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是一本由[美]劳伦·A·里韦拉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页数：4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出身》读后感(一)：重点
去精英公司面试，考察能力是一方面，其实面试官作为精英阶层的守门人，更看重的是你能不能融入圈子，毕竟谁也不想和气场不符的人共事。“精英们”所崇尚的品质就是，这群人照着镜子认为自己所具有的品质。
此书更实际的意义在于指导了如何能进入这些精英公司。要让面试官觉得你具有出身良好的品质，比如说讲求自我实现，具有领导力，精力充沛，自信，机灵等. 需要注意以下细节：
1. 准备可以打动人的故事，那种符合他们价值观的，比如崇尚个人奋斗，自我实现等等。而为了生计工作而奔波的苦情剧则要避免。所有的故事应该happy ending
2.精英式的举止谈吐. 直视他人，身体前倾，仪态自然，穿着得体。（但别自信过头
3.搞点有门槛的爱好 （高尔夫马术这种看着高投入的）。（人类真无聊，搞个爱好还要分三六九等，幸好现在国内没有非常流行这套
最上层1%的群体足以对整个社会面貌和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这个超级财富阶层必然有他们自己的教育选择，因为他们需要通过教育将其财富体面地传递到下一代。
社会顶层的这1%到底是怎么筛选、如何培养？最近广西师大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阶层的自我复制》一书，就聚焦于美国收入最高的初级岗位：麦肯锡咨询、私人投资银行或者高级律师事务所，他们的薪水是同校从事其他工作的毕业生的2—4倍，这是一张通往社会上层的单程票。这些顶尖投行、管理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怎么招聘人才，就决定了高校里的大学生们需要具备怎样的素养。他们所看重的，第一层是你的学校的排名，他们认为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这3到5所顶尖学校的学生一定是最聪明、上进、有趣的人，这些人才理应得到高地位和高收入。这些顶级学校的学生进入公司以后，也有很好的符号效应，因为客户看到公司的员工都是名校毕业生，就会产生信任。这样就建立了高出身-高薪-高品质-高付费的市场链条。
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些拿6位数和7位数薪酬的招聘官，一定要招和他契合的人，也就是他们觉得有能力、有趣的朋友。过去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看一个人学了什么，因此能做什么；但在今天的顶级行业中，更多看的是他的整个人，也就是所谓“人格资本”（personal capital），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素质”。美国版的“素质”看重的是极强的内在驱动力和进取心、丰富的课外兴趣、出色的社交技能，以及在繁多的学习、工作、兴趣之间管理时间的能力。这样的人可以在严苛的工作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够生气勃勃、鼓舞别人的斗志。这些都是从事高挑战、高竞争、高薪酬的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而且，课外兴趣最好是那些高端的休闲活动，比如马术、马球，因为这是其所属社会阶层的信号。“二代”们就是靠这样一套东西被筛选出来的。
我们前面说的“开宝马车的乌龟”走入现实中，是以一套合理的、正当的、有时隐形有时又张扬的逻辑运作的。美国社会看似自由，相信个人努力，但实际上有严格的而且往往是隐形的等级划分。一个有能力向上流动的人，需要在在这样一个既隐形又等级森严的秩序中上下移动，让自己适应它的规定和程序；学会在密集而隐匿的等级关系中自如周旋，既能和他的上级权威套近乎，坐在导师的沙发上，又能与普通人打成一片，开放亲切，这是民主社会的新精英。新精英背后特别讲究一种面对权威或者说拥有特权生活中的自如、淡定、如鱼得水、不卑不亢的气质，这就是教育中所培养的极为重要的“惯习”，它看似简单，但必须从小在各种仪式场合中反复练习，才能镌刻在身体中，流露在言谈举止的细节上。在信息时代，有形的知识已经贬值，非常易得，只有这些无形的惯习才决定“你是谁”，而后者是家庭与学校昂贵的投资后才能获得的。“二代”新精英们就是这样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
《出身》读后感(三)：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精英如何自我复制
顶级公司在招聘时只考虑顶级名校的学生：核心校和目标校，因为他们想要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而名校已经帮助他们做了初步的筛选。
而事实表明，父母收入是预测孩子能否进入顶尖院校的重要指标，富裕家庭的孩子拥有进入顶级大学和顶级工作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优势。
----父母收入高的学生，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而且性格普遍更加外向，帮助他们在学校时获得更多老师的关注，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
---同时他们也有更多机会从事课外休闲活动，并在这些休闲活动中取得更好地成绩。他们的父母培养他们综合能力的意识也更高。
---父母收入高的学生，在社交能力上的表现更佳，光鲜度更高，和顶级公司的契合度也更高。
顶级公司在招聘时会有意诱导名校学生适应精英阶层的奢华生活，促成更多名校生进入公司，因为招聘名校生既能为顶级公司带来声誉，也可以为他们带来业务（名校生本身及其本后的人脉资源）。
顶级公司的面试官本身也属于精英阶层，因其经历的相似性，来自精英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引起他们的认同。
当把一个严重偏向富裕学生的人才输送管道与本身带有阶层偏见的招聘实践组合在一起时，结果就是在顶级工作和顶级薪水的竞争中双重过滤求职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学业劣势和社交劣势转化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造成了后代机会的不平等，循环往复。
阶层和经济状况会对人产生哪些影响？
一个人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学习阶层特有的品味、价值观、互动方式（如礼仪和谈话风格）、自我呈现的模式（如穿衣、说话、肢体语言）和行为方式。孩子直接所处的环境中物质资源的数量，影响着他们参与以及期望参与什么活动、获得以及期望获得哪些机会、做出以及期望做出怎样的行为。对于身处下层的人来说，他们直接所处的环境中有各种现实的物质局限，还要担心如何满足日常生存需要，所以他们常常偏爱实用性的、能立即见效的物品、机会和经历。相反，特权阶层的孩子不需要为生存发愁，因此更喜欢并非直接有用的物品和实践活动，这些东西存在时间较短、抽象、复杂、不易获得，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偏重活动的美学品味、符号意义和表现力。这种基于阶层的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从喜欢的音乐类型到参与的体育活动都有所不同。例如，在选择体育活动时，家庭不太富裕的人喜欢选择经济门槛较低、规则简单的游戏，比如街头篮球或街头足球；而富裕家庭的人更喜欢需要大量训练、昂贵器材或服装的游戏，这类运动只能在专门的场地进行，规则复杂，比如室内网球、壁球或马球。
与经济不平等最直接相关的是，这些模式塑造了一个人对于什么样的教育和职业机会值得拥有，或者可能拥有什么样的机会的看法。例如，家里不太富裕的人在职业选择时更看中国薪资和稳定性，而家境富裕的人则更看重工作过程中的满足感、乐趣以及个人表达等抽象的价值。这些由经济导致的看待世界的分歧和处事立身的差异，引导个人走向与父辈相同的社会、教育和职业轨迹，由此造成了社会在生产。
在就解决问题遇到困难时，有特权背景的学生更有可能寻求帮助，它们甚至在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想寻求提示。这些孩子非常善于在各种课堂活动中吸引老师的注意，获得成功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信息或资源。另一方面，工薪阶层的孩子由于害怕暴露弱点或打断课堂而常常不愿寻求帮助。结果就是，工薪阶层的孩子从老师那儿得到的关注较少，被认为不如富裕的孩子那样动力十足、积极参与课堂思考。从实践的层面来看，由于没有老师的指点和提示，工薪阶层的学生经常无法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这又强化了老师对他们的看法，即工薪阶层的孩子不如富裕家庭的孩子聪明。
在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真个学业生涯中，类似的模式明显地贯穿始终。老师倾向于认为出身富裕的学生更积极、更有内驱力、更有头脑，社交能力也更强，因此对他们的关注比给背景较差的学生更多，对待也更好。
阶层也影响了人们如何在日常互动中评判他人，以及如何被他人评判。这是因为阶层的一些重要维度是直观可见的。无论是劳动工人饱经风霜的手，还是富人们整齐亮白的牙齿，社会阶层体现在人们的身上。穿衣风格、言谈特点，以及可见的搭建消费品（房/车）进一步体现出个人的相对经济地位。但这些阶层相关的信号其实远非中立，它们影响这我们对一个人价值的判断。人们在评价他人时，倾向于认为高社会经济阶层的人比低阶层的人更有能力、更值得信任，也更受人喜欢，连学龄前儿童都显露出这种倾向。这种认为不同群体有相对价值的看法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把哪些人纳入或排除出我们的朋友圈，选择哪些人做我们的配偶、朋友、邻居。
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对优点的定义都反映了精英们的价值观和品质。精英通常控制着社会中的守门机构，因此有权塑造优点的内涵，以及在某一特定领域如何衡量优点。精英们可能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操纵标准，从而维系自己和后代的特权地位，也可能借此排除它们认为对自己造成威胁的群体。
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尤其是社会经济背景较弱的人和少数族裔，更少在工作中披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上层和中上阶层的父母比工薪阶层和中下阶层的父母更有可能清楚，孩子参加有组织的休闲活动会在申请选拔性高校时获得回报，而且他们也能负担得起。来自非特权家庭的学生则更可能认为课外活动与职业前景无关，觉得招聘者真正在意的是成绩、实用技能和之前的工作经历，并据此分配他们的时间。这些想法影响了行为：大学里，工薪阶层学生参加的课外活动比他们的中产和上层同学少得多。但这种把重点放在学业而非社交和课外活动上的行为，反而却限制了他们在毕业时可选择的工作类型和收入范围。即使他们知道招聘者看重课外活动，这些学生在获得正确类型的活动上依然出于劣势。因为他们的家庭根本无法负担招聘公司所看重的那些高端休闲活动。
非名校生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弱的学生更乐意接受公司工作提出的要求，也表达出更想留下来的意愿。而且他们在面对紧张、压力和逆境时表现出了更强的心理适应力和毅力。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也更愿意为集体利益放弃个人欲望。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相较于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学生而言，常常是较差的倾听者，也不太能够准确独处他人的情绪。
顶级公司招聘时看重的一些品质？
聪明：说话简洁明了，才思敏捷，能够在几秒钟内逻辑清楚地回答始料未及的问题
收放自如的情绪管理
解决问题的通用技巧
可以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请面试官提供有助于正确解决面试问题的信息，用组织清晰的语言按要点回答面试官的问题。
文化资本：古典音乐、歌剧、芭蕾、艺术，知名学府的文凭、高地位的课外活动、光鲜的互动风格、以及热情、自立、自我实现的个人叙事。深度参与高地位文化比仅仅数值相关只是需要更高的成本，也更难获得，但对成功地和守门人互动至关重要。
Meritocracy精英统治
成绩是预测工作表现的一个相当可靠的指标。
学校在社会经济层面极度同质化。在哈佛大学，近一半学生的家庭收入位居美国前4%，仅有4%的学生家庭收入属于最后20%。
进入名牌大学，被视为有卓越的智力并且发展全面的象征。决定去排名稍逊的学校，除了意味着可能智力不足外，也常常被解读成学生德行有亏的证据，如判断错误或目光短浅。
休闲活动需要有方法地从事并精通，最终带来成就。如果没有正确地参加正式的高端休闲活动，并达到出色水平——这些时深植于社会阶层的信号——那么候选人就不太可能进入面试环节。
一个人早期的生活经历和父母的资源是日后获得经济机会的重要驱动力。顶级商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超过半数来自收入在全国位列前10%的家庭。即便是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精英家庭的学生也更容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
面试中的光鲜：在让面试官感到放松的同时，自己看起来也很放松，能够跟上谈话的节奏、遵守轮流发言的规则，同时控制谈话的走向；在此过程中表现出兴奋，同时把兴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让自己看起来有信心，又不致太自负。
在招聘的各个环节，从决定在哪里发布职位公告、举办招聘活动，到招聘小组最终做出选择，招聘者都遵循了一系列分类标准和各种衡量候选人潜力的方法，而这些标准和指标都与应聘者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
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我们都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形象来定义优点。
把能够很快成为朋友或玩伴的人变成紧密联系的同事，可以增进初级员工的动力和组织忠诚度，也许可以补偿员工工作的疲惫和任务的枯燥。而一个由志同道合的人所组成的强大社交圈是公司重要的营销工具，年年被用来吸引新的应聘者。
由此产生的问题
1. 同质化的招聘使得公司很难准确判断什么因素能够预测工作表现，因为应聘者在关键变量上的差异太小。换言之，如果某项特质能够最好地预测积极工作表现，具备这项品质的那些人可能从来没有被这些公司聘用过。当前的招聘方法不一定在经济层面对公司最优。
2. 这种精英的复制和不平等貌似是无法避免的，精英及其后代在各种资源上的优势是对精英本身能力和努力的褒扬，如果将这种不平等完全取缔，社会将失去活力。
《出身》读后感(四)：出身决定了人生的百分之几呢(并不严谨的观察和思考)
最近阅读了劳伦·A·里韦拉的这本《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里面介绍了EPS（顶级专业服务公司，包括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招聘流程。全书的各个章节也按此流程展开，从求职季各大公司的校园活动、筛简历，到一面二面，招聘委员会讨论决定等，把其中常见的操作方方法、招聘参与人的想法和影响各个环节决策的因素都比较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具体来说，作者认为偏向特权的招聘之路是这样铺就的：
校园宣讲会环节：
1、公司对不同排名的学校投入的心血是不同的，公司会在一些名单学校组织大量的宣讲、晚宴、甚至是体验之旅，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公司的信息，而这样的了解在面试环节会起到作用。（所以顶尖学校的学生更容易取得优势。）
2、宣讲活动可以为应聘者和公司内部人员建立起一些联系，他们有可能会在后续招聘过程中成为应聘者的支持者，推动他们进入公司。（但是工薪阶层的孩子常常认为学业成绩才是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胜出的关键，所以他们不怎么会利用这个环节来搭建关系，反而是精英阶层的孩子们更有这个意识。因此这又可能为精英阶层带来优势。）
简历筛选环节：
大多数招聘者认为重要程度依次是学校声望、课外活动、成绩、前工作声望、标准化测试、前工作内容、经历一致性、职业发展、多样性。（而前两项指标都存在偏见，尤其是那些受招聘者关注的课外活动，他们认为这能证明求职者的社交能力和素养，但这些课外活动通常是需要付出足够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或者是有一定的人脉关系才能获得和完成的。而很多工薪家庭的学生无法承担这些“精英活动”或者无薪的实习工作。）
面试官的培训环节：
大多数公司倾向于认为，面试是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几乎所有面试培训都是在教面试官该对求职者说什么，而不是教他们如何系统地评估求职者的各项素质。”
一轮面试：
包括破冰闲谈、自我介绍、技术性测试和自由问答。
在破冰闲谈中，主要考察求职者和公司之间的文化契合度，如性格、价值观、玩耍风格、业余爱好。（但是大多数评审人是社会上层或中上层阶级的白人，他们判断契合与否的方法为与他们背景相似的求职者创造了优势，也强化了经济偏见，毕竟契合度大多数是指展现了“昂贵的、白人喜欢的、典型男性化的休闲活动和生活方式”）
在自我介绍中，求职者需要讲好一个故事。（但是最好的故事应该是将人生道路和价值观描绘为受到内在动机、热爱心理、自我实现、甚至美学品味而不是外在激励的指引，是关于个人主义、自我掌握人生方向的理念，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奢侈；或者需要有和面试官相似的个人经历，但面试官的经历通常指的是是中上层精英的人生经历；甚至有些人并不知道需要讲故事，“背景较差的人不想表露自己的出身，担心会被踢出局或者得到不好的评价。”）
另外在这个环节还会考察求职者的光鲜程度，例如社交和沟通技能、仪态和表达能力。例如要冷静、要在和他人互动时营造一种放松的感觉，甚至能够掌握或颠倒面试等级结构，懂得衔接和转换，懂得恰当地兴奋，自信但不自负。（但是光鲜与美国式的、基于阶层的互动风格有关，主导谈话、主动问面试官问题、掌握对话的走向，这些都是富裕阶层互动风格的特点。相比之下，工薪阶层出身的人更习惯服从权威的谈话模式。）
在技术性测试环节。主要考察求职者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但是在案例分析时，结构很重要，但是了解这些回答程序和内容需要参与一些培训、参加一些社团、得到一些面对面练习，而“恰当回答所需的高度程式化的特质，给非核心校的学生和社交圈有限或圈子不够精英的求职者额外制造了不利条件”）
二轮面试：
评审人在二轮面试中会更重视主观的和人际的指标。（因为他们大多数认为技术性知识察在第一轮已经考察过了）
评议和决策环节：
对于那些明星人物和表现糟糕的人决策时间通常很短，讨论大部分聚焦在处于中间的面试者。而此时最常用的指标则是案例表现、光鲜度和契合度（但是这几个要素各占多大的比例因人而异）。与此同时，内部员工的推荐会成为影响决策的外部因素，（但是精英阶层更有渠道和能力获得内部员工推荐）。
所以总的来说，本书的核心论点就是在美国由于这些“黄金工作”的招聘流程存在比较多的主观性、随机性、不专业性，因而助长和导致了偏见的加固、多样性的减少、阶层的固化，看似公平的招聘大门实际上处处在为精英阶层提供便利，而把其它类别的求职者拒之门外。在书的最后作者又简单地补充了一下这种阶级不流动带来的“恶性循环”责任也不能全部由公司承担，高等教育环节的不平等也应该被重视，“高等教育和就业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经济分层系统，成功地减少阶层不平等（或者增加社会流动性）需要同时解决这两个领域存在的偏见”。
这样的补充一定程度上使作者的观点不那么偏颇，毕竟社会不公一定是多种原因导致的，把阶层固化的锅都让企业尤其还是金融法律这种实用主义类行业来背未免有点冤枉，而且试图通过改变阶层跃升的处于尾端的就业链条来改变现状还是有点隔靴搔痒的意味。
另外，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忍不住对照自己身边所见的状况，想对比在特定的行业我们的社会和美国的相似和不同之处，也借此记录一些自己的思考。
必须承认的是，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出身对个人选择、经历、教育和职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所谓“赢在起跑线上”、“含着金钥匙出生”，这样的孩子确实很容易在之后的人生路上遥遥领先、一帆风顺，轻而易举地就碾压大部分人，继续“继承着”甚至跃进更高的阶级之中。在我的高中阶段，就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别人家的孩子”是多么不可企及，他们无论是在性格、智力还是社交能力上都非常出色。而在后来的高考、大学、研究生甚至就业阶段，这些优秀的学生基本也是不负众望地一骑绝尘。我们望而却步的一线城市，对他们来说甚至只是就业的过渡选择，他们更乐于从事更国际化的职业。毕业即有房有车是标配，环游世界也绝不是值得称为梦想的东西。出身好的人，很多确实始终是一个标准的人生赢家。我的舍友曾对我说，她每次想到朋友那顺遂无忧的生活，再回头看看自己的奋斗历程时，她都努力告诉自己不可以沮丧，毕竟她无法以个人的努力对抗人家两代甚至三代人的努力和积累。确实是这样，这大概也就是《出身》这本书中作者所说的“精英阶层的再复制”。
但是，其实也仍旧有差异存在。在我目前的观察和体验中，似乎在法律行业，阶级特权带来的优势在就业上并没有美国那么明显。我觉得，在法律行业内想要实现阶层跃升（以收入来划分的阶级）还是很有可能的。根据看到的中国各大顶级律所的实习、招聘要求，毕业院校、成绩和绩点显然是摆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首先，名校毕业的学生当然具有先天的优势。而由于中国的高考、研究生考试等制度相对公平，考进名校这件事也确实是可以经由个人努力去完成的，即使存在例如课外辅导等投入的差异，但是以分数而不是其它指标作为门槛对于大多数非特权阶层的学生来说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方式。很多人认为唯分数论是残害学生的一种教育体制，会导致知识的异化，但是不知道是否还有比分数或考试更客观的方式选拔人才？或者是是否可以在考试的前端去矫正教育的方式和广度，而不是责难考试这个方式？像之前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某小学以孩子们课外参加艺文、体育、科技活动的次数来作为成绩的一个部分，而不仅仅看考试成绩，于是各个家长都在课外拼命带孩子参与活动、收集票根等等。但是很显然地，通过这种方式决定孩子的成绩，甚至影响他们的升学，其实是更不公平的，因为这本质上是家长之间的“军备竞赛”，是比拼家长的经济实力、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本。这更会强化精英的自我复制，导致较低阶层的恶性循环。因此，在目前的状况来看，一些大律所设置的门槛标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另外，大律所看重的大学学科成绩、绩点、英语成绩，更是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获取的。本科学习中几乎不需要额外在课外辅导上付出投入，只要个人认真学习、阅读、研究，就基本可以取得相匹配的成绩。特权阶层在这个环节很难得到捷径，即使有，普通的学生同样可以通过努力取得和他们一样的结果。
除以上之外，律所看重的实习经历，其实也是可以通过个人实践和努力去获取的。就我在去红圈律所寻求实习的体验而言，在简历上我的经历比较普通，大概是毕业学校和学习成绩成为入选的重要因素。而笔试环节需要写的一张试卷无一例外全是专业知识和英语知识。到了面试环节，三个面试官抛出的问题从论文到案例分析都有，除了简要的了解情况之外，他们并不是特别关心我的业余爱好、成长故事。而只要回答得准确、逻辑严谨、有理有据，基本上就能够得到录用的通知。在我有限的几次面试经历中，我的感觉是，律师事务所想要的是热爱律师行业且专业过硬，能实实在在做事的人；而不会特别在意你的社交经历、课外活动等，至少绝不是占最大比重的参考因素。 而且，在一些朋友最终的就业结果上，也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个过程。这可以分两个维度来讨论，一是我身边有一些出身农村或工薪家庭的同学，最终都通过努力进入了好的律师事务所或顶尖的公司等，他们的求职过程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特权的阻碍，因为他们在自身可以努力的范围内做到了最好，而律所通过这些成绩和实习经历而不是其它条件定义了他们的优秀。而另一方面看，这些没太多特权的同学，多数都倾向于选择去好的律所和公司工作来获取高的收入甚至实现阶层的流动。当然还有一些特别优秀的精英同学也会进入这样的公司，但这不是我想讨论的重点。只是就目前可见的状况来看，那些真正特别优秀的、成绩好的，或者说是大家能够看得到他们扎扎实实的个人努力的人，很少会因为其他因素的阻碍而停止或被阻挡在光鲜世界的门外。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不少精英阶层的同学更倾向于选择进入体制内进行工作，尤其是一些家庭明显处于中上层阶级的同学、女性，这样的选择就更加普遍。可能是体制内相对稳定轻松的工作氛围使然，让出身已经足够好的同学不想再过于拼命地奋斗，但也有可能是相对于律师事务所、大公司，在目前的社会中进入体制和在体制内的工作更容易享受一些社会关系带来的优势，也更方便实现精英阶层的再复制，更容易抓住那份已经握在手中的门票。
不过，我也完全明白，这种“身边即世界”的观察还是很狭隘的，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我身边的那些出身农村的朋友，他们可能距离真正的底层还有一段距离。也有可能我们只看到了他们表面传统而公道的晋升之路，但是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或许也可能享受了一些特殊的利益和人脉等等。还或者是我们的视角已经不自觉地被精英化自私化了，作为既得利益的享受者，我们却喜欢把很多并不属于自己的努力美化和归功于个人奋斗……所以这只是一篇没有经过调查的可能非常偏颇的主观感受……
所以还是引用书中的那段话来提醒自己，
“当然，还是有少量人流进或流出精英群体。有背景平平的人进入顶尖机构，也有些特权出身的人被拒之门外。这样的流动呈现出一种形象，仿佛进入精英群体的通道是具有渗透性的，使选拔看起来不带偏见，依据的是个人能力而不是社会出身。同时也形成了对不平等的容忍，因为它制造了一种认知，即精英的顶层位置是理所应得的。尽管存在这些少数的例外，但在现实中，从社会最底层一步步登上经济阶梯最顶层的情况愈发少见。”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社会不公在任何一个环节上的表现。就像在美国，其实已经有“多样性”监督的制度，有些公司由于当年招聘进来的人员在性别、种族或者少数群体的比重太低而有遭到警告甚至处罚，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监督。但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似乎还未见踪影。
所以尽管存在一些流动的可能性，但是也存在着很多或明显或隐秘的不公，在大的方面，这需要我们完善从教育到就业各个链条上的制度。但是在更细节的方面，我觉得我们也需要矫正对于所谓优秀的定义，它当然不仅仅指成绩或课外活动，它不应该被出身、收入、阶层偏见所绑架，它应该有更多的内涵，应该更多元、更包容。同时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矫正的意识、破除偏见的意识，要警惕以自己去定义他人，以狭隘的标准去评判和断定他人，这些其实就是生活中最微小但杀伤力甚强的不公。
《出身》读后感(五)：第一章 进入精英阶层（选摘）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努力工作，而不是高贵的血统，是成功的关键。教科书、报纸、小说中充斥着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笔下的故事，即个人凭借强大的动力和坚韧最终跻身上流社会。这些故事，无论聚焦于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传奇经历，还是《风雨哈佛路》（Homeless to Harvard）式的个人奋斗，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社会和经济地位是努力争取来的，不是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上层人士之所以处于上层，是得益于他们的智慧、不懈的努力和强韧的性格。下层人士之所以处于下层，是因为他们有不足之处。
尽管很多人坚信努力工作会有经济回报，也相信无阶级社会的神话，但今天美国的经济比许多西方工业国家更不平等，社会流动性更低。事实恰恰和我们的民族信条相反，在我们国家，从收入微薄到变身大亨，或者从富裕阶层跌落至穷困潦倒的概率都很小。美国经济阶梯中的上层和底层黏性很强：收入位于全国前1/5或者后1/5的家庭，其子女往往和父辈处于同一个阶层。位于经济等级顶层的家庭，其子女基本上垄断了通往好中学、名牌大学、高收入工作的途径。
这产生了一个明显又紧迫的问题：在这个入学依靠个人素养，招聘要求机会平等的时代，这种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是如何发生的？很多学科中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仔细考察了国内外的历史经济变化、社会政策以及技术因素，分析它们如何导致财富和收入集中到最富裕的人手中。这些研究向我们揭示了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未能解释经济特权（economic privilege）如何且为何能够不断地传给下一代。
文化社会学家近期开始关注特权的承袭。他们聚焦于学校，阐释了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如何将优势传递给子女，从而让他们的孩子在正规教育中处于上风。我们知道，即使是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精英家庭的学生也更容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但这种情况是怎样出现的，又为何会出现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向掌管高收入工作的“守门人”——招聘者寻求答案。能否获得一份工作、进入某个收入阶层，最终取决于招聘者的决定。他们的聘用决定对应聘者个人的经济发展路径，以及更大层面上的社会不公平影响重大。我认为，在招聘的每个环节，从决定在哪里发布职位公告、举办招聘活动，到招聘小组最终做出选择，招聘者遵循了一系列分类标准（“筛选”）和各种衡量候选人潜力的方法（“评估指标”），而这些标准和指标都与应聘者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这些看似与经济无关的指标，最终共同导致招聘过程根据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筛选学生。
“出身”是精英公司的招聘者用来形容候选人成就纪录的简称。“出身名门”就算不是必须的，至少也是十分被看重的特点。出色的个人成就（如进入一流大学，曾是常春藤高校校队的运动员，或者早早地在高盛集团实习）被解读为申请人智商高、渴望成功、有良好职业素养的证明。招聘者把出身视作一项纯粹依靠个人努力和能力获得的特质。然而，这个词的本义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使用，意思近似于不需要努力，依靠继承而获得特权，是名副其实的“家族谱系”（ancestral line）。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词已经表达了我的核心论点，即录用决定表面上只取决于应聘者的个人素质，但实际上深受应聘者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在21世纪，一个人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他是在华尔街上班，还是在布衣街工作，以及能否到达国家经济阶梯的顶层。
过去，美国精英再生产的形式是父母将公司的掌管权或是家庭财富移交给成年子女。今天，经济特权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采用的是更间接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体系完成。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分层和经济不平等最重要的工具。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30年间扩大了将近一倍。现在，四年制高等院校毕业生的收入通常比高中毕业生的收入高80%
尽管高等教育在过去50年内快速扩张，“每个人都能上大学”的国家话语开始流行起来，但富裕家庭的孩子仍然是高校生源的主体。收入位列前1/4的家庭中，约80%的孩子能获得学士学位，而后1/4的家庭中，仅有约10%的孩子能获得同样的学位。在选拔性高校，家庭收入和入学率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事实上，如果控制了种种与成就有关的上大学之前的特征，父母收入是预测孩子能否进入全国顶尖院校的重要指标。这种影响持续到了研究生教育，顶级商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超过半数来自收入在全国位列前10%的家庭。
许多美国人喜欢仅用个人抱负和能力来解释这种差异。但研究表明，收入较高且受过教育的父母会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优势传给下一代，使他们在获得学业成功和高校入学竞争中领先一步。学者常把这三种优势看成“资本”（capital），因为每一种都可以兑现为获得符号性或实质性回报的途径，比如获得有声望或高收入的工作。
收入、财富和其他类型的经济资本是富裕父母能支配的最明显的资源，他们通过这些让孩子获得教育上的优势。简单来说，富裕的家长能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钱，而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经济资本为孩子提供教育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择校。美国是少数几个公立中小学的教育资金主要取决于特定区域房产价格的西方工业国家之一。这样一来，高质量的公立学校就过度集中到了房产价格最高、居民最富裕的地区，而高收入家庭更有能力住在有高质量学校的地区。实际上，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富裕家庭来说，学校质量成为他们选择居住地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优越的经济条件也让父母能够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而无关他们住在哪里。在一些主要城区，私立学校从学前班开始，每年的学费可以达到将近4万美元。
通过以上种种方式，富裕家庭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可能进入好的中小学，这些学校的学生人均花费更多，师资更雄厚，能提供更前沿、更丰富的学习资料和资源。在高中阶段，经济条件好的孩子能进入好的学校，这些学校有大量的荣誉奖励，丰富的先修课程，以及各种运动、艺术、音乐和戏剧项目，此外还有人员训练有素的大学咨询办公室提供相关信息。这类学校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社交能力，也能帮助他们打造一份有竞争力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这在申请高校时非常有用。综合这些优势，选拔性高校的录取委员会对以成绩优异而闻名的学校的学生青眼有加。简而言之，孩子上的中小学很大程度影响了他们能否进入大学，以及进入什么样的大学。资源丰富、教学能力强的中学主要由富裕家庭的孩子占主导，他们比住在低收入社区、在捐赠较少的学校就读的学生更有可能进入四年制大学或选拔性院校。
由于大学学费昂贵，所以父母的经济状况影响了孩子申请哪所大学（或研究生院），以及最终进入哪所学校。如社会学家亚历山德里娅·沃顿·雷德福（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最近对高中毕业生代表的研究所示，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尖子生不会申请知名的四年制私立大学，因为这些学校学费高昂。通过阐明金钱和与文化有关的知识如何共同起作用，亚历山德里娅指出，一些人本来有资格从学校获得丰厚的奖助学金，却没有递交申请，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机会。另一些人则在准备经济资助所需的大量文件时困难重重。相反，富裕家庭的孩子在选择学校时考虑的是非经济因素，如学习条件、课外活动资源，以及自我感觉是否与学校或与那里的学生群体相契合。
进入校园后，父母的经济支持帮助孩子弥补了学费和生活费的开销。家庭富裕的孩子不需要为钱找工作，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学业和社交上，也能接受无薪实习，这些有利于他们在大学获得成功，建立有价值的社会关系，获得好的就业机会。而那些为了支付学费不得不兼职或者全职工作，或者还要给家里寄钱的学生则享受不到这种奢侈。总而言之，有更多经济资本的家长可以较容易地让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打造大学录取委员会青睐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也能让孩子全身心地享受大学生活。
不过，金钱只是一部分原因。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地位和范围——也十分重要。父母的社会关系能为孩子提供获得重要机会、信息和资源的途径。例如，处于同一社会网络的家长可以沟通学校里哪些老师最好，分享博得校长或教练青睐的诀窍。同样，如果联络得当，他们还能促成私立中小学、大学或实习申请的成功。此外，学生自己的社会网络也能起作用。拥有想要上大学的朋友和同伴能塑造学生对未来的期望，激发他们的斗志，而且这些朋友也能对如何准备大学申请提供内行的指点。
最后，文化资源，即我们用来闯荡社会的各种知识框架、观念框架、解释框架、行为框架，也是精英再生产的重要推动力。这类资源不可见，所以人们常常意识不到它们也是制造不平等的机制，而将其与个人能力混为一谈。然而，文化资源的确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一个人通往社会阶梯顶层时发挥巨大作用。文化塑造着人们的抱负和世界观，影响人们在日常互动中的评判以及如何被他人评判，也影响着人们能否成功应对社会的各个守门机构（gatekeeping institutions），由此使得优势（和劣势）不断延续。
我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学术界对特权如何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的认识。他认为，一个人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学习阶层特有的品位、价值观、互动方式（如礼仪和谈话风格）、自我呈现的模式（如穿衣、说话、肢体语言）和行为方式。孩子直接所处的环境中物质资源的数量，影响着他们参与以及期望参与什么活动、获得以及期望获得哪些机会、做出以及期望做出怎样的行为。对于身处下层的人来说，他们直接所处的环境中有各种现实的物质局限，还要担心如何满足日常的生存需要，所以他们常常偏爱实用性的、能立即见效的物品、机会和经历。相反，特权阶层的孩子不需要为生存发愁，因此更喜欢并非直接有用的物品和实践活动，这些东西存在时间较短、抽象、复杂、不易获得，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这种基于阶层的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从喜欢的音乐类型到参与的体育活动都有所不同。例如，在选择体育活动时，家庭不太富裕的人喜欢选择经济门槛较低、规则简单的游戏，比如街头篮球或街头足球；而富裕家庭的人更喜欢需要大量训练、昂贵器材或服装的游戏，这类运动只能在专门的场地进行，规则复杂，比如室内网球、壁球或马球。
与经济不平等最直接相关的是，这些模式塑造了一个人对于什么样的教育和职业机会值得拥有，或者可能拥有什么样的机会的看法。例如，家里不太富裕的人在职业选择时更看重薪资和稳定性，而家境富裕的人则更看重工作过程中的满足感、乐趣以及个人表达等抽象的价值。这些由经济导致的看待世界的分歧和处世立身的差别，引导个人走向与父辈相同的社会、教育和职业轨迹，由此造成了社会再生产。
阶层也影响了人们如何在日常互动中评判他人，以及如何被他人评判，这是因为阶层的一些重要维度是直观可见的。无论是劳动工人饱经风霜的手，还是富人们整齐亮白的牙齿，社会阶层体现在人们的身体上。穿衣风格、言谈特点，以及可见的大件消费品（如拥有什么样的房子或车子）进一步显现出个人的相对经济地位。但这些阶层相关的信号其实远非中立，它们影响着我们对一个人价值的判断。美国人在评价他人时，倾向于认为高社会经济阶层的人比低阶层的人更有能力、更值得信任，也更受人喜欢，连学龄前儿童都显露出这种倾向。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特（Michèle Lamont）将这种认为不同群体有相对价值的看法称为符号边界（symbolic boundaries），它影响着现实中区分不同社会经济阶层成员的社会边界和不平等。它们影响我们在哪些人身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把哪些人纳入或排除出我们的社交圈子。由此，阶层影响着我们选谁做朋友、邻居、配偶，以及本书所展现的，谁会成为新员工。
最后，文化塑造了守门人如何定义并评估优点（merit），他们控制着获得有价值的机会或奖赏的渠道。不同于美国人的一般看法，优点不是一个人身上固定的、能随时在不同场合表现出来的内在属性，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植根于社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对于什么构成了价值的文化理念。例如19世纪时，受盛行一时的进化论和种族生理差异观念的影响，人们认为头的大小可以有效衡量智商高低。而现在，大多数人对于根据卷尺测量的头骨大小来分配大学入学名额或工作名额的想法可能会觉得可笑甚至感到害怕。但在每个时代，对什么是优点，以及更重要的，哪些群体优点多、哪些群体优点少的看法，影响了谁能走上高声望、高薪水、高影响力的位置。
优点的构成并非价值中立的，它们潜伏在社会广泛的权力斗争中。例如上文提到的以头骨大小衡量智商的做法源于欧洲白人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论证殖民主义的合理性，以及种族压迫的合法性。同样，如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的研究表明的， 1920年代以前，一个人能否进入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主要取决于学科测试以及所展现出的智商。然而，随着犹太人入学数量的增加，以及反犹情绪的高涨，优点的定义发生了改变。为了排除犹太学生并保障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优势，选拔时对智力才能的重视变成了关注一个人的“个性”（character），这体现为申请人参加的体育运动、课外活动，以及可感知到的男性气概。对个性和全面发展的重视延续至今天的大学录取。由此可见，优点的内涵不断演变，既塑造着某一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又为这种关系所塑造。
但有一点亘古不变，即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对优点的定义都反映了精英们的价值观和品质。精英通常控制着社会中的守门机构，因此有权塑造优点的内涵，以及在某一特定领域如何衡量优点。精英们可能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操纵标准，从而维系自己和后代的特权地位，也可能借此排除他们认为对自己造成威胁的群体，如上面例子中的犹太学生。当然，重要的潜意识过程也在起作用。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我们都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形象来定义优点。你可以问任何人——无论他处于哪个社会阶层——什么是好学生、好父母，甚至什么是好司机，答案通常是在描述他们自己那类学生、父母或司机。由于精英常常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因此毫不奇怪，无论社会的守门机构怎样定义或衡量优点，精英总是看起来优点更多。从而文化对精英再生产的影响除了通过塑造抱负、价值观、行为，以及个人在日常互动中如何被他人评判之外，也规定了掌管通往权力、声望和财富渠道的守门人以何种方式定义优点、分配有价值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