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河》是一本由[美]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6，页数：4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帝国之河》精选点评：
●社会史和思想史为主，不是经济史，最近很浮躁的我不适合看这类书…
●按需。
●能把对美国西部自然地理 人为改造和社会政治结构的叙述结合得如此融洽
●讨论两个问题：(1)征服与发展的矛盾；(2)征服与分配的矛盾。
●现代西部，它不是诗人笔下那个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社会，而是由精密的灌溉工程所哺育的现代工业社会；西部不是自由、狂野的精神寄托，也不是分散的民主自治社会，而是对自然统御，工具理性的映射，是有农业资本家所造就的井然有序的集权社会。西部成长的历史，是一部灌溉技术统御自然的历史，是一部无产者、小地主与大农业资本家的抗争历程。西部的历史其实就是美国的发展历史。
●征服自然不可避免变为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征服，而自然则沦为其工具。
●“历史总是易于被理解，而难于被改变或逃避。”
●全书可以看成作者打脸美国西部神话的过程，西部并非自由、开放、民主的应许之地，而是充斥着人对自然、人对人之间的主宰的空间
●当未开发的沙漠西部被有意识地视为一个蕴含自由与民主，而非财富与帝国可能性的环境时，它可能会成为一种人们尚未意识到的国家资源。它可能将被作为提供另一种生活的启迪与训练的地方，而为人所珍视。将它肩负的生长庄稼、赚取外汇、支撑巨型城市的重担减轻一些，它可能将促成一种新的历史序列，一个质朴、自律、追寻精神探求的初始美国，一个人们惯于在某条流过贫瘠荒地的河流岸边静坐很久，无所事事，无钱可赚，无处往去的美国。他们将需求很少，享受很多。时不时地，他们将双手浸入水流，饮上两口。他们将灌溉其精神，而非其自大，身处曾经被视为最荒凉的匮乏之中，他们寻找到丰裕。【全书最喜欢的一段】
●这是关于美国西部历史的全新视角，水和经济息息相关，又和环境保护密不可分。
《帝国之河》读后感(一)：在重塑自然的过程中，我们如何重塑自身的历史？
《帝国之河》给我们展开了这样一副图卷：曾经极具野性的西部荒野，梭罗理想中未经践踏的、象征着自由与民主的土地，随着美国东部大量的人口涌入，人们在企图驯化这野性的自然之时，也重塑了人类社会原有的生产格局。干旱的西部对水资源的焦渴与资本和权力结合，自由的边疆过渡到属于帝国力量的土地，对水的技术统御形成的“工业秩序”挑战着美国民主的根基。
沃斯特把今天的西部社会称之为“现代治水社会”（P6），对极为匮乏的水资源的掌控，成为西部重组生产模式（modes of production）的核心。正是通过对水的技术统御重塑自然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也改变了自己和社会关系。
从理论框架上来看，沃斯特继续通过他所提出的“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进行分析[1]，即过去的自然环境、人类的生产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其中第二个层面即“人类的生产模式”是他观察问题的切入点，在沃斯特看来，“生产模式”这一概念的使用不再仅限于马克思最初所提出的组织人类劳动和机器的生产机构和阶级结构，而是把它看作是人类同地球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所通过重塑自然而改造社会关系的层面。而其中最值得探讨的部分，即随着生产模式的改变，谁获得了权力，谁又失去了权力。
因此，它促使我们把视线转移至对水的控制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联系。作者通过介绍历史上出现过的三种控水方式的社会关系类型和权力安排，即地方性生存模式、农业国家模式、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来解释在美国西部出现的资本主义国家模式的详细图景和危机，以及在权力的演化过程中，掌握资本与专业技术的权力精英如何通过对水的控制而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权力集中。
关于对水的控制与社会权力之间的探讨，沃斯特以魏特夫及其研究入手，把他的“治水社会”理论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这是本书的源头，似乎也是这本书引起争议的源头。要看到的是，在这本书中，沃斯特对魏特夫进行了一次剖解，他既有着饱受争议与恶名的种族主义的一面，也有着在古代灌溉文明研究中真知灼见的一面，在这种双重生活之下的魏特夫，后者则“有着更为持久的成功”（P29）。
这种真知灼见在于，他的理论虽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却又偏离了马克思的短视之处而形成了自己的路径，即令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扮演更为中心的角色。治水社会对水利和灌溉的诉求塑造了高压权力。在这一理论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历史的螺旋”——“当这些社会试图重塑自然时，它们也在重塑自身，从未真正逃离自然的影响”（P25）。这与我们今天环境史研究中，关于人与自然之间这种非线性的关联，无疑是相互契合的。
魏特夫所警惕的 “崭新的统治幽灵”（P23），“古代治水社会成为现代独裁体制的先驱”、“亚洲的复辟”（P27），这种紧张感无时无刻不在书中体现，成为讨论现代西方社会治水模式的基调。在权力的演化之中，民主在一步步后退，而水的技术统御在缓慢形塑西部的帝国之河，这让人不禁让人发出疑问：作者怎样理解民主？
在这里，作者似乎把鲍威尔的思想作为其驳斥的范型，这位在书中宣扬“技术民主”的倡导者。他有着设计这个世界的强烈愿望，渴望通过技术文明创建新的秩序，包括掌控西部野性的河流，拓殖流域，从而将自然区域建立为“存在于自身的自治政体”（P159）。这种权力的去中心化民主，这种渴望通过技术统御来达成的民主，正是沃斯特极力反对的，不仅因为“一旦经济利益最大化者遭遇资源匮缺，某种外界力量的出现，某种形式的利维坦便无法避免”（P160），似乎也因为，沃斯特对于技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十分警惕的。
在书中的描述中，科学家与工程师被看作工具理性的拥护者，水利工程师更成为“暴政的直接代理人”（P172），在帝国灌溉区中，现代技术人与资本家结盟，而知识为资本服务，目的是为了追逐最大的利益。因而如鲍威尔所寄希望的技术民主，注定只会走向死路。我们知道科学并非中立，但这是否也潜藏着沃斯特对于未来科学与技术的悲观？
这种悲观似乎也被带到了对民主的认识上，西部在水的技术统御之下，似乎已离理想中的民主道路越来越远。关于民主是否可以有更多元化的认识？这种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是否真的如此对立分明，人们果真温顺而不自知地走入这种技术统御吗？我依然持有疑问。
回到环境史的研究上。《帝国之河》是作者环境史观的一次实践，也是今天环境史书写的范本，它展现了自然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形成之间更为丰富的关系，即“视自然一直处于与人类历史之间无休止的辨证关系之中”“ 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都从未赢得绝对的统治权威，双方始终在塑造与重塑彼此”（P20）。这种提法既是对今天许多研究中偏向单一因果论调的反思，也试图让人类从试图改造自然的自大中走向谦逊，反思我们今天工具理性的价值观，是如何走向利益追逐和阶层分化，是如何把我们的欲望放大而丢失了简易的幸福感。毕竟，人类想要寻求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公平正义，或许最终还需要通过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尊重中达成。
[1] Donald Worster. Transformations of the Earth: 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6, No. 4 (Mar 1990), pp. 1087-1106
《帝国之河》读后感(二)：沟渠还是河流？
在家无聊，只想躺在床上，可要躺在床上，这个月马上又要过去了。所以决定找点事做，想来想去，还是把一边看看美国史的书，一边总结一下过去看过的书。从哪本书开始呢？个人感觉，帝国之河的关注度与其学术分量是不成正比的，《帝国之河》这本书可以一方面说视野是思想史的，宏大，清晰；另一方面，其史料的翔实程度和小说式的叙述方式实际上可读价值是很高的；另外，像候深老师的翻译，已经少见。这么认真，诗意，有汉语味道的翻译，以至于我感觉即便我尝试用中文随意表达，都显得太过西式，太过僵化。而与此相对应的，除了侯老师的书评，其他书评寥寥无几，可能是侯老师的书评让像我这样的读者感觉到自己文字太过干燥，缺乏穿透力，便选择搁笔吧。尽管如此，我必须找点事情做，那就不妨从一篇小小的，枯燥的，带有内容提纲式的书评开始。
在笔者看来，《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这本书有三个面向。第一，这是一本西部史著作，它致力于破解有关美国西部的某些神话，反叛，或者说修正特纳学派那样一种宏大的、进步的西部叙事。第二、这是一本社会学著作，它试图用一种“多样性的现代性”去不断逼近社会学最核心的问题——金字塔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或者如文中第七章所述的，塞缪尔·亨廷顿对现代复杂社会的一种“制度权威”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在对自然不断的规训过程中，这种权力机制是如何地愈发强大，如何被“匮乏”不断地加固，愈发地难以逆转，直至某个阈值。第三、这是一本生态学著作，它尝试建构一种生态的视角，并且以这种视角对西部的发展进行更为宽广地理解。经济的发展，尤其一种以现代资本主义逐利原则运转的西部发展，其正确性真的是不可置疑的吗？西部生态的张力极限又能支撑这种发展到何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经济和生态的关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技术统御与生态自持的关系，应当被如何调整？
这三个面向，在西部社会对沟渠还是河流这一选择中被不断地交织起来，构成了唐沃斯教授的叙事结构。我暂且针对这三个面向做详略有别的分析。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前言：沟渠中的映像，实际上是引领我们进入全书的铺垫，开头是1890年代的两种有关西部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实际上代表了西部从1890年代到1980年代的变化。有关进步的叙述中，特纳的边疆理论引人注目。在特纳的叙述中，美国西部边疆的推进，是美国民族性塑造的关键事件，也是美国民主与自由不断地强化的过程。但特纳及其后继者开始意识到西部的经济结构恐怕难以支持这种民主的政治。对这一理论的修修补补似乎难以解决问题，唐沃斯教授某种意义上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命题——即，西部社会的运作模式，不过是东北部潮湿而温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复制品。西进运动并非是那样不断开拓，不断的民主化的一个过程。
第二章，分类学：历史中的权力之流。该章围绕着对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的批评展开，从孟德斯鸠到马克思，直到魏特夫，有关环境与社会复杂交互关系的叙述才得以深入地展开。但魏特夫的理论带有过强的视角问题，它从根本上预设了美国民主的完满性。他的理论在一些学者和唐沃斯教授看来可以总结为有三大问题：第一、既然治水社会的形成所仰赖的是一套与治水密切相关的治理问题，那么，对于俄国这样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变体”而言，治水社会并不构成俄国近代史的核心问题，这种社会特质的历史连续性何在？凭什么“斯大林所创造，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亚洲的复辟”，“一种官僚权力精英如何能够在土地上迁移或扩散，而不与其基础同行，即不重建它的生产模式”？第二、德国的纳粹问题如何解释？魏特夫逃避了这一问题。第三、美国社会的民主真的是无可置疑的吗？唐沃斯教授对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治水问题”展开了后续的讨论。除此之外，唐沃斯教授还考察了，各类社会形态下的灌溉系统，从部落氏族到农业国家，最终，其视野开始进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西部的灌溉方式，及其对应发展出来的社会形态。这便是这本书后四章核心讲述的问题。
第三章，萌发期：一个穷人的天堂。这一章实际上展示了唐沃斯教授思想史的深厚功底。美国梦与基督教对富裕王国的追寻，以及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对自然进行统御的渊源追溯，构成了这一章的思想主题。但是，也有反叛的声音，现代性以一种它样的方式对这一传统进行挑战，在谈到奥斯丁《少雨的土地》的时候，唐沃斯这样说道：“它是一副沙漠生活温柔而清幽的肖像——神秘的、阿卡迪亚式的田园牧歌，是从维克多利亚时代与新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异端的灵性表达”。这两种传统，构成了西部社会思想的张力——不过，西部灌溉的辉煌时期，都是以前一种扩张性的思想为要，后一类声音则愈发萎缩。从“上帝的河狸”到“在落基山的阴影下”，宣告了摩门教徒的失败，也宣告了，摩门教这一“现代理性主义与前现代、原教旨主义的奇特混合，是一种易变且不稳定的混合”难以满足西部灌溉开发的要求。这里，必然有一种更为隐蔽，又更为缜密和宏大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伟大事业”——一种对东北部的制度和制度文化的复刻。萌发期，必然也是规范期，就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之中所阐述的，各种萌芽相互竞争，谁更能适应，谁便胜出。历史，终归是一种大浪淘沙的进程。关于水的使用权，即“优先占用原则”和“滨河原则”的争斗，以及相关的合法性问题构成了这一整饬过程的核心论题。最终，一种“民主”的灌溉方式在斯迈斯的《建设性民主》中被构建了起来，西部的灌溉开发被视作一种民主的终极出路。至此，西部灌溉开发已成板上钉钉。
第四章和第五章，似乎讨论的是，国家与技术是如何一步步介入西部的灌溉事业的，在其之上，终于诞生了一个何种的利维坦。东北部那种强势的，逐利的资本主义是如何一步步占领西部的？从丰裕到匮乏，管理机器又是如何一步步具体地控制西部农业社会的？从自然的水到沟渠中的水，从野性不羁的奔腾，到受控规训的流淌，一种技术的统御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在这三者之下，那样一种深厚的，征服的文化，也开始发生了一种辩证法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在帝国匮乏之际加速冲击。第六章，在讲述了泥沙俱下，日薄西山的西部水帝国之后，开始强调上述的变化。这种变化，第一，叫做对制度的反抗，即在民主梦彻底破碎时，西部民众的不满之情急转直上，人们不再满足于利维坦下愈发稀薄的物质供给与更为稀薄的“民主”。即“这个水帝国发现自身危机四伏，败绩已现，不复能坚持自己的公信力”。第二，叫做对“西部故乡”的怀念，也就是nostalgia，正像L·F·纳什指出的，荒野不仅是一种实在，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归属地。而水帝国将西部加以技术统御，剥夺其自然性，剥夺那样一种野性，用沟渠代替河流，这归属地几经荒芜，也自然会辩证地重新于西部民众的心中生长开来。这一章，最有戏剧性的描写是NAWAPA计划。纳瓦帕计划可以说将技术统御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从阿拉斯加经加拿大引用“闲置的水”，以实现一个不虞水源的西部，一个能够重新膏腴的西部。这计划不免令人想起中国在开放年代后，一位官员意想凿通中国西藏地区的山脉，让印度洋的风进入西部，创造出一个类似于东部的自然环境，进一步地，实现某种富裕。我们不得不惊叹这种现代的想象力，即便两者有所不同，前者，多于资本主义的逐利，后者，甚于国家主义的兴盛。但是，那种启蒙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缺乏价值反思的工具性统御，究竟还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不可浪费！富兰克林那种清教徒的追逐富裕的声音，不断地回响，并且穿过历史之流，穿过遥远的太平洋，与中国当代社会达成了某种汇流。
第七章，唐沃斯教授在讨论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核心观点，即威权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亨廷顿认为”过量民主“正在开始横扫过去属于威权主义的旧土，寻求一种较为自由、较为人性的尺度——寻求一场革命，也就是，寻求某个阈值。唐沃斯教授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开放的，他认为历史总是处于变动之中的，任何试图固化，试图完全合理化当下现实的观点，都是非历史性的，这倒颇有辩证法的精神。他同时也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有着即便是如我这般带有国家主义倾向的人都不得不佩服的，真正的自立人格。一个社会，不管是否是自由社会，这样的存在和声音都是最为宝贵的，这种真正的自由主义，一种哲人的高尚品格，他所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必须注意。即便，我们靠近国家主义，即便，我们撑着高速发展的大棚，理智和清醒，总是胜于一种祛魅世界后对自然的权力狂欢。“在那里，一个人可以从无关紧要的需要中解脱出来，而在此过程中，也将自己从外在权力的要求及其缓慢注入的无定形的、纠缠不休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他所展现出来的期望，是超越“经济人”设想的，一种全面的，人的发展。唐沃斯期冀美国的西部减少对国家，以及对世界市场的经济依赖，人能够自由而独立的生长，这正像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在讨论人类未来时，他殷殷期盼着人类社会能够停下工业发展，认真地探索哲学与伦理学，即便，他也知道这是不曾可能的事情。如前所说，这种反思声音的价值并不在其绝对的现实性，而在于那种醒目的批判力。美国是一个消费社会，中国如今也已然成为一个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一旦社会清醒的力量越来越少，社会便会真正沉沦于此，沉沦于一种虚假而短暂的狂乱，沉沦于一个幻梦般的美丽新世界。
沟渠还是河流？这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现代的问题。这既是人类社会的问题，也是人与自然的问题。控制与反控制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调，也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旋律。这里，关于第二点，我想最后不妨引用老子之言：“知其白，守其黑”。启蒙主义（enlightment）迷醉于绚烂白昼的光芒之下，将天空作为他们的神明。可是，在这大地和海洋之下，无尽的，深邃而冰冷的残暴之力，那种自然的强力，那种黑暗，确也是实在的。
《帝国之河》读后感(三)：转 书评 怀旧与救赎——《帝国之河》中上演的现代性
译者原载于中华读书报上的书评，刊出日期为2018年8月29日。
今天是新书上架的日子，又读了一遍候深老师的书评，感觉写得太美，想转到豆瓣来和更多人分享。
怀旧与救赎
——《帝国之河》中上演的现代性
一本经典性著作往往为它的读者提供不同的阅读路径。《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是标志着环境史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经典，它在1985年初版，迄今已过30余年，但是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引发过各种各样的争论。在这部书中，沃斯特将美国西部称为“资本主义文化的生态变体”，它的母体是美国东部湿润气候的滋养之下生成的一整套文化，它在自身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对自然产出的期待，对社会价值的框定，对制度与秩序的解释。但是当它被移植到干旱的西部，一方面试图在新的自然环境中实践母体既有的理念与行为；一方面又在水，这一关键性自然元素的匮乏下，违背了母体文化在这个新地区建立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社会的期许。新的权力结构在勉力制造丰裕资源，却又不断遭遇自然制约的过程中浮现，最终缔造了一个同其母体不论在财富还是在观念上都可以一较长短的新帝国。
在这个匮乏-丰裕-匮乏的循环中，新的水帝国的缔造者感受到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强大的组织性力量的需要。如沃斯特所言：“让曾经的匮乏成为富饶，将从前不可获取、神出鬼没的悭吝自然置于私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生态角色，而在西部，这一角色发挥作用的程度，是美国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同日而语的。”而在这个帝国中，通过技术统御（technocracy）所实现的某一个社会群体对自然的征服，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征服相始终。
沃斯特本人在30余年后言道，这是一部关于权力如何在自然与社会彼此形塑的过程中生成的著作。它在美国的读者往往聚焦于该书对于美国西部民主是否存在的质疑，中国的读者则可能会对该书的第一章中对魏特夫及其治水社会理论的借鉴与批评发生兴趣。而我，则对这部书如何在美国西部的沙漠上演绎不同版本的现代性饶富兴味。
实际上，相较于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及人类学学者，历史学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能对现代性中蕴含的进步观做出反思。直至1960年代，出现了以种族、阶级、性别为切入点进行的历史叙事，现代性中的种种负面因素方得以在历史叙述中被系统地分析和思考。此时，由于历史上的边缘人群与自然的加入，令现代历史穿透原有英雄凯歌式的赞美诗，折射出相对晦暗、压抑的色彩；现代性也因为科学与技术之上附着的殖民、帝国元素，普世价值中潜藏的双面性，异质文化的重新发现，山川草木的破碎衰败等多重原因，而无法再以无辜的进步面目存在。然而有意思的是，总体而言，在历史学的分析中，现代性仍然是单向度的技术、权力、征服与异化的完美组合。特别是在对文明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中，现代性纯然变成征服与破坏的代名词，而存疑的仅在于这种征服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抑或是应当重视而仍然是历史之必然。换言之，在现代性的负面性被揭示的过程中，现代性的复杂性仍然被遮蔽。
《帝国之河》是一本关于权力与征服，关于自然的衰败与社会梦想破灭的著作，其故事主体构成了反省现代性晦暗面的完美平台。沃斯特也的确做到了对此问题的深沉反思，在一个由水串联而起的长时段的星球视域下，对美国西部的水、旱与资本累积、权力构建的分析破解了横亘于美国学界中的西部进步史观。然而同样在这部书中，沃斯特又令现代性超越了我们习惯的现代性等同于破坏自然的叙事，而呈现出其多棱的复杂面相。在此书中，我们会发现，同样是在现代性的关键词——民族与科学的敦促下，在美国出现了对技术统御的现代权力合法性的质疑，对国家与私人资本媾和后财富聚敛的蔑视，对美国西部民主社会神话的解构，对深陷等级社会，为了谋求生存的机遇与财产的安全而让渡自己追寻的自由、平等、财富之梦的男男女女的同情与反思。更为重要的是，在同样的语境，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干旱的沙漠的西部，出现了对自然之价值的重新发现，出现了迥异于西方文明既往的文化训练中对美的认知。最后，沃斯特告诉我们，这个版本的现代性，是以怀旧（nostalgia）的形式所呈现的。
在一篇发表于1993年题为《我们失落的自然》的文章中，沃斯特写道：“怀旧贯穿着我们的社会，这是一件幸事，因为它可能是我们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我自己的怀旧——可能是同千千万万人所分享的那种情感——将我带回这个大陆残存的原始自然当中徜徉漫游。”贯穿于《帝国之河》一书的，正是这样一种怀旧情感，一种对失落的自然世界的哀悼。它无疑是一种私人情感，但是超越了在怀旧中普遍蔓延的个体记忆，甚或某一文化的集体意识。或者也正因为如此，沃斯特没有任由这样一种私人情感泛滥，而始终保持着职业历史学家的冷静与自持。他不会让怀旧的情感主宰他对历史的记叙与辨析，不会为田园牧歌的传统披上一层玫瑰色的外衣，也不会试图让逝去的荒野成为构建一个新神话的载体。
正如《帝国之河》所示，怀旧本身是美国西部历史的一个构成部分，而沃斯特本人不过是参与到这部尚未完成的历史当中的一个声音。在《帝国之河》中，他描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在收录机时代，西部夜空的巨大裂隙中始终充斥着无形的声音。每一种都有着自身的音质，每一种都冀望被倾听，每一种都宣告着某种身份，某种个性”。在某个星云交汇的节点，一种声音会融合很多其他的声音，成为某种主导性，压抑其他声音的力量。在彼处，曾经汇集的主导性声音由巨大私人资本的贪婪独鸣，融合成为野心勃勃的联邦垦务与前种声音的二重奏，这中间掺杂着小农场主的失落，各种肤色的农业工人的乞怜，以及不断扩张的城市中普罗大众嘟嘟囔囔、形形色色的抱怨，其主旋律却是一往无前的自然征服与技术统御。但是，这片苍穹永远不会仅仅为某个单一的韵律而悸动，这里或者那里，某种不协和的声音会穿透夜空的云层。在初始，它或许气息微弱，无人应和，然而如果它足够独立，足够坚韧，最终它将寻找到与它声气相投的其他声音，震颤某一处心灵，甚或撼动某一种既定的社会结构。
在19世纪的晚期，西部的上空中隐隐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怀旧声音——在现代性下催生的怀旧。同我们人类社会所熟悉的怀旧不同的是，它不复是对田园旧梦的重温，或是对往昔某种人类创造的眷念，而是对一种更为本初的自然状态的纪念：对一条曾经自由奔腾怒号的河流被羁縻的怅惋，对一片在朝阳中盛开的野罂粟花被铲平的伤逝，对一块能够为拒绝技术，拒绝人群提供可能性的孤独土地——沙漠的文明化的追悼。它的声音带有鲜明的现代气质，混合了对现代科学提供的新型知识的认识，是现代精神中对任何一种试图统御自然以及个体的权威力量——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是道德的，还是技术的权威的抵抗。最为重要的是，它彻底质疑了工具理性和传统审美对自然价值的界定，用沃斯特对19世纪末沙漠作家约翰·范戴克的评价说，“这是一种鲜明的现代性思想，一种斩断审美与一切传统的、文化的偏见之间联系的思想，它将一直深入，直至坚持美的非道德性。它不具有以人类为目的的任何工具性——它不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没有履行陶冶情操使命职责的需要，超越一切善恶，只是为了自己的理由而存在”。
沃斯特经常说，去撰写一个地方历史的基本前提，是前往那个地方，视觉的感知会冲击很多既有的认知。而理解一部关于某个地方的著作，最好的方式也是去他所书写的地方看一看、走一走。三十余年前，沃斯特在范戴克于一个世纪之前扎营的所在撑起了自己的帐篷；在今年三月的一个料峭春日中，我驱车前往位于美国西部莫哈维沙漠之中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这里正是被沃斯特称为上演不同现代性版本的西部微缩的平台。沙漠的天空如水晶一般澄澈，在清冽干爽的早春，几乎可以听到空气中松脆的爆裂声。沙漠的生物大抵都瘦骨嶙峋。约书亚树，这个被早年跋涉至此的摩门教徒赋予如此富含宗教意味名称的丝兰亚种也同样如此。在虔诚的摩门教徒眼中，它们在干旱的土地上冷峻地站立，以一种执拗而奇异的姿态昂首向天，恰如那些为新教社会所驱逐的摩门教徒，双臂伸向苍穹，吁请上帝的慈悯。
然而，上帝却没有听到，或者不愿倾听来自这片土地的声音，这是为他所厌弃的所在，一片“少雨的土地”。我们惯常用来赞美田园牧歌的一应词汇——丰饶、鲜美、葱郁，一应需要大量的水来润泽的词汇对这片土地都不适用。这里的景观并非沙丘连绵的大漠，事实上，年复一年，泛滥的春水会在土地上留下浅窄而纵横的河道，河道两侧也生长着茂密许多的肉质矮小灌木。然而，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此间的土地是苍黄而皲裂的，河道干涸而焦渴，最显著的生命存在是远远高出同侪的约书亚树。但是如果造访者愿意如奥尔多·利奥波德所言那样，“把膝盖趴在泥土里寻找春天”，他们会发现一个虽然并不青翠娇艳，却依然五色斑驳，各种生命以卑微然而坚韧的形式挣扎求存的世界。
这个世界在漫长的岁月中存在于文明习惯的审美之外。在过去的一万余年间，一群群文化各异的采集狩猎者在此处寻找生计。直至18世纪晚期方有白人到访的最早记录，那是一组对上帝的训诫有着虔诚信仰的西班牙天主教徒。但是无论是他们，还是被后世笼统称作印第安人的土著部落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让我们想象他们在面对这片荒凉土地时的所思所感。留下记载的是加入那场彻底改变美国西部山河运动的1849年淘金者。怀揣着对财富的天真梦想，他们告别了日渐逼仄的东部城市与乡村，赶赴传说中的金山。
当他们遭遇这个世界时，梦想变成梦魇。那么干，那么热，上空盘旋着时时窥伺的秃鹫，在地面似乎已经枯死的植被间穿梭着蜥蜴，虽然迅捷，但是丑陋。这是一个同他们既往的审美经历彻底不同的世界。在前者中，洋溢着其祖辈自大西洋彼岸带来的田园畅想曲，也荡漾着新近浪漫主义之风吹响的山峦交响乐。无论是对平原农牧风光的赞颂，还是对高山荒野景观的向往，他们此前的环境认知中都流淌着充沛的水，孕育了鸟语花香，草长莺飞。即使有着冬日的肃杀，但是在季节的轮回中，总会有丰盈与灿烂，绽放着绿色与希望。但是，眼前的这个沙漠世界是单调的、危险的，它的景观无法带给人们对温情与舒适的任何想象，生命展现的是血淋淋的杀戮与竞争。在49淘金者看来，这是干旱地区最不可救药的存在形式，是最为荒凉无用的废地，全然没有半分存在的价值，甚至无法像高峨的山峦那样涤荡人类的灵魂，如同邻近的死谷，它是一片任何上帝的选民都应当尽早逃离的土地。
这批选民匆匆离去。但是他们对这片沙漠的厌憎很快在更加乐观的时代精神中转化为让沙漠如玫瑰花般绽放的决心，至于如何绽放，现代技术则提供了各色选择。在此处，新来者发现了金矿，他们将现代化的机械带到这里，用水泵将水抽出，开始让封埋百万年的自然财富曝露在沙漠的烈日之下。在他们的同路人开始开山引水，修筑大坝，将更广阔的西部干旱地带转变为一个农业的天堂之时，他们也终于为这片悲惨的上帝弃地找到了存在的意义。这层意义中没有任何怀旧的情怀，它同其所身处时代的主导声音严丝合缝，进步，进步，进步！或者由于此处比其他地方更干更荒凉，而让它决意开发的声音更加响亮，更加尖锐。
然而，就在它的最高音中出现了裂痕。这片土地是否仅仅具有为人类聚敛财富而存在的意义？沙漠是否是一片无法孕育生命的死亡之谷，抑或它只是拒绝人类，特别是自认为文明人的物种的恣意妄为？人类眼中的美与道德是否是裁决自然之美的绝对标准？它孤独的星空，它粗粝砂质的土地，它嘴角流着毒涎的蟾蜍，它毛发稀疏，双眼泛着邪恶绿光的草原狼，在自然的设计中拥有的难道不是同满是腐殖质的黑色土地，有着华美文章的彩蝶，萌态可掬的熊猫一样的价值？难道这样的价值，超越了自然的工具性、功利性，甚至传统审美的价值不值得去尊重和保护？
美国人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在有着形形色色的回答。当他们第一次发现沙漠超乎金钱之外的价值时，并不是在怀旧情感的驱使之下，而是在19世纪晚期卫生学的发展中，嗅察到沙漠空气对于人类健康的价值。对于沙漠的恐惧在现代技术的护卫下逐渐消失，淘金热过后的东部人开始意识到，那个温暖而干燥的西南部有着潮湿、肮脏的新英格兰所无法比拟的优质空气，是哮喘症、肺结核、支气管病人的福音，曾经上帝指定的邪恶之地变成了彼时科学背书的疗养胜地。
一旦对沙漠的认识打开了缺口，其他的挑战纷纷到来。如果这样的空气对人类的健康有益，是否它也可以生养其他的生命？在生态学方兴的19世纪晚期，科学家进入了美国西南部的沙漠。他们首先对美国沙漠做了概念上的界定，将之限定于低降水量的区域，在这个概念下，他们发现：在人们所言的沙漠当中，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植物多样性及其动物伙伴，它们都展示着最为非凡的特性。这里有墨西哥刺木、丝兰（凤尾兰、丝兰木）、沙漠百合、岩吉利草、粉红色的斑点花、细碎的地锦草、仙人掌（巨仙人掌、桶状仙人掌、风琴管仙人掌、鱼钩仙人掌、仙人球）、有着奇异绿色树皮的假紫荆树、生着多汁叶片的龙舌兰、芳香的鼠尾草、沙漠茶、天芥菜、巴豆、响尾蛇草、夜来香、滨藜和几千种其他植物。”沃斯特言道，在这些科学家开始创立一种关于沙漠的学科，研究其千姿百态的生命属性和彼此之间的相生相争的同时，“他们同样学会欣赏如什里夫所描绘的沙漠那种‘人文主义的、智性的、审美的’价值”。
追寻优质空气的哮喘症患者与漫游在沙漠上探究奇异生物的科学家在沙漠中发现的价值，成为罹患哮喘的艺术家约翰•范戴克进入沙漠的缘由，但是，当他走出沙漠之时，他所感知和撰写的沙漠具有了全新的价值，它的背后是一种较之现代科学更宽广、更深沉，更能够回应现代生活中某些人性需求的情感。在拥挤的城市生活中对孤独的渴望，在纷杂的社会关系中对简约的欣赏，在主导一切的技术统御中，对触摸非人类创造之物的欲求，这一切汇集成对正在消失的沙漠的怀旧。在沃斯特看来：它“代表了现代美国的另一面：反对统御、工具主义、资本与技术权力的一面；崇尚自由、野性、无羁的壮美与人类谦卑的一面。”
在范戴克自己的时代，自然保护运动方兴未艾，西部的黄石、约塞米蒂、大峡谷、红杉林这样符合浪漫主义以降的审美训练，被认为能够激发美国人民族自豪感，呼应人性中美好一面的瑰丽景观已经在美国人的自然认知中获取了合法性。但是沙漠，正如同它的热爱者，范戴克或者更早的玛丽·奥斯丁，仍然被视为造物或者文化的怪胎。范戴克本人并没有成为那场自然保护运动的参与者，同该运动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精英相比，他只是一个被痼疾困扰、离群索居的单身怪客，“沙漠作家”的美名亦成就于身后。而撰写美国西部的经典之作——《少雨的土地》的玛丽·奥斯丁，也不是英式庄园会客厅中说着俏皮话来争取爱情的简·奥斯汀。玛丽棱角分明的思想在沙漠劲风扬起的沙砾中磨砺成长，与社会格格不入。她享受孤独，追寻自我空间，坚定不移地拒绝其社会为她女性身份所做的所有界定——温顺、和婉、精致，最终，还有婚姻。沙漠成为她逃离传统的桎梏，对自身存在价值进行重新定义的所在。
或许现代性最迷人的地方便在于它允许对任何一种权威，任何一种合法性的挑战；而在现代社会的演化中，它也允许现代性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有些表达可能如沙漠中的某个沙丘，疾风过后，无影无踪；有些表达则如沙漠的强风，恒久地、执着地吹动，最终会撼动最稳固的人类堡垒。整个20世纪，这股来自沙漠的强风不断同资本与联邦权力相抗衡，与大众意识中尚存的对沙漠的恐惧或者误解相对决。它所希望改变的不仅仅是对沙漠本身的认识，也是对现代文明包容度和多样性的整体重估，对每一个个体在这个庞大的世界中所占据的价值和位置的重新认识，对自然自身价值的认识与肯定。当我们任由思绪被沙漠之风吹往一个较人类文字历史远为久远的过去，或许我们会说，我们已经拥有如此之多的绿洲，一点点残存的沙漠恰恰是现代文明所需要的喘息空间。
在20世纪后期，奥斯汀与范戴克的声音在美国社会中赢得了广泛的和声，变成一种救赎的力量。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死谷国家公园，加州沙漠保护法案，以及一系列沙漠荒野保留地的出现，都是一种新的人与沙漠关系出现的标志。反观之，那些曾经以进步、民主、增长为名的主流声音则在各种人为与自然的合力下构成的灾难中，变得声嘶力竭，无以为继。西部治水社会的合法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这正是不同版本的现代性彼此对抗、影响的结果。
如沃斯特在《帝国之河》的最后一章所言：“他们所不屑一顾的怀旧情绪竟然不只是一种愚蠢可笑的东西。它可能会将自身转化为一种深沉的颠覆性力量，一种可以令一个帝国放低身段的力量。对曾经失落的事物的怀旧，可能将人们导向对从本质上令人不安的全新道德准则的发现；在此问题上，它是对西部原始自然有其自身内在价值的发现，这是人们所必须理解，并且学会尊重的价值。这样的发现，使得从帝国主义者手中，从工具主义者手中，从聚敛者手中挽救那个失落自然世界的残存部分，成为一场值得进行的斗争。同样，怀旧也可能成为对另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帝国秩序的未来社会进行想象的基础。”
《帝国之河》读后感(四)：【转】付成双评《帝国之河》︱对西部灌溉梦想的当头棒喝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付成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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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河 : 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美]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深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480页，76.00元美国一直被认为是现代化发展的“样板”，而西部开发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是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著名西部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曾用“边疆假说”来解释美国的发展，按照他的说法，“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就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而“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居民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特纳的边疆假说不仅奠定了美国西部史学的基础，被认为是美国史学独立的标志。
但边疆假说在经历了一代人的繁荣以后，就受到学者的批判：不仅美国的民主来源于美国森林的假说被认为是错误的，安全阀理论也被证明是夸大其词，并且忽视妇女、少数族裔在西部发展中的作用。此外，美国向西部的扩张是在文明战胜野蛮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的，北美白人成功的传奇史诗是以北美印第安人的苦难为代价的。
除了这些传统的诘责之外，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特纳的边疆假说还渗透着浓郁的种族优越论和征服自然的价值取向。对特纳以及他的同代人来说，“唯一鲜明的主题就是以桀骜不驯的自然为一方和以个人主义的边疆人为另一方之间的虚幻的斗争”。因此，美国西部开发除创造了进步史观所称颂的骄人成就以外，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灾难。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美国西部开发史，就是一部疯狂破坏西部环境的历史。许多学者已经从“衰败论”的角度研究了上述进程，也产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最初的多数环境史作品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衰败论”的色彩。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的《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无疑也是一部对美国西部历史、尤其是灌溉史展开批判的环境史专著。
唐纳德·沃斯特西部传统的开发模式及其后果
美国西部开发就是美国社会不断适应西部环境的过程。而且“西部”也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它最先从殖民地时期的瀑布线以上的区域逐渐向西，到建国时期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内战以后则变成了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代称，而落基山以西的地区则被称为远西部或者大西部。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特纳的西部拓殖史论断才左右逢源，常被人提起。当然，由于东西之间跨度太大，地理形态迥异，再加上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因此，不同时期的西部开发不可一概而论。
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老西部，属于湿润地区，为森林所覆盖，年降水量在四十英寸以上，在这里进行农业开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清除森林，根本不必考虑用水问题。而在森林以西的高草地带，生长着没人的高草，虽然土壤肥沃，但地下盘根错节的草根平均每英亩达到四吨之多。东部传统的老式木犁难以割开草皮，只有等到淬火钢犁发明以后，大草原开发才得到保障。而西经98度以西到落基山之间的大平原地区是美国内战后西部开发的主要地区，属于半干旱地区，主要植被是低矮的草原，像东部那样的耕作方式无法满足农作物生长的用水需求。西部灌溉理论的先驱鲍威尔认为西部的最大特征是干旱，他指出：“越往西年降水量基本是越少，直到达到一个地区，气候干旱，以至于农业没有灌溉就无法成功。”研究草原环境问题的学者艾森伯格也指出：“大草原的标志性特征不是平坦，而是干旱。”因此，解决水的问题成为这一大片地区发展中的首要问题。
美国内战以后，旱作农业技术的发明解决了困扰草原开发的瓶颈难题，草原地区才迎来了十九世纪后期开发的高潮。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二十年没有变动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西部边界迅速向西扩展，到1880年，前者人口达到八十五万，后者四十五万。1889年4月22日，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最后一块领地俄克拉荷马对移民开放，两百万英亩的土地在几小时内被疯狂的移民抢占完毕。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年里，美国人定居和开垦的土地超过了过去所有土地的总和。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种以单一产品开发、不计资源代价的粗犷经济模式不仅没有结束，相反，还在一战期间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再度出现繁荣。第一次大战促进了西部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张，堪萨斯、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在大战期间共增加小麦面积一千三百五十万英亩，其中有一千一百万英亩是毁掉草皮新种上的。仅在堪萨斯的芬尼县，小麦的面积就从1914年的七万六千英亩增加到1919年的十二万两千英亩。
虽然美国开发西部草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西部的生态本身就比较脆弱，降水少，春夏蒸发量大，而且土壤构成独特，容易因干旱和耕作而变成粉末。整个西部开发的基础就是所谓的旱作农业法，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相对丰沛的降水和良好的市场前景支持了小麦经济的繁荣，旱作农业模式创造了奇迹。然而，三十年代的沙尘暴却敲响了这种发展模式的丧钟。三十年代的沙尘暴堪称是美国西部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1930年9月14日，沙尘暴袭击了得克萨斯的大斯普林菲尔德。这是三十年代的首次沙尘暴，此后，沙暴光顾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在堪萨斯西部、科罗拉多东南部、新墨西哥的东北部、俄克拉荷马和得克萨斯的勺柄地带长五百英里、宽三百英里的范围内，一千万英亩的土地成为受灾最严重的沙窝（Dust Bowl）地区。整个沙暴肆虐的地区，平均每英亩有四百零八吨表土被吹走。沙暴还造成大批人口流向他乡，受灾最重的莫顿县，人口下降百分之四十七。最后的边疆俄克拉何马州，在三十年代的最后五年，平均每月有六千人逃往加利福尼亚。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的《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中文版为侯文蕙译，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即是研究这一历史的经典著作，也可以说是“衰败论”的代表作。该书初版于1979年，甫一问世，即好评如潮，第二年便获得美国历史学的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它把环境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极大地扩展了环境史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灌溉业边疆
其实，除了被西部奉为神话的旱作农业法以外，人类自古以来对付干旱的另一个有效手段就是灌溉。灌溉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人类农业文明的早期，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黄河文明等，中国大禹治水的故事所透露的正是人类社会治水的早期尝试。北美西部山区的印第安人在白人到来前也曾经有过灌溉农业的实践。白人在北美大陆较早进行大规模灌溉尝试的是被驱赶到西部的摩门教徒，他们利用山上的溪流，在犹他盆地开辟了大片的灌溉农田。
美国内战以后，面对干旱的大平原，美国社会除了鼓励植树造林、进行增雨实验、推广旱作农业外，也试图利用《宅地法》鼓励西部灌溉业的发展。1877年，联邦政府通过的《荒地法》规定：凡是灌溉土地的移民，就可以在荒漠地区以每英亩一美元二十五美分的价格购买土地；申请者只要在三年内灌溉土地，先交付每英亩二十五美分的定金，完成后再交付其余条件。但是这个法律没有明确说明怎样才算灌溉了土地，反而为土地投机分子提供了机会：他们在地面上犁出一条沟，再用盆泼上一盆水，就声称已经修建了水渠，并灌溉了土地。研究美国土地政策的谢波德教授对此批判道：在怀俄明，“有许多所谓的沟渠不过是几道犁沟而已。而且，这些沟渠不符合和水的特性相关的地形，往往在沟渠开始的地方无水可引，可是沟渠末端的水却又没有土地可以浇灌”。根据该法令共登记了九百多万英亩的土地，大部分为牧场主所窃取。
著名的科学家和西部探险家约翰·韦斯利·鲍威尔是西部灌溉理论的推动者，他根据自己多次去西部探查的经历，于1878年写成了《关于干旱地区的土地报告》，即著名的鲍威尔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鲍威尔考虑到西部干旱缺水这一情况，反对当时政府所推行的矩形土地分配方案，主张按照水流的流域情况分配土地，并发展灌溉农业。鲍威尔指出：“总体上讲，土地远远超过水流的灌溉能力，如果没有水，土地将没有什么价值。而如果用水权掌握在大灌溉公司手中，而土地在各个独立的小农手里，那么将会使农场主依附于资本公司，而用水权的垄断最终也将会导致人民负担令人难以容忍的加重。”鲍威尔认为：对现有的土地分配和使用制度的改革和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不幸的是，美国政府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支持西部发展灌溉事业，又先后通过了1894年《灌溉法》（即《凯里法》）和1902年的《纽兰兹法》（即著名的《垦殖法》）。前者规定，为了发展灌溉和鼓励定居，联邦政府给予某些州政府每州不超过一百万英亩的土地；后者则规定，联邦政策从出售土地所得收入中拨付专款，用于发展灌溉事业。不过，从总体上看，在美国西部开发的盛期，由于旱作农业得宠，乐观的“雨随犁至”假说盛行，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和沙尘暴以前，灌溉业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凯里法》和《纽兰兹法》的通过刺激了西部灌溉业的发展。虽然到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就声称边疆已经消失，即习惯上所称的西部开发时代已经过去，但实际上，直到三十年代沙尘暴爆发以前，以旱作农业技术为主的大草原开发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刺激依然如火如荼，而灌溉业甚至在大危机以后继续在西部展开。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灌溉业边疆是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才是美国西部历史上真正的“最后的边疆”。
在西部山区发展灌溉业需要拦河筑坝，或者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才能把地表径流或者地下水资源引到规定的地区，这需要更大的资本投入和更高的科技含量，对自然环境的改变也更大，因而更是研究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一个绝佳案例。不过长期以来，相比于西部史的其他课题，学术界对美国西部灌溉业和引水工程的研究并不多，而从环境史角度进行探讨的成果就更少了。因此，沃斯特教授的《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一书真正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胡佛水坝解构西部神话
《帝国之河》初版于1985年，后又多次再版，是沃斯特众多西部作品中的一部。该书初版后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短短两年时间就有数十篇书评面世。虽然有的评阅人意见较为尖锐，但大部分评阅者对《帝国之河》给予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帝国之河》依然延续《尘暴》所秉持的“衰败论”的基调，无情地批判了西部灌溉业发展模式以及它所代表的美国西部开发理念。
在《帝国之河》中，沃斯特的研究思路是非常明晰的，以“治水社会”的理论为出发点，通过梳理灌溉业在美国西部兴起的过程，一步一步发掘资本主义的“治水社会”在西部逐步展开、直到今天这种庞然大物的发展悖论：人类不可能在征服自然实现财富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民主和自由，即征服自然的社会后果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在这一点上，他的论证是与魏特夫的理论相契合的。不过，沃斯特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还要从环境史的角度探讨征服自然的环境后果。《帝国之河》无疑延续了沃斯特在其他作品中所流露的“衰败论”的倾向，因而他对西部“水利社会”的批判也极为犀利。从这一意义上说，沃斯特可以说是美国西部神话的破除者。如果说《尘暴》是破除“旱作农业”的神话的话，那《帝国之河》则构成它的姊妹篇，是对灌溉神话的当头棒喝。
美国人的西部观念主要由两大神话组成：一是帝国神话，一是花园神话。支撑欧洲殖民者向海外探险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寻找通往东方的道路。无数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们为此向北美西北和东北海域探险，试图寻找与南半球的麦哲伦海峡并列的北方水道。后来他们又试图通过陆地上的大河探寻通往太平洋的道路。美国的西部开发从一定意义上就是上述扩张梦想的延续。支持美国人向西部扩张的一个信念是“只有依靠开发、发展和定居西部的土地才能履行天命”，此即美国扩张的使命观。而这种使命观的具体体现就是著名的“天定命运”假说。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一观念成为许多政治家用来支持美国大陆扩张的理论武器。如著名的政治家托马斯·本顿在1849年的一次演讲中明确地提出：“穿过我们国家的中心的通向印度的美国之路，将会使我们读到过的沿途的奇迹复苏，并使它们黯然失色。从太平洋到密西西比的西部荒野之地将在它的接触之下开始呈现生机。”另一位扩张主义的吹鼓手威廉·吉尔平还根据“等温线”理论，认为美国在向西部的扩张中，会以密西西比盆地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帝国。美国人在追梦的过程中将殖民扩张的边疆一直推进到了太平洋，建立起了一个横跨两洋的殖民帝国。
花园神话是与西部处女地的假说连在一起的。该神话的内容是：通过美国边疆开发者的辛勤努力，西部荒野会变成繁荣的城镇和人间天堂。西部边疆对各类白人殖民者来说，意味着机会和梦想，无论是独立农场主、牧场主、采矿业者，还是各种农业乌托邦的实验者，都从西部看到了发财致富和走向成功的机会。因此，西部花园神话所代表的是一种乐观、不断进取、相信机会总在前面的心态和观念。在花园神话中，关于西部的悲观观念是没有多少市场的，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短暂流行的“美洲大沙漠”观念，很快就被较为乐观的“雨随犁至”（rain follows the plough）所取代。提出上述观点的C. D. 威尔伯甚至放出狂言：“人是进取性的，因而，除了人类允许或忽视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沙漠。”吉尔平早在内战前也曾经乐观地预测：“大平原不是沙漠，恰恰相反，它是正在崛起于北美大陆的未来帝国的中心。”旱作农业的倡导者H. W. 坎贝尔则在1909年信心十足地宣称：“我相信一个事实，即现在正在形成自己特色的这个地区注定会是世界上最后的和最好的谷物的花园。”
纪录片《美国的故事》第三集“西进运动”剧照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构成美国西部开发的精神动力，推动着美国人到西部去，寻找“最好的、最后的”边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沙尘暴无疑已经宣布旱作农业的失败和大草原开发时代的结束，而灌溉业则在四十年代后，接过美国人西部开发的接力棒，以技术统御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新形式，继续推动美国人去征服西部。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大西部的灌溉业边疆无疑是上述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的最后一个章节。然而，无论哪一种边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在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的指引下，通过征服自然和征服印第安人而实现的、白人的成功对大自然来说意味着美国现代化的生态悲剧，对北美印第安人来说则意味着生态灾难。在美国建国后向西部开发的大潮中，原本在十七、十八世纪已经崭露头角的种族主义、机械主义自然观、文明观、使命观等各种文化偏见在十九世纪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形成了美国发展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和人道主义危机，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而印第安人也成为美国征服自然的生态牺牲品。
深深的生态忧思
沃斯特在《帝国之河》中对美国灌溉业发展的批判并不仅仅是悲观主义的哀叹，而是浓厚的现实关怀。在他批判灌溉业边疆、坦言河流帝国面临崩塌的危险的背后，所体现的是对西部发展神话的摒弃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是深层的生态智慧和对地球生命系统的深切关怀。在沃斯特看来，西部未来的出路肯定不是开历史倒车、退回到农业时代。西部要想维持长久的繁荣，就必须寻求一种与自然的新关系。而对西部灌溉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以不破坏自然秩序完整性的方式去用水。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沃斯特虽然无法给出具体的方案，但他认为，美国人需要借鉴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态智慧，实现从统御自然到适应自然的转变，学会像河流那样思考。从沃斯特这些思想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已经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观，接受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观的一些内容。其实美国社会从二战以来就已经部分地接受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一些观点，如1964年通过的《荒野法》开始对原本被认为没有价值的荒野进行保护。而美国社会最新的一些保护举措，如“让河流尽情地流淌”，拆除大坝等也值得关注。
我们可以从沃斯特教授的诸多作品中，发现他从最初研究西部环境史的重大事件如沙尘暴、灌溉业边疆、代表性人物，如鲍威尔、缪尔等环境智者，逐渐向着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向转变，他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盛赞大自然的生态智慧，而在最近出版的《收缩的地球》中则对当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模式深表忧虑。《帝国之河》上启《尘暴》，下承《自然的经济体系》，构成沃斯特环境史研究链条的重要一环。我们真切地希望《帝国之河》不仅能够惊醒美国人的灌溉帝国之梦，它在我国的出版也能够推动我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在转变公众环境观念方面有所裨益，能让仍然醉心于大兴水利的各级政府有所觉悟，吸取美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中不计环境代价的教训。如果能够在上述任何一个方面有些许进步，我相信，这都将令包括沃斯特教授在内的广大环境史学者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