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是一本由邓野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47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精选点评：

　　●远超预期的一部作品。历史的局限不以人的意识转移，马歇尔实在不懂中国，上千年的武力征服传统怎么可能几十年就由一个外国人所改变。权力本就是排他的，既然已经得手他人要来分享（夺取）那必需要以流血为代价。枪杆子里出政权，无枪杆子无政权。

　　●历史的偶然因素可能就起了决定作用。作者应该多用些一手资料，用年谱太多了。

　　●国内再开禁也还是尤抱琵琶半遮面

　　●写的真实，切合历史。但由于在大陆发行，不知是史料公开不完全还是作者顾忌，一些想知道的关键内容还是“遗漏”了。

　　●完整的叙述史实，就是可读性差一些，显得繁缛一些，不过这就是这种类型书的特点

　　●叙事老练，运笔如锋的一本著作。敏锐捕捉到历史层累之间的迅捷转换。

　　●目光如炬

　　●但基本观点我不同意

　　●看新版

　　●1 提出一个新历史时期观 2 第三方面的态度 3 双方都制造战争 4 中共高层政治智慧 5 媒体对舆论导向 6 外国特别是苏联的两面性 7 无论什么意识形态 终究是出于自身利益 强烈推荐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人看 PS 感觉这出版社出的书内容质量不错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读后感(一)：细碎的真是历史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对1944-1946年的党争表述入木三分，对细节的分析很是到位，本书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读本，更是学习现实政治的一本好书！

　　在政治领域永远不要有道义上的奢望，一切的较量均以实力为基础。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读后感(二)：吊诡的训政，滚蛋！

　　笔锋如刀锋——这是阅读的强烈印象，《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犀利地将抗战结束前后展开的多场斗争加以梳理：

　　联合政府、史迪威事件、中苏友约、重庆谈判、政协筹备、内战登场。

　　我们由此触摸到权力争斗的复杂性。围绕权力合法的核心命题，国共两党斗智斗勇，报纸电台、中间阶层、军队武备、社会动员等都集中而巧妙地加以调动，以往史著往往强调后两个直接因素的重要，往往将前两个因素置于次要地位，或者语焉不详。因此，读到《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我是惊喜的。

　　革故鼎新是如何实现的呢？邓野先生首次运笔成锋，为我们清楚剖析了共产党政权的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并春秋地警示了当政者：权力来之不易，要始终维护合法性是相当困难的。今日中共执政的表面升平也是因为在信息公开方面采用了很多办法的缘故，其实胡总比谁都压力更大。

　　这又让我想到当下改革的部分现实，社会公正、物价水平、民众幸福似乎都还在一个基础水平，执政党呼吁的第三轮思想解放与体制革新目前进展艰难。现实是否也如同历史一样，在微妙的关头，在渡尽劫波的时刻，转身迈步向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历史最吊诡的是有时会变相重演，阴魂不散，所以我还是要诅咒该死的训政，你这个历史的幽灵，早该滚蛋了，还来折磨我们。训政：滚鸡巴蛋！

　　延伸阅读：孙中山《建国大纲》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读后感(三)：联合政府最终是搞不成的

　　联合政府还是一党训政，其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以我粗俗的说法来看就在于，中共何时纳入政治体制内。如果在组成联合政府的时候就是主要的话语权拥有者，则符合中共意图。如果在国民党已经建立政府后再加入政府，那就是被招安，被动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既成政治体系。

　　当时时局变动的几个要点，一是日军颓态已经显示出来，二是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周旋，三是苏联被国共两方面拉拢。其中，中共压蒋迫其交出政权，而美国压蒋迫其交出军权，苏联则是希望国民党交出外蒙、旅顺等的主权或者至少经济权利，以换取他们暂时不支持共产党。第三方力量（民盟等）则是根据国共对峙的局面来进退。

　　国共就联合政府问题主要进行了三次交手，但都不是正面实力的较量。

　　第一次是以日军一号作战为背景，在美国赫尔利的周旋下，联合政府被提上了谈判议程，两方互不妥协。第二次是以中苏条约和蒋垄断日均受降权为背景，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承认国民党的法统，暂时不提联合政府，表示出了一定的妥协。第三次是以杜鲁门声明和马歇尔使华为背景，一党训政被西方强烈地批评，联合政府再度被提上议程。

　　此时苏联方面则是从东北撤退，使得该地区成为矛盾的焦点。国共两军均从苏军的背影下走出来，处于直接的对峙之下。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直接挑战政协会议提出的宪法草案。政协会议本来是希望承担起一定的国会职权，但是国民党显然是不承认其地位和合法性的。这样一来，许多问题都打成了死结，无法再谈，最后引起了四平战役。此战共产党夺得了长春，处于上风，并最终进入了全面内战。

　　国共两党在1944-1946年这个阶段内之所以能够就国家权力的再分配进行和谈，是双方武力对比所产生的政治现象。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于制止和取消武力，反过来削弱了和谈赖以存在的依据。这也就是国民政治的悖论。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读后感(四)：重新浮上水面的经典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是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邓野2003年出版的专著。在当时，这本书似乎没有得到读者的重视，网络上搜索的结果，只有雷颐2005年写的一篇文字，内容上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导读。2007年，近史所网站先后刊载了邓野的两篇旧文《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和《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引起网络上的热烈讨论，邓野的名字被网络所熟悉，才使《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一书再次浮出水面。

　　雷颐为这本书写到，“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自然为史家瞩目，有关研究成果丰硕。然而邓野新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则以客观的立场、开阔的视野、冷静深刻的分析，把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读完全书，完全认可雷颐所言不假。

　　在研究这段历史的专著中，对国民党口诛笔伐的有之，对共产党讽刺漫骂的有之。但往往只有鲜明的观点、坚定的立场、情绪化的描述、道德定性的结论，却写不清楚事态发展的曲折和其中过程的反复。邓野没有走老路，而是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从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国军先后在豫、湘、桂三个战场溃败，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主张开始，到1946年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会战失败，国军在杜聿明指挥下一举进占长春，和谈大门彻底关闭为止，把国民党、共产党、第三方势力、美国、苏联等左右中国局势的力量，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展开的政治攻防一回合一回合的细细描述。在中苏条约、马歇尔调停、东北问题的国际背景下，中共灵活的调整着策略，不放弃任何一点希望，不断的向坚持“一党训政”的国民党发起政治进攻。国民党或是以退为进，或是防守反击，始终希望将“联合政府”纳入其“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曲。为了宣传自己的理念，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双方更是不惜突破各自的一贯态度和宣传——中共为了联合政府，在机关报上不断宣传美国式的多党制；国民党为维持自身一党政制地位，甚至搬出苏联作为挡箭牌。

　　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刘斐看到日军一号作战的布置，立即判断对手的目标是打通大陆交通线；陈布雷阅毕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后说：只有两个字，就是“内战”，见识何其深远；杜聿明一到四平，胶着的战局顷刻扭转，四平由败而胜，甚至在一年后又拖着肺病加肾病的残躯重演了一回。但这些人都无法挽回国民党最后的失败。

　　国民党问题出在组织上，国民党派系林立，蒋介石实是“共主”，要靠权术平衡方能施政。豫湘桂会战后使蒋介石地位动摇的，不仅是军事上的灾难性失败，还有中共和民主党派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的政治进攻、美国方面在实行多党制和言论自由上的立场发难，还有国民党内部CC系与政学系的派系争斗，地方派系向中央威严的挑战。尤其是后两者，逼迫蒋不得不走向极端，以最偏激的立场超越所有攻击他软弱的政治对手，以保证他号令全党的威信。这种做法带来的恶果是，国民党的谈判目标不明，策略缺乏弹性，连必要的让步也步履艰难。所有症结缠绕在一起，只有靠战争才能斩开这一团乱麻，国民党自己把自己绑上了战车。

　　坐在国共两旁看的是美苏，夹在中间的则是第三方势力，这些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军队、没有政权、组织松散、观点不一，却顽强的抓住了这段“最好的时光”展示自己的力量。他们指责国民党不肯开放政府，也指责中共不愿意放弃军队，他们反对政府对美国人依赖，也反对苏联在东北的横暴。有时候，他们的很团结坚定，有时候，他们分裂动摇。国民党认为他们呱噪，不懂治国之艰难，共产党责备他们幼稚，不知保持军政实力对争取民主之重要。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为谋求和平努力奔走，多有贡献，功劳或许不彰，苦劳确实不小，热心更是难得，大儒梁漱溟都参加政协军事组讨论整军问题，实在破天荒的第一遭。

　　和平之门终究是关闭了，如作者在结束语中所说，这是“民国政治的逻辑与民国政治的历史局限”，也就是谈判表现为打和谈的高度统一，双方互相放心与否，取决于武力能否保证，而武力毕竟是具有排他性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战争。三年政争留下的遗产，一是“政治协商会议”，另一个恐怕是张君劢以三权为立改造五权共和的尝试——虚化国民大会，以立法院为议会，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这个连周恩来闻之也喜形于色的方案，如今竟然在台湾成了现实。

　　从著作反映的历史年代看，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迷》与本书相映成趣。前者描述的是抗战前国共由战而和的过程，后者讲述的则是抗战后国共由和而战的演变，恰是首尾相连的一幕活剧。前者以西安事变为高潮：红军在西北连战连胜的背景下，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拉开了国共合作的序曲。后者则以四平决战为顶点：杜聿明指挥的政府军在四平击破了林彪指挥的民主联军，一路追击占领长春，彻底粉碎了靠政治手段解决国共问题的最后一线希望。无论背景多么差异、历史主题如何变换，政治问题军事解决确实近代中国不变的真理。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说不上是悲剧，但绝对不是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