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英 武安亭
在运城市区北10公里有座舜帝庙，庙东有座大云寺，寺里有座鲜为人知的安邑早期的红色学校——鸣条平民学校。
平民学校是1911年下半年，由辛亥革命山西骨干李岐山创办的。无疑，办校宗旨和办学思想都离不开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理论，对学生的教育也是激进的，起码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后，因为创始人李岐山于1920年秋在西安十里铺被军阀暗害，学校被迫停办。
八年后，李歧山的三个儿子李卓吾（留法学生，周恩来的同学）、李健吾（著名作家、文化名人）、李养吾（原最高法院法官）为继承父亲遗志，用父亲每年600块银元抚恤金和耕种学校土地的收入，于1928年重建了鸣条平民学校。
因为学校属于民办性质，聘请了曹岱江为老师，李树唐为学董。
曹岱江，时年21岁，年轻有为，博学多才，吃苦耐劳，教学有方，还是早期中共地下党员。
李树唐，为人公道正派、热心教育事业，也是早期中共地下党员。
一个很小的学校，却有着两位中共地下党员，它能不继承李歧山的辛亥革命遗志吗？能不把平民学校办成一座红彤彤的红色学校吗？
一年后，学生增加到100多名。
当时，《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独秀文集》等革命书刊已经陆续在运城发行。运城省立二中、省立二师学生受革命思潮影响，组织起了“读书会”。在革命思想熏陶下，运城学生爱国运动蓬勃兴起，游行示威的，查封日货的，反对牧师传教的。在此基础上，曹岱江和李树唐也有意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学生读进步书刊，甚至还把来运的北京学生浦安修（后来为彭德怀夫人）请到学校教给学生唱革命歌曲，虽然这一切都是“悄悄地”在进行，但悄悄的东西往往能深入人心。于是，它就像一把熊熊的烈火点燃了学生心胸，也点燃了附近村庄的进步青年。
于是，曹岱江和李树唐，以学校为基点，成立了党小组，进而又成立了党支部，曹岱江任党支部书记，常常是白天忙于教学，晚上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还和运城红军办事处、夏县中心县委、安北县委取得了联系。
1937年7月，运城红军办事处派王天保来搞扩军。曹岱江和李树唐通过学校党组织，动员周围村庄进步青年150多人参军。经过长期血与火的洗礼，大部分人，如杨包村的杜学礼、李建章、李光宗、郑新胜、郑丙臣、赵长栓、李雷、叶霖泉、西曲马村的李杰庭、李天柱、李永祥等已经成为我军军事和政治力量骨干，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过突出贡献。
曹岱江还在杨包村介绍杜天祥和郑士义两位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杜天祥担任了中共安邑县委书记，郑士义担任了区委书记。
1938年7月，中共夏县中心县委任命杜天祥为中共安邑县委书记，多次和竹玉、李树唐到夏县中心县委接受任务并汇报工作。往返都要通过日军封锁线，而且总要带回来不少书报和文件、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新华日报》、《解放》等。回来后，他就用油印机印发成传单，散发到各村群众手中。
1938 年底、杜天祥赴太岳区学习。1939年“十二月事变”前，杜天祥又返回安邑工作，他同郑士义、李树唐等同志一起发展党员，宣传抗日，配合游击队，铲除了几个汉奸。
1941年2月，区委书记郑士义不幸被运城日本宪兵队情报班抓捕。杜天祥立即跑到运城日本宪兵队情报班营教。因为那里有个共产党员岳汝安，是杜天祥早些时候派他潜入进去的。岂料，他到情报班岳汝安房间时，岳汝安刚好不在。他就在房间等他。期间，他拉开岳的抽屉翻看，发现了一份情报班拟定的抓捕安邑党员和抗日人士、牺盟会员的名单以及利用小学教员开会(这些人大部分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时抓捕。当他听到岳汝安脚步声后，随即关闭了抽屉。当岳汝安进房后，杜天祥急中生智，不提营救郑士义之事，而是要求岳汝安将自行车借给他上街购物，并说一会儿就回来，有事找他，先把岳汝安稳住。此时，岳汝安还不知道杜天祥知悉了他已叛变革命的事，便将车子借给了杜天祥。他一骑上自行车，就直奔陶村镇寺家卓学校。去找在该校教学的党员靳克智，将岳的叛变和日军抓捕计划通报给了靳克智，并让靳克智马上将这一情况通知给其他党员和有关人员进行防范。之后，杜天样欲返回日本情报班。靳克智劝他逃跑，他却说:“如果我不马上返回情报班，敌人就知道我掌握了他们的抓捕计划，会很快采取行动抓人，党的损失就更大了。我回到情报班后，可以稳住敌人，其他党员也可以有时间通知有关人员。”靳克智未能阻止住杜天祥。
杜天祥回到情报班后，岳汝安知道事情败露，便露出了叛徒的面目，让情报班立即抓捕了杜天祥，并押入日军宪兵队狱中，刑讯逼供。
此时,靳克智已经骑着车子跑到霍赵学校通知了樊端（党员），樊端又通知了党员李佐和吴国杰……有关人员正在火速撤离中，从而保证了安邑党组织的安全。
日军宪兵队对杜天祥施以酷刑，杜天祥却硬死不屈。终于在1941年10日5日就义，享年33岁。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时间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我们仍十分怀念这座安邑早期的红色学校和创办这个学校的李歧山父子以及平民学校的共产党员教师曹岱江与学董李树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