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林，中国内地作家，大专学历，九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中国当代作家协会首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现为株洲市中共党史学会理事，耿飚将军研究会会长。
“知识青年”这个说法,硬要在我的阅读层面上去摸的话，我认为他在近代经历两个阶段。第一是知识青年这个词产生发展的年代，第二呢，是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进了城，到了一定时期，掌握了政治.文化上一定的权力之后“忆苦思甜”的年代。对于伟人当年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城里的小青年放到农村去，我想是出于教民之外，还有就业方面的因素在里面。我一直搞不懂，伟人当年为什么把这些小青年叫做“知识青年”，干嘛起这么一个文明的称呼呢？文明这个词的内涵到底在哪里？城市文明有这个词，农村文明读起来就显得有些新鲜别扭。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对知识的看重如何,我不清楚，我认为伟人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就“知识青年”这个词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来讲，在我的阅读视野确实是城市文明里头一代人的伤痛。诗人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是难以忘怀的。不过我对知识青年的看法是缘于我的经历与我的父亲。
在那个年代我家也住过知识青年。
在那时，父亲是乡下难得一找的人才，醴陵的老三中毕业。走出学校就在大队上干起了会记，没满二十就教起了书，没多久就当上了校长。我没出世父亲就与伯父分了家，老的土墙屋被劈成两半，我家五口挤在两间半的屋子里，连灶都砌在堂屋人家敬家神的地方。吃饭时，能见到猪潲“咕咕咕”冒的泡，边吃还得边品新鲜的猪潲味。在当年，我们家是幸运的，来我们这的十多个知青，有两个分在父亲教书的学校教书。当年的学校的布局一南一北两间土墙屋，中间一操场。因教室少，父亲还得把教室安排到一些人家。两个女知青不知走什么运，住进了我家后面的房里，得，我家五口挤在前头一间房里了。
父亲命我三兄妹把两个知青叫“余姨唧”“刘姨唧”。
她俩上完课经常跑回来帮母亲干活，折些“飞机”“手枪”给父亲手下的两个“兔崽子”玩。在我的记忆中，她俩一身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干净的，找不到一点泥巴。说话走路与我们身边的人有明显的区别，粗野与她们沾不上边。
这两个知青教了多久的书，在我家住了多久，我都没有准确的记忆。她俩离开时，我已经能去河里摸螃蟹了。正好是我去河里摸螃蟹，一到家，母亲告诉我她俩走了。不知怎么，我忍不住流了泪。我也看见母亲老是无缘无故的擦眼睛。从此，这两个知青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好象在人间蒸发了。父亲说，其实这两个知青来我们这一天能跑好几个来回，她们就住在我们的醴陵城。
后来，知识青年们开始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忆苦”了,弄起了伤痕思潮。我父亲反映强烈，他说城里人命就是比乡下的富贵，有点什么事就可以闹，今天不行，过个几年几十年也要讨个公道。乡巴佬命就是贱，吃苦受累忍气吞声一世，一个屁都不能放，放了也没人理。
他的两个“兔崽子”其中就有一个是在他的这种思想下熏出来的。
有次，父亲突然不准他去上学，在生产队承包了一口水面有好几亩的大池塘，令他在家养鱼。那可是越热越要草的差事，晚上还得防着贼。结果没干上半年，那个“兔崽子”哭着喊着找来一大帮亲戚向父亲求情，他要去读书。从这以后，他在班上总是前几名。不过，他每次回来向父亲汇报，父亲还是会绷着一张脸。最终考了个名牌大学，成了一名北京人。这事，在我们当地是很著名的。父亲教书一辈子，应该说这是他做得最实际最成功的教育范例。不过，父亲一直想去北京，到死也没去成。
那两个知青也好，父亲培养的那个崭新的北京人也罢，我一直在探寻他们离开乡下就不愿再回来的原因.......
去年，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同我讲，他说现代的教育真的出了问题，有一次他上课时讲，农民兄弟面对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讲起了湖南农民的“双抢”，北京与上海来的研究生问他；湖南农民的双抢是抢火车还是抢飞机。搞得他哭笑不得。
近几年，湖南卫视弄了个“变形记”的节目，支持的人很多。如果说当年的知识青年是一场政治运动，那“变形记”只能是自发的民间行为，他们的目的是不是一样的呢？在伟人这个前无古人的壮举面前，我还能说什么呢？或者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说的话都是废话，那我就只能站在历史长河边上说一句，不能说，那就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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