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今天，他们满脑子想得都是蹦迪；一年后的今天，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武汉。
2020年1月24日下午6点，C坐在我家地毯上吃我的代餐饼干，我们像往年一样各自翻着自己的微信通讯录，通知着晚上要一起跨年的蹦迪搭档。
即使不能和家人团圆，除夕这天我们始终也希望有人陪伴，一个人的除夕，太冷清了，太冷了。
四十分钟后C对我说，“要不今年别去喝酒了宝贝，我这手机里清一色的渣男军团和你的海王姐妹们，今年没必要对对碰了吧”。
我霎那间觉得还挺好笑的，看着朋友们每年排列组合式的爱情呼叫转移，发自内心地感叹人间神奇，便回他说“行啊，是挺没劲的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好像不在为泡仔／妞，蹦迪起劲了，感官快乐也失去了它从前那种魔力。
“要不我们把钱捐给武汉吧？他们好像啥都缺来着，东西都不够怎么救人啊，艹”。
说罢，我俩都沉默了。
想起了国内的家人朋友，也想起了武汉同胞的处境，疫情即使相隔万里，依旧沉沉的压在我们心上。
头两年确实很兴奋，开很多很多酒，玩骰子，飞镖和乒乓球，喝到朋友们一个个哭爹喊娘，痛哭流涕，喝到有人倒下，醒来的人在继续，直到第二天彻底歇逼，基本算是一年里消费最高的一个局，但是毕竟除夕，刚经历了一波猛烈的压岁钱补给，除了第二天头痛欲裂，大家也觉得无可厚非。
而C本来是我初中同学，后来在英国也是一个学校，相识多年，我们为对方介绍了不少对象，彼此也相互看不上，革命友谊很坚固。
他180，不胖不瘦，日常健身，小帅且会穿，喜欢温柔得能滴水的姑娘。
身边不少朋友同我说过他帅，但是我真心不觉得，可能是过于了解他了，一直觉得他这个人吧，“娘”了一点。
倒也不是长相娘的原因，可能是分手时拖泥带水，也可能是选衣服时磨磨唧唧，或者是没事就拉着我聊聊电影和综艺，大谈特谈吴亦凡有多帅，都让喜欢豪爽的北方男生的我觉得属实下头。
直到刚刚他一脸认真地跟我说取消聚会，要把钱捐给武汉买物资时，我才意识到，那个娘man的小男孩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长大了，并且真的很帅，很让人上头。
我说当然好啊，然后我们在群里问了问其他人。
也没想到，平日里吊儿郎当，无恶不作的这帮渣男渣女们，反应异常踊跃，没有一个人对取消蹦迪说一个“不”字，互道新年快乐之后，纷纷扫码捐钱。
C说他看到自己的朋友们虽然成绩差，或者感情上是个渣渣，但在大是大非面前都很团结并且拎得清，还是很欣慰的。
我也是这种感觉，今年除夕，没有上头的酒精和重音乐，也没有荷尔蒙刺激下，在云端漫步的错觉，但是是为数不多，在清醒的时，也能感到充实和幸福的时刻。
C说，“小时候觉得，长大的标志就是可以在夜店里一掷千金，可以为喜欢的姑娘连放十二响礼炮，可以在迷离的灯光里搂着她，数着她小扇子一样的睫毛，可以和不同类型的漂亮姑娘睡不同酒店的豪华套房。”
“后来真的长大了，可以一晚上喝几万十几万的酒了，也可以为不同的科技脸放不同的礼炮，数不同的种植睫毛了，却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快乐，反而刚刚捐款的那一瞬间，就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劲。”
这一年，因为大规模疫情的爆发，荒唐幼稚的我们似乎在一夜间长大，从心系狩猎到心系武汉，也只是短短十几天，我们都在长大，都想为自己的同胞做点什么，都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国难当前，海王放下了手里的烟和香槟，海后的朋友圈也从大尺度性感自拍变成了捐助讯息，波塞冬和美杜莎挽起手臂，他们从上海吴亦凡，北京肯豆又变回了08年那群“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中国人。
2020，旧疾当愈，武汉常安。（另外，发国难财的必死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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