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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的读后感10篇
日期:2018-07-01 04:30: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

《中国的内战》的读后感10篇

  《中国内战》是一本由胡素珊 (Suzanne Pepper)著作,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76.00,页数:458,特精心网络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一):国民党大陆为什么不肯搞“土改”?

  “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

  这个神话的基本逻辑是:“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使他们“翻了身”,满足了他们千百年来的渴望共产党因此拥有稳定的兵源,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极大,则国民党事实上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丧失执政基础

  不能说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但失于简单

  首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模仿?其次,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只好靠暴力来推行?第三,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通过集体化收回?第四,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意见历史影响究竟有多大?民国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农民的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多数人极端反对,一个政权总能维持下来),可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

  类似问题还可以问很多,值得深入分析

  国民党的土改尝试

  近代以来,政治关注地权,带有普遍性。

  一是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农业是“国本”;一是国门洞开后,中国经济从南北格局转为东西格局,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大量优质劳动力向此集中,而流入城市的多是农村中层,富户与赤贫往往留在乡村,导致乡村冲突加剧,社会趋于解体

  伦敦脱险后,孙中山曾说:“暂留欧洲,以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而孙的“心得”,即1899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梁启超的讨论中,“提出土地国有、授耕者以田的主张”,并在1902年在越南设立的兴中会分会的誓词中加入“平均地权”。

  1926年北伐时,国民党提出“二五减租”方案(减租25%),1927年5月又颁布《佃农保护法》,在1930年6月公开的《土地法》草案中,规定地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如能遵照执行,农民负担确实大大减少。

  国民党采取了渐进道路

  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采取了渐进道路。即:先“减租”以调整租佃关系、“提高佃农生活”,再由政府以“赎买”的形式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

  首先,中国社会当时阶级分层不明显,许多地主仅够温饱,夺其地均分,农民所得有限

  第二,传统乡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打击这一阶层,乡村可能失序,不仅政府税收困难,养老、教育慈善等问题亦无人组织,成为政府负担。

  第三,执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导致18万国民党基层党员地方士绅武装枪杀,6千多国民党乡村党部被捣毁,只好作罢。

  现实是,提高执行力,政府的成本就会提升可靠农业那点产出,根本养不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计划将保长、甲长亦纳入公务员系统,使其雇员规模超千万,这显然不切实际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日本巨大威胁,无暇深入土改,随着抗战爆发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转移。

  解放前农村贫富差距有多大

  1938年,梁漱溟到达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两人争执不休,各执己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歧就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贫富差距不明显,没有阶级区分,不应强制没收地主土地,而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确实存在,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一切无从谈起

  梁漱溟曾在山东邹平搞了7年“农村改革”,而毛也曾在湖南等地农村进行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山东邹平是当时土地分配相对平均的地区,而湖南在军阀战争时期地处南北拉锯战前线,无论哪方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征税,能鱼肉乡里土豪劣绅得到重用,农民苦不堪言

  从整体看,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由于统计材料完整,只能举出一些个案。

  以甘肃定西县农村为例,1934年地主自耕占地为20%(地主户数为总户数4.7%),半自耕农为40%,佃农为40%。

  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资料》统计,江西1949年以前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

  而据1873年的统计资料,当时英国贵族拥有土地73.9%,而他们只占土地拥有者(不是农村全部人口)的1.4%,而剩下的98.6%土地拥有者,仅拥有26.1%的土地。

  根据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估算,土改前该村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421,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5;土改后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72、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28。

  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

  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值得推敲。

  土改的蠕变效应

  虽然土改确实减少了乡村的贫富差距,但它也是有成本的,亦可能导致“蠕变效应”。

  所谓“蠕变效应”,是指一个行动初期目标并不大,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得不去解决关联问题,带来投入增加,可投入越多,派生出的关联问题反而越多,最终从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

  比如“一战”就是典型的“蠕变效应”,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参战国认为几个月就能结束,英国初期甚至未采取义务兵制,可最终却变成激战4年、造成1600万人死亡的惨剧。

  土改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很快便出现了土地私人买卖的问题,产生出新的兼并和新的贫民,尤其是后者,给政府带来负担。其实,以山西省永济县吴村为例,在成立高级社前,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进一步下滑到0.266,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下滑到0.209,贫富差距显著缩小,但对可能出现的贫富分化,让决策忧心忡忡

  分的究竟是谁的地

  在许多农村,即使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平分给农民,农民收获亦不多,未必能唤醒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那么,群众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

  首先,没收地主财产并平均分配,这是一种有效的运动方式。看到能立刻分到财产,加上积极分子先到先得,起了“榜样作用”,普通民众亦会紧跟。乡村社会相对封闭,为防止报复人们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单纯地追底财,用尽各种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财,也要打死。”

  暴力一旦蔓延,便会失去理性,在1946年河南土改中,仅冀南二地委复查中便死了2033人,其中地主782人,仅占38.4%,富农530人,占26.6% ;中贫农721人,高达35%,有的全县土改大会甚至直接被称作“杀人大会”。

  其次,当时农村普遍存在“公田”,低的占总数10—30%,高的占30—50%,公田收入用来养老、祭祖、办学、治病,满足低层次社会需要,虽主要掌控在富户手中,难免有贪腐,但整体看,这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产。而土改中被大量分配的,恰恰是“公田”。

  “公田”面积大,分配后农民得利多,但原本由社会提供的那些福利,只好由政府承担起来。土改后,当出现贫富分化的苗头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毕竟贫富在享受同样的福利,承担同样的责任,纵容下去,难免出现“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局面

  从集体化,到严禁城乡自由贸易,再到半军事管理,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土改的蠕变效应而采取的举措

  土改成败团队

  其实,中共推行土改也非一帆风顺

  由于解放区彼此间隔,导致各地重视程度不一,一度进入凝局,对此,在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会议上,认为地方党组织渗入了“地主、富农和坏蛋”,各地区开始整党,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集中开会85天,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行为”,部分人受到惩罚。会议后,宣布在对现有党员全部调查结束前,停止注册新党员。 在一些地区,整党甚至请农民来参与。

  在土改中,基层团队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干部既要熟悉农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监督前提下,他们的表现决定了土改的成果

  在抗战中,北方农村基本被日本占领,但日军兵力只够维持交通线和大城市,中共在农村的巨大空间中得到充分锻炼,而国民党抗战主要资源来自南方农村,为了税收,只得更加依靠乡村精英阶层,无法通过土改来磨练团队。

  其实,在县长林诗旦带领下,1942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进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赎买”土地一项际借贷高达10.2亿元,此外对全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按此投入,当时全国14省82个县级政府118.7万名行政共需经费7.6亿元, 显然不具普及价值

  投入不足,则人们最终选择制度的解决方案。

  国民党输掉了农村

  对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实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显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时期,土改程度不同。

  在抗战时期,土改基本未推广,而在解放战争中,双方来回争夺的地方,中共也没有推行土改,对可能丢掉的解放区和新得到的解放区,亦采取了暂缓土改的政策

  中共非常了解土改的负作用,毛泽东明确说过,短期看,土改会影响生产。但为什么还要坚持土改呢?因为土改的最大红利是打掉了农村原有的精英阶层,使农村走向中农化。

  1948 年初,中共中央估计中农已占到老区乡村人口的50—80% ,其中新中农有达一半以上。据1952 年山东9 个典型乡44 个典型村调查,贫农占总户数的比例约为15—20 % ,中农比例达到70—75 % ,富农比例约为1—2 % ,多者占到4—5 %。

  精英层被破坏,国民党失去了对北方农村的掌控能力,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不得不继续依靠南方乡村的资源,已承受8年痛苦人民自然不满,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支持。

  相反,通过土改,中农成了农村的主导,他们有一定资产,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会呈原子态,干部动员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现了权力财富化的倾向,比如1954 年,郭集乡32 名党员中已有10 人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6 人剥削雇佣劳动;1 人上升为新富农,剥削雇佣劳动40 %。莱阳地委约有5 %的党员雇工,多者达到9 %。德州地委400 名区乡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 年为3.8 % ,1952 年已达17 %。

  但,与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时期惊人的贪腐相比,这一切并不醒目

  中产阶级没能左右历史

  在胡素珊看来,“因为土改,所以农民走上前线”的逻辑并不通顺,而是“因为土改,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控制能力,导致统治动摇”。

  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倾向于中产阶级抛弃了国民党,但胡素珊反问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已达到峰值,“劫收大员”令民怨沸腾,为什么国民党大陆政权此时没有垮台,而是拖到了1949年?

  确实,1948—1949年的通胀惊人,但城市的各单位都会给员工发米发柴等,市场交易已成辅助,只对没单位的边缘人员生活有影响。况且,此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轮车夫的几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

  通过数据分析,胡素珊认为,当时知识群体更希望走第三条路线,而走不通时,支持国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知识人的支持远不如乡村那么多,所以他们要到农村接受改造

  胡素珊认为,城市持平,而乡村一边倒,则共产党的胜利有其必然性。

  当家都有当家的难

  或者,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本文开始提出的四个问题了。

  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搞土改?因为土改的作用是在乡村建构新的精英阶层,在战争压力下,国民党拿不出更多资源来做这件事,特别是其缺乏足够的干部储备,土改至少在初期会降低农村生产力,土改以分“公地”为主,使乡村社会的自主能力更脆弱,对于这些风险,执政党难免望而却步

  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因为土改试图重建农村社会精英层,对已贫困化、趋于解体的乡村,它有组织价值,而在相对富裕、阶层差距不大、宗族血脉联系较强的乡村,自然不受欢迎。

  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要通过集体化收回?因为土改出现了蠕变效应,土地均分后,有的农民善于经营,或利用权力,迅速发达,成为富农,有的农民不得不卖地,又成为贫农,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必须取缔土地市场,进而取缔个体劳动,当然,土改在意识形态上亦有无法合拍处。

  最后,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其实,民意未必更重要了,但历史书写的方式让它看上去显得很重要。

  编辑上留有遗憾

  本书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名著,特别是对土改的研究,具有里程碑价值。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叙事之外,作者通过档案研究开拓出了一条新路,无怪乎杨奎松先生称赞本书为“这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

  本书1997年曾引进出版,此次再版重译,可称功德,只是编辑过于粗糙,错别字、病句太多,实在有负这本学术名著。

  “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

  这个神话的基本逻辑是:“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使他们“翻了身”,满足了他们千百年来的渴望,共产党因此拥有了稳定的兵源,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极大,则国民党事实上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丧失执政基础。

  不能说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但失于简单。

  首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模仿?其次,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只好靠暴力来推行?第三,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通过集体化收回?第四,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意见对历史影响究竟有多大?民国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农民的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多数人极端反对,一个政权总能维持下来),可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问很多,值得深入分析。

  国民党的土改尝试

  近代以来,政治者关注地权,带有普遍性。

  一是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农业是“国本”;一是国门洞开后,中国经济从南北格局转为东西格局,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大量优质劳动力向此集中,而流入城市的多是农村中层,富户与赤贫往往留在乡村,导致乡村冲突加剧,社会趋于解体。

  伦敦脱险后,孙中山曾说:“暂留欧洲,以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而孙的“心得”,即1899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梁启超的讨论中,“提出土地国有、授耕者以田的主张”,并在1902年在越南设立的兴中会分会的誓词中加入“平均地权”。

  1926年北伐时,国民党提出“二五减租”方案(减租25%),1927年5月又颁布《佃农保护法》,在1930年6月公开的《土地法》草案中,规定地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如能遵照执行,农民负担确实大大减少。

  国民党采取了渐进道路

  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采取了渐进道路。即:先“减租”以调整租佃关系、“提高佃农生活”,再由政府以“赎买”的形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

  首先,中国社会当时阶级分层不明显,许多地主仅够温饱,夺其地均分,农民所得亦有限。

  第二,传统乡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打击这一阶层,乡村可能失序,不仅政府税收困难,养老、教育、慈善等问题亦无人组织,成为政府负担。

  第三,执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导致18万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6千多国民党乡村党部被捣毁,只好作罢。

  现实是,提高执行力,政府的成本就会提升,可靠农业那点产出,根本养不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计划将保长、甲长亦纳入公务员系统,使其雇员规模超千万,这显然不切实际。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日本巨大威胁,无暇深入土改,随着抗战爆发,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转移。

  解放前农村贫富差距有多大

  1938年,梁漱溟到达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两人争执不休,各执己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歧就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贫富差距不明显,没有阶级区分,不应强制没收地主土地,而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确实存在,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一切无从谈起。

  梁漱溟曾在山东邹平搞了7年“农村改革”,而毛也曾在湖南等地农村进行过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山东邹平是当时土地分配相对平均的地区,而湖南在军阀战争时期地处南北拉锯战前线,无论哪方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征税,能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得到重用,农民苦不堪言。

  从整体看,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由于统计材料不完整,只能举出一些个案。

  以甘肃定西县农村为例,1934年地主自耕占地为20%(地主户数为总户数4.7%),半自耕农为40%,佃农为40%。

  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统计,江西1949年以前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

  而据1873年的统计资料,当时英国贵族拥有土地73.9%,而他们只占土地拥有者(不是农村全部人口)的1.4%,而剩下的98.6%土地拥有者,仅拥有26.1%的土地。

  根据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估算,土改前该村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421,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5;土改后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72、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28。

  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

  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值得推敲。

  土改的蠕变效应

  虽然土改确实减少了乡村的贫富差距,但它也是有成本的,亦可能导致“蠕变效应”。

  所谓“蠕变效应”,是指一个行动初期目标并不大,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得不去解决关联问题,带来投入增加,可投入越多,派生出的关联问题反而越多,最终从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

  比如“一战”就是典型的“蠕变效应”,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参战国认为几个月就能结束,英国初期甚至未采取义务兵制,可最终却变成激战4年、造成1600万人死亡的惨剧。

  土改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很快便出现了土地私人买卖的问题,产生出新的兼并和新的贫民,尤其是后者,给政府带来负担。其实,以山西省永济县吴村为例,在成立高级社前,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进一步下滑到0.266,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下滑到0.209,贫富差距显著缩小,但对可能出现的贫富分化,让决策者忧心忡忡。

  分的究竟是谁的地

  在许多农村,即使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平分给农民,农民收获亦不多,未必能唤醒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那么,群众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

  首先,没收地主财产并平均分配,这是一种有效的运动方式。看到能立刻分到财产,加上积极分子先到先得,起了“榜样作用”,普通民众亦会紧跟。乡村社会相对封闭,为防止报复,人们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单纯地追底财,用尽各种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财,也要打死。”

  暴力一旦蔓延,便会失去理性,在1946年河南土改中,仅冀南二地委复查中便死了2033人,其中地主782人,仅占38.4%,富农530人,占26.6% ;中贫农721人,高达35%,有的全县土改大会甚至直接被称作“杀人大会”。

  其次,当时农村普遍存在“公田”,低的占总数10—30%,高的占30—50%,公田收入用来养老、祭祖、办学、治病,满足低层次社会需要,虽主要掌控在富户手中,难免有贪腐,但整体看,这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产。而土改中被大量分配的,恰恰是“公田”。

  “公田”面积大,分配后农民得利多,但原本由社会提供的那些福利,只好由政府承担起来。土改后,当出现贫富分化的苗头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毕竟贫富在享受同样的福利,承担同样的责任,纵容下去,难免出现“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局面。

  从集体化,到严禁城乡自由贸易,再到半军事化管理,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土改的蠕变效应而采取的举措。

  土改成败看团队

  其实,中共推行土改也非一帆风顺。

  由于解放区彼此间隔,导致各地重视程度不一,一度进入凝局,对此,在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认为地方党组织渗入了“地主、富农和坏蛋”,各地区开始整党,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集中开会85天,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部分人受到惩罚。会议后,宣布在对现有党员全部调查结束前,停止注册新党员。 在一些地区,整党甚至请农民来参与。

  在土改中,基层团队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干部既要熟悉农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监督的前提下,他们的表现决定了土改的成果。

  在抗战中,北方农村基本被日本占领,但日军兵力只够维持交通线和大城市,中共在农村的巨大空间中得到充分锻炼,而国民党抗战主要资源来自南方农村,为了税收,只得更加依靠乡村精英阶层,无法通过土改来磨练团队。

  其实,在县长林诗旦带领下,1942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进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赎买”土地一项际借贷高达10.2亿元,此外对全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按此投入,当时全国14省82个县级政府118.7万名行政共需经费7.6亿元, 显然不具普及价值。

  投入不足,则人们最终选择了制度的解决方案。

  国民党输掉了农村

  对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实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显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时期,土改程度不同。

  在抗战时期,土改基本未推广,而在解放战争中,双方来回争夺的地方,中共也没有推行土改,对可能丢掉的解放区和新得到的解放区,亦采取了暂缓土改的政策。

  中共非常了解土改的负作用,毛泽东明确说过,短期看,土改会影响生产。但为什么还要坚持土改呢?因为土改的最大红利是打掉了农村原有的精英阶层,使农村走向中农化。

  1948 年初,中共中央估计中农已占到老区乡村人口的50—80% ,其中新中农有达一半以上。据1952 年山东9 个典型乡44 个典型村调查,贫农占总户数的比例约为15—20 % ,中农比例达到70—75 % ,富农比例约为1—2 % ,多者占到4—5 %。

  精英层被破坏,国民党失去了对北方农村的掌控能力,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不得不继续依靠南方乡村的资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满,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支持。

  相反,通过土改,中农成了农村的主导,他们有一定资产,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会呈原子态,干部动员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现了权力财富化的倾向,比如1954 年,郭集乡32 名党员中已有10 人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6 人剥削雇佣劳动;1 人上升为新富农,剥削雇佣劳动40 %。莱阳地委约有5 %的党员雇工,多者达到9 %。德州地委400 名区乡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 年为3.8 % ,1952 年已达17 %。

  但,与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时期惊人的贪腐相比,这一切并不醒目。

  中产阶级没能左右历史

  在胡素珊看来,“因为土改,所以农民走上前线”的逻辑并不通顺,而是“因为土改,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控制能力,导致统治动摇”。

  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倾向于中产阶级抛弃了国民党,但胡素珊反问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已达到峰值,“劫收大员”令民怨沸腾,为什么国民党大陆政权此时没有垮台,而是拖到了1949年?

  确实,1948—1949年的通胀惊人,但城市的各单位都会给员工发米发柴等,市场交易已成辅助,只对没单位的边缘人员生活有影响。况且,此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轮车夫的几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

  通过数据分析,胡素珊认为,当时知识群体更希望走第三条路线,而走不通时,支持国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知识人的支持远不如乡村那么多,所以他们要到农村接受改造。

  胡素珊认为,城市持平,而乡村一边倒,则共产党的胜利有其必然性。

  当家都有当家的难

  或者,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本文开始提出的四个问题了。

  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搞土改?因为土改的作用是在乡村建构新的精英阶层,在战争压力下,国民党拿不出更多资源来做这件事,特别是其缺乏足够的干部储备,土改至少在初期会降低农村生产力,土改以分“公地”为主,使乡村社会的自主能力更脆弱,对于这些风险,执政党难免望而却步。

  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因为土改试图重建农村社会精英层,对已贫困化、趋于解体的乡村,它有组织价值,而在相对富裕、阶层差距不大、宗族血脉联系较强的乡村,自然不受欢迎。

  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要通过集体化收回?因为土改出现了蠕变效应,土地均分后,有的农民善于经营,或利用权力,迅速发达,成为富农,有的农民不得不卖地,又成为贫农,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必须取缔土地市场,进而取缔个体劳动,当然,土改在意识形态上亦有无法合拍处。

  最后,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其实,民意未必更重要了,但历史书写的方式让它看上去显得很重要。

  编辑上留有遗憾

  本书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名著,特别是对土改的研究,具有里程碑价值。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叙事之外,作者通过档案研究开拓出了一条新路,无怪乎杨奎松先生称赞本书为“这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

  本书1997年曾引进出版,此次再版重译,可称功德,只是编辑过于粗糙,错别字、病句太多,实在有负这本学术名著。

  (未经作者允许,请勿转载)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二):战在军事之外

  国民党何以会在内战中失败,众多说法,众多分析,众多解读。

  本书是从军事以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国共两党在对待农村、农民、城市、工人、知识分子、土地等方面来分析双方政策的不同,以至于产生不同的结果。虽然史料掌握有限,但作者依然提出了一些和以往传统观点不全一致的看法,比如土地革命是否像共产党所说地在当时当地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共产党是如何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土地政策,以维护自己的胜利果实。

  小时候学习,我们党自己总结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现在大了,看了更多的书,更觉得此总结深刻到位。比如胡素珊女士对土地改革提出了其调整甚多等,其实这并没太大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土地革命有时激烈,有时和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统一战线——能够在革命尚未成功时,更广泛地团结更多的人,以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取得最终胜利。至于这过程中到底有多少荒蛮行为,其实不用追究也知道很多,但这也许是一个要夺取统治权的政党必须作出的牺牲,更何况还是一个信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组织。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很文明,但谁也不能否认肃反运动的残酷和古拉格的非人地狱。而苏联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如果没有苏军的支持,我们想打败全幅美军武装的国民党肯定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说到底,还是赞成高华的观点,一切的成败还都要看战场上的军事结果。成王败寇。当然后方的政策对前线战场是有影响的,会起到相辅相成或牵制阻碍的作用。但军事失利和战果才是历史评判的有力标准。谁也不能否认毛在军事战略上的天才,看不到这一点就只能失败。所以,还是想去看讲述军事斗争的史书,此书可权当一补充。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三):政策的成功与失败

  在本书里,胡素珊从另一个角度里阐述那一段的历史,没有叙述具体的战争过程,而是关注于国共两党的政策来展开,可以看出共产党胜利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更是政策上的胜利。虽然共产党在一些政策的执行上也产生了一些错误,但是就在于共产党有一个纠错的能力,能够把错误更正过来,所以能够把错误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而国民党则是从开始就是执行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尤其是在城市的接受上,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都损害了当时群众的利益,引起了人们极大地不满。虽然在其后也做了一些政策上的纠正,但是也不能够在纠正过来。所以国民党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当时的大众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对共产党有多大的好感,而是对国民党政策的失望,国民党硬把这大批的知识分子推向了共产党一边。当时的知识界虽然发动了多起游行运动,那是因为还对国民党抱有极大的希望,才有此举。最后对国民党失去了细心,在当时选无可选的情况之下,才来到了解放区。这种对共产党保持着一定的怀疑态度也为建国后的一些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

  因此,国民党的失败根源在于政策上的失败,所以共产党能够成功,除了其自身在军事与政策上的成功之外,国民党自身的失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四):雷颐先生推荐序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转载)

  1945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 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内,国民党这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政治资本却丧失殆尽,在最后的国共大决战中惨败而逃。

  为何最终如此结局?政治家有不同的思考与解释,历史学家当然有更多、更不同、更深刻的思考、研究与解释,有关论文、专著指不胜屈。美国学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即其中最重要一本专著。

  这部五十多万字、厚近五百页关于“中国的内战”的专著,却几乎未提战争、军事。显然,作者认为在1945—1949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内战中,战争、军事并非决定性作用,所以本书的副标题是“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然而,所谓“政治斗争”,作者对国共两党的谋略、策略也惜墨如金。通读全书,作者的“政治斗争”指的是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这些政策,可以称之为“社会政策”。然而在国共两党的“政权攻防战”中,彼此不同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就是广义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最终决定鹿死谁手的“政治斗争”。

  本书英文首版于1978年,二十年后,本书于1999年再版。在长长的再版前言中,胡素珊对相关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思想的变化都有详细梳理。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的结局,在美国曾经引起“为什么我们失去中国”的讨论,检讨美国政府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但美国学界不久就开始反思这种研究套路:中国本来就不是美国的,美国如何“失去”中国?他们认为,这段历史,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应从中国内在因素寻找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历史答案。在这个背景中,尤其是以农民为主、以农村为根据地、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背景,使有关研究都聚焦于中国的农村、农民。有的学者提出了“农民民族主义”新概念,认为通过领导华北、华东的抗日活动,共产党得到了人民广泛的支持。而且,中共不再是苏共的“复制品”,成为一支带有鲜明中国民族主义特色的本土政治力量。这种观点认为,动员农民要从利益入手,中共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农村实行“土改”,使农民得到实惠,广大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支持共产党,“土改”是农村最大的动员力量。然后,进一步动员农民的有效方法是告诉农民,他们的不幸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反帝”,即民族主义,是中共动员农民并最终取胜的最重要原因。

  对此,胡素珊不表赞同,认为共产党的取胜同“农民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她举例说,“土改”固然重要,但中国许多地方土地兼并并不严重,农民本来大都是土地所有者,从“地主”“富农”手中分得的土地其实有限。然而,她认为值得思考、研究的是,在土地占有多寡差别并不十分大的许多地方,土改依然非常激烈,对占地比其他农民多不了多少的地主、富农批斗、镇压依然严酷。之所以如此,因为共产党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秘诀,甚至在地主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地区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找到了破坏农村经济和政治权力系统的方法,还发现了如何动员农民支持建设一个新系统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革命的主要作用是推翻现有的农村上层集团,无论是不是由地主组成。土改摧毁了统治阶级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权,是创造新秩序不可或缺的一步。”而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的武装力量,保证了土改的进行和土改成果不被破坏。

  相对于农村土改的“过激”,中共的城市政策显得温和得多。对城市中的“富人”,民族资本家、大小工商业者,不仅不剥夺其财产,还允许其发展。一些城市工人涨工资的要求过高过快,也并未总是得到新政权的支持。由于多数干部来自农村,一些城市出现的把农村对待地主富农的方法带进城市对待资本家的现象,也迅速被制止。当然,私人经济活动,尤其是大城市的私人经济活动,新政权采取了种种办法将其渐渐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对共产党城市政策的细致研究,是本书亮点之一。因为几十年来,国内对以土地政策为核心的中共农村政策研究相当丰富,而对城市研究相对薄弱得多。本书对以往研究注意不多的张家口市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张家口实验”是中共城市政策、管理城市的重要“实验”,通过“张家口实验”,共产党初步取得了管理城市的经验。“张家口实验”与东北一些城市的经验,是1945—1946年中共城市政策起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胡素珊强调,中国如此之大、社会如此复杂,很难有单一的原因,所以“中国的内战”最终结局是前述“政治斗争”的结果。即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她设定的目标是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或表现进行比较,她关注的重点在于双方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些政策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作者认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中国这一次“内战”从1945年日本投降起实际就已开始。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胜利者的接收,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国民党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尽失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真是历史的吊诡。

  由“接收”开始,本书对国民党的各项政策也做了详细的研究。总体说来,国民党的各项政策是错误的、失败的。从政治学角度看:“政治被定义为政府和被统治者互动和交流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政治是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和受到这种权力管理的个体、集团、部门、阶级之间的互动和交换。政治资源相当于交换的介质,政府和被管理者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彼此之间会经常进行这种资源的交换。”胡素姗的研究表明:“国共两党争夺权力过程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有的政权手中收回资源。很明显,如果现政权有弱点可利用,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将更加容易。现政权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越脆弱,‘造反者’就越有可能利用民众的不满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支持。”在1945—1949这一轮“政治资源交换”的国共博弈中,共产党终成最大的赢家。

  2013年8月30日 雷颐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五):风吹黄沙始见金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烟往事,给力我们什么启迪和思考?回望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抗争的历史,大浪淘沙,每一个人物都在其中栩栩如生,直到你从多维度观察并了解事件的真相。

  《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是美国学者胡素珊的作品。1978年英文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首次出版,1997年国内首次引进出版。

  在国家民族伟大转折的关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建设这个国家?从《中国的内战》中,或许我们应该反思些什么?

  刚好看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不同的史料对照中,我更专注那些在历史浮沉中个体的人生命运,学生和知识界、农村和农民、工业和城市的现代化……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六):战在军事之外

  国民党何以会在内战中失败,众多说法,众多分析,众多解读。

  本书是从军事以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国共两党在对待农村、农民、城市、工人、知识分子、土地等方面来分析双方政策的不同,以至于产生不同的结果。虽然史料掌握有限,但作者依然提出了一些和以往传统观点不全一致的看法,比如土地革命是否像共产党所说地在当时当地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共产党是如何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土地政策,以维护自己的胜利果实。

  小时候学习,我们党自己总结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现在大了,看了更多的书,更觉得此总结深刻到位。比如胡素珊女士对土地改革提出了其调整甚多等,其实这并没太大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土地革命有时激烈,有时和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统一战线——能够在革命尚未成功时,更广泛地团结更多的人,以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取得最终胜利。至于这过程中到底有多少荒蛮行为,其实不用追究也知道很多,但这也许是一个要夺取统治权的政党必须作出的牺牲,更何况还是一个信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组织。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很文明,但谁也不能否认肃反运动的残酷和古拉格的非人地狱。而苏联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如果没有苏军的支持,我们想打败全幅美军武装的国民党肯定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说到底,还是赞成高华的观点,一切的成败还都要看战场上的军事结果。成王败寇。当然后方的政策对前线战场是有影响的,会起到相辅相成或牵制阻碍的作用。但军事失利和战果才是历史评判的有力标准。谁也不能否认毛在军事战略上的天才,看不到这一点就只能失败。所以,还是想去看讲述军事斗争的史书,此书可权当一补充。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七):窑洞问对,道出真谛

  夜读是著,有所感喟;以往认识,多须厘清。

  国民党失败与共产党成功,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并不互为因果,各有其运行逻辑。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固然腐败,其党魁谓腐败亡国,反腐亡党,此疾愤之言,皮相之论。腐败只是令执政党输掉舆论,舆论并不能决定局势。

  大局早已由三巨头在雅尔塔秘定。世界格局的安排,东西方阵营的划分,决定了中国版图的颜色。所谓关外割据或是划江而治,都不可能。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延安整风运动即埋下决定性的种子。延安整风使共产党脱胎换骨,完成了领袖加组织的党政军一体化形态的构建,从此无敌于天下。尤其是组织的异化作用,如同核裂变之威力。

  抗战胜利,作为国家元首与执政党领袖的蒋介石声望高炽,但是,他未真正成为领袖。尽管私淑列宁,效法联共,但国民党未得秘辛,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统一组织。党内派系林立,军队私人化,思想混杂,主义多元,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对阵时,前者如同看似庞大的朽木,后者如精悍的铁棍,二者相击,结果可想而知。

  作者着力于1945年至1949年间的国共较量,不上溯,不旁涉,笔墨集中。但是,不在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大潮下观照,无法解释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红色浪潮之汹涌,红色信仰之浸透,英美大本营是鼹鼠连窝。杜鲁门马歇尔抛弃蒋介石与国民党之谜,随着密档陆续昭揭,也不再匪夷所思。

  两阵对垒,江山易代,无非是街陌巷里之谈资;胜负因果,成败镜鉴,至多是史家骚客的素材。所谓资治通鉴,良愿而已;所谓殷鉴未远,无奈的哀告罢了。2000年历朝历代,几位明君能吸收前朝教训,力挽狂然、止衰运起中兴。

  倒是窑洞问对,道出真谛。

  汪宇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八):内战中国共两党的装备及技能[书摘]

  一、对汉奸的处理不善

  1945年,日本投降后,用日本日和汉奸来维持日占区的法律与秩序。因为,市民暴乱比共产党构成的威胁更严重。

  傀儡政府官员变成国民党员,伪政权官员在办公外挂一块招牌,即可完成转变。

  伪军头目李守信,曾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蒙古军司令,卢沟桥事变前,李已投靠日本,第一批叛国替日本人打仗的中国将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任命李为10路军总司令,另一个伪军将领门致中任9路军总司令。

  青岛地区皇协军军官李先良,胜利后任命为青岛市长。

  姜鹏飞,在大连和沈阳替日本人工作,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驻守在河北东部的新27军指挥官。

  城市舆论开始背离国民党,接管时期标志着政府抗战无能的最终发展形式。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京已经解放,岗村次宁仍然在外交部大楼办公,9月4日,南京报纸还要接受日本特工的检查。

  平津地区的全部汉奸和叛国者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二、腐败

  处理敌人资产上,显得不够公平合理。接收官员只关心:金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面子。没有任何制度保障,规定的有效执行取决于官员的操守。

  任何东西,只要被认为是敌人的资产,都会成为第一个声称拥有所有权的人的财产。

  日本人移交给中国官员的所有资产一开始都附有详细的清单,日本人保有副本。由于大部分接收官员拒绝提交原始清单,日本人将五大箱清单副本交给蒋介石协助调查接受官员腐败事宜。

  虽然证据确凿,政府依然没有果断措施,调查组没有权利强制实施惩罚建议及措施,调查完毕,案件转交地方当局。

  三、国民党经济政策

  西南地区战时工业因为缺少政府的订单而迅速崩溃。

  蒋介石政府的50亿美元带宽的工业救助计划并不能满足重庆附近工业和矿业的需求。

  蒋介石政府并未兑现战后对内地企业的忠诚的补偿,这让共产党看到了获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时机,共产党发表声明支持重庆工业界的诉求,并答应救济失业工人。

  敌占区工厂主要求归还被国民党政府接收了的资产。

  光复地区经济完全停滞,上海和天津的九成工厂完全停产。

  政府确定未伪币对法币汇率过低,导致伪币大幅贬值,苏浙地区的中小企业家蒙受巨大损失。

  要求对日占区的学生进行再教育,学习孙中山理论、蒋介石公开讲话、中国历史及地理、时事及军事训练。学生只有再教育课程中取得及格分数,方能继续学习。同时,教师也需要参加专业能力及对国民党忠诚度的测试。

  接收官员、撤退到内地的学生对光复地区的人普遍有一种优越感。

  从1937年到1945年,物价上涨2000倍。

  1927年开始,公开镇压工会,所有工会活动变成官方资助和监管。1929年出台《工会法》,把所有的工会活动都置于政府监管之下。

  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被取缔并转移至低下。

  1946年,仅上海的罢工和劳动纠纷就达到1716起。

  四、对待学生反战运动

  学生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成为联合政府中的合法实体。

  政府对学生粗暴的压迫手段把他们推到了对立面,甚至是共产党的阵营。

  美军帮助运送了50万的国民党军队,5万海军陆战队为政府占领了北京、天津、青岛等。

  美国人为政府39个师装备了成套装备。

  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项目提供了50亿美元,大部分送到了国统区。

  1946年6月,美国签署一份租界法案信贷协议,增加对中国的贷款。

  1946年8月,国民党对共产党发动战争后,美国批准将9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赊账的方式卖给国民党政府,作价17.5亿美元,包括小轮船、车辆、建筑材料、空军供给、通信设备等。

  1946年平安夜,一位北京大的女学生被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强奸,引发12月30日全国8所高校的抗美游行。到次年1月底,广州、昆明、台北等二十多个城市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集会和罢课。

  1947年5月,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表示要重建德国和日本的意图,与战后占领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的起因是冷战的发展和美国想要在欧亚建立反共的前线。对日本的仇恨与东亚地缘政治的担忧再次引起学生的紧张,1948年5月4提,上海120所的大众学生成立“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5月底,北平建立起相似的华北学生反美抗日联合会。

  毛泽东1939年的声明称:他们往往带有个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但依旧承认学生运动对革命作出的贡献,认为它是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先锋。因此共产党人对学生运动予以公开或秘密的鼓励,将其作为动员民意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条途径。

  共产党在组建全国性学生组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学生普遍反映行动是直接和自发的,政府用专制是手段将学生推向了共产党,使得对共产党煽动的指控失去了意义。

  学生的经济困难包括通货膨胀和经济失策造成的直接损失,毕业后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在生活成本攀升和共产党控制领域逐渐扩大的双重打击下,可供职位数目本身也在减少,1947年,北平应届大学生有三分之二找不到工作。

  一份1948年国民党报纸《东南日报》的调研显示,15.9%的人赞成内战到底,72%的人赞成成立联合政府,8.4%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分治,3.7%的人赞成共产党一党专政。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九):胜利属于抓住并充分利用机遇的人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比较客观地叙述了内战期间国共两党的主要表现以及社会主要阶层对他们的态度。书中大量引用当时的报道、社论、调查、采访等资料,总的来说是比较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书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述。就这本书给我的认识而言,我感觉还是挺受启发的。可能之前我对于内战期间历史的认识仅停留在共产党一步步打败了国民党最终建立新政权类似非常表层的了解,看完这本书后对这其中的原因有了更具体更全面的认识。书中最后有说到,要去得出关于是共产党赢了还是国民党输了的最后结论,相当于盲人摸象。大概是因为我们不能从单方面角度去评判,两者最后的结局其实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吧。回顾下书中的描述,国民党在统治的最后几年内的表现用“无能”和“腐败”概括是准确的。无论是对汉奸的处置,对沦陷城市的重新接收,对经济金融的恢复,对学生的再教育,还是军队管理、招募的纪律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相比之下,共产党纪律严明,注重经验总结和自我反思,善于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最重要的是应变性强,总能抓紧不同社会阶层的紧迫需求并与其结成联盟、扩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绝大多数支持建立“联合政府”,既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也不支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尤其是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更趋向于去改进国民党政府,而不是要去推翻它。所以如果真的只从人民大众的选择来看,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并不比国民党强甚至还弱,共产党治理国家尤其是城市的经验相比国民党并不显得更胜一筹。但是,共产党最后的胜出,与其说是所谓的“人民的选择”,倒不如说是由国民党对机遇的拱手相让、不思自我革新和共产党对时局机遇的把握共同促成。共产党明确科学的指导思想、严明的组织纪律和优良作风、善于投群众所求发动群众结成广泛联盟等内在先进性促使它获得相比国民党更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最后赢得了建立新政权的机会。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十):得民心者得天下

  主标题是“内战”,但全文没有任何军事战争方面的叙述;副标题是“斗争”,但全文依然没有国共双方你来我往的刀光剑影。之所以先阐述一下书名是因为,如果你冲着这两个词来的,会很失望。

  全书结构很简单,上半部国民党,下半部共产党,最后来个总结提炼。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来呈现,国民党的各项政治失误,导致民心所失,及最终的必然失败;共产党的各项正确、各种知错就改,赢得各层级的民心,最终的胜利。

  全书读起来其实挺枯燥的,因为是一本研究专著。不过能给你一些教科书之外的观点,比如土改的动因。由此再看后来党的一系列运动,就豁然开朗能理解的更透彻了。另外还有如胡适类的一批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未来掌权后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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