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本由丁玲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304图书，本书定价：0.76，页数：19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精选点评：

　　●人性的弱点一直存在只是在各个时代的表现不一样罢了

　　●土改革命

　　●废宅旧箧卅年 如今从头翻阅

　　●时代的烙印

　　●读不下去……

　　●唠叨个没完

　　●期待已久。

　　●三星半吧

　　●挺好

　　●读起来一开始觉得还有点意思，中间看得很无聊，一度放下了半个月…快结尾又吸引人了一点儿～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文采！很形象的自以为是的无知官僚主义。莎菲女士日记写得很好！读沙菲，就知道丁玲是多么大胆热烈的女性！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读后感(一)：丁玲的改造成就

　　说明丁玲同志被改造的多么彻底啊，本来也是写莎菲女士的，关注女性主义的。延安整风之后就改了。徐秋白说丁玲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啊！说的多么准确。丁玲是56年被打成右派的。比文革那些人早了十年。下放到北大荒吃了很多苦。 但她不认为文革是错的。改造的结果啊。丁玲的一生如果拍成电影一定会特别精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读后感(二)：阶级意识的产生

　　论文笔，能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细腻作品的丁玲当然是有的。但“体验生活”毕竟也只能是“体验”，与农民的心灵世界多少有“隔”，这是一个观察者的劣势。但观察者也有其优势，即“阶级意识”。

　　这部小说呈现了一个回忆苦难------激起仇恨-------“产生”地主恶霸的过程。

　　但是，作为“左翼”进步人士，对未来的信仰使丁玲对于阶级革命的方向有清晰的认识。“耕者有其田”必须以打倒一批人的形式实现。

　　通过讲述过去、表白心事，村民心中的仇恨被唤醒。回忆，也是对过去的生活重新叙述的过程。事件中心灵中的意义被重新解释，明白沉重的出伕、缴粮不是因为“上辈子欠人家的”，而是一种被压迫的、不合理的生活。于是，一种区分传统农村人群的“阶级意识”产生了，它被灌输到农民心里。于是有了穷人与富人的对立，有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斗争。群众被“发动”起来了，叔叔不如被“分田”、“共产”，“赛诸葛”何妨让他在群众的“口号”中“跪下”。

　　剥削的事实存在已久，但只有在“阶级意识”的光照之下，人们才能看得“清楚”，自己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才明白了你吃大米白面、我吃糠这些不平等的根源。

　　被激发出的仇恨，是暖水屯土改胜利的动力。当然，这仇恨有其历史和事实的基础。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读后感(三)：政治与命运的纠缠——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选读红色经典小说，我一下子便挑中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因不过是在之前的读书中，有人高度评价丁玲，又有人说丁玲被斗争后已丧失了文人的风骨，文章灵性了了，写文章不过是为了急就某一号召，表达某种立场。大概是“文人相轻”，我这个还未跨入“文人”行列的人只是因为读了几本书便已沾满虚骄之气，更倾向于相信后一种揭示。因为人在强权威压下容易屈服，尤其是ta们还处于一种高密度思想和肉体斗争的处境中，而我也相信“不要挑战人性”。因着人性的脆弱和易动摇性，未读之初便对这本书颇不以为然。 阅闭后，认为有几处风景描写和人物的心理描写有灵动之处，虽然作者塑造的干部形象不是高大全，而是慢慢地成长，尤其是对于文采知识分子形象的清高幼稚——迷恋话语的作用，而忽视使观念蔓延和变成物质力量的实体和政治工具，不屑下身与“世界水汪汪的部分”的形象刻画让我印象较为深刻，但短短的58章里面出现了40多人，人物形象总给我“虚浮”的感觉;并且由于写作的“政治时效性”已过，描写土改的景象与我的经验颇有隔膜之感，因此高潮部分的决战几章只感觉到些微的渺茫的心潮起伏，整体读下来直觉得沉闷。此外，作者对于女性形象的描写笔触太过于冷漠以至于让我对父权社会的遗毒的愤恨也部分的转移到了作者身上，责怪她竟然没有做出一种同情的价值判断。 但也许是女性对女性命运悲切的感同身受，也许是出于“道德美感”的要求，这本书给我一种未竟之感，作者似有若无流露出冷嘲总让我心弦一震，我还是感到我爱这样的人。我不喜欢从未摔倒、不曾失足的光荣正确的人或事，ta们的思维是僵化的，甚至隐藏着罪恶，ta们面前没有展现真正的生活——生活是复杂的丰富的，是黑白交织的，因而ta们不能引起我美的共鸣。如此一来，便阅读了研究丁玲的一些资料，微末的了解了她的人生与思想。果然确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 再重新阅读这本书，就能感觉到自己能够感到在词句的另一边有某些东西在试图走出沉默，试图通过语言获得某种意义，就像在敲击监狱的墙壁。在标题为“好赵大爷”的篇章里，赵得禄的老婆“像个披发鬼似的，踉踉跄跄的逃了出来”“一个劲喊‘救命’”“一脚又把他老婆踹在地上”“只听哗啦一声，他老婆身上穿的一件花洋布衫，从领口一直撕破到底下，两个脏兮兮的的奶子又露了出来”。这个“好赵大爷”因着要廉洁，为了做出模范，表出态度，要痛打接受一件花布衫老婆一顿。这本显示出赵得禄无私公正的事件，我读来却觉得悲哀。不仅因为这个连姓名也没有的赵得禄老婆只“天真地向大家哭道:‘一个夏天，都光着膀子的，他就不让人有件衣服。’”，也因为旁的女人同情她，但看到她身上绷的花衣又转而笑了。农村女性卑微屈辱的地位，不仅表现在男性对女性的压抑下，也表现在女性自身同样认可了这种威压，将他者对自身的审视进行内化，这种自身物化更加使得女性成为男性的依附品，造成自身在处理事务中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难以改变。并且处于信息接受的弱者使得其视野狭窄，不会有机的团结只会被动的组织，对于同类的被压抑只会表露出本能的同情而非自觉地抗争。丁玲除了用零度情感的笔调描摹了干部的妻子，还有其他女性的描写，如妇联副主任周月英，“他会像拧一只羊似的把她拧进屋来，他会给她一阵拳头，一边打就一边骂:‘***，你是个什么东西’”“买了你”“你这个骚货”，周月英只是哭，“慢慢地安静了，她会乖乖的去和荞面”“这个瘦个子女人，好像除了她丈夫的拳头就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什么可慰籍。”；当程仁当上农会主任时，害怕和地主的侄女——黑妮联系，“他很怕因为这种关系影响了他现在的地位”他“也很内疚，觉得对不起人，但他到底是个男子汉，咬咬牙就算了。”而黑妮“也发现前途有危险，她越想抓住，就越觉得没有把握……”作者以旁观者的姿态冷冷的讲述不同身份的女性相似的遭遇，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用曲笔的方式关照社会最底层的女性的命运，政治上的翻身也无法打破传统思维的框架。除此之外，对她们男人也叙述了各自的不易，隐约表露出来男性和女性各自都有社会期待的压抑。 现在我对于这本书完全理解为政府政策的图解和注释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丁玲也不过是戴着镣铐跳舞。创作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活动，即使当政治性话语强势渗透作者的思维使之产生对自身风格认同的焦虑，求在极有限的时间里自我劝服转换自己的惯常之道，其人文情怀和艺术直觉还是会不自觉的会冲破“政治理性”的束缚，作家对自身和周围灵敏的感触、其高度的艺术禀赋和自我尊严的维护也还能使她在潜意识中守护自己的艺术个性，使她不自觉的采用了一种“游击”的战术，学会转战异乡，放手声东击西，张扬的自我投射变为深潜不露而又真实的隐喻，这里也许蕴藏了更为“平静”的深沉的愤懑。 实话说，对于指责丁玲这类作家主动接受意识形态的改造而停止思想的指责实在是太过于苛求于人。好似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批判性、自觉性，必须像林昭那样宁折不弯才对。这是不尊重人性！每个人的灵魂都有黑暗的阴影，我们由什么资格轻易评判他人？高尔基所说的“铁锤与铁毡”之间——上面是压制或打击他们的某些行动界的少数，下面是不理解他们的大众。更有甚者，则是两者的合力而击，由上层发动的犹如汪洋大海般的群众运动，这种痛苦的命运只有精神界的少数人才能承受。做出此种评价的人实际上是不尊重客观事实，沉浸于自身的幻想中。丁玲等人的转变使人感到生命的悲剧不止于美丽的事物过早衰亡，还在于ta们变得卑琐和鄙俗，可是这种转变不该责备于人的自私怯懦，人本身就是这样，该责备的实在是什么样的环境逼迫他们不得不如是之，什么样的环境最大程度激发了人们的自我保护的本性。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环境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革命年代里需要欢欣的伟大神话去动员，其功能正是团结不同阶级和利益的人们激发他们力量向前突进，这是谎言造成的神圣性，人们会把对党的任何批评看做一种亵渎。当时的知识分子可能意识到这是将民族往上提的谎言，因为正是其神圣性唤起人们自觉的牺牲，因此选择了改造自己，同时也避免了身份认同的焦虑，这因当是大多数人正常的选择。不过在和平年代里正需要建设，需要破除弊端正视自己，知识分子以其“忍不住的关怀”，成为叮咬权力的牛虻,这来自体制外的监督是否还会被枪杆子所嫌弃而遭压制？我想我们永远处在“解放”的道路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读后感(四)：丁玲与方方：关于土改的不同叙事

　　因为某一部涉及土改的当代小说，我翻出了买了好久但一直都没有兴趣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第1版，1993年印）。这是丁玲女士写于1947年的正面反映土改的小说，最早出版于1948年，获得1951年的斯大林文学奖。丁玲本人在1946年参与过河北张家口怀来、涿郡一带的土改运动，在深入参与的基础上，写出了这部书。

　　作为土改运动的参与者，她对于土改的叙事自然不同于方方。在《桑干河》里，土改是天然合理的。在暖水屯土改斗争之后，先进分子程仁讲话（第339页）：

　　“父老们！乡亲们！咱们今天这个会是庆祝土地回老家，咱们受苦，咱们祖祖辈辈做牛马，可是咱们没有地，咱们没吃的，没穿的，咱们的地哪儿去了？”

　　“给地主们剥削走了。”底下齐声的答应他。

　　“好。”

　　也直白地讲清楚土改的目的：

　　他们分了手，文采几个朝县上走去，去到新的工作岗位去，沿路遇着一队一队的去挖战壕的民伕，那些人都是各村翻身的农民，都洋溢着新的气象，兴高采烈，都好象在说：“土地是咱们的，是咱们辛辛苦苦翻身的结果，你蒋介石就想来侵占吗？不行！咱们有咱们人民的军队八路军，有咱们千百万翻身农民，咱们一条心，保卫咱们土地！”

　　对地主形象的人设，第一号反面人物江世荣，不仅作为地主剥削农民，还曾经当过甲长，“乱派款项，乱派伕子，把咱村上人送到唐山，送到铁红山”，到土改时还有人没回家。第二号反派地主钱文贵，更加狡诈：一方面派自己的儿子参加八路军，混了个“抗属”的名分；又搞假分家，减少自己名义上的土地量；还把大女儿嫁给村干部，又企图让收养的侄女黑妮诱惑进步分子钱仁，最后终于被识破真实用意，被斗争了。地主李子俊的老婆，去看自己家被管制了的果园那一段心理描写，甚至被选进了中学课本：

　　“她恨他们，她又怕不能再抑制住自己对他们的愤恨，这是万万不准透露出来的真情。她只是象一个挨了打的狗，夹着尾巴，收敛着恐惧与复仇的眼光，落荒而逃。”

　　这些地主，在抗日战争期间，往往通敌；在土改期间，往往和蒋介石政权勾结，盼着“中央军”回归；利用土地，剥削佃户。被清算、被剥夺是应该的。

　　与方方书里的地主形象相比，这些小地主的形象更真实。他们和普通农民没有太大差别，只是能干些、心狠一些，凭着努力积攒下更多土地，当然，在打拼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做了更多坏事。

　　方方的书里，为世家望族的地主形象加分的，不过是耕读传家的文化气息。但毕竟在地主发家的过程中，一点罪恶都没有是不可能的。方方也没把地主家写得那么纯洁。

　　一度，很多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的翻案文章，虽可以让人重新看待一些曾经知名的大地主，但是揆诸今日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的行径，我们真的相信过去那些富者、贵者，那些所谓世家望族那么清白？

　　现在有些人讨论的焦点是，当时土改是不是这样惨烈，是不是杀了很多人。毫无疑问，在各地都发生过过激的行动。《桑干河》也曲折表达了有些地方发生过打死人的过激行为。现代社会学已经证明，广场上的乌合之众，一旦情绪愤激，是极难难以控制的。如何按照发动土改的初衷，既斗争了地主，又不过激，这是个极难完成的任务。如《桑干河》中，斗争钱文贵的现场险些失控：

　　底下喊：“要他偿命！”“打死他！”

　　人们都涌了上来，一阵乱吼：“打死他！”“打死偿命！”

　　一伙人都冲着他打来，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有一个人打了，其余的便都往上抢，后面的人群够不着，便大声嚷：“拖下来，拖下来！大家打！”

　　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他们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他们恨不能吃了他。

　　在小说中，是一个积极分子干部努力保护了地主，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清醒地执行任务的基层干部，能有多少？

　　这个场景，恰恰为我们补足了方方没能详尽描述的场景。所以说，这两本书是要对照着看才有意思。

　　从文笔上说，不得不承认，文坛宿将丁玲的著作更厚重。《桑干河》里细节的雕琢使人物的形象更丰富、更饱满，大量群众的上场，也使得整个故事更有现场感，因而也更可信。方方的书里，尽管细节离奇，充满悬念，但读过之后，依然感觉过于单薄，明显感觉出这是在讲故事。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也可以说，“历史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大历史的车轮碾来，玉石俱焚。谁都无法抵挡时势的运命。

　　无论后人怎样写历史，如何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鞠一把泪，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没意义的，苦难也罢，辉煌也罢，那都是每一代人的宿命。

　　今天我们该考虑的是，我们社会如何避免历史的重演。今天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所有人都没有土地的现状，很难体会这个政策给当时社会带来的震撼，以及实施的难度。

　　土地是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凭着土地私有，造就了人与人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个别地主的善，不能洗白作为一个阶级的恶。如果我们只凭着某个成员熟读《红楼梦》就觉得富有阶级是无辜的，未免也太幼稚了。

　　土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彻彻底底改变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其宗旨就是平等。

　　今日世界，民族冲突永远高过阶级斗争。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内部的平等来造就和谐，以维持其存在。贫富悬殊的体制，是在一个共同体内部制造冲突。贫富悬殊造就阶级冲突，终究是不利于民族的生存。即便蒋介石到了台湾，最终也还是搞了土改运动，才是他们立住脚，只不过他的土改更加温和罢了。

　　因此，读这两本小说，给我们的思考应该是，在当今民粹主义、仇官仇富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下，执政者一定要设法弥补贫富的对立，千万不要再让财富撕裂一个民族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这两本书都有其重要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