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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污秽》读后感精选
日期:2021-11-05 00:42:30 来源:文章吧 阅读:

《人性的污秽》读后感精选

  《人性的污秽》是一本由[美] 菲利普·罗斯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5,页数:4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性的污秽》读后感(一):美国梦的反面

  科尔曼为了实现理想的自我而抛弃自己的种族,却在暮年因为一句不经意的“幽灵”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成为众矢之的。一个决心锻造一个不落窠臼的历史的人,着手旋转并拧开了历史弹簧锁,聪明绝顶地成功改变了个人命数的人,到头来却落入他完全没有考虑到的历史的掌心。

  科尔曼与清洁女工的忘年恋情消解了他愤然书写《幽灵》的意志。他在福妮雅身上看到了另一种对抗个人宿命的形态——不是伪装和欺骗,而是通过释放野蛮的天性来保护自己。以不识字折磨自己,显示适应社会的野蛮自我。不是把学习作为一种窒息的教化形式加以排斥,而是以一种“更为强大、更为优越的知识“加以践踏。科尔曼与福妮雅的恋情不仅是“老房子着火“般的情欲宣泄,更像是科尔曼从福妮雅身上得到了他从未弥合过的欲望与匮乏的想像性救赎。他看到的福妮雅,是某种角度上与自己如出一辙的美国社会“边缘人”,而福妮雅的反抗是他从未有勇气尝试的,比他所能目睹的任何一种都更为暴烈和彻底。相较之下,科尔曼贯穿一生的谎言是多么孱弱而虚伪。

  一切净化作用在这里——在种族歧视的社会痼疾面前,在看似自由公平的国家隐藏的的纵横裂隙面前——都变成一个黑色玩笑。“如果追求纯洁的动机,其实质倘若不是更严重的不纯洁,又会是什么呢?”比小说的情节更能打动二十一世纪的外国读者的,是菲利普罗斯精准且近乎暴虐的心理描写。通过刻画欲望与道德的交战,罗斯放弃了任何意识形态的立场,去展现永恒的人性冲突,同时实现了对净化作用的微妙反讽。

  在美国三部曲以及之后的数十部作品中,祖克曼成为了菲利普罗斯的文学衍生品。祖克曼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不可避免的参与者,是想象与现实的一道滤网。菲利普罗斯用祖克曼在文本中实现了自我寓言,自我解剖和自我正名。祖克曼这样的框架叙事告诉读者,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有多么暧昧,书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菲利普罗斯惯于书写美国梦的反面,对美国历史和反历史的想象是他中后期写作的发力点。尽管如此言辞激烈、笔耕不辍地对这个国家进行道德观察和政治讽刺,菲利普罗斯从来不是一个反美主义者。他的写作激情并非来自犹太血统的边缘化身份,而是基于这个出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见证了美国二战英雄主义的新泽西男孩心中毫不动摇的爱国情感。

  在小说的末尾,祖克曼对莱斯,这个饱受创伤后应激反应折磨的越南老兵,同时也是杀死福妮雅和科尔曼的罪犯,实现了某种“救赎”,在茫然而疏离的冰湖中创造出一丝微弱的抚慰与温情。一个余音袅袅的结局。

  “我们不在越南。我们已超越越南。”

  《人性的污秽》读后感(二):对纯洁追求的动机,倘若不是更纯洁则始于污秽

  得到听书:

  在菲利普·罗斯的所有作品中,《人性的污秽》的批判力度未必是最大的,但故事深邃的悲剧性以及人物动人的复杂性,都让这部小说光彩夺目。

  重新把小说结构梳理一遍之后,会发现,整部小说中人物的痛苦根源都与身份有关,他们那些难以言说的秘密,都是因为在塑造自己社会角色的过程中,发生了强烈的、甚至是畸形的错位。

  科尔曼终身被囚禁在种族困境中,他伪造身份之后最终被“身份”反噬;福妮雅在贫富悬殊的两个阶层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德芬妮·鲁斯满嘴的女权主义,与她内心深处的欲望形成强烈冲突;莱斯特则把自己封锁在战争创伤中,从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除了讲述这些人物的命运,小说中还不断出现克林顿性丑闻事件的进展,各个人物对这桩事件的评论,这些内容就像一曲有强烈反讽意味的背景音乐,始终萦绕在文本中,为小说人物的命运提供意味深长的注脚。

  这样一个有关身份政治的主题,为什么能引起人们,尤其是美国人这么深切的共鸣?为什么说《人性的污秽》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这跟美国的历史有很大关系。

  我们知道,美国建国的历史并不长,它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基于理想主义的人类社会实验田。美国的种族、阶层和价值观都是多元的,要把这么复杂的社会构成统一起来,必须以一种共同的信念,一个美好的“故事”作为团结的基础。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美国梦”。在这个故事里,人与人之间,身份之间,性别之间,种族之间,阶层之间是生而平等的——只要你足够努力,都能梦想成真,实现自我价值。

  “政治正确”在美国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些准则都是支撑“美国梦”得以成立的基础。然而,罗斯犀利的笔触,总是毫不迟疑地揭开华美的袍子,指出袍子底下暗藏着多少虱子。这部小说中有一段直接点题。福妮雅看到一只家养的乌鸦飞到外面的树林被野生乌鸦骚扰欺负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就是接受人工喂养的结果,这就是他(乌鸦)一辈子老跟我们这样的人待在一起的结果……我们留下一个污秽,我们留下一串踪迹,我们留下我们的印记。在每个人的身上。存储于体内。与生俱来。污秽先于印记,没有留下印记之前便已存在。污秽完全是内在的,无需印记。污秽先于反抗,包围反抗,并使一切的解释与理解陷入茫然。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净化行为纯属玩笑。而且还是个野蛮的玩笑。纯洁的幻想是极其可怕的。是疯狂的。对纯洁的追求,其实质倘若不是更严重的不纯洁,又会是什么呢?”

  这段话的意思是,对“纯洁”和“净化行为”的过分追求,能够让矛盾和污秽被暂时掩藏或压抑,可这也意味着,此后会有更强烈的反弹,甚至崩溃。罗斯想要通过这部小说、这场活生生的悲剧,来揭示人为的、极端的“净化”,对于人性的“原生态”会造成多大的扭曲和伤害,这种“净化”也会让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越来越虚伪。从这个角度理解《人性的污秽》,我们就会发现,这部小说的立意,远比单纯批判种族主义或者阶级鸿沟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

  《人性的污秽》读后感(三):被掌控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书名:人性的污秽

  作者:菲利普·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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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下半年读到最精彩的小说之一!小说的架构简直为人惊叹,这么好的剧本没拍出好电影真是太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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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讲述了一个曾经备受敬重的古典文学教授,因为「幽灵」一词陷入种族歧视的指控,并因为和小自己一半年龄的女清洁工恋爱而跌下神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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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多视角下的人性AB面

  当然,整本书叙述的远不止教授这一个人物这么简单。它撒下一张巨网,让不同年龄、不同种族的人物在此,因为「幽灵事件」而交织。多人物的自述视角下,你会看到晚年失志的「科尔曼」教授是如何在隐瞒的秘密中成就,又如何命运般因此而毁灭;独立自主的白人女教授,带着新时代女性的标签,却深陷独立赋予的孤独恐惧不已。另一个阶级下,14岁就被继父强暴的清洁工和他因战后PTSD的丈夫虽然活着,却已经死了。但可笑的是,因为满身污秽,他们却也活得最真实。他们的A面是低俗与暴力,B面却是向死而生的平静与超脱。开篇,你或许会怀着鄙夷或者玩笑的态度思索高高在上的「科尔曼」为何爱上清洁工。最后,却发现这不过是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以最原始的方式面对真我,抱团取暖罢了。难的是鲜有人能撕掉所有的标签,透过道德礼俗看待这一切。这一切,都被人性的污秽牢牢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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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令人眩晕的震撼力

  当你看到「人性」二字,一定会被其难以述说的复杂所吸引,而菲利普·罗斯就是用最精巧的语言将其抽丝剥茧的文学巨匠。语言的震撼力实在太强,尤其是写到每个人物的心理活动时,对自我层层递进、排山倒海式的追问,节奏感和细节的把控恰到好处。每次读到最后一句,我都有一种戛然而止的命定感,人生就是这样了,人性就是这么无耻却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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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命运的非线性和无法掌控感

  「人人都有掌控事物的强烈动机,可是被掌控却往往是我们自己。」活着,无非是想活成自己心中的模样。地位、成就是目标,在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会沾染灰尘,形成永久的谎言与秘密。罪魁祸首便是人性,更是人性的污秽。它永远先于理智,却只能止于死亡。终其一生,我们只能奋力抵抗,却不能完全摆脱它的主导。这种无力感,你会从书中每个人物戏剧般的命运轨迹中感悟,并投射到现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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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变味的民主与自由

  作为美国三部曲之一,小说多人物自白视角延伸出的种族主义、女性主义、越战PTSD等等议题,让20世纪末的美国印象,以及不同年龄、不同阶级的人类谎言、欲望等污秽尽收眼底。20年后的今天,依旧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利坚,变得愈发敏感,也变得愈发贪婪。个人为之战斗的不再是民族的自由,而是充满私欲的放纵。

  《人性的污秽》读后感(四):生活的真相

  突然急转直下的疫情让人好好读书。在困境中,在被生活碾压时,阅读更容易让人深思,然后抛下生活中一切烦恼,油然而生一种智慧。这到底是好还是坏,说不清。不过至少这次疫情鼓励(或是逼迫)我重新打开这本《人性的污秽》(差点就要被内容劝退,直接还给图书馆),连续地读了好几天。

  译文读来非常引人入胜,文白夹杂,相得益彰。虽然它写得不是实时的故事,但每个时代的故事总还是能轻易地在其他时代或事件上找到雷同之处。让人惊叹。

  面对一个教授之死,跟面对一个热搜一样,舆论永远喧嚣。冷嘲热讽的也有,调侃抖机灵的也有,骂街的也有。很多人并不真正打算去认真分析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而是趁着喧闹的时候,发泄一下自己的委屈。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永远在幕后沉默不语。而吃瓜群众所能找到的事情往往都不是真正的缘由。导火索就只是导火索,并不是原因。真相像一张庞大的网一样牢牢把我们罩在里面,身在此山,不知所以。真相绝不会轻易浮现,所以在一场事件中责怪某一个人或某些决定的人对已存在的问题根本无济于事。

  即便你是个无神论者,有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简单的决定也许就能让很多人的命运改变。一旦改变,便永远改变。回首看时,沧海也变成了桑田。无法轻描淡写的时代。

  《人性的污秽》以平淡的语调、优雅的词汇剥离一个又一个惊人的事实。人总是幼稚的,无论多大年纪。我们人类就是这么矛盾,虽然拥有智慧,却鲜有行动力将这种智慧细致地付诸于实践,甚至反过来怀疑这种智慧可能是另一种无知的体现。应当有勇气作出改变的时机被白白浪费掉,让薄弱的意志占了上风。然后看着危机蔓延到无法收拾,又对过往追悔莫及。过不多久,就像失忆一样忘记自己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在看此书时,基本每天的热搜都在为本书作脚注。无所不用其极的营销号忙着对各奥运选手造谣,而各种杠精和键盘侠常常信以为真且四处帮助传播。为什么会有人心甘情愿地上当,相信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认定无辜的人便是事件的元凶?可是偏执的人坚决不相信这点。他们一心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无比正确。他们认为即便这种言论是假的也值得自己参考。他们把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自由的跑马场。他们对各种消息所谓的质疑实为无端指责奉若圭臬。他们洋洋自得于自己的“辩证思考”,却从不认为自己在盲从一种谣言。

  互联网给了凡人不必亦步亦趋的权利,却没有给他们鉴破谎言的才能。他们迷醉于说话的自由,他们争先恐后地去攻击那些被神圣光环笼罩的普通人。他们无法面对的真相之一是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像他们那样成功(每个人定义不同),但至少在凡人所能塑造得出的谎言里那些人不过是像他们一样贪婪、自私或也还是某种平庸的芸芸众生。他们不敢承认自己内心阴暗的角落里隐藏的嫉妒已经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良善吞噬。他们对自己或许可能毁了别人的人生这件事缺乏想像力。他们或许只是期望这些突然创造神话的普通人也能体会一下同样的绝望无助。

  对此,书里也有一段深刻的驳斥:

  真相之外仍有真相,不要因为思维定势就被蒙蔽了。

  《人性的污秽》读后感(五):小说情节

  小说的第一句把时间定格在1998年的夏天。叙述者祖克曼告诉读者,他的邻居,雅典娜学院古典文学教授兼院长科尔曼亲口说,自己71岁了,正在与34岁的清洁女工福妮雅私通。小说开头的第三段写道:这个夏天,“无独有偶,正是比尔·克林顿的秘密,包括它最后一个令人不堪的细节浮出水面的夏天。”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震惊全美,由此引发的政治动荡和伦理争议余波不绝。罗斯在小说设定中,让科尔曼受到的道德指控与克林顿事件同步发生,显然,他是有意这么做,让这两个事件形成对照。

  随着叙述的进展,我们很快发现,与福妮雅的私情,只是造成科尔曼人生危机的原因之一。真正引发这场人生危机的,是一桩意外事件。在科尔曼的课堂上,连续五周点名都有两个学生缺席,第六周仍然如此,他就当场开了个玩笑,说究竟这两个名字是真有其人呢,还是“spooks”。“spook”这个英文单词,用在科尔曼的玩笑语境中,应该解释成它的本义“鬼魂、幽灵”。然而,科尔曼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他从未见过的学生是黑人。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spook”这个词是有时用来指称黑人的贬义词。两个黑人学生以种族歧视为由,向学校告发科尔曼,学校要他解释,科尔曼说,自己早就忘了这个词还曾经有过这样的含义,“这项控罪不仅是子虚乌有——而且是弥天大谎。”

  然而,这件事情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迅速发酵。科尔曼是雅典娜学院的院长,他那些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举措,早就给他在学院的人际关系埋下了定时炸弹。原来支持科尔曼改革的老校长已经离职,新任校长的态度与前任大不相同,于是,一股反对科尔曼的势头便出现了。“这股势头究竟有多强大,他一直不明白,直到他一个系一个系地计算出究竟有多少人对眼前的局面幸灾乐祸时,他才恍然大悟。”

  这场“种族歧视”的实质是学院的内部斗争,科尔曼声誉严重受损,被迫主动辞职。他的妻子艾丽斯在受到强烈精神刺激后不幸去世。学院系主任德芬妮·鲁斯是一个外貌出众、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对科尔曼既怀着某种被扭曲被压抑的欲望,又对他的院长位置觊觎已久。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鲁斯发出了一封匿名信,指出科尔曼与清洁女工福妮雅的私情。科尔曼再次声名狼藉,他与儿女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

  科尔曼有满腔愤懑无从倾诉,就主动跟邻居祖克曼接触。他知道祖克曼是个作家,希望能借他的笔把自己的冤屈写出来。祖克曼在与科尔曼的交往中,逐渐把他的人生故事拼接完整,其中既有科尔曼自己乐意倾吐的,也有他刻意掩藏的。最让祖克曼惊讶的是,科尔曼这位表面上如假包换的犹太白人,实际上却是个黑人。

  科尔曼的祖上是逃跑的黑奴,被人带到了美国北方。历经岁月变迁,很多当地黑人开始与战死的士兵的遗孀通婚,他们后代的血统逐渐变得复杂。科尔曼就是这些后代中的一员,只看他的外貌,已经很难分辨出他是不是有色人种。

  科尔曼出生在小康之家,父亲给他制定的人生规划堪称周到完美:希望他学医,接受黑人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在大学里遇见一个正派黑人家庭出身的浅色皮肤的女孩,然后,结婚,安家立业,生儿育女,再把孩子们送入最好的黑人学校。他的父亲坚信,科尔曼必将凭借智力和相貌上的巨大优势,迅速进入黑人社会的最高阶层,成为大家景仰的人物。

  然而,随着年事渐长,科尔曼发现,黑人的最高阶层也很难得到美国社会真正的认同。小说到这里,又安排了几个事件,促成科尔曼在思想上发生转折。

  比如,科尔曼上中学时,田径队里有个白人运动员在车祸中受重伤,队员们争先恐后到他家献血,然而,那家人礼貌地拒绝了科尔曼的献血请求,显然,这是出于种族偏见。于是,当18岁的科尔曼为服兵役填表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摆脱原来的身份。科尔曼填表时篡改了种族,服完兵役后,他又用新的身份考入了纽约大学。从此,他进入了理想的学校,用过人的体力当上了地下职业拳击手,还赢得了女孩的青睐。

  科尔曼曾经与一个有纯正北欧血统的女孩情投意合,俩人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然而,这一切在他带女朋友回家以后戛然而止。尽管家里人小心翼翼地提前做了准备,可他的女朋友还是在回程的火车上大喊一声:“我做不到!”除此之外,她没有再做任何别的解释。科尔曼的女朋友痛哭流涕,独自一人冲下火车,就像后面有人追杀她,这个女孩自此便杳无音信。

  痛定思痛的科尔曼,在完成婚姻大事时做出了违背人性的决定。他之所以选择跟犹太人艾丽斯结婚,最大的原因是艾丽斯的头发“宛如灌木丛似的纠缠盘绕”,比科尔曼的头发更像黑人的头发。这样一来,万一将来孩子的发质看起来像黑人,艾丽斯的相貌能够帮忙洗脱嫌疑。科尔曼还在结婚前回了一次家,把一个残忍的计划扔给了寡居的母亲。这段母子俩的对话构成了小说中最让人难忘的部分,我们来看看,罗斯是怎么写的:

  科尔曼的母亲说:“她相信你父母双亡,科尔曼。你是这么对她说的。”

  “对。”

  “你没有哥哥,你没有妹妹。”

  科尔曼点点头。

  母亲说:“你永远不会让他们见到我,你永远不会让他们知道我是谁……你告诉我唯一能让我抚摸我孙子的办法是,你雇用我以布朗太太的身份看护孩子,照看他们睡觉,我会照办。叫我以布朗太太身份给你打扫房子,我也会照办。我肯定会做你吩咐我做的一切。我别无选择。”

  科尔曼说,“没有吗?”

  “有选择?是吗?我的选择是什么,科尔曼?”

  “跟我脱离母子关系。”

  科尔曼的母亲几乎是以嘲弄的态度,假装考虑了一下。“我想我可以对你如此绝情。是的,这可以做到,我想。但你认为我到哪儿才能找到对我自己如此绝情的力量?”

  就这样,科尔曼彻底抛弃了原生家庭,虚构出了犹太人科尔曼,他以为这样就能把黑人科尔曼的历史轻轻抹去。但是,身份认同的错乱以及怕被人揭穿身份的恐惧,始终没有放过他。早年在海军服役时,科尔曼曾经因为在白人妓院被人认出是黑人,而受到极大的羞辱。当时,保镖把他扔出开着的大门,甩过人行道边的台阶,丢在了马路当中。那天晚上,他找人在自己身上留下了“美国海军”的文身。在科尔曼看来,这个文身是他全部的历史,能够表现出他的英雄主义与羞耻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而学院里“幽灵”事件的爆发,终于把科尔曼一生积压的屈辱、愧疚和惶惑翻到了台面上。他对自己种族的背叛,通过一种极具反讽意味的方式,得到了“报应”。坠入谷底后的科尔曼,唯一的寄托就是福妮雅。作者祖克曼也渐渐了解到,福妮雅的身世曲折而凄惨,她的“身份”中也存在奇怪的错位。

  福妮雅的原生家庭其实很富有,但家庭内部千疮百孔。福妮雅五岁时,父母离异。有钱的父亲发现美丽的母亲和人私通,就离婚了。母亲爱钱,之后又嫁给了有钱人,但继父却对这个漂亮女孩一直没安好心,屡次企图性侵她。母亲不愿意相信福妮雅,她用上层阶级的那套方式处理问题,带着福妮雅去看心理医生。就诊了十次以后,连心理医生也站到了继父那一边,因为给诊所付账的人是继父,而心理医生的情人正是福妮雅的母亲。

  福妮雅别无选择,只能离家出走,逃到了南方,刻意地与她原本的阶层划清界限。刚满二十岁,她就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长、当过越战老兵的农民莱斯特。然而,她刚从上流社会的噩梦中惊醒,就坠入了底层的深渊。莱斯特既没有钱也缺乏技能,农场很快破产。更严重的是,莱斯特在战争中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严重的暴力倾向。面对极度贫乏、伤痕累累的生活,福妮雅只能通过与别的男人出轨来释放压力。结果,她有次外出偷情,导致家中无人照看、不慎失火,两个孩子因此丧生火海。

  科尔曼与福妮雅的关系,与其说是单纯为了寻求生理刺激,不如说是两个遭遇了身份错位的“天涯沦落人”在抱团取暖,苟延残喘地寻求一点心理慰藉。

  读者应该可以从整部小说的基调判断出,他们两人并不会在小说结尾得到救赎,事实也果然如此。科尔曼与福妮雅最终意外死亡,小说里并没有正面叙述这件事。表面上,夺去他们生命的是两人驾车外出时发生的一场车祸。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连人带车栽进了河里。然而,菲利普·罗斯在情节上做出的两处安排,让这次“意外”显得意味深长。

  首先,就在车祸发生的同时,在小说里进行正面叙述的是系主任德芬妮·鲁斯。当时,鲁斯处于单身寂寞中,正在犹豫要不要给《纽约书评》的分类广告栏目,发自己的匿名求偶广告。在神不守舍、心烦意乱、百感交集的状态下,她把广告的草稿,群发给了以前自动设定的邮件地址,刹那间,这封邮件就抵达了学院文学系的十名教师。更糟糕的是,她在这份广告里勾勒出的理想男性,无论是相貌还是学识水准,同事们一看就能知道,这是以科尔曼为模版来写的。

  科尔曼一直是鲁斯在学院里做权力斗争的敌人,也是当年录用她,后来却被她用匿名信算计过的前领导。这封邮件能表明,她一直暗恋科尔曼。鲁斯看到邮件直接发往同事手中,顿时崩溃痛哭。恰在此时,科尔曼与福妮雅双双遇难的消息传来,鲁斯就顺势虚构出了,科尔曼出事之前闯进她办公室、用她的名义群发出那封邮件的狗血情节。为了保住她在众人眼中的形象和“身份”,鲁斯不惜在科尔曼死后,又在他的名誉上泼了一道脏水。

  罗斯的第二处安排更加隐晦。在小说末尾,祖克曼与福妮雅的丈夫莱斯特有一大段玄妙的、心照不宣的对话。莱斯特说到自己的战后创伤时,有意无意地提到了,战友们都担心他会死在车祸里。在祖克曼的追问下,莱斯特承认自己经常一边开车一边酗酒。在被问到“你有没有撞到过别人?”这个敏感问题时,莱斯特并没有否认,他只是以故作轻松的态度说,“就算出了事,我也不会知道”。他已经学会用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来为自己所有潜在的罪责开脱。

  关于科尔曼的车祸究竟怎么发生,小说到最后也没有给出确凿的答案,但一切已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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