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 （增订版）》是一本由杨天宏 著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6.00元，页数：4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 （增订版）》读后感(一)：也观壮潮——读《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书后

　　

杨天宏教授在《自序》中引用魏源的“莫观老潮观壮潮”，并自谦道：“再度推出这组鲜有新名词、新概念点缀其间的文字，回招惹‘老潮’之讥，无人观览”。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这本书也是壮潮。

全书的结构是围绕着近代转型而来，内容分为四组：“近代初期的补苴与传统制约”“政治思想的转型与制度变革的艰难实践”“限制通商与欲罢不能的开放政策”“中西文化冲突与反教政治运动”。全书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进行论述，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刚刚迈入“转型”，后来的“西与西战”的局面不同。

先说一些共同性的感受，首先是概念梳理，这一点在豆友的书评中也有提及。杨教授在自序中对“近代转型”的概念做了仔细的定义，十分简明扼要而且精准。现在对于“近代转型”的使用，已经是不言自明的感觉，但是细细想来，每个使用者真的能准确的给予定义，并且在论述中紧扣“转型”吗？杨教授拈出费正清与列文森的观点进行分析，强调“近代转型应是工业化时代中国自身传统的调试，而不是将西方近代事物移植到中国来取代传统的此消彼长变化”（P16）。其次是立体把握研究对象，在杨教授写这些文章的时期，这一点尤为可贵，近代史的论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以论代史层出不穷，而且由于历史问题，对于一些人物（如李鸿章、胡适）都带有偏见，本书中杨教授对人物思想的研究就有效地抵制了“后见之明”，更多地还原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以及他们在当时环境下的种种选择。

全书大部分论文的写作时间偏早，也正是由于如此，书中的结论更有学术史的意义。新时期开始，对近代史的研究也走向正常化，所以杨教授的很多观点都有厘清偏见的效果，对于近代很多基本问题，都有待澄清，比如“自开商埠”考。另如对于地缘政治与李鸿章海防构想的论述，高校近代史的教学，往往对李鸿章都不持赞扬的态度，加之存有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覆灭的结果，对李鸿章的贡献评述不高，反而对左宗棠重视西北的战略多有强调。杨教授在论述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强调了李鸿章构建的120只总数的基础海军数量根本没有完成，并说“李鸿章的主张，连力主塞防的左宗棠也认为是出于’人臣谋国之忠’，非’一己之私见’，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而不谅其苦衷，岂不是苛求前人？”（P69）而杨教授全书大部分文章都是建立在“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此外，杨教授也从租赋的角度看待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公正地评价了《临时约法》存在的诸多问题，对胡适的人权思想也做了客观的探讨。尤其对科举制度的分析，这点也是现在社会普遍的误解，科举是文官选拔制度，并非是如同高考一样的升学考试，将晚清的落后归咎于科举制度实在不是合理，对科举废除产生的恶劣影响，也做了很深入的论述。也由于杨教授对基督教的关注，所以书中对“非基督教运动”以及“信教自由”的论述也是颇有启发，相信这也是一般读者不常关注到的点。杨教授的这本书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很多结论直到现在仍有价值。

但也是由于写作时间较早，论述语言上也有时代气息，比如“咸丰以前，占我清朝权力的主要是大地主及其政治代表。皇帝不用说是全国最大的地主。”（P12）但是这些都不影响阅读。

我兴趣点其实是在近代学术思想史，并不在政治史方面，本来还稍许担心自己不能读懂这本书。但是杨教授清晰的论证，减少了阅读障碍。每篇文章都能看出杨教授极为清晰的论述逻辑，而且单刀直入，直接切中问题，无赘叙。无论是对近代转型的论述，还是文章结构与论述逻辑，这本书都十分值得一看。

　　《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 （增订版）》读后感(二)：转型与传统是否真的矛盾？-读《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

　　

今年又是辛丑年。辛者，新也，万象更新；丑者，纽也，有结而可解。然而，180年前的辛丑年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在英军进攻广州，攻陷宁波后，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次年，清政府被逼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20年前的辛丑年，清政府被逼与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包含两个辛丑年的这个时期，千疮百孔的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民国二次革命等一次又一次的剧变，努力走出泥沼。

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极力推动转型的新思潮从西方传来，而竭力维持传统的旧制度渐渐走向衰退，传统和转型的对立一直贯穿和纠缠于其中。对传统和转型关系的思考和讨论也从未停息。中国的传统文化、体制存在什么问题，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局限、影响和使命？为什么中国的传统不能给出对现实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骤变之下，是否必须推翻所有的传统，全盘照搬与现有文明系统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思想、政治和经济体制才能实现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改良，才能推动传统政治思想与制度的变革，才能解决日益衰落的经济，才能减弱中西文化冲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社会变革时期转型对传统有什么影响，传统文明如何在学习西方和实现转型的过程中能否脱离所面临的种种变革困境？

著名学者杨天宏教授的《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分为“近代初期的补苴改良与传统制约”、“政治思想的转型与制度变革的艰难实践”、“限制通商与欲罢不能的开放政策”和“中西文化冲突与反教政治运动”四部分，以“中国的传统与近代”为主题，从与整个中国社会结构高度地嵌合在一起的政治生态、经济形态和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对近代中国转型受挫和制度移植失败的深层原因进行了解析，在对传统和转型关系的梳理中回应当了以上这些备受学界关注的思想问题。

杨天宏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有在漫长时间和特殊境遇中形成的独特结构,也有独特的开放性。传统并未阻碍，但会影响转型。如果不能清醒的认识传统的优点和弊端，以及对转型的影响进行预测，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就匆忙改革，将会造成很多对后续影响深刻的问题，导致各种未知的结果。直接照搬和另起炉灶式的制度变革方式会造成中国社会“双重蜕变”,进而出现结构性的散架和蜕变。

在阐述传统和转型关系对中国社会结构影响的同时，作者还着眼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为代表的传统性人物和以孙中山、梁启超、宋教仁、胡适等为代表的革新性人物的思想、政治主张以及他们对社会变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从人的角度探讨了传统与转型的关系。

虽然《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是1979年至1990年之间发表的文章集合，第一版也是在20年前，其中对相关事件进行的客观、深入的分析和独到的观点完全不落后或过时，部分内容在30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这是因为本书并非纯粹地、简单地对历史进行分析，作者也同时努力对从这段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些分析和思考基于对历史深刻的洞察力和扎实的史学功底，不落窠臼，有理有据，古籍文献引用游刃自如，严谨客观。成果丰硕。虽然《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是一本覆盖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多个领域的学术著作，但完全没有诘屈聱牙的感觉，读者完全能够从中感受到阅读的愉悦。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当代中国同样存在转型问题”，在2021年，这样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辛丑年，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际，一个有着深刻历史意义、对我们这个民族影响深远的时刻, 理解《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中对转型和传统关系的分析，思考作者对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领会作者标识出的“前车之鉴”，对解决当代的“转型和传统”问题有着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 （增订版）》读后感(三)：故文新知——略评《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

　　

杨天宏的《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曾于2000年首次出版。此书挑选自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论文为本书内容，并定以“近代初期的补苴改良与传统制约”“政治思想的转型与制度变革的艰难实践”“限制通商与欲罢不能的开放政策”“中西文化冲突与反教政治运动”四个主题，获得罗志田的认可。此书于21年后再版，对旧文不足之处进行大量拾遗补阙与校订勘误，尤其对当初注释不规范之处竭力订正，一方面弥补了著者多年前于此书的学术遗憾，另一方面再飨今日之读者，算是学界一大美事。

正如杨天宏在书中所言，近年来传统与近代的关系问题颇受世人关注。自张之洞所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后，中国有识之士一直在探寻中国新出路。转型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考虑，但我们也知道，清臣们认知中的“转型”是“中体西用”，激烈的知识阶层一面呼吁中国“学习西方”，一面全盘否定中国，否定传统，纷纷扰扰，暴力革命竟成了最后的良药。中国如何自强，如何富强，不仅是历史中当事人煞费苦心的问题，也是后来研究者们争论不断的问题。在杨天宏看来，研究者们专注的中国传统与近代问题，差异只在对问题的具体认知上。在本书中，杨天宏也抛出了自己的观点：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近代转型”应该是工业化时代中国自身传统的调适，而不是将西方近代事物移植到中国来取代传统的此消彼长变化。“传统制约”也不是对于近代化进程单纯的阻碍，而是一个中性概念，既可用于表述阻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消极的历史内容，也可用来表述制约年宗三所说的“现代化底危机”，使之不致蔓延扩大以危及人类生存的有价值的历史存在。

如何理解上述观点，书中自有答案。比如作为开篇的《咸同时期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就提醒我们，近代转型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晚清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外部势力固然是需要重视的问题，但清廷亟需解决的是地方动乱不断。湘军的兴起，不仅标志着中央权力下移地方，还表明中央兵力早已衰弱。这才有了曾国藩断然变易清廷正统武装八旗绿营之法，断弦更张，另立新规的机会。军权下移地方，文人变儒将，军政两权把握在手；而清族在朝廷一再重用汉人，进一步满权汉移。清满入驻中原时，曾设立诸多满汉对立的规章制度，故汉人在清廷不为清族待见。晚清时汉人在清廷的地位上升，这必然又使汉臣们自相结成利益集团，维护自身的利益。不独此，汉臣们还想到利用保甲制度与自己组织的地方团练相结合，恢复与维护地方秩序的同时，也将中央治理地方的制度转化成自身统治地方的工具。即便如此，晚清上层内部权力结构易手不代表也不可能导致政体发生实质的变化，满汉权力并存只是让清朝的中央集权政体发生裂变，但制度根本的性质仍在。关于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变化问题，时下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其中李细珠的《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2018，增订版）亦可作为本文之延展阅读。

面对近代转型问题，必然要考虑到政体。《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围绕民初新政府及其制定的《临时约法》展开讨论，不过这其中更值得关注的一点，亦是杨天宏想要重点探讨的，是“政体”与民初政争之间的逻辑联系。既然传统的中国中央集权专制不可能，那么新政权需要建立新的体制来体现新政权之意志。效法美国，实施总统制是最初的理想。然而总统候选人太多，又袁世凯之野心昭然若揭，这不得不制法者有所妥协而犯了“因人立法”之大忌。以当时中国之实情看，总统制容易再次成为个人专权的代名词。然而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到《临时约法》，本以为得以解决问题结果衍生出更多问题。新政权下的政体变成畸形，这无疑也突出当时中国政党发展之不成熟，参考外国体制却始终没有落脚于中国现实，这期间还夹杂了众人的权谋算计与政治斗争，屡屡破毁约法，皆必然对新政权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即使已将清廷政权推翻，也置人民于战乱频仍的水深火热中。对于政体问题的思考，杨天宏也指出：

中国乃一大国，政体选择是为国家政制的基本建设，须从有利于长治久安去考虑。国家不是政治家的试验场，政体制度更不容许反反复复如弈棋，这样做国家和人民都将不堪其累。”

这十分值得我们注意。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杨天宏所指“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并不能独立而论。中国在往近代进行转型的同时必然受到制约，这种制约可能来自于传统观念一时之间难以转换，也可能是转型自带的局限性。在杨天宏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人对谋求中国出路之努力，包括他们在其中的种种思量与考虑，但历史现实往往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而杨天宏的研究仅为我们提供其中一个窗口，更好地了解与探讨传统与近代的关系问题。

随着近年来近现代史文献与材料逐次公开，学界眼光近乎聚焦在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种种“新”上，尤其新技术新数据库的共享，大家更是一味追求电子化、数据化——正如茅海建所言，坐在第一档案馆的年轻学者越来越少，杨天宏也借书自嘲“谁有工夫去翻看陈年旧作？”——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著作因新材料之丰富而目不暇接，质量却参差不齐。借此，学界曾发出重读旧史料的呼声，希望年轻学者们抛去浮躁之心，对原有材料多加关注，亦能找到新的发现。重读旧文，读有价值的旧文，实际上亦有同样之目的。

百年后，中国再次面临“未有之大变局”，“转型”与“制约”已不单是近代史中的问题，也是今日之我们正在面对的问题。不管是旧史新读还是旧书再版，不过皆是希望我们从中得以反思，获取新知。杨天宏治学领域之宽广在此书得见，其过去所立之观点，亦能经得住学界检视。至于我们后辈，能从故文中展望出何许新物来，不仅是我们需要努力之方向，也是此书出版之意义。

　　《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 （增订版）》读后感(四)：转载 立志“问鼎中原”——杨天宏教授访谈

　　

夏日。

一个阳光明亮的上午，前去拜访杨天宏教授。

他的家在六楼，窗外有葱郁的树影，周遭十分安静，只有书房的地板泛出淡淡的光。

杨教授正坐在电脑前修改一篇稿子，话题就是从他手中最新的一些科研情况开始的。最近，杨教授参与承担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院所主编、拟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国家重点课题《中华民国史》中第2遍第四卷的写作任务，正在写作的《走向衰亡的民初国会》是其中的一个章节。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国会制度的研究尚停留在初始阶段，很多问题都被忽略了。而杨教授在曹锟贿选后国会的党派构成及状况、实力派的政治决断与国会代表的抗争、对整个国会制度衰亡的政治语境分析等方向提出了许多独到、新颖的见解。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另一个章节所涉及的问题，已作为阶段性成在今年五月被《近代史研究》刊载。杨教授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近代中国自开通商口岸史》属于一个涉及到中国近代化的动力、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近代的城市化与城市的近代化、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等众多层面内含的研究课题。

从正在着手研究的课题，可以明显感觉到杨教授研究领域之宽广、认识问题之深刻，给人以自己面对的是以为已经取得一定学术成绩并且还将取得更高成绩的不断进取的学者的印象。杨教授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境地的呢？在那间朴素的书房里，杨教授慢慢说起自己曲折的人生道路。

从知青、工人到硕士生导师

近年来，杨天宏教授先后独立承担了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及一项四川省教委重点科研课题，出版学术专著两部，译著两部，参与编写教材两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近10篇在国家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20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已经发表的著作总字数接近两百万字。所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一书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被香港《建道学刊》誉为“大陆中国迄今为止最完备的研究基督教这段历史的学术专著。”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亦发表长篇书评，认为该书的出版，对近代中国思想史、宗教史研究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在国家课题书面鉴定中指出，该书“填补了学术界在非基督教研究方面的空白”，全书史料翔实，论断精辟，体现作者“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非时下一般轻率媚俗之作可比”。其学术地位得到较为广泛的承认。提到曾经取得的荣誉，杨教授显得比较低调。相反，他讲起自己的一些平实的经历。

杨教授出生在书香世家，父母均受过高等教育，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他自己在青春时期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处在那个特定的大背景中，许多年轻人不得不随波逐流，成为精神世界里“跨掉的一代”，陷入平庸生活的泥沼。杨教授当过五年知青，在贵州罗甸军垦农场，他是犁田班的班长，天天都与田地打交道，一年下来，犁的田可能比当地农民一辈子犁的都要多。冬天犁冬水田，水田里有一层薄冰，光着脚踩下去，全身都在打寒噤。后来，杨教授偶尔给学生说起这段往事，总是忍不住来一点“黑色幽默”，让他们猜猜在那样的情形下，自己心里在想些什么。学生们七嘴八舌，说杨老师在憧憬未来什么的。杨教授笑着说，当时他唯一的奢望，就是正在拖犁的老牛突然停下来，拉一堆粪，这样就可以将冻僵的双脚踩上去，温暖几分钟。学生们全都沉默了。五年知青生活结束后，杨教授又被分配到成都一家军用被服厂当了五年裁缝，在工厂里，他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裁剪工人，利用电动裁剪刀，他一天甚至可以裁一千多套衣服。这是关乎到工作态度的问题。不过在当知青、当裁缝的时候，杨教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追寻，他读完了在那个年代他能够找到的所有的书，并且始终坚信：有知识才能为社会作更大的贡献。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他从艰苦的环境中走了过来。而艰苦环境和务工务农的体验都成为他终生的财富。

20年后，他终于写出《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这本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著作，杨教授在书的序言部分，有这样一段叙述：近3年来，为搜寻资料，日出而作，日落不息，费尽了气力，绞尽了心机。作者永远忘不了1993年新年前后孤身一人在北京度过的那段日子，忘不了北京大学旧期刊室窗外朝着自己楚楚哀号的寒鸦，忘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地下旅馆卧室.那扇酷似牢房小窗的一尺见方的通气孔，忘不了每天清晨伫立在北京街头和着北风吞下的那一碗碗兰州拉面……这种苦楚、艰辛，对于曾经当过知青的杨教授而言，当然是不难克服的。

攻读博士的教授

在《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这本书的后记中，杨教授提到了他的硕士导师王介平先生。王先生对于杨教授的人生观有着极大的影响。杨教授说，解放前，王先生出生在农村，家庭穷苦，是李颉人发现了这块小小的“璞玉”并资助他读完清华大学。解放后，王先生以一个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颇有成绩的教授身份改学历史，到中国人民大学上研究生班，并且在历史学研究范畴重建辉煌，这对杨教授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因此，在破格提升教授、在担任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历史学科组组长之后，杨教授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读博士。这一举动令许多人费解：以教授、甚至是评教授的教授身份去当“学生”，有此必要吗？杨教授的回答斩钉截铁：有。他细细地解释说，首先是自己需要学。现在是一个知识更新迅速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知识变化很快，像历史这种传统学科要和国际接上轨，必须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信息，开拓眼界，扩大视野。过去我国在历史学研究方面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都显得比较陈旧，在与国外同行交流时一度出现尴尬。因此，进一步学习本身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是先生值得学。

杨教授的博士导师是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后归国的罗志田教授，与杨教授是同龄人，也是有过多年学术交往的最好的朋友。杨天宏拜罗志田为师，在学术界已传为美谈。杨教授表示，他之所以决定攻读罗教授的博士，是因为罗教授的成就在国内堪称首屈一指，令人仰慕。他特别强调指出，罗教授在国外留学时，在学术研究方法上所受的良好训练是大陆学者最缺乏的，自己亟待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故诚心拜罗为师。杨教授强调说，朋友和老师对他而言意义非凡。好的朋友，可以不断促使自己在学术道路上前进，起到“见贤思齐”的作用，遇到好的老师同样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杨教授在谈话中不断提到他的老师王介平先生。他走上清贫的教师岗位，很大程度上源于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他回忆道，80年代初研究生毕业时，自己面临众多的选择，可以进机关，可以进一些待遇好的部门，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当了老师，因为这是王先生的遗愿。他说，王先生是一位好的教育家，自己应该继承先生未竟事业。今时今日，当杨教授在学术上有了一定造诣，在社会上也担任了一些职务，他却从未离开讲台，他的观点是：“我首先是一名教师。”

坚持为本科生上课的历史学专家

能够坚持为本科生上基础课的著名硕士导师不多，而杨天宏教授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先后为本科、专科学生开设《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近代历史人物研究》、《法学概论》、《学术论文写作》等多门课程和学术讲座。1991年他被批准为硕士导师至今，已招收硕士研究生6届。杨教授认为为本科生上基础课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说，国外许多名牌大学特别注重基础课，往往由最好的专家来授课。而国内的大学却普遍存在误区。川师大在这方面显示出了前瞻性，近两年来，强调和重视基础课的良好风气迅速形成，对学生而言，这是一种幸运，也将成为他们未来的优势。 杨教授说，单单授业是远远不够的。学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因此，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杨教授给刚进校的研究生讲授的第一堂课总是关于人格修养、立志方面的，而他布置给学生阅读的第一篇文章则总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司马迁被尊为“史学之父”，《报任安书》是他在遭遇到身体和精神的最大摧残后，在极度的逆境中，向朋友任安依然表明自己追求事业、真理的意志与信念的一封信。杨教授说，要求学生读这篇文章，涉及到一个历史学者灵魂铸造的问题。“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他希望学生读了这些话语，能从中吸取精神的养料。 杨教授的“严”是出了名的，可是他的严不是简单、直接的，而是讲究艺术、讲究策略的。

关于读书，他对学生说，在相同的阅读方式下，对于读书量，你们一共有三种选择。第一，一周读两本书，那么三年研究生读完，就是300本书的阅读量。第二，一周读一本书，那么三年就是150本。第三，两周读一本，那么三年就是75本书。其中知识量、信息量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希望研究生都选择第一种，以此来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长期坚持下去，成为真正学富五斗的学者。 几乎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在杨教授家都有一个小小的类似“沙龙”的聚会，研究生在一起探讨读书感受，这样的交流对于启发思维、积累信息有着很大的作用。关于写作，杨教授同样有“硬指标”：每学期两篇论文，其中一篇争取达到发表水平。论文交上来，杨教授逐字逐句地批阅，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个一个细致地订正。杨教授所指导的研究生在校期间平均每人已发表论文2篇，有三人还在国家级刊物《近代史研究》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杨教授无私地帮助他的弟子发出了眩目的光彩。他的人品为学生所敬重，有什么难题、困惑，总是想到来找杨教授聊一聊。

在教学上，杨教授注重因材施教。韩华曾是他的研究生，这位女孩上大学时读的是外语，进来时，历史基础并不很扎实，但是由于家庭的熏陶，她在传统文化方面极有悟性，杨教授根据她的长处，指导她钻研儒学的近代转型。韩华的硕士论文《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不仅发表，而且在学术界引起一定反响。硕士生毕业后，因学业优异，韩华留校任教，工作一年后即考上川大的博士研究生。

立志“问鼎中原”的学者

作为四川省重点学科“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学术带头人，杨教授不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作出了成绩，还为该重点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作了许都具体的工作，如规划发展计划及发展方向，科研水平的提高，人才的引进与进一步培养，图书资料的采购，办公设施的配备等等。经过努力，现重点学科的发展已初具规模，推出不少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重量级”学术论文，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但这并非杨教授事业追寻的终点，他的目光看得更远、更深。他希望自己及所在学科的同事能将自己的成果推出去，与国内外主流学派的学者平等地交流，为此，杨教授以“以文会友 ”的方式，和国内杰出的历史教授建立并保持紧密的联系，与国外顶级历史专家也保持着朋友式的对话。

在人事处召开的一次专家座谈会上，杨教授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他说“师大有雄厚的师资队伍，有一批完全有资格有实力在国内外产生最大影响的优秀的教授，但我们的领导和教师往往缺乏这种自我认知，为了改变师大教师既有的相对自卑的心理，我们首先要有一份问鼎中原的气势，要把师大建成‘名牌省属高校’，这样的气势是不可或缺的。不仅是教师，师大所有的学生也应该跳出一所学校、乃至一座城市的拘囿，要拓宽视野，有问鼎中原的勇气与志气……”

这段精彩的发言其实也是杨教授对自己的激励。与很多纯粹“书斋型”的学者不同，杨教授对于国事、天下大事都极为关心，怀着对师大的热爱，他还常常为学校的发展献计献策，在方方面面都提出有益的见解。但同时他又是谦逊和儒雅的，胡适“爱惜羽毛”的言说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观点。“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恩师王介平先生留给杨教授的遗言多年来一直是杨教授刻骨铭心的人生准则。

过去的荣誉、掌声以及在很多人眼中已经到顶的教授职称，在杨教授那里，都只是“过去式”，对他而言，每一个新的视点都让他焕发激情，每一个新的科研课题都是一个朝阳初升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