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藏书忧

　　【名家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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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搬了好几次家，

　　每次搬的时候都引来许多围观的人。

　　家具没有什么好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递接不完的书。

　　搬前几星期就得请几位学生帮忙，把架子上的书，

　　按次序拿下来，扎成一捆捆的。这是个劳累活，

　　有两位学生手上还磨出了水泡。搬的时候采用流水作业，

　　一排人站在楼梯上，一捆捆传递下去。

　　书不像西瓜，可以甩着来，一捆书太重，

　　甩接几次就没有手劲了。摔破一个西瓜不要紧，

　　摔坏了书却叫人心疼。

　　因此，这支小心翼翼的传送队伍，

　　确实是很有趣的，难怪人们要围观。

　　我当然称不上什么藏书家。好书自然也有不少，

　　却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和善本。

　　我所满意的是书房里那种以书为壁的庄严气氛。

　　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

　　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

　　走进书房，就像走进了漫长的历史，

　　鸟瞰着辽阔的世界，

　　游弋于无数闪闪烁烁的智能星痤之间。

　　我突然变得琐小，又突然变得宏大，

　　书房成了一个典仪，操持着生命的盈亏缩胀。

　　一位外国旅游公司的经理来到我的书房，

　　睁大眼睛慢慢地巡视一遍，

　　然后又站在中间凝思良久，

　　终于诚恳地对我说，“真的，我也想搞学问了。”

　　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玩的，后来另一位朋友告诉我，

　　这位经理现在果真热心于跑书店，

　　已张罗起了一个很像样子的书房。

　　我想，他也算是一位阅尽世间美景的人了，

　　何以我简陋书房中的杂乱景况，

　　竟能对他产生如此大的冲撞？答案也许是，

　　他突然闻到了由人类的群体才智结晶成的生命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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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曼·罗兰说，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理的单间。

　　书房，正与这个心理单间相对应。一个文人的其他生活环境、

　　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房能传达他的心理风貌。

　　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

　　我的家一度在这个城市的东北部，一度在喧闹的市中心，

　　现在则搬到了西南郊。屋外的情景时时变换，

　　而我则依然故我，因为有这些书的围绕。

　　有时，窗外朔风呼啸，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帘，

　　坐拥书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详。

　　是的，有时我确实想到了古代的隐士和老僧，

　　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

　　然而我终究不是隐士和老僧，来访的友人每天络绎不绝。

　　友人中多的是放达之士，一进书房便爬上蹲下，

　　随意翻阅。有的友人一进门就宣布，不是来看我，

　　而是来看书的，要我别理他们，照样工作。

　　这种时候我总是很高兴，

　　就像自己的财富受到了人们的鉴赏。

　　但是，担忧也隐隐在心头升起，

　　怕终于听到那句耳熟的话。

　　那句话还是来了：“这几本我借去了！”

　　我没有学别人，在书房里贴上“恕不借书”的布告。

　　这种防范密守，与我的人生态度相悻。

　　我也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

　　朋友间若有钱物的需要，我一向乐于倾囊。

　　但对于书，我虽口头答应，心中却在嗫嚅。

　　这种心情，大概一切藏书的学人都能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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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人借书，出于以下三方面的担忧。

　　其一，怕急用的时候遍找无着。

　　自己的书，总或多或少有内容上的潜在记忆。

　　写文章时想起某条资料需要引证，

　　会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个书架，把手伸到第几层。

　　然而那本书却不在，这下就慌了手脚，

　　前后左右翻了个遍，直闹得脸红心跳、汗流浃背。

　　文章一旦阻断，远比其他事情的暂停麻烦，

　　因为文思的梳理、文气的酝酿，

　　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有时甚至稍纵即逝，以后再也连贯不上。

　　有的文章非常紧迫，很可能因几条资料的失落，

　　耽误了刊物的发稿，打乱了出版社的计划。

　　于是只好定下心来，细细回想是谁借走了这几本书。

　　想出来也没有用，因为这种事大多发生在深夜。

　　借书的朋友有时也很周到，经过反复掂量，

　　拿走几本我“也许用不到”的书。

　　其实文章一旦展开，谁知道用到用不到呢。

　　有时我只好暗自祈祷：但愿最近真的用不到。

　　即如我写这篇文章，几次想起周作人几本文集中，

　　有几条关于藏书的材料，可惜这几本文集，

　　不知被谁借去了，刚才还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熟”弄脏。

　　这虽是外在形态的问题，对藏书的人来说却显得相当重要。

　　藏书藏到一定地步，就会对书的整体形式重视起来，

　　不仅封面设计，有时连墨色纸质也会斤斤计较。

　　捧着一本挺展洁净的书，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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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这样的书，就像与一位头面干净、衣衫整齐的朋友对话，

　　整个气氛回荡着雅洁和高尚。但是，借去还来的书，

　　常常变成卷角弯脊，一派衰相。有时看上去还算干净，

　　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软绵绵、熟沓沓，

　　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书店里还有这本书卖，我准会再去买一本，

　　把“熟”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问：“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

　　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挺拔？”

　　我的回答是：那是历史风尘，旧得有味，旧得合乎章法。

　　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脏。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

　　我有好些书，多年不见归还，也忘了是谁借的，

　　肯定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坚信借书的朋友，

　　不想故意吞没，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

　　或几度转借，连他们也完全遗忘。

　　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

　　一套《阅微草堂笔记》十分眼熟，取下一看，

　　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

　　朋友见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说：

　　“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

　　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大方的人，

　　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显然是忘了。

　　那天在场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儿女，

　　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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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20年代印的版本，没有大大的价值，

　　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

　　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

　　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

　　倡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

　　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证。

　　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

　　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

　　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

　　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

　　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

　　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时间未还，

　　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

　　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

　　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

　　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

　　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

　　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

　　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

　　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

　　除了登报别无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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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

　　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

　　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黄炎培式的勇气，

　　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

　　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

　　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

　　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

　　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忧渐渐从心底升起：

　　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忧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

　　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

　　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

　　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学校课程安排紧张，

　　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

　　因此，他总在午休时间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

　　买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

　　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

　　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

　　他也没有兄弟姐妹。

　　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

　　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

　　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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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

　　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照年岁计算，

　　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

　　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

　　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

　　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

　　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

　　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

　　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

　　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

　　那末，许多博学的老学者，

　　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

　　确实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学问不会遗传，

　　老学者或因受尽了本专业的风波险阻，

　　或伯父子同在一个行当诸多不便，

　　大多没有让自己的子女承袭己业。

　　有的子女在专业上与父亲比较靠近，

　　但在钻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亲之项背。

　　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

　　学者死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

　　很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

　　经费当然不足，派往谈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态，

　　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

　　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

　　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

　　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

　　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

　　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接洽，

　　余下的书籍最后当作废纸论斤卖掉，

　　学者的遗槁也折腾得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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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学者因此而下了决心，事先立下遗嘱，

　　死后把藏书全部献给图书馆。

　　但是这些学者并非海内大儒，

　　图书馆不会开设专室集中存放。

　　个人藏书散入大库，

　　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

　　学者无私的情怀十分让人感动，

　　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最后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

　　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

　　这种寻找十分艰苦，同专业的研究生是有的，

　　但人品合意、女儿满意的又是凤毛麟角。

　　教授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续，

　　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和滑稽，他终于领悟，

　　能谈得上延续的至多是自己写的书；

　　至于藏书，管不得那么多了。

　　写藏书写出如许悲凉，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但我觉得，这种悲凉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品尝。

　　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

　　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文化承传，

　　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

　　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

　　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

　　筛选爬剔，孜孜矻矻。这个过程，

　　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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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

　　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

　　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

　　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

　　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

　　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

　　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

　　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

　　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

　　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越是如此，

　　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

　　带有不可离异性。

　　书房的完满构建总在学者的晚年，

　　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

　　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必须从头来起，

　　先是一本本地购读，一点点地汇聚，

　　然后再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单单继承一个书房，

　　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

　　历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终构建起自己的书房呢？

　　社会上多的是随手翻翻的借书者。

　　而少数好不容易走向相对完整的灵魂，

　　随着须发皓然的躯体，快速地在书房中殒灭。

　　历史文化的大浪费，莫过于此了。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

　　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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