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足的世俗社会》是一本由[美国]菲尔·朱克曼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2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足的世俗社会》读后感(一)：世俗化状态也未必一定差~~
生命的意义对于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通常，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一个人逐渐搞清楚【我是谁、想要什么、想成为什么...】之类问题的过程，并就此在现实生活中与自己达成平衡、形成自洽。那么哪怕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也会借由自身与时代、社会所笃定的道德原则而畅快人生。
所谓人类对于死亡的焦虑与恐惧，并非笼罩在所有人身上。相反的，往往是那些宗教信仰淡化的人群更能专注于生活的当下，而不会无谓地纠结人类必定要面临的生命终结问题。死亡是不可回避的。而对于死亡的态度却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与状态。
宗教信仰并不能阻碍罪恶的发生。同样的，没有宗教信仰也未必会如人们想象的那般无助与混乱。宗教所带给人类的，更多的是一种助力，一种慰藉，是迷茫中的一盏雾灯......
看上去，世俗化的生活状态带给了丹麦和瑞典人更多的充实与满足感。而宗教信仰在这些信仰逐渐淡化的地方更多的是以文化角色的状态存在的，类似于一种仪式感，一种传统行为等等。
无论怎样，从祖父母辈的笃信宗教，到今天年轻一代人的信仰淡化，世俗的社会病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失控，究其原因都是复杂多变的，是缘于历史发展、社会变革、教育理念、经济动态、文化特点...等等诸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关联而促成的。
今日，我们不妨持有开放的态度去观察，去审视，去研究......
《自足的世俗社会》读后感(二)：从《自足的世俗社会》中看到的
《自足的世俗社会》出自美国社会学教授菲尔·朱克曼笔下，他以自己旅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长达14个月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写下了这本书。
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叫Society without God，直译过来应该叫做“没有上帝的社会”。在宗教氛围浓厚程度大相径庭的两个地域工作生活，给了朱克曼极大的震撼。围绕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否相信上帝，是否去过教堂等问题，朱克曼访问了大量丹麦当地居民，通过面对面问答记录下他们的答案，为他的观点打下了广泛而真切的信息基础。
虽然在我看来，朱克曼的社会学调查的范围还是相对窄了一些。丹麦和瑞典是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高福利、高收入且高度文明，幸福感排名世界名列前茅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典型案例。这世上或许很少有国家在目前能够攀登到这样的高度。
但是，朱克曼的观点，以及丹麦人对于宗教、自我和人生的认识，都相当具有启发价值。 因此，我以为，与其把《自足的世俗社会》当成社会学专著来读，不如作为一本游记随笔，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怎样，保持开放而包容的心面对这个世界，永远是有意义的事情。
宗教信仰自由和是否需要宗教这一问题，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目前必须要直面的一个重大问题。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因为宗教认识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分歧，乃至世界观和价值观之间的对话，都因宗教信仰而充满了变数。不只是宗教信仰，性别、种族等等根源性问题，也同样困扰着人类文明数千年。
《自足的世俗社会》其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对于许多甚至大多数当代丹麦人和瑞典人来说 ，宗教并不是人们会讨论或分析的话题，并不是人们会辩论或揭穿的话题，也并非人们会抵制或害怕的东西。相反，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非话题（non-topic）。当人们不把宗教当做现代社会重要部分中的一个话题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社会现实：世俗，出类拔萃的世俗。 ”
“非话题”是朱克曼提出的诸多新理念之一。
只有当宗教信仰、性别平权、种族平等等话题都成为“非话题”，我们不仅能够达到出类拔萃的世俗，还能实现出类拔萃的大同。那该是一个多么美好多么理想的光明未来。
《自足的世俗社会》读后感(三)：郑渝川：世俗社会的魅力
郑渝川/文
《自足的世俗社会》一书原书名为“Society without God: What the Least Religious Nations Can Tell Us about Contentment”，中文版则采取了更加简明而“安全”的译法。美国匹泽学院社会学教授、美国“世俗研究项目”创始主任菲尔·朱克曼贡献这样一本必然充满争议，甚至会让某些人难以遏制内心怒意的佳作。
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当今欧美、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许多国家的宗教氛围日益浓厚，诸如美国这样的世俗国家，宗教激情在最近几十年来逐渐抬头。
而且，相关国家还流行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那就是有所谓的“信仰”要比无神论更具道德，能够让民众更具敬畏心理，人们相处之间更具礼仪，能够更好的遵从法律；“信仰”还可以让人对死亡更为释然……按照这类说法，有“信仰”或者说“信仰”受众占人口多数的城市、地区和国家，要比无神论者占多数的地方，犯罪率更低，人之间更多信任，经济更多繁荣，社会更多公益，简直就是柏拉图口中的理想国了。
《自足的世俗社会》一书找来了无神论者占多数的两个国家样本：丹麦和瑞典。这两个国家确实保留着一些宗教仪式，却祛除了仪式与教义之间的联系，更接近于中国民间一些民俗仪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们很少提及“神”，也很少有人花费时间去思考、讨论神学问题，并且将之认为是“遥远国度的奇怪现象”。丹麦、瑞典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文化艺术发达，医疗等公共福利供给水平显著，公共治理的清廉度、民主体制运行的有效性在全球的排位也很高。
这样的国家，为什么会是无神论者占多数？菲尔·朱克曼指出，具备宗教信仰或者不具备，与经济发展水平高或低，社会和谐或不和谐没有必然正向或者反向的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信仰者”占多数的国家或地区，还是无神论者占多数的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成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也都有可能出现治理和发展失败的个例。
之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信仰”会让人感到幸福，这其实与英国和美国在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占据国际上舆论场主导地位，而英美的“信仰者”比例很高密切相关。正如书作者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哪个宗教，都不能保证一定时限社会和谐，一些最虔信的国家也处于最危险、最困难、最贫穷的发展境地。反过来，信仰最为淡漠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却处于很高的发展水平。这完全可以用来证明用理性和世俗的方式解决问题（生活上的、经济发展上的），也是完全合理、高效的。
“信仰者”确实会因为自己的信仰所获得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安慰。《自足的世俗社会》书中指出，无神论者扎堆所组成的世俗社会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即创造出文明、安全、公正、平等、人道和繁荣而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暖的社会。
书作者通过在丹麦和瑞典的大量访谈，并对涉及的个例进行分析而指出，当地人“对死亡普遍缺乏畏惧或担忧，他们对生命的终极意义也缺乏强烈的好奇心或并不太在意”。应当指出的是，丹麦和瑞典的许多无神论者，其实也多少相信神秘现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却拒绝将之归结为神意的显现，也并不担忧这会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丹麦和瑞典被书作者认为是（完美的）世俗化状态、世俗社会，关键原因之一在于两国近代以后较为长期的处于安全状态，而很少卷入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经常卷入的政治和军事冲突，这就降低了“信仰”对于两国民众的吸引力。实际上，在古代历史上，丹麦和瑞典人民也曾十分笃信宗教，包括欧洲主流宗教以及北欧独具特色的异教神灵。
不仅如此，丹麦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普及儿童义务教育的国家。瑞典近代以来也投入了相当多的社会资源用以普及教育。教育普及程度越高，受教育者就越可能接受无神论，或是接受“信仰”的情况下对待其他“信仰”以及无神论抱以宽容。
在中国读者看来，这两个案例显然不够完美，但已经很能证伪那种有意抹黑无神论者、世俗社会的观点。很重要的一点是，相比“信仰者”对待无神论者所带有的轻视甚至更为激烈的负面情绪，无神论者对待他人的“信仰”往往能够真正带有包容性。而这恰恰是多元化世界、多元化社会的基石。
（刊于2021年2月3日“界面联盟”，作者系专业书评人。 此处转载经作者本人授权 ）
《自足的世俗社会》读后感(四)：杨靖：是宗教现象，还是文化现象？
是宗教现象，还是文化现象？
杨靖/文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社会学家菲尔·朱克曼近著《自足的世俗社会》（又名《没有上帝的社会》）是向当代哲学大师德沃金致敬之作——大师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没有上帝的宗教》（2013），重点探讨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宗教世俗化的进程。
在德沃金看来，世俗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得西方社会逐步摆脱宗教文明秩序的桎梏；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忧喜参半的西方社会现代化之旅。这一漫长的过程，历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若干次转型，其中包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近）现代化及全球化等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一系列变革的实质在于打破权威和秩序，以理性战胜迷信，以世俗取代神圣，从而实现主体和个性的解放——这也是现代化最本质的内涵。当然，上述变革也带来负面影响，其直接后果之一是现代人变得越来越妄自尊大，以为凭借理性可以征服世界，凭借科学可以祛除人类所有疾病和烦恼，并能持续不断保障社会进步和众生幸福。然而，事实表明，科学与理性并不能包治百病，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也错综复杂，远非“世俗化”一词所能概括。
德沃金关于宗教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在朱克曼著作中得到更为具体的回应。在《自足的世俗社会》中，朱克曼重点考察以丹麦和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社会世俗化现象，同时也以相当笔墨将这一现象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进行对比。在作者的家乡南加利福利亚，每三个户外横幅中至少有一个是有关“上帝、耶稣和《圣经》”的标语口号。在作者工作的亚利桑那图森市（Tucson），城里巨大的广告牌林立，倡导人们要虔信上帝。除此而外，美国的广播电视节目中与宗教相关的话题内容也层出不穷：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政客，都争先恐后地公开表明甚至刻意强调其宗教信仰，而且美国民众似乎很买账。比如2004年，乔治·布什总统信誓旦旦地宣称：他出兵伊拉克，是向上帝祈祷并与上帝商讨的结果。不管真假，他的这一番“坦白”最终出人意料地赢得更多美国人的信任。在美国，常见的情形是，倘若一位政客想要取得成功，他/她不仅需要扮演定期去教堂的“虔信者”，还要时常向公众证明自己的宗教虔诚。反之，一位无神论者若想在美国当选总统，其几率一定跟“基地”组织成员不相上下。
跟美国不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朱克曼在此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田野调查”——结果发现，这里“一切都很安静”：从来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反同性恋权利”大游行，没有教堂现场安装“耶稣的ATM”（为方便信徒刷信用卡捐资），没有大名鼎鼎的布道牧师在广播电台抨击败坏世风的“罪人”，也没有政客宣称他们竞选公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与“众声喧哗”的美国相比，这里既没有校董公开质疑进化论，没有法官根据《圣经》来判案，也没有大规模的反流产运动，更没有家长游说学校和市政委员会，要求从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清除《哈利·波特》。
作为美国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朱克曼高度认同宗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相信宗教理想可以有效地制衡狂热的个人主义。在美国，教会通常是社区的服务中心，既提供咨询服务，也是日托所。历史地来看，教会为孩子创办学校，为病人创立医院，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在反对压迫、完善法制、维护秩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正是这一切使得宗教信仰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公然抨击宗教世俗化倾向也成为一些公众人物和保守派人士高调的政治姿态。比如美国基督教联盟的创建者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对世俗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宗教世俗化会慢慢地侵蚀社会的基础——如果学校董事会一意推行违背宗教信仰的世俗学科（secular science）课程，上帝的惩罚必将降临。他坚信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宗教信仰，“结局将是暴政”。另一位代表人物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是一位成功的电视传教者、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的创建人。福尔韦尔公然声称：正是那些推行世俗主义的美国人激怒了上帝，才导致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上帝不会被嘲弄，”福尔韦尔在著名电视节目“700俱乐部”中断言：“我坚信那些企图把美国世俗化的教外人士、非法堕胎者、女权主义者以及男女同性恋者——我要指着你们的脸说——正是你们的推波助澜才导致了恐怖袭击的发生。”
在上述基督教保守派人士看来：如果一个社会不能领会上帝的重要性，它将走向奴役、种族屠杀和暴行；如果达尔文和进化论在一个国家被广泛认可，道德诚信无疑将被抛弃。因此，一个没有充分信仰和精神追求的社会，终将辜负上帝，成为不法分子肆意妄为的场所，并沦为暴力和犯罪的渊薮。
而朱克曼撰写《自足的世俗社会》主要原因之一——正如作者在本书“引言”中所说，是“冷静地反对这样一种广受吹捧的主张：没有宗教信仰，社会注定灭亡”。朱克曼收集了大量数据，表明丹麦和瑞典是地球上宗教色彩最弱的国家，并用充足的证据证明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高品质生活。他的结论是，“社会没有宗教信仰，也能运作良好，有所成就，构建和遵守健全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体系。”
在旅居期间，朱克曼就上帝、宗教、信仰等话题，对丹麦和瑞典的149位居民进行了采访，其中若干采访片段被收录在书中。他说，寻找受访者是一项“艰难的挑战”，因为许多人坚称自己关于宗教“无话可说”——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既不信奉上帝，也很少关心死亡或生命的意义，并对这种缺乏宗教反省的现状怡然自得。他们辨别谁是真正的基督徒，是通过特定的传统和价值观，而不是通过圣经、上帝或者繁琐的宗教礼仪。当然，他们通常也遵守一些基督教传统的文化礼仪，如洗礼、坚信礼和教堂婚礼，并认为基督教赋予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价值观。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放弃了对于基督教超自然性的信仰——朱克曼将这种现象称作“文化宗教”，并认为这种缺乏上帝概念的文化宗教对于造就两国的繁荣富庶和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根据朱克曼的考察，从各个方面看，丹麦和瑞典都堪称是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典范：这里的社会和谐，犯罪率极低，而清廉指数全球最高；这里教育体制完善，经济发展稳健，人文气息浓郁；并且，拥有包括免费医疗在内的全民共享的社会福利。根据伊拉斯谟（Erasmus）大学路德·费恩霍芬博士（Ruut Veenhoven）的采样和计算结果，在全球91个国家地区中，人均幸福指数排名最高的国家是丹麦，而瑞典（以及挪威）等国则紧随其后。
丹麦和瑞典为何能够如此繁荣？普遍的看法可能与下列因素相关：他们人口规模较小，在过去数个世纪中与欧洲殖民大国往来贸易频繁，以及他们致力于建立福利国家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些因素，通过累进税制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安全保障系统融合在一起，成效卓著。然而，在朱克曼看来，这些只是一些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与之相关的更深层因素，很可能是它们独特的气质和特有的文化，例如他们对世俗的公平正义价值观的强烈信仰。
依据各国在国内建立社会公平正义取得的成功，德国智库汉斯-伯克勒尔基金会（Hans-Bockler-Stiftung）将各国进行了排名。不出意料的是，丹麦和瑞典这两个宗教氛围极其淡薄的国家，并列世界第一。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宗教化社会的巨大嘲讽：当他们坚信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责任感——比如关心孤苦伶仃和贫病之人——必定蕴含在基督教（以及犹太教）等伟大宗教中时，他们从未意识到同情、善意、宽容、诚实等传统宗教价值观，当今已在丹麦瑞典等世俗化国家以道德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并在全国范围广为推行。
进入现代社会，宗教并非社会生活的全部早已成为共识。从起源来看，宗教信仰最重要的来源，乃是出于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诚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言，“在所有的信教来源中，生命的最高和最终危机——死亡——最为重要。”因为人类注定要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因为所有享受生活的人同时也“害怕死亡的威胁”，所以人们转向信仰宗教以寻求慰藉——正因为宗教消除了他们对“自己终将不复存在”挥之不去的恐惧，并给他们带来了永生的希望。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话说，人类始终无法避免“死亡的痛苦之谜”——这一种恐惧导致人们产生出普遍的无助感，因此需要转向宗教或上帝寻求慰藉。
然而，在漫长的人生中，对死亡的忧虑，并非如影随形；换言之，信教只是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凭借理性的力量，人类很快将对于上帝的信仰发展成一种“超自然的补偿”。从这个角度看，死亡并不具有任何神秘或宗教色彩。对于普通人而言，死后就表示一切都消失殆尽，而那本就是事物该有的样子。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在名著《反抗死亡》（Denial of Death）中提出，反抗死亡和拒绝接受死亡是人类的共性吗？显然不是。我们是否有可能找到这样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大多数人不那么担心死亡，他们接受死亡的必然性，而且不会因为知道自己总会死去而感到极其忧伤和绝望。朱克曼在丹麦和瑞典发现的宗教文化，便是最好的回答。
众所周知，当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普遍不相信来世，但这并没有表明他们高度绝望。相反，朱克曼所采访的丹麦人和瑞典人多半感到幸福和满足。他们通常过着一种富有成效、富有创造力、感到恬然自足的生活。他们会追求自己的事业：旅行、上网、建造房子、抚养孩子；他们参与各种活动，比如政治、艺术，以及慈善基金会，等等。当然，在受访人群中，有些人患有抑郁症、慢性疾病、以及其他心理疾病，并感到孤独寂寞——没有人会完全免于这些疾病和感受，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努力工作、热爱生活，并竭力找寻生活的意义。
长期以来，对生命意义的担忧，一直困扰着人类。如果人类只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和生物进化发展的产物，如果人类所处的这个世界只是各种物理特性的混合体，如果死亡真的意味着结束，那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伴随着对于死亡的恐惧，有人争辩说宗教的作用在于为“我们从何而来”、“生活的意义何在”等人生终极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答案。当然，千百万人都渴望得到答案——他们也因此转向宗教。但绝大数丹麦和瑞典人，并不做如斯之想。
在朱克曼采访的人群中，有许多人非常直白地宣称他们不相信生命存在终极意义。然而，又恰恰是这一群人安居乐业，悠闲自得，充分享受生活，根本不理会所谓人生价值和意义。这一规模达到数百万人的世俗男女的存在不仅拓宽了世俗生活的范畴，也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另一种非宗教的生活方式。人类文明原本就是千姿百态，一个诞生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地方性宗教，凭什么必须取代其他文明形态？
在宗教气息浓郁的国家如美国，贫富差距似乎并未由于上帝或《圣经》的谆谆教诲而减小，相反这一差距却不断拉大。而丹麦和瑞典两国，不仅将财富分散到令西方发达民主国家无法比拟的程度，而且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实实在在的福利更是高得惊人。如果一个人失业，他们不必担忧失去医保，也不必担忧住房被没收。无论多么穷困潦倒，他们总能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甚至包括免费的职业培训，直到他们重新上岗。这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与传统基督教仁爱、行善（施舍）的信条相比，无疑更为积极进取，也更行之有效。这也是朱克曼在本书结论部分的重大发现：丹麦和瑞典社会世俗化的背后，不乏宗教信仰力量的支撑。只不过，这种宗教信仰，与其说是一种宗教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当然，照评论家的看法，以上关于丹麦和瑞典经济繁荣背后的原因探析尽管言之成理，但它也的确是朱克曼论述中最薄弱的一环。作为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朱克曼擅长问卷访谈和田野调查，然而他对于北欧国家的政权兴替、宗教变迁等历史文化背景缺乏理解，因此其立论大多基于当下的现状，但缺乏纵深的思考。事实上，丹麦和瑞典等当今“高福利”国家的施政方针，都可以溯源自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路德宗传统，没有这些传统的影响就没有今日的繁荣。例如路德的天职观可以视为就业权利理论的基础——《圣经》中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是路德宗教改革的出发点，而路德“信徒皆祭司”的主张更打破了人为设定的职业门槛和界限——换言之，正是新教路德宗职业道德观的影响，才造就出新型的中产阶级，而后者才是经济繁荣的主要驱动力。或许只有透过世俗化的表象，方能洞穿其背后宗教文化的本质。像德沃金一样，朱克曼提出了问题，但这一问题的答案，却需要每一位读者自己去寻找。
（刊于2021年1月14日《燕京书评》，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此处转载经作者本人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