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人》是一本由[意] 吉奥乔·阿甘本著作，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神圣人》精选点评：
●名著，读到懵。
●阿甘本把现代政治中生命管理分成了自然生命（zoe）和政治生命（bios）两个部分。在现代政治中，自然生命通过获得身份的方式进入到政治领域和政治生命结合。当一个人主动放弃或被剥夺政治生命的情况下，生命退化为赤裸生命的状态，此时的人不再受到政治的保护，处于随时可以被杀死的状态。在政治生活中，主权通过“例外情况”将法律悬置，从而使人暂时处于被剥夺政治生命的赤裸状态。
●理论部分简直想吐，后半本好看。
●阿甘本并不认同福柯所说的19世纪政治权力发生了重大转型，即政治权力从掌握个体身体之生杀大权的至高主权（或训诫权力）转向调控人口整体生存的生命权力，而是认为超历史的旨在隔离和决断生命的至高统治权从古到今一直起着压抑生命的作用。福柯起先关注以往那些基于至高统治权并借助训戒来监视和矫正个体身体的权力技术，后来又聚焦于从18世纪末起针对人口及其相关项所实施的生命权力，强调生命政治诞生于整体人口作为治理对象之时。阿甘本则主张现代生命政治在其前现代至高权力那里有坚实的基础和原初的结构，并通过重新引入施加在赤裸生命上的至高权力而把福柯思想向前向后伸展到整个人类历史。
●直可打六星。最难得的是文气之贯注，始于对禁止性主权概念的拓扑分析，中经“神圣人”这一开端于古罗马的司法形象，通达当下政治的集中营透视。这就比，不顾一切嚷嚷着现代性，说来说去还是那么几句陈词滥调的书要好得多。
●神作。
●在中华资本国家日益强调国家认同的时代，读这本书真是应景。
●2019.8 浅读 人通过被排除 成为例外，例外状态是被包纳的排除，通过化明界限确定排除，同时 也让它们在整体中的位置得到显现，而，人在法律中 通过民主抗争的不断深入，民族国家控制的深度也不断深入，无法摆脱，人在成为公民的那一刻起 也就成为了例外状态 他们要放弃自然的状态而成为具有政治身份的公民，在纳粹集中营里 犹太人就是最典型的神圣人代表，他们成为例外状态，他们的生杀不会受到司法监管，他们只是活着的身体，与进行器官移植的活死人没有区别，他们的公民身份被纳粹剥夺，人的政治身份与生体身份已经完全区分开了。我个人的感触是 当人成为公民 具有政治身份的那一刻 他就没有任何自由！
●确实是名作。
《神圣人》读后感(一)：写一些感想
你的身份你的资产负债你在人群中的关系，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生。而本质上是一种生物上的生，政治上的生是为你生物上的生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
但是统治者也可以通过剥脱你政治意义上的生，进而剥夺你生物意义上的生。
自杀的人，是因为政治意义上的生被剥夺后，代替想象中的统治者对自己执行了死刑。人在社会中应该增加自己政治意义上的生，进而生命意义上的生服务。
不要为了政治意义上的生而否定生命意义上的生。
而面孔则是政治意义上的生和生物意义上的生的中间线。
政治上的生和社会认可的生是现在保障生物上的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大多数可以这么说 隐居的那些什么的不算） 那如果政治上的被剥夺了 生物上的该怎么维持恩？
这和贪官被抓后哭泣后悔，是一个道理，通过这一举动他们找到了新的政治意义上的生。犹太人作为一个德国公民被剥夺后，他们只能开展作为一个犹太族群的政治意义上的生。
如果这个人是因为杀人而被无期徒刑，把他在监狱里依然可以找到政治意义上的生。不过我觉得你问的问题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不认可自己政治意义上的生的形式，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死了，他应该怎么自处？
但是事实上，政治意义上的生是为了生物意义上的生服务的，如果真的有作为生物的自觉的人是可以为了生物意义上的生随时随地改变自己政治意义上的生的。
真正的问题是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活人，只看到政治意义上的自己，才会酿成悲剧。
《神圣人》读后感(二)：对吴冠军先生与黄乐嫣女士关系的发问
1.《神圣人》第45页，首个注释如是：“中译者注：Pindar是古希腊的著名抒情诗人（约公元前552-前443），国人亦将其译或品达者。”在这里，让人疑惑的是不是古怪的注释方式：如特意点出“中译者注，而是为何吴冠军先生弃通行的翻译“品达”不用，而刻意地将其译为“平德尔”。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许能够从先生诸如此类的表达如“国人”、“译或”等看出。我丝毫不怀疑先生深厚的古文修养，乃至于需要将“知识”用“识知”替代（P61）、将“马拉美”译为“马拉梅”（P76）、将“详细探讨”转换为“探详细讨”（P132）……这毕竟是一位译者的翻译自由。 2.以上，反映出的正是吴冠军先生思维的“谨严”性（对不起，我也染上了这个“病症”）。因而，当看到折页上所展示的“左翼前沿思想译丛”书目时，《忧思中国》这本书不可能不跃入眼帘。且不论这本书的内容属不属于“左翼前沿思想”（书名便令人怀疑），只说作者黄乐嫣（Who？）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何以能够跻身于诸如阿甘本、巴迪欧、齐泽克、加塔利等已经功成名就的先锋哲学家行列。实在不能不引人小小地思考一下吴冠军先生与黄乐嫣女士之间的关系？因为吴先生正是丛书主编之一。 3.在《译后记》中，我想我们找到了一条有用的线索。在最后一段文字中，吴先生感谢了“提供了温暖的帮助”的“前辈和朋友”，开列的第一个人名正是黄乐嫣，而齐泽克被排在了第二。原文如下：“黄乐嫣、齐泽克、童世骏、严搏非、许纪霖……”。按照中国人的排序方式，排在最前的自然是最重要的，因而可以将齐泽克（吴先生偶像）、童世骏（党委书记）挤掉的人物，绝非一般。 4.那么，吴冠军先生与黄乐嫣女士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不如把这个八卦问题留给那些爱解密的朋友，我，只负责提出问题。
《神圣人》读后感(三)：生命政治
祭祀通过将俗世与神圣分隔开来的方式，不只是确立了政治权威的神话，并且包含了确立政治权威所必需的暴力。—祭祀性的神话因子 在现代国家实践中，普通民众的生命同样可以随时被转化为供主权者在例外状态中“独享之物”，阿甘本将人类的此种共同体实践称作为“生命政治”：创造一个生命政治性的身体是至高权力的原初的活动。 神圣人包含了一种双重排除：他们不仅被排除在俗世法律之外，并且同时被排除在了神法之外。 生命的神圣性被当作与至高权力相对立的绝对根本性的权利。生命的神圣性同时表示了：（1）生命对于一个掌控死亡的权力的臣服，（2）生命无法挽回地暴露在弃置面前。 在阿甘本眼里，权利，只是“生命的神圣性与法律的权力之间的一个秘密共谋”人道主义政治与至高权力之间存在着一个“秘密的团结”。根本问题在于：“人权”是在现代主权国家中被“承诺”而那里又恰恰正是生命被政治化的场所。人权政治提出人是神圣的，它要求道德尊严。然而，当今移民、政治难民这类“无国家的人民”所遭遇的困境，使我们看到“人权的主体”恰恰随时可以转变为赤裸生命。而“神圣性”的原始含义，便正是指人随时可以被从共同体中排除出去，可以被杀死。 至高的例外，就是在司法关涉之悬置的形式中，预设了司法关涉。 集中营诞生于例外状态和戒严法。保护性拘留的起源是1851年6月4日颁布的关于紧急状态的普鲁士法，德国的首批集中营不是纳粹政权的杰作，而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杰作。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于1923年根据“保护性拘留”把数以千计的共产主义战士拘留起来，并且在科特罗斯-西罗建立了主要收容东欧难民并因此可能会被视为20世纪第一个犹太人营地。 “保护性拘留”的司法基础是宣称围剿状态或例外状态，并且相应地悬置保证诸项个人自由的德国宪法条款。于是，例外状态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关于事实性危险的外在的、暂时性的状态，并且变得同司法常规本身混淆了起来。集中营是一个当例外状态开始变成常规时就会被打开的空间。
《神圣人》读后感(四)：摘要
阿甘本在最后一节对本书的三个论断做了陈述：
1.原初的政治关系是禁止（例外状态作为外部与内部、排除与纳入之间的无区分地带）。
2.至高权力的根本性活动是生产那作为原初政治元素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是自然与文化、“zoe”与“bios”之间接合的界槛。
3.今天，西方根本性的生命政治典范不是城市，而是集中营。
简单补充一下：
1.“生命最初只是如下事物的对等物：一种威胁死亡的权力。”（P124）这就是父亲对儿子的权力，直接并且仅从父子关系中衍生出来。“原初的政治元素不是简单的自然生命，而是暴露在死亡面前的生命” （P124），这一生命是赤裸生命，亦即神圣生命（这就是“生命的神圣性”本身的含义（P118））。主权者的生命与神圣人（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祀，同时被排除在政治与宗教向度之外，并且是被纳入性地排除，是主权潜在性的实现）的生命有一致的结构：二者都是赤裸生命亦即神圣生命。但是一个是杀人，一个是被杀。“主权者是这样一个人，对他而言，所有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人；而神圣人是这样一个人，就他而言，所有人都以主权者的方式在行动。”（P120）
2.赤裸生命只与死相关联。赤裸生命之于具体的生命（生活），就相当于存在之于存在者。（P243）赤裸生命≠自然生命（zoe），它是被主权纳入性地排除、排除性地纳入的。
3.在古代，政治性的生命bios与自然生命zoe相区分，而如今，这一界槛消失，zoe被政治化，自然生命被完全纳入城邦之中。（P178）因此，所有人都成了潜在的神圣人，所谓的“人权”（其实就是“公民权”）变得很容易转化为“灭绝”。
和友友讨论了6次终于结束了这本书，纪念一下。
《神圣人》读后感(五)：从奥斯维辛到北京大兴
人类共同体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 阿甘本早年出版的《语言与死亡》一著的核心论题，就是人类共同体的无根性：人的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只能是基于其他行动上，不存在一个超验的基石或神圣的王国。从这一后基础主义视角出发，阿甘本提出其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通过祭祀仪式而形成的“神圣”之域，实质上只是通过“排除”的方式，而在共体内建立起一个只有少数人能进入的特权空间；而这个空间以“神圣”的名义，恰恰为没有根基的俗世法律（人间法）秩序提供了一个绝对的“基础” ”（译者导论）
如果这不够清楚明白的话，我很愿意来“翻译”一下。人类共同体的无根性，一个类似的说法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人在这上面吃尽了苦头，但是没有办法。那么怎么办呢？没有根，硬要造出一个根。没有种，硬要长出一个种。那么就有了一个“神圣暴力”的主权者，也就是一个大哥。这个大哥是怎么成为大哥的？这个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不是阿甘本这里要讨论的。关键是，一旦他成为了大哥，他用什么方式来做这个大哥？答案就是“排除”这个神一样的操作。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先假设有一个秩序已经存在。这个秩序的轮廓如何显现出来呢？就来自于秩序之外，也就是例外。把某些人排除出这个秩序：一类人是主权者（大哥），一类是“神圣人”（这些可以是罪人，也可以是敌人，比如腐朽的资本主义）。凭什么来排除？需要一个“神圣”的名义，一个在秩序之外又在秩序之中的名义（比如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这两类人，其他所有人都包含在秩序之内了。这个秩序就这样貌似合理地建立起来了。可惜它是不稳定的。它的不稳定来自于它的边界。一方面，主权者需要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也不是阿甘本所要讨论的；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秩序内的人都可能重新被排除出秩序之外，而成为神圣人。
阿甘本的一个主要论点是，集中营是现代政治的典范。这里的典范不是模范，是一个不好的翻译。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典型，一个常态，一个主要表现方式。他发现，我们不需要去集中营里面寻找赤裸生命，因为赤裸生命无处不在，它来源于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任何时候都可以是例外，任何人都可以被排除出秩序之外。在上一秒还是公民，下一秒就成为低端人口。“我们所有人潜在地都是神圣人”。很可惜，这个问题在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都牢牢地存在：
只要人类共同体的原始结构得不到变化，生命永远随时被赤裸化（神圣化），被任意捕获与征用。正是这个意义上，现代民主“成为它最无法和解的敌人的同谋犯”（译者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