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老家，立马进入中老年作息。晚上八九点入睡，早上五六点醒。如果我在上海能这样过活，也不至于落的一身伤病。在上海，九点以后才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时间。乡下的晚上，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熬夜的。既没有金迷纸醉的夜生活，也不用思考人生到天明。
晚上七点钟不到，整个村庄就暗下去了，只有家家户户门窗里透出的灯光。九点钟左右，村子几乎都黑了，沉睡到早晨。直到东边的墙头亮了起来，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日子是新的，可生活还是旧的。今天只是在重复昨天罢了。
“豆腐哟……卖豆腐了哟……”卖豆腐的女人来了，她把声音拉得悠长。尖细又刺耳，穿透了整个村庄。闻声者推开家门，或走到后院伸头张望，不知这女人把豆腐带到哪里去了。
我起床后，太阳已经爬上了树梢，离东边的屋檐越来越远，天也越来越亮。蒙蒙的雾气笼罩着村落，周围的一切离我很远又很近。
院子里有鸡鸣，猫狗也在叫。树上传来不同的鸟啼声，清脆响亮。路边的手扶拖拉机走过，“嘟嘟”声入耳，再渐渐消失。卖豆腐女人的叫卖声，就是混杂在这里面。
我从小就对卖豆腐的女人有一种想象，觉得她们一定是美艳动人又楚楚可怜的少妇。不然男人们也不会用“那小女人”私下评议她们。
有很多次，爸妈常常给我两元硬币，让我跑去叫住“那小女人”，拎两块豆腐回来。我看到她把自行车停下，支稳了脚架，问我要多少。
我仔细打量她：她瘦巴巴的，皮肤暗黄，长的也不好看，头部被村妇们喜欢戴的黄色三角巾包裹着，我妈就有一条。那女人只露出一双眼睛，怯生生地看着周围。似乎每一个上门叫卖豆腐的妇人，都是这样的形象。
一起过来买豆腐的，还有村里的男人。他们喜欢占她便宜，油嘴滑舌一番，跟她多要点豆腐吃。
她车座的两边放着两个箩筐，里面平整地躺着白嫩的豆腐，并用白色的笼布包着。“卤豆腐，今天刚做的，绝对好吃喽！”她笑着说，生怕我们嫌弃她的豆腐。但佯装的笑意，满是凄凉。我说：“给我称两块钱的。”
她用细长的小刀划开一块，放到杆秤上，把秤砣滑到一边，杆子打得高高的，打好了还递给我看，用她那尖锐的声音说：“多送一点给你。”
我看不懂那种秤，什么也没说，塞给她钱。她接过，把豆腐用塑料袋装好，我就提回来了。没走出几步， 身后又传来“豆腐哟……卖豆腐了哟……”的声音。
这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卖豆腐的女人骑着自行车，在村里走了一趟又一趟。她走过一片片田埂。那些刚收割完的稻地，已经被绿油油的麦子抢占。庄稼一望无际。才出牙的麦子，将在那里默默熬过一整个冬和春。
今年回家的次数多，比往年多住了几个月，让我惊讶的是，现在每天依然能听到走村串户的叫卖声。只不过那尖细的女声，变成了生硬的喇叭声在重复。自行车也变成了电动三轮车。杆秤也早就换成了电子秤。至于那买豆腐的人，也是换了一波又一波。
不止豆腐，还有一些人卖杂货和水果。我在家这几天，傍晚时分，常听到“卖煎饼、油条、鸡蛋糕、咸菜、味精哟”，“卖苹果、橘子、甜梨哟”。我爸妈偶尔叫住小贩，买点大饼回来晚饭时吃。
上门叫卖的都是女人，十几岁的少女，到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妇女，就是从来不见男人做这行当。村里人就觉得，男人应该扛着农具在田地里种庄稼，在大城市的工地里搬砖，在工厂不停操控着机器。这种小打小闹的伙计儿，终究是女人家的营生。
以前过年的前几天，家里都要囤几盆豆腐，那时候没有冰箱，年货都放在结了冰的大水缸里。我妈每天要从水缸里掏两次豆腐出来。
这些豆腐是在村里专门打豆腐的人家买的。那个打豆腐的女人，是我同学的妈妈。她也瘦巴巴的，头发总是乱糟糟的，沧桑得很。如果有人说我同学的妈妈是打豆腐的，我同学会很生气。
同学家中了许多树。他家院子里的无花果树、石榴树，瓜秃秃的。聂鲁达早就体会到了这种美，“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不过我最喜欢他家的柿子，它们像灯笼一样挂在枝叶间，金黄金黄的，将整棵树点亮。冬天的农村，就属它最好看。
在锅屋打豆腐那几天，她家里里外外站满了人。屋外冷风飕飕，屋内热气腾腾，很是热闹。每出一锅，她就会倒满整整一大桶豆花，盛一碗给我喝。我喝着热豆花，温暖又香甜。不过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过年很少有人家打豆腐了，爸妈去门口买上几斤，就够过年吃的了。我已经十几年没见过那个同学了，虽然我们只隔着几条路。同学的妈妈也五六十岁了吧，应该早就不卖豆腐了。
今早起床，不远处有几户人家在做饭，从烟囱里冒出的袅袅炊烟，把整个村庄衬得愈发的古朴静谧。我看到母亲在后院种的青菜、朝天椒和蒜苗，也给了这片土地增添了一片绿。
这些年，家里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母亲饭前去摘一些，配上豆腐。把豆腐煎着吃、炒了吃、煮了吃，马上做出一盘香喷喷的热菜。
我喜欢乡下的早晨，这些时刻，总让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虽然它们已经存在几百上千年了。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卖豆腐的女人，就像眼前升起的过往云烟，也都消散每一个日出日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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