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是一本由梁其姿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2.00，页数：33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麻风》精选点评：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梁其姿这本书也是一部出色的边疆史研究作品。麻风与穷、边缘、肮脏联系在一起，不仅从地缘上凸显了边疆性（甚至近代中国之于世界也是如此的边疆），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边疆性。

　　●会让人重燃学术热情的书……

　　●第3、4章 真是棒，我太偏爱梁了。

　　●给自己学习普及了医学知识，觉得还能精简些~挖掘的史籍和资料相当丰富，很多拿来引证的古今麻风故事很有趣，特别那个清代四川命案的故事，联想到不同时代背景下人文社会风气。世卫以他们的标准宣布中国已消灭麻风，我国医务人员谨慎的乐观，拔高标准继续开展灭麻工作，为这些负责的卫生从业人员点赞！

　　●麻风不只是作为一种疾病，就像疫苗反映了纷繁的社会面向…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问题其实蛮简单的，不喜欢这种研究风格。材料不多，经常转引。

　　●切入点挺好的，就是我整本书看完了也没看懂麻风的传播机制到底是什么，另外书里面的现在治疗手段也只有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不知道是怎么治疗的啊！！！！

　　●牵涉殖民话语、历史叙述等诸多层面的问题，麻风的历史还在继续

　　●概念史。南方病。現代性。

　　●推荐

　　《麻风》读后感(一)：关于麻风的过去与未来

　　如书名所示，本书描写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麻风病的故事。序中作者就提到，麻风在历史上，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疾病而存在，麻风概念的演化、疗法的改进、宗教对于麻风的态度、民间对麻风的污名化、对麻风病人的歧视与虐待、麻风病人的顾影自怜或者报复社会、近代社会以来国际对于中国的指责、民族精英分子对于麻风的担忧、新中国成立后隔离政策随着政治进程的发展，都说明麻风和整个国家的宗教、政治、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何梳理古代对于麻风的看法，如何理解近代民族主义者对消灭麻风的决意，如何看待新中国消灭麻风的成就，成为了作者的主要任务，也是本书希望读者思考的主要内容。个人认为，最精彩的地方莫过于第三章民间关于麻风的各种故事以及故事中透露的社会思想、政治考虑考量。作者对于各种民间故事背后的社会意义的发掘十分到位，引人入胜。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从来没有对或封建或残忍的故事、政策进行道德判断，这无疑是我们读历史时应注意的一点。

　　《麻风》读后感(二)：从疾病思考社会

　　读完这样的一本书内心是十分震撼的，既对作者的史学功底表示由衷的佩服，又对这一选题所揭露的历史事实表示错愕又感慨。

　　传统医学对于麻风从医学关注的中心“风证”逐渐变为边缘的“外科”，最后成为了东南一代的污名化的地方病，这与社会的兴替、思潮的涌动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个人很喜欢作者从宗教角度分析对麻风的不同论述的段落，摘录于下：

　　从上段论述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三家在对麻风的演绎上充分灌注了各自的特性，这不由得让人深思，话语的权利，现在我们所存在的世界实际上是被构建起来的而非本来如此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也。有名则有别，有别则有争，于是纷纷扰扰，无有休期。明清朱子的理学思想占了上风，对于道德的至高无上愈发推崇，最后宗教的力量散去，儒家思想成为主流也是可以想见的，那么明清儒家对于政治中心的推崇、对于女性的偏见以及对于岭南地区的无知与畏惧都成了建构麻风论述的思想来源。

　　作者对于麻风病在明清到近现代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演变论述尤为精彩，国门未开之际，麻风是地域性的偏见，西洋涌入，麻风则变为腐朽帝国丑陋的伤疤，麻风病人也从被隔离生活硬生生地沦落到被隔离消灭，有种莫名的悲凉。现代再设立什么博物馆来安放无处可去的忏悔与醒悟是不是有些晚了？

　　经过这么多年进化，人类动物性的一面仍然触目惊心，虽然社会从小教育我们心灵美才是真的美，但是却因麻风病所表现的较为可怕的外部症状就将它与道德伦理的缺失等同看待，也就无怪乎今日的颜值即正义了。

　　《麻风》读后感(三)：梁其姿《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一种疾病的污名化过程

　　《麻风》读后感(四)：历史叙事与现实关怀

　　正如作者在导论中所言，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一书创立了医疗社会史写作的典范：以政府和社会对恶性传染病的处置办法，来判断一个国家从传统向近代化迈进的步伐。用这种研究思路来重构中国的麻风病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种经典范式相符合，即美国汉学界流行的“冲击-反应论”。冲击反应论将中国传统社会看成一个停滞的闭环，即使有所发展，也逃不出限定的框架之内。但西方的入侵或渗透改变了中国传统治乱循环，把中国推向了向近代化迈进的道路上。这种治史范式，默认了存在一个作为价值尺度的西方——即欧美模式，而中国的发展将要朝着这一方向迈进，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

　　作者在沿着福柯的研究思路探索并重构中国的麻风病史时，极力避免落入“冲击-反应论”的窠臼中，希望构建一副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内在理路、同时又与国际社会相接轨的麻风病史全图景。在对中国麻风病历史的构建中，几种历史叙事在争夺话语权。

一、欧洲话语体系下的麻风病历史叙事

　　第二种是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下的麻风病。此时麻风病在欧洲已经消失，远涉重洋的殖民者在亚洲和美洲重新发现了这种古老的疾病，麻风被深深的烙上了野蛮的烙印。它同中高纬度的炎热天气、烟瘴弥漫的野生丛林、相联系，因而它是人种病，带有种族歧视的印记。同时它又痛古老落后的生产方式，极度缺乏卫生保健知识和医疗技术相联系，它又是一种落后病。此时的麻风不在是一种单纯的疾病，它与中低纬度地区恶劣环境下生活的“低劣”人种相关，带有种族歧视的意味。它与殖民地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关，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话语主导。

　　虽然中国不像印度和其他亚非拉国家那样，完全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中华帝国却无可挽回地被纳入了世界体系中去。19c20c世界范围内的大迁徙使得麻风蔓延为了全球性的疾病，远赴欧美澳各处的华工被指责为恶疾的病原体，虽然西方传教士不断证明本地早已有麻风病史，但麻风华人遗传说还是支配了时人的头脑。传教士西来更加剧了近代知识精英民族自卑心理，中国人人种低劣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中华帝国政治文化日渐衰微之下，麻风病极具种族歧视内涵。

　　不独是中国，日本在近代也饱受麻风病的困扰，对于明治政府而言，麻风不是一种高传染性的皮肤疾病，而是一种未开化的标签。全面控制麻风病不单单是为国民卫生健康考虑，更与“脱亚入欧”的进程紧密相连。民国知识精英呼吁政府采取强力措施，隔离治疗，消灭麻风病，“再造国人”与“再造政体”成了知识精英心中的一体两面。

　　第三种是现代化话语体系，在这种话语体系下，“现代化”是“西化”的同义词，麻风在全国范围内的消失，只有向西方学习、走上西方价值所规定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实现。在共和国时期，麻风与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连，对麻风病的控制与大型社会政治运动的步伐是一致的：58年之前的盲目狂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得麻风村在全国范围建立、文革时期的全面混乱衰败、改革开放时期由于接受世界卫生组织和外国慈善的援助、采取更科学的医学疗法，麻风得到全面控制。

二、中国古代话语体系下的麻风病历史叙事

　　为了纠正西方话语对中国麻风病历史叙述的主导，作者将视野扩展到中国的前近代乃至古帝国时期，重新发掘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和医学实践中的麻风病叙事，重新探索中国宗教、文化和政治传统如何影响了近现代人对麻风病的认识。

　　作者梳理了一遍中国麻风病的演变史。作者自己坦承，从中国的古书中摘取若干字眼，作为证明中国古代麻风病存在的证据，由此来追溯中国麻风病史（把早期的某些名称等同于汉森氏病，或者把一些带有暗示性的症状的记载当作出现过麻风病的证据，以此来叙述麻风病历史的方法”“根据文献判断所载之病例是否确实为真麻风，确定中国首次出现麻风的事件的努力注定会徒劳无功。”所以作者关注的是麻风病概念——古代中国称作“大风”、“疠”、“癞”的疾病类别概念的历史发展，对此关注可以揭示出古代中国疾病类别的复杂性，它们不易用熟悉的现代生物医学疾病类别癞分析。因而作者警醒读者，要避免将现代医学的含义强加给中国古老的病名，应试图用它们自己的术语展示古代中国疾病种类的悠久历史。这是抓住古代中国疾病分类体系的本质的更好方法。

　　这一时期，作者探究的重点放在三个方面：1.古代中国对“风、癞/疠病”病理学认识的发展。2.中华帝国时期宗教和法律传统对麻风病的矛盾态度。3.中华文化和民俗传统中对麻风病态度的变迁。以此来构建一整幅中国古代麻风病的图景。

　　（一）医学传统中的麻风病叙事

　　在中国华文明早期，“因风致疾”说占据主导。恶风侵入会紊乱人体功能，出现皮肤溃烂在内的多种并发症，在中华帝国早起，“风病”（急症）和“癞/疠病”的关系错综复杂、模糊不清。到了唐时“因风致虫”出现。到宋时，大风和疠/癞病被整合在同一类别之下讨论，逐渐被归为了外科门下，还首次出现了“传染”的观念。到元时，病理学上的传染说占据主流。明清时期“麻风”则被视为南方地区独有的传染性疾病。

　　总的说来，作者认为从战国到明清，一方面儒家医师对麻风的认知日益细化，最终促成一个非常特别的疾病的概念化，不再属于非常宽泛的风症。相同的趋势也出现在疗法的领域。从明代中期开始，由外科医生撰写的关于麻风或疠/癞的医学专著的出现，最清楚地反应癞这一趋势。

　　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察觉到麻风、疠/癞不断被污名化，被贬低到外科门，为精英医家所冷落。佛教和道教传统掌握了对麻风病的解释权，凸显了其神秘性的危险。而从16c开始，此疾被归类为通过性交传染的南方的疾病，这使其成很快成为一种让人害怕、多见于下层社会的疾病。

　　（二）宗教传统中的麻风病叙事

　　1.佛教思想中的麻风病叙事

　　在中古的文献中，此种救赎的例子数不胜数，说明了佛教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在9c之后，由于朝廷对佛教的打压使之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下降，虽然佛教对疠/癞病人救赎的传统信念一直延续下来，此种高僧显灵的故事已经少见于文献记载。

　　2.道教思想中的麻风病叙事

　　宋代开始，此种叙事模式发生转向，职业道士的驱鬼仪式作用更加凸显，这与当时道教仪式兴盛于朝野紧密相连。宋徽宗在位时是道教在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也正是这个时候，医学内部出现了内外科的分层，儒医精英专心研究更系统化、理论化的内科知识，将对疠/癞病的处理交给了当时的外科医生，即巫医不分的职业道士。道士在驱鬼仪式中，对病患及其亲属家里贴满避免寝具、衣服、食物污染的符咒，与当时医学认识中的“传染说”相契合。

　　3.儒教传统中的麻风病叙事

　　与佛道传统不同，儒教对治愈疠/癞病人对叙事构建侧重病患的亲属朋友等世俗社会力量的帮助。患病多年的疠/癞病人、不离不弃的妻子、儿女、朋友常伴左右，突然的神灵现身或绝密药方再现，这一切构成了儒家文化中道德力量对疠/癞病的救赎图景。

　　三种宗教叙事传统差异极大，一齐构成了中华帝国时期复杂而矛盾的麻风病形象。三种传统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麻风病人多为男性，此疾虽然恶劣却可以获得救赎。

　　（三）文化传统中的麻风病叙事

　　1.古代疠/癞病文人的历史叙事

　　近代医学专家王吉民利用常见的非宗教历史文献撰写《中国麻风史中之名人》，其中包括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在内的十几位才华盖世的“麻风文人”，以此来洗刷此疾病的污名。王在此书中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疠/癞文人这种滑稽但无碍的形象在宋代之后消失了。三种宗教传统中复杂救赎过程隐含着大众对对此恶疾的恐惧，其背后“道德有亏”和“犯忌”的原罪也不得不加深了社会对病患的敌意。三种对麻风的解释都巩固了北宋之前的主流价值，疠/癞病人不断被主流社会所排挤，落入了社会边缘。

　　2.中华帝国晚期的麻风叙事

　　疠/癞病在中华帝国中古时期存在着的污名化趋势在明清时期迅速泛滥，对“麻风”的恐惧在16c正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此时对麻风病的历史叙事图景再度发生变化，宗教内涵上的罪业、犯忌对病理学解释少了，与南方烟瘴之地恶劣气候解释变多，神秘巫蛊传统让位于不恪守主流价值的粗俗私生活，未开化的南方、违背伦理的女性患者、极高传染性这三个标签构成了这一麻风图景的主要面向。此时对麻风的认识正体现着中华帝国内部南北之间、中华文明与化外文明之间的紧张，对麻风的控制也大一统文化构建的进程密切相关。

三、中国近现代话语体系下的麻风病历史叙事

　　在对中国古代麻风病叙事构建一整幅完整图景时，梁其姿将视野投向中国的前近代，探寻明清时期政府对麻风病人处置举措和社会对此恶疾的观感是如何影响到近代中国知识精英。

　　（一）对麻风病病理的认识

　　在前近代时期，生活在中国的中西各界人士对麻风病的认识并不想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西方的医疗知识和卫生常识开化了愚昧的传统中国人的头脑，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国人对此恶疾的认识是受中国话语权支配的，中华帝国晚期医疗著作和社会风俗对麻风的解释占据了主导。当时西方医学届对麻风的认识主要分成“遗传说”和“传染说”，两种相反但共同沾染了种族歧视的解释使得时人对麻风的认识相当混乱。不过总的来说，“遗传说”即将麻风视为未开化的中国特有的遗传性疾病的认识最为流行，这种思维在西方医学家与1873年发现麻风杆菌证实传染说之时及其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未发生明显的改观。相反中国的医学专家却一直劝诫同行及生活在华的西人，中国南方麻风病女患者的“过癞习俗”，警醒他们洁身自好。这种关于麻风病的传统迷信及其背后的科学内涵在潜意识里改变了西人的认知。

　　（二）对麻风病采取的措施背后的政治内涵

　　在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下，麻风等同于未开化，近代知识分子欣然接受这一看法，并非是西潮冲击之下，“西学”压倒甚至重塑“中学”在医疗社会领域的反应。作者通过对麻风病病史的重新梳理，富有洞见地指出麻风病自古以来就与罪衍、巫蛊、道德有亏相联系，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法律文书中，更体现在宗教传统里。同时作者用一整章的篇幅论述前近代社会各界对麻风病的态度及其处置方法，麻风与未开化的南方含义等同。因而在西方传教士、医学专家和殖民者西来，将麻风视为中国人不文明的象征时，知识精英们欣然接受。因为在他们眼里重塑“中国佬”的形象以便建立一个崭新、健康的国家，这种议程与驯化岭南，将未开化的南方纳入中华文明系统之内的努力别无二致。

　　在再造病人、重塑国体的议程中，麻风占据了中心位置。对传统机构的不屑一顾是近代政治精英的特点。当日本的麻风病人恢复过去佛寺建立的传统社区模式时，当西方传教士称赞明清时期“疯头领导下的麻风病人自治”模式时，民国的知识精英却对明清时期的麻风院极其鄙斥。他们不信任一切的中间人，厌弃任何形式的封建腐败。知识精英希望对麻风病院再造，建立一种国家权力直接控制之下的高效的管理制度，这与他们重塑国体、再造政体的政治期待相一致。作者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三种麻风病院模式：传统模式、教会模式、国民政府混合模式，知识分子的倾向性很明显，只是国民政府碍于财力和精力，国家权力对麻风病人的渗透并未实现。

　　民国政治精英对麻风病院的倾向性固然体现了对西方歧视性话语的回应，对西方科学理性、民主组织知识的吸收，但是深层次思维时刻被传统所左右。麦雅谷作为20c早期在中国麻风病问题上最权威、最直言不讳的专家，对麻风病的传染性和隔离政策的有效性一直深表怀疑。他曾建议取消隔离措施，而代之以更为人道和高效的农村门诊制度。麦雅谷的建议其实使用综合的、中央集权的政策大肆宣传、价格不菲的隔离措施，但是他几乎被当时所有民国知识精英反对。在国人看来，放弃隔离代之以门诊，意味着退回到麻风病肆虐的混乱局面，意味着国家没有能力维持现代的、科学的机构。作者在这里点出，民国知识精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偏爱的麻风病的处理方法其实也受制于传统力量，“对生了病的国家而言，把有传染性、染患麻风病的身体关起来曾经是，而且一直会是最简单的、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解决方法”。

　　这种传统思维控制下的隔离措施的推崇，一直延续到了共和国时期。新建的共和国相较于前代国民政府更加统治力，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了国家对麻风病院的修建和管理之中，一扫过去混乱而无力的局面。在共和国时期，对麻风病的治理也更具特色：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步也与大型政治运动同步。建国初期初期运动式治理为麻风病在中国大陆的消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改革开放时代，加入世界潮流，接受世界卫生组织和外国慈善机构的援助，推广更合理、更有效、更人性化的MDT治疗方法这一些系列关键举措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如果没有50-80年代经一系列群众运动建立起来的全国农村公共基础卫生设施，新型医疗组织和医疗措施也难以被传统社会和传统力量所接纳。

四、现阶段麻风病叙事话语的构建

　　当作者极力摆脱欧洲宗教话语、帝国主义殖民话语和现代化话语解释体系，将目光投向中国社会内部，在中国发现麻风病史的同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正如作者文中所说，“没有疾病能比麻风病更好地界定近当代的中国的政体”。不仅对麻风的控制背后具有重大的政治社会内涵，对麻风病的解释中依然存在。在作者对中国麻风病史叙事构建的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强烈的现实关怀。然而这也是本书为人所诟病之处，作者撰写此书极力避免落入“冲击-反应论”的窠臼中，正如西方汉学届“冲击-反应论”和“中国中心观”之争中所暴露的那种理论矛盾，作者也无可避免地落入了“欧洲中心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