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尽管近年来农业和非农业的户口性质界限已非常模糊，但是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有着非凡的意义。而且，在国家层面上明确取消“农”和“非农”的区别，具有划时代意义。

　　建国以来6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户口性质不是简单的居住地域标识，而实在是人的身份甚至可以说是政治身份的象征，从而决定了人的命运。“文革”及其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最具显明中国特色的标志之一，是人的出身决定人的命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的阶级出身，取决于所出生家庭的阶级成分，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的“痛苦指数”，因为出身贫农家庭的也许感受不到幸福，但出身于地、富家庭的绝对是痛苦的，那是生来就不如人的莫大的痛苦，而且是个人奋斗无法改变的；二是人的户口出身，取决于所出生家庭（或只是母亲）的户口性质，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的“幸福指数”，因为出身于农业户口家庭的也许感受不到痛苦，但出身于非农业户口家庭的绝对是幸福的，那是生来就优于他人的幸福感，这种幸福就是一出生就伴随着的这个“非”字可以让他一辈子不会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特定的历史时代除外）。在今天，“安排工作”是一个非常普通和中性的词组，可是在那个户口决定命运的年代，这个词组是拥有“非”字的群体所享受的特权。农民务农毋须“安排”，种地不叫“工作”，能被“安排”的称得上是“工作”的，是能吃上国家工资的活。我刚参加工作时的八十年代，有几个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因为是“非”农业户口，故而能够“上技校”，技校毕业后马上能“安排工作”，让农村孩子眼馋的很。我出身于农村，我记得，朴实的农民眼中的人有两种：“工人”和“老百姓”，这两个词语分别是他们对从事“非农”和“农”职业的概括的称呼。

　　一个“非”字，曾是多么眩目的字眼，“农转非”曾是多少出身农门的孩子们的追求。阶级出身无力改变，但幸运的是，户口性质是可以改变的。一是靠个人奋斗，例如高考、中考。八十年代，初中学校学习成绩优异的农村孩子并不考高中，而是努力争取考中专。现在看起来已很不起眼的中专学历，对于那时的农村孩子来说，能否拥有它却是关乎能否立即跳出农门的终身大事；二是跟着老子沾光，例八十年代的干部家属子女“农转非”；三是花钱买，例九十年代初，花一万元买个“非农业”户口，若是民办教师，再花上几千块钱“买工龄”，就可以成为“工人”身份的公办教师。这一万几千块钱对于那时的一个民师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四是通过身份转化而户口性质跟着变化，如教师“民转公”（这样的户口改变已无多大意义了）。

　　不可否认，户口问题无论怎样改革，总是关系到人的利益。但像过去那样的“血统论”或“出身论”，毕竟与文明相悖。一个“非”字定终身的时代已成离我们远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