并未关心。而在李济先生领导的第二次挖掘中有彻底的改变，从最初单纯的关注甲骨，到对陶器、骨器、骨骼等有全面的关注。最显著的是考古队开始系统记录陶器，并在其后的十三次安阳挖掘中从未间断，使得中国陶器的记录方法和分类标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对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很多学者都有所论述。一种观点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他在《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的《“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中谈到：“考古研究终究是广义的历史学的组成部分, 其所有成果归根结底是增进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另一种观点以陈淳为代表，他在《文史哲》2006年第6期的《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中谈到：“从某种意义而言, 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处于一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汇合的聚合点。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和提高越来越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 而它也成为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方位研究人类发展的一个信息库。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应当是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 它和历史学不是依附的关系, 也不是仅仅为编史学服务的工具, 而同是以了解人类自身历史和社会发展历程的独立研究领域。”在《安阳》一书的序言中李济写到：“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其目的就是发现古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寻找艺术品和埋藏的珍品。”李济与李学勤观点是相一致的，他们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我个人更倾向于陈淳的观点，我认为中国考古学有其自身的特色，但中国考古学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怪物，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格格不入。虽然中国考古学从自身发展是从安阳殷墟开始的，其目的为证中国古史之重建。在而后很长的岁月里也一直如此，但我们不能因为一直这样就去说中国考古学就应如此，中国考古学也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站在全世界的立场来看，考古学目的在于了解更多关于过去社会以及人类发展的事实，与历史学的目的有着根本的不同。就像是夏鼐先生对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关系有著名的论述：“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 是历史科学( 广义历史学) 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犹如车子的两轮, 飞鸟的两翼, 不可偏废, 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

　　在读书时印象较深的地方是考古学应与民族学相结合，在安阳第三次挖掘中出土的了一座大理石躯干像，身上雕刻着不明印记的图案。李济先生根据历史文献学与民俗学的比较：在古籍中发现“司马迁记载周朝初期江苏一带的土著人仍在纹身”，以及民族学中华北山东沿海一带的居民可能仍有纹身的习俗，从而推定此图案为纹身图案。由此看出，考古学与民族学关系密切。冯汉骥先生在处理民族学与考古学的相互关系上，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原始古物通常属于文献资料还不存在的时代，但是在这里，民族学材料有其特殊意义。因为迄今在现代原始部落中，尚存在的（或不久以前还存在的）许多文化现象，能够帮助我们研究原始时代的居民的生活。考古学和民族学常常能够互相补充。民族学家研究的残余，对于考古学家不仅在研究原始古物，而且在研究封建时代的古物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考古学家能够帮助阐明民族学现象的起源和发展。”

　　以上便是我读《安阳》后一些杂感，希望老师多多批评指正。

　　《安阳》读后感(四)：李济《安阳》第九至十五章读书报告

　　李济先生领导的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将中国的信史又提早到了晚商，从而挽救了一场危机。由于下文提及的某些原因，我在阅读本文时出现了一些困难。尽管如此，还是让我开始来谈一下我看毕本文之后的一些感想吧。

　　李济先生（1896.6.2—1979.8.1），人类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省钟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先生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

　　对于“李济”这个名字，中学时代的我是闻所未闻的。但是，他所戴的“中国考古学之父”的这个头衔，就足以让人震撼，就足以说明他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中的重要地位了。他的成就更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他领导的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使安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使这个人们遗忘了千年的旧日王都名闻海外，就算是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们也对它略有耳闻。单算这个成就，就已经够大的了。

　　“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其目的就是发现古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寻找艺术品的埋葬的珍品。因而安阳的发现史也就是从发现刻有中国古文字的’龙骨’开始。所以李济先生叙述了此发现的获得情部的种种方面，并介绍了参与此事的一睦主要人物。一旦认识到所说的’龙骨’就是占卜者于其上刻写有求于神的卜辞的龟壳或牛肩胛骨，这些珍品就以甲骨闻名了，于是掀起了积极寻找更多的有字甲骨并将其文字译成现代文的热潮。 本书是一本向国外宣扬介绍现代中国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状况的入门指导。作者以亲身的经历对安阳历次田野发掘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以及采用方法的改进乃至整个考古组的历程作了清楚的介绍；对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的收获和研究成果作了概要的回顾和总结。应该说，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又通俗易懂的、论述和史料兼备的书。”

　　《安阳》一书，是李济先生晚年对他在安阳殷墟十五次考古发掘的口头回述，针对的对象是国外的中国考古学入门者。尽管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文章语言朴实自然，但是，一方面，虽然我本人以前也接触过一些考古学常识，但是文章中还是有大量的考古学术语弄不懂；另一方面，由于本书面向的对象是国外的考古学入门者，原文为英文，翻译成中文则显得有些不通顺，所以，阅读本文时我显得有点吃力。但是，我还是勉为其难，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本文的段落结构吧。

　　要求阅读的是《安阳》第九至十五章的内容。这是此书的第三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的收获和研究成果作了概要的回顾和总结，正如第九章首句便开门见山地说，“本书的后几章将对迄今为止关于安阳出土物的各种专门研究作个简要叙述”。

　　接着便是对安阳殷墟的出土物作了分类介绍与解释，作者分别从“史前遗物和有关古代中国的传说”“建筑风格：建筑遗迹和地上建筑物复原之设想”“经济：农业和制造业”“殷商的装饰艺术”“谱系、贞人和亲属关系”“祖先及神灵的祭祀仪式”“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评述”等几个方面力图向读者展示作者心目中的完整的崭新的晚商生活图景。

　　第九章是本部分的最重要的章节。作者分别从形态特征方面讨论了中国人的种族历史与黄种人迁移的早期历史的关系及讨论了安阳殷墟考古工作前中国学术界关于史前的界定问题，并指出要点是在史前和历史划界线。这也就突出了安阳殷墟考古工作的价值。

　　正如上文所说，本部分主要是对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的收获和研究成果作了概要的回顾和总结。而在安阳殷墟考古工作开始之前，瑞典人安特生已经在开始做仰韶文化的发掘工作了，而中国人自己的考古工作却还没有起步。而安阳殷墟考古工作的进行，无疑推进了人们对晚商历史的认识。正如第十一章所说，“随着古文字研究的进展及农业科学知识的积累，对殷商农业的认识逐次增进”。 这同样突出了安阳殷墟考古工作的历史价值。

　　我们知道，安阳殷墟的发现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它一开始并没有被当做一个考古遗迹所对待，当时的学者们最主要的还是对其甲骨学文字学的研究，而大多数却似乎忽视了对其文物学的研究，这种状况直到近20年后李济先生改变观念，开始着手进行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的时候才有所改观，尽管直到现在仍是如此。在如此一个偶然的机遇上却可以得出如此丰富的结论，甚至足以改变我们对晚商历史的认识，我们不禁要感叹造物主的神力。

　　那么，李济先生是如何论证他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的呢？纵观全文，我以为，大致可以分作三个方面。一方面，李济先生首先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出土物作逐个的细致的分类描述，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定的逻辑推理，从而得出结论，再综合上述结论，力图向读者展现作者心目中的完整的崭新的晚商生活图景。例如，本文的第十一、十二章便是分别从石业、陶业、制骨业、青铜业和其他产业等几个方面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出土物进行分类描述，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向我们展现了晚商的制造业和装饰艺术的崭新的图景。这种论述方法是符合一般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即要接近一个历史的真相必须依靠真实的证据与合理的逻辑推论相结合。

　　另一方面，李济先生打破了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来讲，他做到了所谓的“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这是革命性批判性的。例如，在第十一章讨论殷商的农业，在谈论到殷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的时候，李济先生便看到了历史是变化的，不能套用今天的情况来讨论古代的事情。他根据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出土的水牛骨和水稻的遗迹，从而支持“三千年前殷商时期安阳的气候较现在潮湿温暖” 的观点。这种观点为徐中舒先生的《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及竺可桢先生关于中国历史气候学的研究所互证。

　　再者，李济先生打破了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例如，在第十五章中，讨论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时候，他便根据从对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出土的人头盖骨的体质分析中推出了在殷商时代虽然在东亚大陆也是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同时也存在着其他不同人种，如高加索人种、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美拉尼西亚人种等。这证明了，古代中国决不是只是蒙古利亚人种的舞台，而是各个种族的混合。中华民族很可能并不是纯净物，而是混合物。

　　论毕上述观点，我们不禁要问，安阳殷墟的考古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有那么重要的历史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读毕全文，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以下。

　　顾颉刚先生掀起的“古史辨”运动，打破了人们对中国上古史的固有认识。继而胡适先生掀起了“整理国故”运动，中国的上古史一下子缩短了几千年，要从“诗三百”的时候开始计算了。文献材料不再可靠，中国的上古史研究面临着一场危机。根据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中国上古史的重建急需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而这时，李济先生领导的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将中国的信史又提早到了晚商，从而挽救了这场危机。正如他在本文第十三章中所述，“证实了司马迁所记载的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无比准确”“而且连继位元顺序也大部分是可以确证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文献材料的信任度，增强了人们对传说中的夏的存在的信心。

　　当然，上述所述还是较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他开启了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新方法，即用考古学的办法来研究中国的上古史。这为人们研究中国上古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从此，中国的考古研究便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当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本文也同样存在着缺陷。例如，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谬误观点，及在论证殷商时代的中国的对外交往时证据比较牵强，等等。然而，这些都是由于当时中国考古学还未完全发展起来，考古学材料不足所造成的。总的来说，本文仍不失为一本历史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