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大年三十，本来不想写什么文章了，但是碰巧看了李子旸老师的一条微博，有点感想，就随便说说，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很简单的几句话，读下来也花不了几分钟。

　　李子旸老师的这点感慨，肯定是因为这次冠状病毒，觉得关键时刻， “知识分子”胡言乱语，制造恐慌，应该收拾一顿才好。

　　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① 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太过模糊。知识分子什么类型都有，有专家型，有人文型的，有杠精型的，也有太监型的，等等等等，不能一概而论，就像李子旸老师这样的也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之一”嘛。

　　所以，就算有胡言乱语的，也不能笼统地都算到“知识分子”头上。

　　② 什么算胡言乱语？

　　人们在危机来到的时候，容易往比较糟糕的方向推测，这是人进化出来的生物本能。乐观主义的生物存活率往往偏低。而且大部分发言者并不是专家，有偏差和夸大是正常的，其实就算是专家也不能确保自己言论一定正确。

　　所以，不能随随便便把有偏差的言论归结于“造谣”“煽动”“胡言乱语”。

　　③ 这些言论有价值吗？

　　当然有。

　　首先，这些发言代表着民间对危机忧虑。如何处理好的话，这种忧虑可以提供一种有益的压力。

　　我们看看世界史就知道，如果完全没有这种压力，危机有时候会用一种更可怕的方式扩展开。因为各国的官僚系统都有类似通病。它们当然想解决危机，所以它们的利益和民众利益确实有吻合点。但是两者并非完全吻合。这也不难理解。看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就能明白这一点。民间表达忧虑，哪怕是失真和夸大的忧虑，也往往能提供一种力量，推动双方利益点的更大吻合。

　　其次，哪怕它本身没有价值，也必须获得表达的机会。

　　因为人本身就是多疑的生物，如果像李子旸老师说的那样，把发声的所谓“知识分子”都狠狠的整一顿，那大家的恐慌可能会更加严重。因为人们很容易会联想到一点：这么整，是不是有人想掩盖什么？是不是真实情况更可怕？

　　④ 这些言论能作为决策最终依据么？

　　当然不能。

　　一个多元社会必然会有多元言论，这是社会健康的表现。这种言论只是博弈的力量之一。如此而已。就像太监型知识分子也可以参加这种博弈，但是最终决策不应该听这些太监的。

　　⑤ 如何对待这些言论，考验的是国家组织的智慧。

　　要求所有言论都正确，这是不合理的要求。但是要求现代国家组织有对待这些言论的智慧，却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⑥ 危机来临的时候，对待恐慌的最好办法就是信息透明、及时、规范。

　　正规组织本来就有公信力的先天优势，只要能做到上面三点，大多数人自然会选择信任。像李老师说的那样“狠狠地整一整”，只会激发惶恐。

　　2003年SARS的时候，我就在北京。在我记忆中，初期谣言确实满天飞。后来新闻机构不再捂盖子，有条不紊地发布感染数字，大家普遍选择了信任，很少有人质疑那些数字。

　　这种公信力靠的不是打压错误的言论，而是坚持透明公开的信息机制。老百姓并不像李子旸老师想的那么蠢。如果当时听了他这样的建议，那场面只会不可收拾。

　　⑦ 清朝的时候，皇帝就立了一个规矩：宦官不许干政，忠心的宦官也不行.....

　　嗯？我怎么扯到这儿了？说乱了。

　　⑧ 从历史上，李子旸老师说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57年反右之后，咱们中国并没有迎来一次大发展，反而出了很大的问题。

　　⑨ 要想理解李子旸老师，请参阅我的一篇旧文：

　　静静，李子暘老师问你们话呢！

　　⑩ 祝各位身体健康，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