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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现代性与大屠杀》 有感
日期:2022-03-24 03:35:00 作者:wonder 来源:文章吧 阅读:
  “大屠杀最震撼我们心灵的,或许不是被屠杀的命运也有可能落到我们身上,而是想到,我们也可能去进行屠杀;过去我们有可能这样做,如果有适当的条件,现在我们仍有可能这样做。” 英国社会学家齐•鲍曼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关于大屠杀的研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学者往往存在两种倾向: 其一,关注大屠杀的德国特性和犹太特性,也就是将其视为犹太人历史中的一个事件。把大屠杀的说明集中在它的德国性和犹太性上,也就将罪行归咎于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这事实上就赦免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一切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 国家里,它与我们无关,与我们的文明本身无关,只是文明进程中一个非常态的痼疾而已。 就像鲍曼所说:“这也许对大屠杀所在的社会有所诊治,然而却几乎不能增加我们对这个社会正常状态的理解。”其二,将大屠杀看作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也就是将大屠杀视为类同于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类人种、文化或者种族之间的压迫与迫害中的一项,只不过是较突出的一项。将大屠杀视为社会的常态的方式,使学者们力图从大屠杀与其他种族屠杀的共同性中寻找原因,因而大屠杀的解释必然牵涉到人类一种原始的、在文化上无法磨灭的自然“属性”——比如洛伦兹提出的本能攻击性等。或者会被置于最可怕和最邪恶的——但理论上仍是可接受的——种族灭绝中去。无论选择哪种方式,结果都是一样。大屠杀被搁置到人们熟知的历史之流中。而鲍曼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另一种观点: 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大屠杀式的现象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

  书中还提到受害者们配合进入被屠杀的境地却不反抗的现象,鲍曼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为受害者的“理性选择”。鲍曼解释道:“大屠杀经历在其所有恶果中展示出来的是行动者之心理(一种心理现象)与行动之理性(对行动者而言依其客观的后果来衡量)之间的区别。只有当这两种理性共鸣和重叠的时候,理性才是个人行为的好的指导。否则,它变成了一件自杀的武器。” 纳粹首先建立了犹太管理委员会,将犹太人中的领袖人物控制住,因为“希望身份群体一旦被剥夺了领袖和核心权威,就会成为一团散沙,不能坚守其自我认同,并最终丧失防御的权力”就是这种 “拯救你能拯救者”的策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直到被送到毒气室为止。在这一过程中,犹太人之所以配合,是因为他们具有理性,“犹太人因此能够在其压迫者的控制下活动,更快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把自己的死亡拽得更近,然而引导他们行为的却是经过理性解释的目标,那就是:继续活下去”。看起来这是一个悖论,犹太人为了活下去却将自己推向离死亡更近的一步,但是这种现象确确实实存在,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犹太人已经被卷入整个权力结构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逃脱或者说理性选择后逃脱的代价太大,另一方面则是道德让位于理性选择,对于犹太人来讲牺牲别人性命来保全自己无疑是最具有理性的选择。正是行动之理性与行动者之理性的不调和并且在最后放弃了道德这一重要的力量,才造成犹太人最终自己配合进入被屠杀的境地。

  “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而另行选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鲍曼对于现代性的反思要求人类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无条件地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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