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是一本由邓野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51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读后感(一)：历史浮出水面 热血过后 还剩些什么。

　　呕心沥血一代伟人 若即若离 勾心斗角 早已不是学生时代振臂高呼时的那样为国为民 早已不是秉烛夜谈时的那样心系天下。国民党人也是大能尽出 只因遇上窑洞里的共产。人民只是桌上的筹码 只因舍弃不下自己的利益。给出的诱惑足够大 留的面子足够大的话 划江而治是必然。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读后感(二)：孱弱的民盟与刻薄的历史

　　前两天给老K推了这本，老K看完后说想起个笑话：房车都看了，彩票也买了，现在就等中奖了——民盟诸公会开了，阁组了，也就等共产党/国民党移交政权了。

　　当然跟这一样滑稽的是现在的民运诸公——连彩票都不愿意买的，行动力甚至还不如那些被蔑称为缴智商税的穷人的老爷们。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读后感(三)：枪杆子下的和平

　　“于全场极度和谐兴奋中散会”，看完全书，此句在头脑中萦绕不散，该句是黄炎培日记中46年所记政协散会时之情形。虽然作者告诉我们民国的政治逻辑无法越过，以上不过是历史的玩笑，但“如果顺着走下去”之类的假设想必读过本书的人都曾设想过吧。3年后，枪杆子1949登场，国共终于没有谈拢，真党国打败了假党国。

　　国府外交是完全的失败。中苏谈判，蒋一要苏联确认合法地位，二要收回东北主权。为此不惜以外蒙为交换。然而，在美拒绝苏联独占日本以及必欲东北“门户开放”的情况下，蒋没有松口与苏联经济合作，在此情况下孤军深入东北，失败的种子已经埋下。47年冷战格局形成，在2大阵营非此即彼的对立情况下，与苏联再无可能交涉，而美国又将重心放在欧洲，蒋之失败，不可避免。

　　第六章第三节《中共在东北的战略部署》P236谈到中共改变分散方针，此一改变与苏军态度有直接关系。不过作者并未说苏军为何就突然改变了态度，事实上是美国拒绝苏联参与占领日本，要在东北搞“门户开放”这几个因素起的作用

　　四平一章，作者也没有讲到苏联在背后对中共的鼓励。其背景也是全球范围下的美苏关系恶化，正是由于苏联深感被动，以至于鼓励中共与国民党大打

　　此书可读性甚高，文字晓畅，然而全书实际上过于突出国共，美国尤其是苏联的一系列决策没有放到当时的国际背景中看。推荐补充杨奎松《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总之，我以为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才能看的清楚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读后感(四)：‘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12月28日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的再版前言，我又读了一遍。深感头绪的归纳最为重要。但要对历史事件能够深化分析，则须在全面掌握资料、信息之后。

　　且抄下一句话：“陈寅恪说，研究古人，应当‘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句话笔者这样理解：历史的研究者与研究的对象，无论生活环境、社会地位，还是思想情感，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地差异，在此条件下以己度人，难免发生偏差。因此，必须两者‘处于同一境界’，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

　　因读郑洞国回忆录，引发重看杨奎松关于三年内战这段历史之解读，读了仍不过瘾，需要再参照，于是又想读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又想读邓野这本书。深感历史研究之难，以及其魅力所在。

　　汪朝光一书的前言，亦有类似邓野的感慨，权且抄录下来：“历史研究是对过往发生事实的梳理与探究，每个历史研究者都是处在其所在的当下回望历史，从而也就难以避免所谓的后见之明（我自己浅薄，更是常常如此，甚至常有不能穿越之恨，好去帮蒋公之忙——才哥注），更兼历史研究者本人的经历、地位、感情、个性等因素，也使得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评价可能难以避免所谓的主观性。惟其如此，本人更推崇叙事的历史，以可靠的历史事实，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本相的历史。……故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先验性或后验性地给出历史的答案或者结论，更在于从历史事实出发，重建历史的现场，梳理历史的脉络，探究历史的本源，从而为读者了解历史并据此做出自己的判断提供一些基本的出发点。”

　　我喜欢历史，则是因为我想弄懂我从何而来，想弄懂我所身置的这个社会格局，从何而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读后感(五)：基于武力的国共谈判

　　民国群雄争霸，旷日持久地同时牵扯到战场和谈判桌的实在不多。以民国诸次内争中仅次于国共战争的中原大战为例，起因乃是1927年宁汉合流后汪派和蒋介石一系权力分配不均，产生矛盾；而阎、冯、李与蒋介石利益分配又不均，于是从1929年就有改组派掀起反蒋运动，及各路军阀比如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等的起兵反蒋，这些虽都被蒋以手段瓦解，但矛盾的堆积最终导致了1930年政客和军阀的联合反蒋。中原大战从2月蒋、阎之间的电报战到5月正式开打，前后不过短短数月，双方首脑人物根本未碰面。而国共的“谈谈打打”到正式开打，却有前后两年时间，有着民国政治的特殊性和共性的统一。

　　但是这一次的“谈谈打打”的国共谈判，和以外大不相同的是掺杂了除国共以外的势力，这以外的势力即为民盟、美国、苏联。所以谈判虽然是国共在角力，但民盟、美国和苏联也有利益在其中，致使谈判多方受力。

　　在这场多方受力的谈判中，两边下注的苏联可谓最大赢家。国共内阋于墙，东北大打，输来赢去，总还是中国人流血；美国在国民政府倒台后，也失去了中国大陆；而苏联，在国共还在谈判时，就取得了蒙古独立，大连港和长春铁路等诸多权益，倘若国民党胜，这些权益可以得以保存，如若共产党胜，苏联以“老大哥”的身份，中国政府将全面倒向苏联，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当然，苏联没有想到数十年后，大陆又将和他闹掰。

　　一切国与国，党派与党派之间的争端，当然是出于利益，集于利益，谈判桌上谈不拢的，转移到战场上去一决高下。所有的谈判都是以武力为后盾，这个关键点就是民国政治逻辑的关键点。 z�U��r�q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读后感(六)：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导论。1944—1946是国共关系一个完整的政治转型时期。国共力量对比消长导致关系转型，集中表现为国家政体的对立，由两党关系转型引出国家秩序转型。但必须牢记的是，民国时期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格局的变动，都是以武力对比及消长作为最终依据。双方实力反复消长、内外背景反复转换，各自谈判地位也多次反复。于是，谈判与武力关系高度紧密，产生所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国内第三方占一席之地，国外美苏强大干涉，对双方谈判形成推动与制约；但这些内外势力的利益必须借助国共来实现，他们的利益和理念与国共不完全相同，现实利益统一与意识形态统一并不具有天然同一性。于是，这种局部非同一性存在为国共铃铛在他们中间施展局部性联合、分化、中立提供了纵横捭阖的余地。

　　分论。（一）日军“一号作战”引起国共力量互为消长，从而引出新的政治平衡要求，联合政府口号提出即是反映。重庆谈判、政协会议是两次重大政治较量，前者蒋巩固自身地位，后者则对一党训政清算，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又否定后者，最终国共选择以四平决战作结。（二）民盟能取得第三方面的地位，得益于中共第二方面的存在，其政治空间因国共合作而存在、因国共分离而消亡。（三）马歇尔来华促双方和谈过程，体现了西方政治原则与民国政治逻辑的碰撞，马歇尔将民主核心理解为要有一个反对党，但是，在一个武装的执政党下，没有武装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反对党。于是，他面临的难题是：没有真正的反对党，不符合美式民主制；真正反对党必须拥有武装，这又不符合美式民主制。

　　结论。政治与武力的高度统一，就是民国政治的逻辑。民国政治的基本规则在于，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这个逻辑又构成了民国政治基本的历史局限。国共双方无法谈拢的症结在于，民国政治逻辑和逻辑的局限造成了问题的基础与问题本身的不统一。具体而言，联合政府提出的基础与依据出自武力，而联合政府本身又是一个超越武力的民主与和平的要求。但是，由于这个逻辑自身的历史局限，以武力为基础提出的问题，很难以武力之外方式而获得解决。这种局限反映在心态上，表现为两党之间很难取得相互信任，但武力是排斥性事物，以武力作保证很难做到双方放心。联合政府口号是一个双赢的构想，政协协议是一个双赢协议，但是根据民国政治的历史局限，国共没有双赢的可能。总之，国共双方之所以能够就国家权力的再分配举行和平谈判，本质上是武力的对比互为消长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政治现象。和谈是武力的产物，而和谈的本质又在制止武力，这就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产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产物赖于存在的依据——武力。武力与和谈之间的这种倒置关系，就是民国政治的逻辑与这个逻辑本身的历史局限的关系，企图剥夺武力的和谈，最终被武力剥夺。这个结果无非证明，历史的局限是不能超越的。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读后感(七)：联合政府：根本没有过的机会

　　大画家顾恺之每次吃甘蔗，总要从尾部吃起，有人很不解，末尾部分那么难吃，这人却吃得不亦乐乎，莫非脑壳有毛病？老顾却不以为意，甚至投来鄙夷的目光，你懂什么！我这是逐渐进入最佳状态。

　　现实生活中，渐入佳境的情况并不多，俯首皆拾的往往是每况愈下的例子。尤其是读书，很多书读着读着便味同嚼蜡，不忍卒读，欲弃之而后快。

　　恕我孤陋，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初版我没读过，等读时，已经是修订过的再版了。

　　说实话，刚开始读时，是书并没有引起我多少兴趣，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咬牙苦读。不仅如此，还暗自揣度，像邓野那样又红又专的红二代能写出怎样客观的国共政争？可是，读着读着，我发现，我错了，这回真的错了。不但入了佳境，还不忍释手起来，一篇读罢，细细回味，竟如饮醇醪，口有余香，禁不住惊呼：也惟有邓野这样又红又专的红二代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来！难怪2004年曾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推荐图书，诚不虚也。

　　本书中，邓野打破了以往以1945年8月中日战争的终止为分界，分为战时和战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定式，提出，这样的划分虽然“仍可成立”，但应需要“重新清理”，因为，“这种通常的方式，不能反映这段历史不同于通常的特殊之处，既不能将历史的主题表述清楚，更不能围绕主题的发生和发展，展开连续的、系统的叙述。迄今，人们所看到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实际上都是支离破碎的”。实际上，中国政治的主题在抗战末期的1944年就以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而发生转移。

　　这种观点，真令人耳目一新。对此，雷颐先生曾在多年前就有评述：“我以为本书一个最具根本性的突破是不以抗战胜利作为历史的分界线，而以抗战末期中共联合政府的提出作为历史的分界。”

　　围绕联合政府，国共双方展开谈判，从起先王世杰、张治中与林伯渠的秘密会谈，再到后来蒋毛周等高层参加的重庆谈判，直到最后马歇尔出面调停的谈判，无不表明，每一次谈判的价码都是各自在战场上武力消长的体现。某一时段，共产党取得了大的胜利，要价自然就高，同理，国民党在军事上占了上风，价码也会水涨船高，无一例外的，似乎双方都对谈判毫无诚意，所谓和谈成了谈判桌上的阴谋诡计和出尔反尔，只是为了纾解暂时困难的缓兵之计。对此，毛泽东看得很透，重庆谈判时，曾对民社党领袖蒋匀田说：“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

　　是的，在奉行实力讲话时代，只有思想理论却毫无武装的第三方只是一个摆设，或者仅仅是一个花瓶，即便是第三方代表罗隆基等人如何疾呼：“选举要经由联合政府才公平。训政时期的选举可以说是国民党包办，同样解放区的民选政权也可称为共产党包办，所以都要经由联合政府重新来执行。”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也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毛泽东说：“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蒋介石也说：“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什么其它党派了。所谓其它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

　　真是可悲，最向往民主宪政的第三方人士在当时两大党眼中连数都算不上，难怪邓野说，在他看来，很多人为之可惜的这次与宪政擦肩而过的机会，实际上，根本连机会都没有出现过。

　　其实，真正在两大党中间说上话的，是跟中国沾不上边却又极为密切的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

　　谁都知道，苏联向来跟中共关系好，而美国则跟国民党关系非同一般。然而，当事涉利益二字时，哪怕是最好的盟友也会背叛。苏联瞒着中共与国民党签下《中苏友好条约》，甚至斯大林表示“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如非国民党人士亦能参加政府，而仍由国民党份子领导，实甚有益”时，重庆谈判的毛泽东还被蒙在鼓里呢，无怪乎老对手蒋介石竟也同情起来，“可怜极矣”。然而，仅仅一年后，美国也抛下了国民党——杜鲁门声明的发表，使中国政局瞬间变化，中共很快就抓住了这一契机并向对手发起新的政治攻势。

　　用邓野的话说，这便是民国的政治逻辑，“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制止武力，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产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产物赖以存在的依据——武力。”而这个“历史的局限是不能超越的”，因此，联合政府也就成了一句口号，其流毒至今犹在。

　　邓野说，1944—1946年，显然是一个形态完备、主题鲜明、线索连贯的相当完整的历史阶段。

　　我想说，《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显然是一部思维缜密、逻辑性强、回味无穷、刻画当年剑拔弩张、尔虞我诈栩栩如生的超耐看史诗大片。

　　小子不才，不能道出是书好之万一来，但仍要腆着脸来大加推荐：

　　若一年只读一本书，读是书，足矣。若一年读多本书，读是书，其余诸书则尽可抛诸箱箧也。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读后感(八)：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2

　　1月17日

　　明日回家。今日似乎做什么都没有精神。看来是归家效应也！其实是近乡情更怯，过去之一年，对自己诸多事，颇不满意，对于来年，似乎也没太大之期待。曾国藩有句话：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进也。难在于立志二字。

　　剩下来的任务，是追债。但注定了无结果。本来下午想去某人那里，把一千块讨回来，实在面子上过不去，打电话过去，没接，反而自己松了一口气。其实到底还是沮丧的。花了大量人工，人家却忘了还钱，又不好意思催。但时间过了一年多，不催，又似乎说不过去。所以我说脸皮薄，难成大事。

　　本欲好好写《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笔记的。现在全然没了心情。简单说几句吧。读此书，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前言提到的陈寅恪的那句话，研究古人，应当“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作者的全部努力，也在与此。他试图脱离意识形态的判断，而根据史料，对人物进行针砭，如此，人物形象便立体起来，鲜活起来。我读此书，常常是为国民党感到同情，为蒋公叹息——因为他在打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虽然站在历史尘烟消退后的六十年回过头来看这场战争，早知结果，但看到失败者还在为某事焦虑或者暗自得意，不免慨叹。作者清晰地指出，民国的政治逻辑，一言以蔽之，就是武力和政治的高度统一。武力决定一切——诚如毛所言，“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也就是忘了军队。”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谈不来。

　　这一次修订，印象深的是作者提到1944年“一号作战”的必然性。在03年，作者并没有指出这一点，这导致了我在读完书后慨叹，若是没有“一号作战”，或者美国的原子弹早点研制成功，或许国共之争，鹿死谁手，就未可知也。“一号作战”是关键。

　　历史不能重来，但作为读历史者，总难免要去设想，如果某事某事发生或者不发生，那就好了。我总是在想，若是蒋介石不是那么信任中央军三大主力的胡宗南和汤恩伯，换上几个能够率兵打仗的能手，结果会不会好一点？那换谁？薛岳还不是照样长沙之战失败，但如果对薛岳多一点信任，给他多一点统领的兵力，未必可知。或者对李宗仁多一些信任，把华北交给他，又早早听白崇禧的话，派白崇禧去北平，带上他的广西军，收编伪军，守住山海关，同时借助美军，占住山东，肃清山东，最好的最好，就是早早有计划，派兵，收编伪军，守住山海关，不让共军过去，同时加派兵力，然后就算东北暂时不收回，让给苏联占去，又怕什么？或者早知如此，就全面和苏联经济合作，打消苏联敌意，又如何？反正东北注定一段时间内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了。或者同时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最高军事长官，但派杜聿明和蒋经国监督之，去收复东北，人心所向，是不是也更好一些。其实如果不是“一号作战”，国民党全线溃败，消耗了几十近百万的兵力，那时，汤恩伯出河南，胡宗南进陕北，傅作义出绥远，阎锡山出山西，李宗仁进北平，王耀武和美军占山东，白崇禧守山海关，杜聿明杀进东北，而薛岳等全线推进，以守住山海关、肃清华北，鹿死谁手，谁可知也？但历史偏偏不能假设。

　　一号作战有其必然性。必然性何在？43年的开罗会议，宣布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同时将澎湖、台湾、东北归还中国，并且规定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如此，在德军战败已成定局，日军不可能配合德军背上攻苏，不难想象，日军必然垂死挣扎，“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而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注定美国的援助以欧洲为主，中国只能凭一己之力，对抗有着强烈优势的日本的攻击。

　　杨奎松教授的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中共的抢占东北，若无苏军的默许和支持，尤其是在物质上，武器上，以及后勤上的大力支持，凭他们抗战时期的粗陋兵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与美式装备的远征军组成的东北国民军抗衡的。苏联不单在武器上大大装备了东北的共军，同时利用了海上优势，连续两个月内，不断提供了武器山东战场，这正是关外大打，关内也大打，眼看山东失守，共军竟然能够守住的奇迹。这就是决定中共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苏联因素。可叹乎？也许还可以说，美国还不是照样支持国民党，但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国内制衡力量太多，所以美国对国民党的帮助，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苏联老大哥呢，喜欢玩阴的，嘴上说不会不会，背地里却是竭诚相助。

　　政协会议，是国民党和蒋介石自抗战以来声誉开始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国民党的指责之上。是要和既得利益者分享利益，这引起了国民党的反弹，国民党的反弹，又进一步加深了民主人士和美国的恶感。本来，是杜鲁门的声明，让指责国民党的一党训政，有了依据，中共本来因为中苏条约的签订，很是被动，恰好利用杜鲁门声明，转被动为主动，从自己是被批判的对象转化为批判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对象。同时，苏联老大哥暗地里的动作，也让中共心领神会，知道中苏条约不过是一纸具文，苏联老大哥还是支持自己的，当然，这也必须建立在苏联老大哥的巨大利益之上，如果国民党能够满足它的具体利益，反过来，苏联老大哥又会对国民党做出让步。

　　这一段历史很精彩，是产生英雄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舞台上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只不过，相较于共党的目标明确和方向感对，国民党明显地缺乏主意，同时内部倾轧，失败已是注定。我常套用李清照的一句诗，叹道，

　　至今思蒋公，还好过江东。历史的复杂和诡异，才可以让后人不断评说吁叹。你说，他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读后感(九)：1944-1946年国共政争，民主宪政为何终成泡影？

　　1946年5月，杜聿明指挥七十一军、新一军、新六军，从左、中、右三个方向对四平发起总攻，林彪所部不敌，不久，政府军占据长春。国民党以此成果与中共展开政治谈判，国民党要求接收东北，中共应退出当时占据东北的大城市；中共依旧坚持底线，并在整军方面对国民党不妥协，双方谈判陷入死胡同，蒋介石意欲开展军事行动，内战已无可避免。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国共双方进行了重庆谈判，国、共、第三方不久召开了政协会议，达成修宪草案，政协会议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中结束，可以说，中国从未离宪政如此之近。短短几个月后，却兵戎相见。

　　在主流的中国近现代史叙述中，通常以1945年8月日本投降来划分历史阶段。当然，这一划分并无不可，但如果从当时中国真实的历史主题来看，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历史主题已经转换成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1944年至1946年是一主题鲜明、线索连贯的完整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双方的政治角逐十分活跃，双方都缺乏足够稳定的力量，从中又滋生诸多问题。其时，国际背景下美苏插手，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国共双方的历史进程，国共是怎样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8年抗争终于胜利，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顶峰。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渝谈判，这就是著名的重庆谈判。重庆谈判的背景是在有利于蒋介石的情况下召开的，日军投降，大量的日占区一时易主，当时盟军规定日军受降权归中央政府，因此，蒋介石获得了美苏双方的接受日伪军的受降权，扭转了此前的被动局面，阻止了中共进占中心城市的企图，巩固了重庆政府的合法地位。中共考虑再三，毛泽东迫不得已参加了重庆谈判，鉴于国际环境的压力，谈判期间，中共收回了此前关于联合政府的要求，联合政府路线遭遇重大挫折。但中共对具体的解放区问题、军队整编、军队数量与比例的问题与国民党反复纠缠，并不妥协。中共清楚地知道军队脱离解放区即意味着军事基础的丧失，而国共谈判的变数都是依据双方实力，可以说，国民党方面在重庆谈判上一无所获，双方依旧维持现状，中共对重要问题依旧不妥协，重庆谈判的结果也不了了之。

　　在重庆谈判期间，其实双方已经开始抢夺地盘，双方在半个国土面积上展开战略推进，就战略选择而论，共产党最大的成功与蒋介石最大的失算，都在东北。蒋介石以为有中苏条约，便能自然地以外交手段来接收东北，熟料苏联本是流氓，只有利益，与国民党签订中苏条约却并未严格执行，默许中共占领了诸多东北大城市，同时不允许国民党军队从大连登陆进入东北，只允许从营口、葫芦岛登陆，而从这两地登陆定会与中共军队发生正面冲突。另一方面，毕竟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条约，又不好意思完全阻止国民党军队登陆，也不会放任中共完全独占东北，这体现了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双重性。苏联方面早已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许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势力的插手。苏联的背信弃义激怒了蒋介石，蒋介石撤离了东北行营，将东北问题国际化，使得苏联背上违反中苏条约的责任。苏联态度大为好转，并要求中共退出一些城市，但苏联此举是有交换条件的，提出经济合作问题，意欲将东三省的日资企业装备作为自己的战利品，要求作为苏联产业与中国合作经营。然而，国民党政府认为要求过分，一直没有妥协，国民党与苏联多次谈判无果后，大批量地拆卸了东北的日资装备，此事后来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青年游行示威的导火线之一。

　　1946年初，双方开展第二次政治较量，这就是政协会议。1946年初，由国、共、第三方召开政协会议，政协会议有意思的地方是不以武力基础为直接依据，而是在国际压力下召开，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竭力主张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参加举行全国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美国政府认为此举就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建立作为国家向民主进展之临时办法的一党训政制度。”杜鲁门的“圣旨”给国民党带来了无形压力，中共方面倒是喜形于色，极力赞成杜鲁门的主张。严格说来，杜鲁门依照美国式的民主给中国开出的政治药方对国共双方都有利弊，当然对国民党更具破坏性，首先就严重破坏了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合法性基础，孙中山的遗训再也不能拿来做挡箭牌。政协会议召开之时，参加人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盟、无党派人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国共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特别活跃。也只有政协会议的召开、联合政府的成立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第三方大多数是独立的知识分子精英，并无武力基础，唯一的武器是言论，由于其中立的立场，批判政治起来最为彻底，纵横于国共之间，或指点迷津，或左右开弓，傲视群雄，气宇轩昂，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政协会议是一场不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治谈判，第三方的表现为社会瞩目，并起草了宪法草案，争论良久后，大会通过了宪草，“于全场极度和谐兴奋中散会”。

　　然而，不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治谈判都不算最后的结果，这就是民国逻辑。政协会议临近闭幕之际，国民党发现宪草对自己极为不利，尤其是一些国民党元老不甘心一党训政的结束，也不甘心为8年抗战所付出的努力，不满情绪不断滋长，最后集中到宪草修改原则，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党内人士群情激动，孙科、王世杰成为众矢之的，很多人甚至直接将矛头对准了蒋介石本人，国民党终于向政协会议发起了反攻。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形成了两个政治死结，一是国民党做出修改政协宪草原则的决议被中共予以坚决反对，国共之间形成一个政治死结，二是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依旧没有解决，随着全国性的反苏大游行，苏联恼羞成怒，已经对国民党的再次磋商谈判失去了耐心，政治死结一旦形成，接下来的就只能是战争。于是，就有了开头的四平之役和其后的南京谈判，但已经于事无补了。

　　纵观1944—1946年的国共关系，其所有的行为都立足于双方的军事实力之上，“谈”与“打”是高度统一的，这是双方武力互为消长条件下的政治现象。和谈本身是武力的产物，和谈本质上又在制止武力，但企图削弱对方武力的和谈却最终被武力剥夺。这就是赤裸裸的民国逻辑，民国军阀本身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之上的，也始终坚持拳头硬才能逼迫对方就范的原则，唯一的一次不依据武力的政治谈判是政协会议，会议上民盟、青年党等第三方代表左右开弓，以期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国家，在当时，民主宪政似乎又是那么近，但终究抵不过国民党的民国逻辑的反弹，民主宪政也终成泡影，令后人叹息。

　　当我们把透过历史的放大镜仔细观察历史细节时，发现国共双方并无宪政思维，有的只是封建王朝式的思维，在1937年前，蒋介石就想剿灭中共，无奈抗战被迫中断，8年抗战期间坐视中共不断壮大，尤其在1944年后，蒋介石几大主力的塌掉更是大为缩小了双方的差距，中共更是步步紧逼，先是要求蒋介石同意增加军队数量编制，再到后来联合政府的提出，再到抗战结束后的抢夺地盘，谈判失败后，再次展开内战；国民党方面同样是始终想坚持一党训政，意欲逼迫中共就范，当政协会议后发现政协宪草于己不利，又开始反弹。双方依赖的都是自己的武力基础，始终抓住武力问题不放，中国式的狡黠政治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都对对方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实际上也没有值得信任的条件），真正的合作并无可能，并无有真正联合政府与民主宪政的决心。美国倒是强行插手，安排了政协会议，意图强行推行美国民主的普世价值，却在中国遭遇民国逻辑的强烈对抗，于是在美苏背景下，国共双方演出了一场场戏码。

　　在这里还想说一点题外话。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属于列宁式的政党，都师从苏联。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渗透能力大不如中共，尤其是基层渗透能力很弱，这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国民党的组织能力与严密性是比不上中共的，同样，国民党只能立足于城市，其基层税收汲取能力相当薄弱，一旦城市税收能力大减，将会对自身造成沉重打击，这一点在抗战期间就显露出来；中共依赖其意识形态与组织能力的严密性有着强大的动员能力，之所以抗战期间能够发展壮大，与此息息相关。此外，蒋介石想要独裁却不能，其时，派系林立，他想要控制各方只能依靠权谋去平衡各方而不能真正在组织上严密贯彻，这也是国民党与中共最为不同的地方。内战爆发后，早已腐败不堪的国民党军队终于节节溃败，最后只能退守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