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女性而言，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出色而被别人赞美，这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它可以抵抗另外一种类型的（不是金钱方面的）依赖。不仅是女性群体，外卖员、快递员、医生、护士这些像红细胞一样为我们供血的人，他们都不是为了满足我们某种需要而出现的工具人，而是活生生的人。
1.
2月15日，@每日甘肃网发布一则题为【剪去秀发，她们整装出征！】的微博，视频中，女性医护人员在摄像师的灯光和镜头下，被理发师剃成光头。
镜头中失去头发、留下眼泪的女性触动不少人的心。即将前往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与光头形象的对比令人疑惑和愤怒。正如一篇文章（《请停止用女性的身体，作为宣传的工具》）写道：
可能我们的舆论大环境从来没有把女性当作真正独立的人来看待吧。女性必须牺牲些什么，才能成为宣传的典型。而这个被牺牲的“什么”，有时候是美貌，有时候是对孩子的照料（出生或未出生的），有时候是情感上的牺牲。
她们必须是一个美丽的皮囊、一个母亲、一个伴侣，然后从这些层面做出牺牲，才被认为是伟大的。否则，仅仅作为个体的人、建设者、劳动者，她们就无法被看到。
即使辟谣的文章“医护人员是自愿的”出现后，也仍然无法让人不去质疑：即使她们是自愿的，也不是宣扬这种行为合理化的论据。正是他们的自愿，我们更要警惕这种粗暴的牺牲。
九个月孕妇站在一线、流产十天的护士回到战场，面对社会自发的卫生巾捐赠，领导说不需要，社会为女性医务工作者募集卫生巾和安全裤，有人说：“还关心你裤裆那点事。”
“剃头”和“月经羞耻”不仅是简单的性别压迫问题，更关乎到每个人作为人的生存尊严。事实上，这种“被自愿”的牺牲宣传，在本次疫情中屡见不鲜。
《伦敦生活》
2.
2月17日，“济南向各单位倡议：延迟开学期间支持双职工家庭以女方为主在家看孩子”。
这种自官方发起的倡议令人想起《单身女性的时代》中对女性婚后困境的描述：
即使是富裕人口，单身职业女性的经济优势也会在她们有了孩子之后化为乌有，不管她们是单独要孩子还是和伴侣一起，因为她们要被迫请假脱离工作，分散注意力，这对体力和情感来说都是挑战，而社会仍然不会对男性提出育儿的要求。
即使是在疫情期间，不是由家庭成员来决定，而是官方本身发起这样的倡议足够令人费解。由之而来的问题是：对女性来说，离开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
2005年，布兰迪斯大学的前教授，同时也是律师的琳达·赫什曼在《美国展望》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她强调说，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都因为要照顾孩子而离开了工作岗位，也因此开始依赖她们的丈夫。
“钱，”赫什曼写道，“通常伴随着权力而来，还会让有钱的人变得更有权，在家庭里也是一样。”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赫什曼指出，女性在家庭里做的那些“重复的、远离社会的体力劳动……阻碍了人类走向繁荣，而家庭之外的市场经济和政府机构，相比之下则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
《小妇人》
保守派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对赫什曼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写道，“如果赫什曼认为那些高薪的职位可以帮助人类走向繁荣的话，那我很愿意邀请她花一天的时间来做一家大型法律公司的合伙人”。（很显然，布鲁克斯并没有意识到赫什曼曾在多家大型法律公司工作数十年，同时她还曾两次在高级法院的法庭上与对方律师进行辩论。）
布鲁克斯还说，虽然“家庭生活也许提供不了赫什曼所向往的那种残酷的、强势的权力……但它依然能够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而且“男性的兴趣本来就偏向于那些国家大事和抽象的条文法规，女性则对人与人的关系更感兴趣……她们的权力在厨房里”。
布鲁克斯口中“权力”这个字眼，不仅迫使无数母亲和祖母都依赖她们的丈夫，而且还剥夺了她们相关的经验与技能，让她们无法独立生活。几年以后，布鲁克斯又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他在其中声称“通过结婚获得的精神财富，和一年赚十多万美元的感觉相当”。
社会上的保守派，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支持男性主导的权力范示，但是这种观点一直以来都遭受威胁，因为女性们很有可能会在事业中实现自身的满足。而且女性潜在的高薪酬还会加大这种可能性，到时候男性也许会被挤出权力中心而成为配角，在女性的生活中，那些以前被男性所占据的部分，已经全部用在工作挣钱上了。
这个威胁毋庸置疑。但是范可和她的同行者们仍然错误地认为，传统的男女婚姻对于那些事业心重的女性来说还是具有吸引力的。事实上，如果让女性在过了时的婚姻依赖关系与一份满意的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大多数女性会选择工作。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千禧一代中，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把工作放在生活的首位。
霍莉·克拉克（Holly Clark）是一名26岁的电视新闻摄影师，她的母亲为了抚养孩子们成人，奉献了她的一生。“我不愿意像我母亲一样，”克拉克说，“她放弃了她的人生，只为了抚养我哥哥和我长大。我不会这样做的。永远不会。”
霍莉说她的母亲从开始在家当全职妈妈以后，经济上就一直依赖霍莉的父亲，这把她自己锁进了婚姻的牢笼里。霍莉认为婚姻和事业都是需要奉献一生的大事，就拿现在来说，她会优先选择工作。“当恋爱阻碍我的事业发展时，”她说，“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恋爱。要是你毁了我的工作，你就没活路了。”
《小妇人》
但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出色而被别人赞美，这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它可以抵抗另外一种类型的（不是金钱方面的）依赖。因为如果女性真的把她们所有的希望、梦想和精力都拴在爱情上，她们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经济支持，她们还会需要来自伴侣的兴趣、认同和娱乐。
怀孕或孩子年幼的女性比没有孩子的人更难换工作，更难找到工作。社会学家谢莉·科雷尔曾做过一项研究，她编造了一些简历去应聘高职位的工作，如果简历中包含求职者有孩子的信息，收到回复的可能性就只有50%。
科雷尔发现，如果经历相似，有孩子的女性比无孩子的同辈，每多一个孩子，每小时就会少赚约5%。社会学家乔亚·米斯拉更是认为，当下，母亲的角色相比女性性别本身，更能预测收入不平等的情况。
一些美国人“仍顽固地认为我们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还停留在在这个想象中的白人世界里，性行为是异性恋专属，并且一定带有繁衍生殖功能的。女性会成为妻子与母亲，过着中产阶级的安稳日子，接受自己被指定的性别角色。“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这样的世界并不存在”。
《小妇人》
3.
外卖员、快递员、医生、护士……
TA们不是工具人，而是活生生的人
事实上，关于#拒绝月经羞耻#的话题内容已经被删除，“江山娇，你来月经么”的微博也已经被删除，一面是被拽着头发剃光头，一面是不允许女性的声音出现，一面是要求“以女方为主在家看孩子”。这就是今天女性的现状。
这种对女性模糊的、抽象的认识，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无法令人感受到尊严。不仅是女性群体，外卖员、快递员、医生、护士这些像红细胞一样为我们供血的人，TA们都不是为了满足我们某种需要而出现的工具人，而是活生生的人。
可能很多人互相之间确实也得到了一些理解，比如我们终于理解父母一辈为什么喜欢囤物资，父母一辈也有很多人理解我们为什么对政府无比失望。但是，当我们意识到那些戴着令人呼吸不畅的口罩、扛沉重的氧气罐上楼梯而晕倒的小护士，就是平时看电影会吃爆米花，矿泉水瓶要男朋友帮忙拧开的小姑娘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地感同身受。
二者相辅相成，系统使人非人化，而我们也把别人不当人，才会变成这样。只有从把别人也当人开始，社会才会慢慢生长出它的肌理，它的复杂性和弹性，才有可能去真正的改变。
保罗·奥斯特在《4 3 2 1》中写道：“愤怒和失望只能带你走那么远”，“如果没有好奇心，你肯定会失去方向。”
每个人应该至少从自己做起，而不是挥霍一些愤怒的情绪。这也是女权运动中比较另外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把男性当敌人，当成抽象的压迫者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的事，其实跟别人对我们做的事是一样的。
克里丝在《我爱迪克》中写道：
如果因为女性囿于“个人化”而未能创造出“普世”艺术，那为何不把“个人化”变得普世起来，使其成为我们艺术的主题呢？
克丽丝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她跳出了男女之间的这种对立叙事，一方面使自己重新成为整全的人，一方面也把别人看成具体的人，她最后对迪克甚至是同情的。
这次疫情给我们的最大教育应该是 “把别人也当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天然应该作为具体的人站在同一边，而不是敌对的两方。我们要仔细分辨谁是值得团结的人，哪怕不一定完全认同，但我们这些各有缺点的人们有没有可能一起做点好事？
《蜂蜜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