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是一部由蒋樾 / 段锦川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中国大陆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暴风骤雨》影评(一)：记录下几个点，以后补充

　　1、贫富差距不大，难以发动

　　2、诉苦-积极分子/二流子

　　3、群众一旦发动就难以控制

　　4、村与村之间的攀比，元宝元兴，后来合并，700→73人被枪毙

　　5、最坏的：淘气，给老师打小报告

　　6、丁老太太，平庸之恶，“周立波是著名作家，我在他手下做事”。

　　7、砍挖运动，扫堂子、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了，抢东西

　　8、动员效果：参军踊跃：阶级复仇的话语下，实际上是 保卫个人土地的诉求

　　1950s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战争的诉求就是要土地，土改不能停

　　1948《暴风骤雨》小说出版

　　口述-笑与悲伤，激动，不同情绪的转换

　　把矛盾并置在一起

　　和纪念馆的建造穿插叙事，发展红色旅游

　　《暴风骤雨》影评(二)：又写过短评字数限制了

　　客观的呈现那一段历史，从单纯的想改变底层人民的生活、团结可团结力量为起，发展成为畸形的社会事件，当群体形成，剩下的只有群体共同的原始欲望了。有趣的是，这竟然大大促进了解放战争的战事。

　　两个细节点：

　　1 此时土地改革已经无法停止，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土地参与战争，而如果停止土地革命就意味着战争也必须停止。

　　2 现在种地（发展）较好的还是那波当年被清算的人家。有个有趣的故事，“浮财”分配到一匹马又不会骑，只好换了一头牛，又不会用牛耕地，只好用牛换了骡子，可以帮忙磨磨，最后用骡子换了羊，羊直接杀了。如果现实真的大规模产生这样的现象，那只能说土地改革到头来更多的只是暂时平衡阶级发展，主要成为解放战争的工具了

　　还有一点，给平日完全没有话语权的人做主的机会，死心塌地，但是混乱无比。

　　《暴风骤雨》影评(三)：悲欣交集

　　这就很有趣了 农民一开始对地主没那么大的仇恨情绪说地主给我钱我们给地主干活是应该的，地主的家产也是他们自己一点点省吃俭用攒起来的也不容易。工作人员们一一个个找农民谈话，动员他们与地主算账，出了个口才好的人说自己如何给地主干活一年下来反欠了地主钱，农民们觉悟起来积极地参与打到地主分土地分浮财的运动中。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一发动，农民们的行动强度怎么也控制不了在正常水平了，一日解决个几十一百人，这其中冤死的不在少数，果然不枉了暴风骤雨这个名字。他们说，斗的这么卖力有一部分是因为害怕地主报复，这真是深諳除草比尽的道理。更有趣的是，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大多重新又集中回曾经被打倒的地主手中。

　　暴风骤雨纪念馆建成以后，许多小朋友们前来参观，只有刘福德那坐着轮椅进来参观的身影最能打动人。“这是高凤桐”他看着照片说。这个博物馆能感动的只有历史的亲历者吧。

　　高凤桐很有意思啊 一路骂娘。哈哈哈

　　《暴风骤雨》影评(四)：《暴风骤雨》：拼凑更完整的历史

　　这是一部讲述1946年土地改革的纪录片。导演当时在給央视《见证》节目，主要是为了纪念土地改革这一伟大壮举。期间，导演从另一个角度重新阐释了这段历史，做出了这部纪录片。

　　元宝村作为土地试点的典范，准备建立一个暴风骤雨纪念馆，以纪念土地改革的成功与伟大。

　　可以看到村干部挨家挨户搜寻着老物件，称之为文物古董，希望摆到纪念馆里。片里也采访了一批当年经历了土地改革的老人，也是从他们遥远的记忆和口述中，我们得以看到历史的另一面。

　　历史课本中，教育土地改革是正义的，打到土地恶霸，帮助农民脱离剥削。但是更根本的原因可能只是内战中为了取得胜利的一个手段。纪录片以另一个角度来阐释历史，讲述土改工作队如何煽动人民情绪，普通人民被煽动后做出的一些暴行。

　　临近乡村争相比较枪毙土豪地主的人数，一个人被判枪毙的依据是人民是否喊“该杀”，成分阶级的确定就是人随口一说，这无疑是没有根据的私刑。

　　纪录片中穿插了很多历史影片素材，包括书籍《暴风骤雨》（一个亲身参加土改的作者，写下了这本歌颂土改伟大的书籍），根据书拍摄的故事片《暴风骤雨》，以及记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

　　一个印象深刻的点是，在影视书籍作品中被枪毙的土豪恶霸，在现实中也是省吃俭用拥有了一点土地，根本不土豪不恶霸。

　　一个讽刺的点是，1946的土地改革流了那么多血，承诺农民耕者有其田，在1956年国家又把土地收回，成立人民公社。

　　一个惊悚的点是，最后暴风骤雨纪念馆建成，讲解员字正腔圆的背诵着课本，向一群小朋友讲述着土地改革的伟大，历史就这样片面的，刻意的被下一代接收。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点，影片开始部分，加入了两段国共双方分别称对方是土匪，要将其打倒的新闻。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历史有不同的角度，我们接收到的都只是别人想让我们知道的。

　　主持人在影片放映结束后说了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说：历史是有不同角度的，历史已经过去，我们只能不断接近真相。纪录片不代表真实，但他可以提供一个角度。

　　我觉得很有感触，在看这种片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个角度而完全否定另外一个角度，陷入偏激，更好的做法是放在一起，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历史。

　　《暴风骤雨》影评(五)：《暴风骤雨》：有些人是雨，有些人是泥

　　这部名为《暴风骤雨》的纪录片，与作家周立波的一部小说同名，描述的是同一段历史——XXXX领导下的首次土地改革运动。这段历史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那时全国范围内还在进行着XXXX对峙的解放战争。 这部关于XX领导下的东北土改第一村的访谈纪实资料，严格来说，史料价值大于艺术观赏性。影片深入元宝村，从不同个体角度，口述还原当时土改运动原貌，整体上细节丰富，颇为翔实动人。纪录片中，部分对比穿插的周立波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暴风骤雨》片段，也更进一步立体、多面、生动地还原了不同话语环境下，对同一段历史的表述差异。 纪录片在史料价值以外，引出的人性思考：1.“将土地均分给农民，消灭贫富阶层差距，用农民取得战争胜利，然后改变立法政策，再将土地收回XX，又出现贫富阶层分化”，谁之过？2.土改运动中，过火甚至无序混乱的血X批斗、暴X行径，谁之过？” 我想，这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或许，说到底，是由来已久的权力、权贵阶层对文化（信息、资讯、资源）的封锁，导致民智未开，民众易被愚弄、易犯骄妄、易趋盲信、易于利用！反观欧洲中世纪末的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宗教运动在民间的崛起和风行，对文化的普及、民智的开化、人性的自觉，影响可谓深刻、深远，直至今天。 纪录片中出现的受访者，有当时元宝村土改工作队普通队员，也有当时工作队的领X干X，还有其它省区土改运动的领X者、见证者，以及贫下中农阶层的参与者，甚至是自称省吃俭用的地主。印象最深刻的是丁老太。她本人受访时侃侃而谈的自豪与从容，与另一位受访者刘福德提及她时委婉所说之评论，形成引人沉默和深思的印证。 “给我一亩三分地儿，叫我干啥我干啥。”“他是我领导，跟着领导有肉吃，他叫我干啥我干啥。”“不管你是不是，只要上面说是、群众说是，她反正上去就打”。这是我私自加的台词，可能有误解或曲解，也可能跟这部纪录片，没有任何关联，没有任何意义。或许，我们身处的现实中早已不存在这样的人，也或许在我们身边还存在很多这样的人，那又如何？ 纪录片尾，一名女教师在“暴风骤雨博物馆”对一帮小学生正以X方口吻在讲解那段土改历史，而刘福德老爷子面对桌上放的可能永远无法发表的“往事抒怀”，欲言又止。这一幕的对比，难免让人感慨万千。 回顾历史，在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骤雨中，有些人是雨，有些人是泥。可是，他们忘记了头顶共有的那片天空，脚下共栖的那片土地。 纪录片综评8.5/10. （感谢字母X的无私帮助，使得上述文字能够通过审核、发布出来）

　　《暴风骤雨》影评(六)：是暴风骤雨，不是小风小雨

　　太病态了、太残酷了，尤其是对从没了解过这段历史的人来说。毙人、打死人只是一个数字，是村与村、县与县之间衡量“工作”的攀比物。一个村枪毙200多人，打死（含打后死）200多人，自杀60余人。是否有罪、是否该杀都由乌合之众拍脑袋决定。再一次感到没有思辨力的“老实人”一旦心中的恶被点燃会造成多么恐怖的土匪场面。借用前阵子读的《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里的一些话：

他们狂热的相信自己的信仰、主义绝对正确，而其他人的信仰、主义则绝对错误。……他们不会因危险而却步、不会因为障碍重重而气馁，不会因为有反面证据而困惑，因为根本否定有危险、障碍和反面证据的存在。一个兴起中的群众运动会传扬短程的希望，其目的是诱发追随者行动的激情。而最能煽动人们行动激情的，就是宣传一个近在咫尺的希望。然后，当一个运动已经得势，它就会转而强调一些远程的希望——一些梦想与愿景。狂热者对自由的恐惧尤甚于迫害。一个群众运动兴起时，其追随者尽管活在一种得严格遵守信条和命令的紧迫气氛中，仍然会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来自他们逃离了他们厌憎、害怕的那个“自我”。这种逃离让他们感觉的到了释放与救赎。另外，造就一场惊天动地的变迁也带给他们自由之感，尽管这变迁是他们在严格纪律下执行的。对平等的激情是一种对匿名的激情：想要成为构成一件外衣的众多丝线之一，一根无别于其他丝线的丝线。这样，就没有人把他指出来，与别人比较，让其低劣无所遁形。（在群众运动后）他们感到孤单，在“人人皆自由”的平民生活中茫然若失。独立自主生活所包含的责任感和不确定性压得他们透不过气。他们渴望确定性，渴望同志情谊，渴望可以不用负个人责任。总之，他们憧憬的是迥异于竞争性自由社会的东西——而兴起中的群众运动，正好可以提供他们向往的弟兄之爱和再生气氛。若是作为仪式、典礼、戏剧表演或游戏的一部分，捐躯或杀人都显得不难。所以，为了让人面对死亡而不皱眉头，就有必要加入一些戏剧元素。……一个有能力根据自己经验和观察做判断的人，通常不会有殉道的念头。因为自我牺牲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他不可能是经过探索和深思的结果。所以，所有群众运动莫不竭力在信徒与真实世界之间拉上一道帷幕。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上帝，一样可以兴起与传播，但他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通常，一个群众运动的强度跟这个魔鬼的具体性和鲜明度成正比。希特勒被问到有没有考虑过把犹太人全部消灭时，他回答说：“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另外创造一个犹太人。要紧的是有一个具体的敌人，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敌人。……那些精明地知道该怎样发动或推进一个群众运动的人，除了知道该提出何种主义纲领以外，还懂得怎样挑选一个敌人。”这一类不可理喻的仇恨是从何而来，他们又为什么发挥凝聚的作用？她们是我们拼命要掩盖自己的贫乏，无价值、罪恶感和其他缺点的一种表现。自卑就此转化为对外人的仇恨。而为了掩饰这种转化，我们会做出最坚决和最持久的努力。……真正需要的是那种不可理喻的恨。

　　最讽刺的是，在经历了土改拿到土地，人民公社上交土地，农业合作社再拿到土地，村里的产粮大户仍然是当年那些地主的后代，阶级斗争斗来斗去，有钱的还是有钱，当以为把所有人都拽回了一条平等的起跑线后，在长跑中发现某些写在基因里的东西真的没法改变，而妄想平等只是蠢人偷懒的遮羞布而已。

　　还有一点点小乐趣是看村领导为暴风骤雨纪念馆进行策展工作，布展、设计，找作品（到农户家问有没有老古董），为开幕时间焦虑。

　　《暴风骤雨》影评(七)：由《暴风骤雨》谈开去

　　《暴风骤雨》初印象

　　今天的《暴风骤雨》

　　依据周立波小说改编的电影《暴风骤雨》我没有看过，却有幸看到了这一部同名纪录片，有很多事是今天才知道，确实引发了我极大的思考。

　　由土改过程而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土改一个月，收效甚微。这一点是挺出乎我的惯性思维的。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确实不多。原以为东北农民都是翘首以盼求解放、苦大仇深等报仇呢？但其实他们并不是这样。封建传统思维对农民思想的束缚确实是根深蒂固，甚至直到今天也依然存在。那时的他们没有意识到没有土地、为地主干活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反倒觉得是命中注定、理所应该。而且地主也没个地主的样子，竟也不是脑满肠肥、肆意盘剥，反倒是自己也起早贪黑勤劳持家。（这让我想起了一部很优秀的电视剧《闯关东》，老朱家放到这时候绝对的大地主啊，可老朱家可一点没有坑蒙拐骗，那都是勤劳智慧得来的啊！）一边没有反骨，一边也没什么罪大恶极，这下土改工作队急了。这里不得不佩服我党工作队的工作能力，硬是通过接近落后分子、开诉苦大会等等一系列的方法搞活了老百姓的思维，动员出了一批斗地主的急先锋。土改就此拉开帷幕。。可事态的发展却有点失去了控制。。斗了地主、分了田的农民们的欲望像开了闸的洪水失去了控制。土改工作组都无法控制局面了。于是土改之后有了砍挖，有了扫堂子。有了斗地主扩大化，草率化。（原来这老百姓间武斗的习惯这里就种下了。）群众意志比天大，群众一个”杀“立马拉出去毙了。人的暴力被无限或者说无奈纵容是很恐怖的事情。而暴力掌握在愚昧的没有规则限制的人手中是更恐怖的事。。所以这个事情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借了农民的势，搞定了大东北，扭转了战场形势，另一方面这人的暴力像被埋藏的油田被开发了出来，喷涌而出，不铺设好输送管道那是要污染环境、坏事的。林林总总这么个过程中，不难发现习惯了被奴役而又没有什么信仰束缚的人，一旦思想解放了，那劲头是任谁也挡不住的。。。所以老子那话怎么说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一招现在还用着呢。

　　关于人的命运。其间的几个故事也让人不得不唏嘘人生命运这回事。好运的，一位高凤棠老人，土改前家人被土匪抢劫，家里一无所有，从地主一下成了贫农；一位刘德福老人，做过伪满洲的伪职员，很庆幸自己躲过了历次运动。不是运动不残酷，就是没”临着他“，这确实是极大的幸运；郭全海，书中的人物，从光腚成了农会会长。倒霉的，高凤棠老人的姐姐，为了跟农会的人抢几件衣服，喝口凉水就死在了离家二三十米的地方；姓王的某某，被批斗打到假死状态，侥幸被运到外地仍逃不脱被追杀的厄运……最吊诡的是，现如今，这些人的命运似乎又有了流转，被打倒的地主子孙们又承包起了土地干得风生水起，而原来的贫下中农似乎又成为了弱势群体。。这种轮回是命运使然么？还是应该更深刻的探讨一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之类的问题。。

　　关于独立纪录片和蒋樾导演

　　一直很喜欢纪录片的原因，正如蒋樾导演所说，这种影像的纪录是无法涂改的，更真实可信。虽然记录者的个人意志决定了他拍什么而不拍什么，但至少他拍到的部分是几分就是几分，不会被歪曲或者过度诠释。也正如蒋樾导演所说，他没想跟谁对着干，他只是觉得这一部分不为人知的事也有其被纪录的价值和意义。

　　又说到独立纪录片墙内无名墙外香的现状。真的要感谢有像蒋樾导演一样坚持的一批人，也要感谢又文津清影这样的放映场地，这种力量虽然微小却有光亮。。

　　乱七八糟说说。还得再读读相关的著作资料，才能多了解那段历史。反思是每个当代人都应该有的意识。

　　《暴风骤雨》影评(八)：《暴风骤雨》|土改的现实与魔幻

　　昨天看了蒋樾导演的《暴风骤雨》纪录片，原本人影寥落的放映厅此次却连楼梯上都站满了人。影片本身极具争议，导演之后的交流讲座也很有煽动性，有不合时宜的大笑，有不合时宜的掌声，有不合时宜的激情与无知，有些话大概是不吐不快。

　　《暴风骤雨》纪录片得名于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小说主要记叙了1945年发生在元茂屯（原型为吉林省尚志市元宝村）的土改运动，主要聚焦于地主与贫农的阶级对立与暴力冲突，作为典型的革命文学作品，小说的主旋律非常明确，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二元结构。蒋樾导演的纪录片就是回到小说的原型元宝村：土改文化第一村，以口述史和影像资料的方式去追寻这段历史。

　　！！！一点点剧透！！！（不知是否涉及影片的版权问题，如有侵权，立删）

　　纪录片开篇的处理很有意思，在交待土改背景时，特地选取了国共两党媒体对东北地区争夺目的与争夺形式的龃龉报道。导演的立意在这里已经稍微地显露，有意识地去探讨历史叙述的另一个视角。影片以时间为线索，主要关注土改过程中的暴力斗争，以口述历史为主要叙事方式，而对宏观历史的介绍与分析稍显不足。在口述史对象的选取上，按导演的话，已经尽量做到了客观，从省市委领导、土改工作组成员、普通村民（吃瓜群众与积极份子）、地主等等历史当事人全都包含在内。故而，他们的叙述，按导演的说法，是提供了“真实的历史”。

　　！！！剧透结束！！！

　　导演希望藉由影片表达的“反思”精神是不言而喻的，与小说《暴风骤雨》中所塑造的压迫与被压迫的二元对立结构不同，纪录片藉由亲历者的叙述试图完“去标签化”的过程，使叙述能够落实到可触摸、可感知、可亲切的个体的人的层面，于是我们发现“韩老六”并不是家财万贯却可恶可恨的地主老财，而只不过是住在三间漏风草房的经营地主（没有土地所有权，作为地主与佃农之间收租的中间人），有一个爱唱歌的妻子；又发现受剥削压迫却具有革命精神的“郭孩子”不过是好吃懒做撂荒地的可怜可恨人，在得到权力之后，会冷漠地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以及更多从视线中消失的地主们，舍不得吃穿，精细地算着分分角角的钱，勤勤恳恳地攒着一分一分的土地。口述者的回忆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可触摸的时代和人，知道有人努力生活，有人无所事事，有人会唱一首歌，有人会在檐下吹风，一点点人味透过时光的大幕渗了出来，而不是标签与样板之下善恶鲜明的对立。导演反思最后落点在“暴力”身上，当乌合之众的情绪被某个妖魔化的形象煽动起来之后，他们自己就成了魔鬼。这样的暴力是毫无规则所言的，“群众说杀，我们就杀，只要有一个人说该杀，我们就杀”。作为在现代文明下成长起来的人听到这话恐怕很难不感到义愤，群体的无理性暴力时常让我们感到人性的可怕。

　　我自然赞同作者的反思与关注， 没有这样的反思与关注，我们将永远不能前进，所以我们看到网络时代的暴民行为的反复，时常让人感到可怕与心寒，但有几个问题仍不得不做合适的探讨。我无意对土改做一个定性，这远超我的能力范围，不过作为一个历史专业学习者，大概还是有些可以置喙的余地。首先，是纪录片的客观性问题，导演在讲座阶段重复强调，他所做的不过是把一个“真实的历史”、“客观的历史”拿出来给大家看，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大家似乎也都认为导演呈现的就是真实的历史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是在历史学习者与研究者的眼中，我们从不敢妄言“真实”“客观”这样的词汇。历史需要完成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就是求真，然而在这过程中，主观性是绝对避免不了的，写成文本的史料有主观性（如何选取哪些该做纪录而另一些则不，其中是否有修饰性的成份），研究历史的学者有主观性，不然何来如冲击--反应这样的理论架构。力求客观，力求真实是历史学习者、研究者最基本的良心与责任，同时我们也承认主观性同样重要，司马迁说“成一家之言”，过去的事情终究是过去，没有我们对它的认知与反思，这样的历史是在故纸堆里，最终归于天地罢了。所以导演大可不必这样强调“客观性”“真实”这样的词汇，在专业学习者眼里实在经不起推敲，不如说是提供另一个“视角”更好，正如影片开头所表现的那样。

　　同时导演拍摄的是一部“口述历史”的纪录片，虽然受访者都亲历了真实的事件，但完全受限于自己的身份而使“主观性”更甚，导演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同时作为一部可以被观众观看、理解的纪录片，零散的片段拼接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一以贯之的主线串联起来，导演选择了反思这样一条线，就无可避免地必须牺牲其他别样的声音。虽然导演自称尽量纳入了多方当事人，但从受访者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完全没有呈现出省市委书记、工作组成员这些“强势者”的思考，他们如何理解土改与他们自己的工作，那些与历史密切相关的主观能动性，那些或质疑或激烈的情感全都归结在对上级命令服从的被动当中，他们的人格被完全地削弱了，以此衬托这场运动的不正确。

　　现场观众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大多数人表示很受感动，认为见到了“真实“的历史，大概我国的历史教育真的任重道远，有一位女士提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观点，她就坐在我旁边， 蒋樾导演演讲的全过程中，她不时暗暗地说句“瞎说”“说的都是啥”这样的话，但拿到话筒后的发言还是得体而礼貌的，基本是用学术探讨的语气提出了与导演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导演这样狭隘地将这场运动定义为政治权力对人性的摧残是不正确的，还应该看到它所具有的更有价值的地方。我虽然不同意她所提出的几个史实上的观点，但十分赞同她这样批判性思考与冷静分析的能力，只是这样的探讨却让群情激愤，坐在她旁边的一位男士大声喊道“要让你这样你愿意嘛？！让你被人杀，财产被人抢走！搁你你愿意啊！那不就完了吗？！”，可笑的是，这样近乎人身攻击的话，居然得到了后面的一票鼓掌，倘若鼓掌的人当中有清华的学生，麻烦你为自己羞耻一分钟，你何尝不是再用另一种暴力对一位女性进行凌辱当你自己可笑地说着反对暴力的话，不在同一话语圈的讨论时常让人感到悲哀。这位女士后来愤而离席，满室观众皆是施暴者，我沉默着亦是施暴。

　　蒋樾导演说纪录片所能实现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在一间小小的放映室里，它又确实地展现了一出暴力，影片打着真实的旗号为我们上演了一出《1984》，谁掌握着过去，谁就掌握着未来。我自然感激与赞同导演通过另一视角所呈现出的别样的历史，这让我们反思，让我们能更好地继续接下去的路，只是不可以不严谨，不谨慎，因为你做的是“历史”，是我们一切行为、思想、文化所根植的时间土壤，我也很遗憾的看到，在整部影片的拍摄中，没有任何历史学者的参与，不免偏激与狭隘。我们一直相信“真实”的力量，只是何谓真实还需要更理性地甄别与探讨，蒋樾导演这部片子大概还可以做得更好，只是亲历者现在都已去世，只怕再无更好的可能了。

　　《暴风骤雨》影评(九)：土改：官方叙事之外

　　——王兵

　　我们这一代人，只要受过初中教育的，大致还隐隐记得《暴风骤雨》这一课。里边郭大海连同故事讲述的“土地改革”，如同那本土气的语文课本，陈旧、遥远，与当下的我们构不成任何关系，也不产生意义。

　　但是，总有人对历史念念不忘。段锦川和蒋樾的纪录片《暴风骤雨》，又把我的视线带回到故事的发生地——黑龙江省元宝镇。因为上课时看的都是口述史（oral history）那种真实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于是，那些遥远年代因为这些老人的叙述，突然生发出了一种力量，一种与官方叙述截然不同的个人叙述的力量。

　　1945年，日本投降，国共两党在东北激烈的争夺也随之展开。那时中共在东北的部队只不过十余万，不敌国民党，于是，以1946年中共东北局下发的“五七”指示为标志，以争夺东北农民为目标的“土改”随即拉开。元宝镇也是在这时迎来了中共的土改工作组，其中就有周立波。那时这个组织并未公开声明属于中共，他们的任务，是要发动群众划分地主的土地、财产。

　　发动群众是艰难的。农民没有任何“阶级”、“剥削”的观念，他们的祖辈，已在这片黑土地上以固有的生产方式生活了上千年，包括过去的一百年，不管是太平天国还是国民党，都与他们丝毫不干。一个雇农的回忆是这样意味深长：

　　工作组：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干活？

　　雇农：他们给我钱。是我自愿的。

　　工：那你怎么不让他给你干活？

　　雇：因为我没有钱。

　　工作组自然不满意这样的“觉悟”。他们给这些贫下中农算账，“启发”他们自己的劳动与实际报酬的差距，地主是如何剥削他们。最后，工作组鼓励他们勇敢站出来，揭发这些吸血虫的罪恶，夺回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

　　血雨腥风很快过去，不得不说，农民分到地富财产时的无比喜悦，当年的一位妇女把分到的一件衣服套到孩子身上，对他说：“孩子，你终于有衣服穿了！”——在此之前，这个孩子甚至没穿过正儿八经的衣服。

　　然而，每个农民实际能分得多少财产，是值得怀疑的。一位农民回忆：“说句实话，当年即使是地主，还比不上现在最穷的人的生活水平。年三十连口猪都舍不得杀。冬天下地干活，就穿个棉裤，肉都露在外面。”贫下中农获得的，也无外乎一条马腿、或几条烂被褥。田是分几等的，最好的分给农会会长——通常是地痞。

　　运动并未停歇。第二年，以“挖浮财”形式展开的“砍挖运动”，地富所有的财产被分割一空，更多的人丧命——很多人是因无家可归而冻死。但中共的乡村动员却相当成功：分得财产的农民对中共自是感激不尽，并且踊跃参军——不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而是为了保卫“既得利益”，并且，军属家庭可以得到全村人的供养。

　　1949年，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曾经那样强大的国民党军。

　　看完后的思绪是杂乱的。我想到经济学课上老师的感慨：“我们曾经过度关注于如何公平地切割蛋糕，而忽略怎样把蛋糕做大。”当时的东北农村，几乎是赤贫的状态，若以严格的标准，找不到地主。所谓的大户人家，吃的也是粗粮，而缴获到的可分配资产是如此寒酸，以致于即使分到了土地，农民的生活境况也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并且这种财产的获得是不可持续的：粮食很快被吃完，原来好逸恶劳的人把得到的马换成牛、再换成骡子，很快挥霍一空，照旧一贫如洗——这很像50年代的人民公社，把各家所有都拿出来办公社食堂，结果一月之内就吃光，陷入饥荒——根本原因是蛋糕太小，怎么分都不解决问题。顺便提一下，解放战争期间和解放初的土改中农民获得的土地，在1957年都以“人民公社”的名义落入国家之手。土地，在农民那里终究只是倏忽间一转手，既然是给你的，自然也可以收回去。

　　赤贫的状态也是中共把苏联的“城市包围农村”的战略倒转过来的原因。赤贫的农村不是国民党的控制力所及，相当程度的自治状态给中共提供了机会。中共对贫下中农对土地渴求愿望的满足也为他们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权基础。顺便一提，地、富、中、下中、贫、雇的划分完全是模仿苏联（此前传统的划分是根据经营方式分为地主、自耕农、佃农）对于农民，这种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的“阶级划分”完全是外生的、被灌输的，但这种划分方法也是相当有用的：传统上自然的、自在的乡村生态消失了，代之以被建构的，几个界限分明的壁垒，贫下中农被灌输以一种“尖锐斗争”的文化，地主、富农则沦为斗争的牺牲品——尽管他们也曾经因政治需要，几度被中共当成“团结的对象”。

　　作为独立纪录片，被访者大量的粗话被完整保留。“***”“操”这样的词已融入了村民的口语体系，被无意识地表达。这种表达无疑具有一种粗砺的质感：毫无修饰，直言直语。有的时候他们的见解是让你惊讶的。“这世上人和人总会有差距。”经历了一辈子起起落落的老农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5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农民又得到了土地的使用权——如果不是所有权的话。如今元宝镇富裕的农民，大部分还是那时中农、富农、地主后代，让人觉得历史仿佛是在兜了一圈后又回到原点。出于可揣测的目的，一座“暴风骤雨纪念馆”在这里矗立起来，孩子们在这里接受“忆苦思甜”教育。一位当年的农民的评论充满睿智：“既然又回到原点，这个纪念馆的意义也就被冲淡了。但毕竟这也是一段历史吧。”

　　是的，这是我们的历史，纪念馆也不失为好的纪念方式，但纪念馆里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解说，是否会有新的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