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将谈笑洗苍凉》是一本由姜鸣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38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却将谈笑洗苍凉》读后感(一)：保卫尔牛肉汁一篇读后感
记忆最深保卫尔牛肉汁一篇。姜鸣不仅考掘出有关的文献资料，并依据徐家宁提示的图像线索，通过所谓“e考据”，发现此物是近世国际知名的滋补品牌，且至今仍有销售。而他不仅网购到这种牛肉汁来试饮，甚至还找到上海徐家汇一家港式茶餐厅，以确定按传统方式调制出来的味道。这就超出“亲自寻访”的范围，更是“亲自品尝”了。
《却将谈笑洗苍凉》读后感(二)：读马嘉理事件一篇
马嘉理事件一篇，系全书篇幅最长者，内涵也甚重要，而他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正由于曾顺道探访马嘉理被害处而起的。 对此事件，学界关注不多，而姜鸣亦史亦论，对相关史事作了详细梳理，指出：“中国自我孤立和躲避在外数十年，终于被迫进入西方人建立的体系。到欧洲的中心伦敦设立使馆的直接起因，源自云南边境杀死了一名英国外交官。不管杀手是谁，他都没有料到这次户宋河畔蝴蝶翅膀的扇动，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这是很有历史眼光的。
《却将谈笑洗苍凉》读后感(三)：小评
《甲申易枢》最精彩；《天上的彗星与人间的政治》最有新意；《旧时代生儿育女的艰难历程》则让人最能接近晚清时人的生活，各中艰辛令人唏嘘。 姜氏为文风格既没有学院派历史学者的严谨与拘束，也不似历史小说家般肆意汪洋、言说无据，可谓自成一派。 现今无论历史系研究生还是研究者，以在学术期刊发文为重，写论文需突出研究性却少了趣味性，其实扪心自问自己能否写出受大众欢迎的历史文章实则不得而知。而姜鸣的行文虽不知受众能有多大，但至少是种不一样的尝试，令人敬佩。且写作不为求职亦无所谓职称，这应是对历史真正的热爱吧。
《却将谈笑洗苍凉》读后感(四)：《却将谈笑洗苍凉》
对姜鸣稍有了解者，应该知道他并非学术体制内的人，而是商界高层。我因撰写《现代学林点将录》，颇注意学人的社会身份。在当今学界，姜鸣自是另类，但在海内外也非孤例。据我所知，有研究佛山社会经济史的罗一星，有研究藏书史的韦力，有研究温州文史的沈迦，有研究民国大学的张在军，都是商界中人。赫赫有名如沈志华，也是由商界转入学界的。域外者，也有研究明史的蓝德彰，研究唐代金银器的罗杰伟，更是多钱善贾的成功人士。陈寅恪曾说过：“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Iiving（谋生之正道）。”（《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二册第67页）这些话，陈自己实未能践行，而姜鸣们倒是无意间成就了。 姜鸣治近代史，有寻访的兴致，也有掌故的趣味，这跟他的非学院身份自是有关系的。这种与学界主流的歧异实甚可贵。据说罗素有言：“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我以为做学问亦然，参差多态乃繁荣之源。
《却将谈笑洗苍凉》读后感(五)：评
承姜鸣寄赠其新著《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三联书店2020年版），并嘱作书评，颇觉意外。因为我于近代史虽有兴趣，毕竟隔膜，并不宜作评论。不过，姜鸣确是我很欣赏的学人，却之不恭，姑撰此读后感。惟所知有限，只得择其二三事，拉杂写来，自不足以言书评。 众所周知，自第一部《天公不语对枯棋》开始，姜鸣在写法上所奠定的最大特色，在于“寻访”，即对历史现场的探访。在这一点上，他与李洁的《文武北洋》取径相似，姜鸣着眼于晚清，李洁着眼于北洋，各擅胜场。近时李礼的《求变者：回首与重访》也可算借鉴了他们的路子，亦有可观。但姜鸣胜人一筹的地方，是脚勤眼亦勤，不仅有现场踏访作为研究的引子，也不仅擅长叙事以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其史料积累亦甚深厚，绝不亚于书斋里的近代史研究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 就这部新著来说，姜鸣写马嘉理事件，写张佩纶流放张家口，写李鸿章去世的地点，写中国驻伦敦史馆，都延续着寻访历史现场的写法。  “
《却将谈笑洗苍凉》读后感(六)：今日作官人多，真能办事人少
这本书谈论最多的是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
张佩纶是光绪朝前期“清流”的领袖之一。“清流”是当时官场上的一批言官，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自许，以议论时政、纠弹大臣而出名。清流派由执军机处权柄的李鸿藻在后台支持，也有慈禧太后的默许，将其作为整治官场风气的重要工具。
张佩纶一时风头独盛，因此也结得仇家颇多。张佩纶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以会办海疆事宜大臣的身份，到福建督促备战。他要求增兵，无人响应；要求先发制人，朝廷不允。直至法军发动袭击，马江之战失败后，受到京中闽籍官员的严词抨击，指责他指挥不力，交战后仓皇出逃。钦差大臣左宗棠亲自调查后，对张佩纶评价不错，否定了他临阵逃跑的说法。
但张佩纶还是被革职，遣戍张家口。
张佩纶与李鸿章通信道：“宦游十载，春梦一场”。
李鸿章则劝慰他，这个官场不值得留恋：“今日作官人多，真能办事人少，若大世界，将何自立，思之寒心。“
《却将谈笑洗苍凉》读后感(七)：读《却将谈笑洗苍凉》之一二感
“历史的真相，岂是几个简单的政治标签可以概括的”，抛开时代背景谈“爱国卖国”，就是耍流氓。历史教科书总是习惯性地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总想用几个政治标签打发读者。恭亲王、李鸿章卖国求荣？于他们，“国”，是大清帝国，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恭亲王和李鸿章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大清事业，为保全大清皇室和帝国领土及政权完整作出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李鸿章“临事方知一死难”，可谓鞠躬尽瘁，何以谈“卖国求荣”？纪传体为主的史学传统，过分注重个人褒贬，每个历史人物都贴着明确标签，实感不妥。
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式，历史也变得更加有温度。从张佩纶的经历看晚清官员起落沉浮的政治生涯，叹大将之才的儿女情长，哀晚清时期生儿育女的艰辛；从保卫尔牛肉汁窥百年前上层社会的饮食讲究；从波特兰大街中国驻伦敦使馆和张家口堡子里的变迁对比中英两国对历史文物的态度。
“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加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自勉。
《却将谈笑洗苍凉》读后感(八)：分明梦一场：我读《却将谈笑洗苍凉》
陈晓平
晚清史学者姜鸣独树一帜，其治学方法可学，其文字之美难学。姜鸣新著《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延续前两册的路径，而深度过之，大有斩获，属于一开读就不能放手的佳作。 姜鸣以其晚清海军史专著《龙旗飘扬的舰队》广为人知，之后《天公不语对枯棋》横空出世，摆脱教科书章节体系的束缚，作者的才情得到充分发挥。晚清史研究，史料功夫应为共同底线，姜鸣在此之外，尤其注意利用函札、实地踏勘遗迹、广泛搜集老照片、“以诗证史”，在“回到历史现场”方面攀登到一个新高度。
姜鸣的研究集中于光绪朝数十年的人物和事件。新著以光绪元年英国翻译马嘉理被戕事件开场，穿插1881-1882 两年彗星现身北京引起的反应、胡雪岩破产事件分析，以1884 年甲申易枢、醇亲王巡阅北洋、“清流”健将张佩纶遭际沉浮为中心展开铺陈，用孙中山伦敦蒙难作结。 “马嘉理事件”引致清廷派出第一个驻外公使，这是中国外交史的分水岭。英国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戕，未能查清主使，但由于发生在中国境内，清廷被迫派遣郭嵩焘前往伦敦“道歉”，郭也以第一个驻外公使而载入史册。派出驻使，等于清廷放弃“天朝上国”的独尊地位，承认各国为平等之国，为近代史重大事件之一。然而，马嘉理被杀究竟由谁主使，一直没有定论。姜鸣深挖中英史料，到中缅边境勘察遗迹，访问故老，重建了对整个事件的叙述，可谓异彩纷呈。至于最终结论如何，暂不“剧透”。
“胡雪岩得享大名，其实与高阳七卷本小说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直接有关。”从经济史角度看，胡雪岩在开创性上无法与唐廷枢相比；以“红顶商人”而论，其成绩与盛宣怀有很大差距；论资产规模，也被张裕葡萄酒创始人张弼士远远抛在后面。只因胡雪岩的起落富有传奇性，作家高阳用生花妙笔让他名闻天下。姜鸣写胡雪岩破产之余，阐发了一些重要的见解：清廷对胡雪岩破产的处理方式非常陈腐，采取的是直接返回古代的方式，官场对近代经济、近代金融毫无认识。
1884 年慈禧罢免全班军机大臣，史称“甲申易枢”，之前学界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研究不够深入，主要原因是史料不足。姜鸣利用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等新出史料，抽丝剥茧，层层递进，还原了事件的全过程，可谓精彩纷呈。以往的野史笔记多将此事归因于孙毓汶与醇亲王的谋划，高阳对此作了不可靠的猜测，流传甚广。姜鸣考定孙毓汶在易枢之前奉旨赴外省查办事件，一直在外面呆了八个多月，不可能参与事件的策划，罢免全班军机出于慈禧决策。
“甲申易枢”的实质，是慈禧利用左庶子盛昱批评军机处的奏折，搞突然袭击，以罢免全班军机方式斥逐恭亲王，以便乾纲独断。盛昱弹劾军机的起因却甚微细。张佩纶得罪两广总督张树声，张树声一派的王仁东撺掇盛昱攻击张佩纶，盛昱遂参劾张佩纶滥保唐炯、徐延旭，连带追究军机大臣责任。谁知慈禧将奏折留中，长考数日，召见醇亲王（光绪帝生父），秘密定计，霹雳一声，震惊中外。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姜鸣一一加以剖明，允称“大制作”，其全过程之起承转合，此处不拟细说。
张佩纶作为光绪朝初年的“清流”中坚，抨击权贵、数数建言，声名盖过张之洞。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从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重用冯子材，调和众将，组织军需，造就次年的镇南关大捷、谅山大捷，一生功业奠基于此。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因马江之败而坠入深渊，从此一蹶不振。“二张”由此分途。姜鸣对战败责任作了深入剖析，认为张佩纶个人的责任并不大。他被弹劾以致遭到流放，应是各方合力所致。
姜鸣很早就开始研究张佩纶，近年更整理出版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新著除甲申易枢一篇，另外用4 篇文字描述张佩纶流放生涯、婚姻生活、子嗣寿夭、与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的冲突。张佩纶为人有许多可爱之处，姜鸣对他有些偏爱，对其缺点避而不谈。
在当日，虽然张佩纶、张之洞以“二张”并称，两人还是直隶同乡（丰润、南皮），然而与张佩纶交情最深的，却是福建闽县陈宝琛。书名“却将谈笑洗苍凉”，正是两人最后一次把晤，在上海同住三宿，陈宝琛留别诗的首句，下句则是“三夜分明梦一场”。作为最为相契的挚友，陈宝琛对他的致败之由看得十分透彻。1884 年10月13 日，陈宝琛致电张之洞，指出张佩纶“以傲招谤”（《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11 册第5105页），最能得当时情实。
1882 年李鸿章丁母忧回老家，由同属淮系的张树声署直隶总督。张树声欣赏张佩纶的才华，有意把他调到身边，完全出于善意。张佩纶与李鸿章深相结纳，未予同意。张树声以为只是客气，贸然入奏，太过鲁莽。张佩纶的反应太过激，他授意陈宝琛弹劾张树声擅调天子近臣，使之受到罚俸处分，颜面尽失，双方自此结下了梁子。李鸿章当时已看出张佩纶傲气逼人，终将惹祸，劝他“少敛锋锷，以养和平之福。”
到马江战败，张树声一派的王仁东兄弟立即报复，鼓动闽籍人士力攻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州将军穆图善、福建巡抚张兆栋急于卸责，新上台的醇亲王也对他不满，多方势力一起倾陷，卒至遣戍军台。流放归来，张佩纶做了李鸿章女婿，收获了一份圆满爱情。此前，张佩纶曾说过“清流”与“洋务”各有门面。如今，“清流”代表入赘“洋务”领袖，等于亲手把“清流”埋葬。
张佩纶殊乏知人之明。中法战争初期兵败越南的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都经由张佩纶极力推荐获得升授。冯子材与李鸿章不和，张佩纶即极力附和，阻止重用。若非张之洞心有定见，起用冯子材，中法战争结果殊难逆料。
张佩纶之“傲”，另有一事可证。1900-1901 年李鸿章主持议和时，张佩纶曾应召入京协助三个月，而后突然离开，以致老丈人去世时未能在身边奉侍。陈勇勤指出他突然离京，“完全是因为他对督办政务处有关人事安排的反感心态所致。”具体来说，领班军机大臣荣禄对张佩纶素有好感，安排他在新设立的督办政务处“襄助”，居于同列的人员，有御史于式枚、候补道孙宝琦，“官衔均不高，而张佩纶一度官至总理衙门大臣，‘生性自负’加上不俗的资历，‘显然决定了其不甘心与于、孙二人平起平坐’。”（转引自戴海斌：《晚清人物丛考二编》第686页）李鸿章对他进入督办政务处十分欣喜，“谓可徐图大用”。张佩纶则觉得跟资浅人员同列是一种侮辱，缺乏能屈能伸的雅量。这种心态，宜乎其一蹶不振。
在光绪朝这个进退失据的时期，新兴力量已在地平线上升起，这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1896 年，当驻英公使龚照瑗设局引诱孙中山进入使馆加以拘禁的时候，他纯粹是忠字当头，立功心切，没有想到此举反过来塑造了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形象，加速了清朝灭亡。在此之前，各地会党起事络绎不绝，但由于缺乏“共主”，始终不能成事。龚照瑗绑架孙中山失败，无意中把他塑造成反清力量的“天下共主”，随着《伦敦被难记》一书广泛流行，当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已无可撼动。姜鸣获得难得的机会，得以周游中国驻英大使馆，进入孙中山蒙难纪念室凭吊，系统地爬梳了中国驻英大使馆的沿革，弥补了黄宇和研究的不足。
（注： 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21日《南方周末》 ， http://www.infzm.com/contents/184161）
《却将谈笑洗苍凉》读后感(九)：余戈丨与历史对话的能力：读姜鸣《却将谈笑洗苍凉》
一直很羡慕姜鸣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受过历史学科班训练，却不以此为业，也就不必受彀中的种种束缚，可以挥洒自如地享受历史探秘带来的乐趣。早年他的名作《龙旗飘扬的舰队》，无疑确立了其在学界的地位；但干那样的“大工程”，对于公务缠身的他显然是太奢侈而难能，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天公无语对枯棋》《秋风宝剑孤臣泪》《却将谈笑洗苍凉》这一“晚清政局和人物”历史随笔系列。以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我更偏爱后者，带给我的启迪滋养也最多。
在“晚清政局和人物”这个系列中，不仅每一本的书名均被提炼为意境典雅的诗句，而且其章节题目亦多为诗句，且均出自与之相关的史料之中。这些史料自然很少是清廷档案，而是历史当事人的诗集、日记或私人通信——彼时的政治人物其实多为文人，能真正进入其精神世界的“入口”恐怕只有诗文；“诗言志”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有几人会在策论、奏章里袒露其真实内心呢？黄仁宇在其《万历十五年》中，曾深刻揭示了历史人物普遍存在的“阴阳”两面，欲贯穿其“阳”而入其“阴”，治史者即不能仅仅止步于官方档案。而姜鸣关注并能解读的，不仅是那些文人官员的“诗”，更能破译他们私下往来书信中的“密语”，这在李鸿章与张佩纶的往来书信中最为经典。为什么当时官员在私人通信中经常使用“密语”？只要在近年的网络上有所阅历都明白，那些私人通信固然不是为了发自媒体而规避“网管”，但若不慎落入别有用心者手中，恐怕对方只能云山雾罩当天书来读了。而拟定那些密语并不需要专门制定密码本，完全靠当事人的文史学养和政坛阅历所支撑，信手拈来自成系统，且很可能只有写者和看者才能会意，却让姜鸣看了个通通透透，这真是令人称奇的本事了……
姜鸣“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前两种《天公不语对枯棋》《秋风宝剑孤臣泪》上述种种，显示了姜鸣治史的个性特色：他始终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因为所谓历史真相，只有在抵达人物内心世界之后才能真正把握，否则很可能只是做了一篇铺排了一些所谓“证据”的论文而已。仅仅做几篇拿得出手的学术论文，显然远不是姜鸣以治史为个人精神生活方式的诉求；他的追求显然是更具终极意义的“明智”二字；他希望通过作品引领读者抵达的也是这个境界。在这个意义上观察，就知道治史不仅仅是人们经常谈论的态度、方法问题，它确实需要一种天赋，这天赋表现为一种能与历史对话的贯通能力。而“晚清政局和人物”系列，正是这样的贯通古今、辨识精密之作。
对于晚清历史我是门外汉，连姜鸣在书中提及的历史小说《胡雪岩全传》都没读过。但新书《却将谈笑洗苍凉》入手后，我却一连读了两遍。其中写“大事件”的马嘉里案、胡雪岩破产、甲申易枢几章固然比较用心；写“小事情”的检阅海军影像志、张家口军台生活、直隶总督衙门人际关系、大清驻伦敦使馆变迁的几章也颇有兴趣。实际上，此处的大、小之别只有相对意义，姜鸣令人信服地让读者看到：那些大事的谜底，其实隐藏在小事之中；而看似小事，却孕育着大事的趋势与迹象。大事件与小细节的辩证法，在书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演绎和诠释。
比如马嘉里案，能够揭示其真相的绝不是几次翻云覆雨的庭审卷宗，而是李鸿章在与友人通信中的直觉判断，而英国公使威妥玛更是心知肚明。远离案发现场的这两位，都比前往现场调查者更明白真相；但重要的却并非真相，而是利用真相所进行的博弈：一方要极力维护朝廷的体面而讨价还价，另一方则极欲借此达成“英国的课业”——逼迫天朝进一步打开国门。当这一目的达到后，英方甚至以出人意料的“大度”放弃了“追责”，而清廷在长吁一口气后终于可以继续述说自己的“真相”。姜鸣于不动声色中展示了从滇西案发现场到烟台外交折冲的全过程后，又旁逸而出轻点一笔：在后来几十年的历史语境变化中，所谓真相仍然是不重要的，有竖立在案发现场的纪念碑碑文为证，因此这个历史包袱其实仍背在我们的肩上。我们走过的历史与我们“承认”的历史，一直就不是重叠关系，且将继续错位下去。也许，回顾历史的唯一价值，正在于这种洞悉一切而无力改变的无奈感，这是多么痛切的现实感。
在写胡雪岩遭遇“癸未风潮”而破产的一章，题目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在近年来反腐“打虎”的每一次案例发布后，这个经典诗句几乎都会被人们再念叨一轮。看权贵倒霉无疑是国人最受用的心理体验，人们在其中又能感叹一回“世相无常”，同时消解掉了平日淤积于心的不平与不甘；而吟唱“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则完全是自我麻醉了。对“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发迹史，人们更多的兴趣在于其生财之道，因之归为财富类、励志类题材；其本人的心得“花花轿子人抬人”“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以及后人所归纳概括的所谓“四通”：通官、通商、通匪、通夷，都不过是“厚黑学”在经济领域的翻版活用而已。而姜鸣在这个“小题材”里看到的“大题目”是，“正在自发走入近代金融汇兑体系的官方财政，遭遇到市场风波之时，不是设法管控、救助、完善，而是仓促撤退，返回古代”；而当“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第一场失控的金融危机”到来时，平日寄生于中、获利最大的官方财政率先釜底抽薪，才是摧垮这个特殊金融体系的决定性一击。任何财富积累似乎都无法摆脱“原罪”，而对这一原罪的声讨从来不缺少义正词严，阎敬铭奏本中铿锵有力的谴责永远都不过时。因此，即便财富的朱楼构筑到了云端，风向一变，使之垮塌为“青苔碧瓦堆”也是转瞬之间的事，植根于心的“返回古代”的冲动绝非危言耸听。
姜鸣虽然出身历史科班，但其治史的方法显然不是科班教育所能概括的。比如其对于历史现场田野调查、历史影像乃至历史文物的运用，都是令人极感新鲜的，这一点让同样有此嗜好的我尤感兴奋和共鸣。滇西原本是我研究滇缅抗战的“主场”，而姜鸣所到的很多地方我却不熟悉，但为此我们曾就着彼此收集到的老地图进行过探讨。张佩纶在张家口军台生活的环境，姜鸣去探访时也曾发过现场照片给我，他对“堡子里”“宣化府”早已经烂熟于心如数家珍，如今通过作品完整细腻地还原了历史氛围。醇亲王一行检阅北洋海军，没想到竟然留下如此丰富的历史照片，我原以为只有后来美军照相部队在滇缅战场才创造了影像记录的巅峰，看来这个记录还要前推至此。姜鸣能考证出照片中的几乎每一位大人物，在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中，就成了与研究对象最为“脸熟”的人。在伦敦的大清驻英使馆，如今仍在被以同样功能沿用着，若以后有机会前往，相信带着姜鸣的书将胜过所有的旅游手册。特别是姜鸣所指出的在驻英使馆网站上出错的历史表述文字多年来仍未修订，每一位读过此书的读者都有资格藐视所谓权威机构。
关于治史方法问题，说到底源自一种极欲穿越时空、置身现场、拨开尘封、看个通透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发烧友”中更为常见，而一些所谓历史学者对“常凯申”都无力辨识，连地图的比例尺概念都不懂，对历史人物照片更可以张冠李戴。冲动弥漫即情怀，这情怀必将支撑起远远超越“为稻梁谋”的投入与执着，也必将让书写历史的文字闪烁着奇异的光彩，这在姜鸣的书中得到了全方位的验证。
* 本文原发表于余戈先生的个人微博。
《却将谈笑洗苍凉》读后感(十)：《却将谈笑洗苍凉》：像侦探一般踏勘光绪朝历史现场
撰文|戴海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疫中无聊，奉到姜鸣前辈新著《却将谈笑洗苍凉》，大有谈笑去拘忌、翻书得旧编之乐。这已是著者撰述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的第三编了。初编《天公不语对枯棋》，手边常置一册，还是2006年的初版，金黄色龙纹封面，尤显醒豁。犹忆当年在北大西门外第三波书店购得此书的心情，那是相当惊喜。此前，我已读过（严格讲，或不能叫“读”，曰“查”或“利用”更适合）姜鸣的大部头专业著作如《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995）、《龙旗飘扬的舰队》（2002），体例谨严、考证精审，感到非常之“有用”。初阅此书，却见识了“有趣”，领教到著者另一副笔墨。
当今习称某人文笔好，其实“文”与“笔”还是有所区别，如不拘泥以有韵与否区分文、笔的古人标准，姑取文以足言，辞达而已，笔为言使，可强可弱，推之当代学者，大概也可粗分文、笔；更有甚者，本朝学人惯习自诩只写“论文”，不屑（或不会）写“随笔”或“散文”，即有斗胆为之者，那随笔和散文也多只在“随便”和“散漫”方面符合了名义。读毕《天公不语对枯棋》的若干篇什，我对印在封底页上一位荐书人的话——“很海派，也很京味；很专业，也很好看。上海人眼中的京华掌故，史学行家写的散文作品”—— 也表示信服。（用著者自己后来的理论总结，兼顾可读性和学术性，叫作“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见“续编”、“三编”之自序）
当时另有一种微妙的情绪。随姜鸣妙笔，踏访贤良寺、松筠庵、宣南会馆、八大胡同诸多“京华胜迹”，牵引出一桩桩“旧时人物”往事，真令人目不暇接，心下却暗暗泛生懊悔：好歹也是学近代史的，却对这些个好去处无知无觉，就算有所耳食，也从没有发起愿心去“打一个卡”，真枉做了五六载的“京城客人”了！
可以说，这本书在我心里“种了草”。而后，姜鸣陆续发表的文字，以及这些文字结集《秋风宝剑孤臣泪》（2015）、《却将谈笑洗苍凉》（2020），我都是最热心的读者。虽然随着时间推移，自己从学生到教师、从北京到上海，也有了很多变化，但内心深知，“长草”易“拔草”难，一贯疏懒“阿宅”如己，终究无法践行“阅读史料和现场踏访相结合，先使自己建立起历史的时空观，并把这种感受，通过文字传递给读者”，这在姜鸣是 “习惯做法”，在吾辈则只能“羡慕嫉妒而无恨”，借他人之眼，观世界之大，也算聊胜于无吧。
1 像侦探一般踏勘历史现场
“却将谈笑洗苍凉”，语出陈宝琛诗作《沪上晤篑斋三宿留别》， 1895年陈氏来沪，故旧重逢，与甲午后被逐南下的张佩纶有过一面之雅。此句隽永洗练，移作书题，延续了著者善撷古韵、为我所用的创意，也寄托了对于“政治人物悲哀”的一种深刻同情。全书收录文章十三篇，内容皆关于晚清光绪一朝政事（马嘉理事件、“清流”崛起和消亡、甲申易枢、中法马江之战、中日甲午战争、辛丑议和、绑架孙中山）、人物（李鸿章、张佩纶、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盛昱、盛宣怀、胡光墉、孙中山）。从另一方面，或也可以反映著者近年来风尘仆仆、“边走边看”的行路历程，他笔下的光绪朝，“和别的作者的表述有别，却是自己思索、考证的一个充满细节、充满张力、起伏跌宕的大时代”。
1875年发生的“马嘉理事件”，引起中英交涉，签订《烟台条约》，导致中外关系多方面的变化，其最著名者即清政府向伦敦派出道歉使团，这也成为中国驻外常设使馆的滥觞。外交史家徐中约认为“马嘉理事件给中国人上了一堂课，中国人从此明白建立公使常驻外国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清政府为进入“国际大家庭”而迈出了关键一步。（《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间的外交》）英国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边地的突然死亡，笼罩了太多迷雾，成为近代史上重要却被忽视的事件，“迄今对于其基本情况的描述都存在错讹”。
本书起首一篇，便是姜鸣跋山涉水、拨云见雾，对马嘉理事件再考察的实录，除重新考订中外文献外，他自2011年起三度前往云南盈江县中缅交界处，沿南崩河、芒允（旧称蛮允）、盈江、腾冲一线，亲莅马嘉理之死的案发地，也三次前往腾冲下绮罗村，访问据说是杀害马嘉理凶手的李珍国故家，便很能体现“万里行路且成书”的研究特色。文中大盈江峡谷、户宋河、“蛮允街”石碑等实地照片传达出现场消息，令人遐往。
2012年，姜鸣又去伦敦，踏勘1877年因马嘉理事件致歉，郭嵩焘所率使团入驻的波特兰大街45号，是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馆。1879年，曾纪泽将其迁至49号新址，使馆初建于1785年，属于“亚当建筑”（由英国建筑师兄弟罗伯特·亚当、詹姆斯·亚当合作设计，融合古罗马设计精髓，以柔和、典雅的室内装饰最具特色），目前中国使馆还在使用这一馆舍，可谓历史悠久。1896年，此处还发生过轰动伦敦的“绑架孙中山事件”（见《波特兰大街45号还是49号？》、《绑架和营救孙中山》二文）。
著名的“历史侦探”黄宇和先生曾用文献批判+脚步丈量的实证方法，“发覆”百年前的孙中山绑架案，其考证过程引人入胜（《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这个略带神秘的处所，对于大多数研究者和旅行者来说是使馆禁区，难以访问，而如有“上天入地”神通的姜鸣凭着“难得的际遇”，带领读者进入使馆内部的“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参观，得以一探究竟，虽然观感“令人失望”，实际起到了去神秘化的反效果，——“现在的使馆，装饰完全没有特色”，“感觉置身在北京的一座政府办公楼中，无论家具，还是室内陈设，完全看不到丁点‘亚当建筑’的优雅华丽”。
为研究中法战争后张佩纶遣戍军台生涯，姜鸣两度前往张家口市游览考察。“堡子里”初建于明宣德年间，是张家口最早的城区，1885年至1888年张佩纶曾在此居住。在姜鸣眼中， “堡子里是个袖珍、精巧的老城，遗存了大量明清古建筑群落”。（《晚清张家口军台生活寻踪》）很凑巧，前年我也有一次张家口之行，同样印象深刻。堡子里的街道、建筑格局，基本保存了民国初期的风貌，衙署、会馆、钱庄、关帝庙、文昌阁、戏台、钟鼓楼一应俱全。多数建筑虽已成了居民杂院，但一律圈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内，尚未经过大规模改造开发，保留了近百年城市变迁的原味。清代张家口厅的上级治域宣化府，如今已降格为张家口市的一个辖区，城区面貌变化非常大。姜鸣2008年第一次去宣化，还找到了“宣化府署旧址”石碑，而2013年重访时，该处已成居民小区，急剧发展的城市房地产抹去了昔日遗迹，古城风味已荡然无存。2022年北京和张家口将联合举办冬奥会，这个城市的建设正在进入快车道，他却在文中感叹：“我想，这个世界上，大约只剩下我，还在凭吊北海轩的旧址，傻傻地寻觅张佩纶和前任知府章洪钧友谊的遗存。而现任地方官和房地产商，更热衷于拆旧建新，推动开发，祖先传下来的老屋，经我们这一代的手，还有多少传给子孙？”
《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描述过作者1988年踏访李鸿章晚年在京居所贤良寺西跨院的情形。不久后，西跨院被拆除，改建成为校尉小学教学楼，书中摄于2002年的照片我曾反复观摩。2019年，姜鸣去李鸿章去世的总布胡同27号踏勘，发现那里已被拆迁改造得仅剩一堵红色围墙。这种失落似曾相识。某次我经过王府井，一眼瞥见“金鱼胡同”的路牌，心血来潮，想起著名的那家花园、贤良寺，还有东安市场、吉祥剧院、东来顺饭庄，不就在这块吗？可放眼望去，满目高耸的CBD大楼、双向八车道的大马路，哪里还有一丝“胡同”的影子？那种杵在街心举目四顾，然后怅然若失的心绪，到今天还记得清楚。我想，我能理解本书中那些明知听者藐藐、但仍必言之谆谆的话了——“现场踏访和田野调查对于历史研究是很重要的手段方法，但必须赶早，要有一种急迫的抢救心态”。
2 考据历史，需要扩张新材料和借用新工具
说起张佩纶，一般人想到的常是李鸿章女婿、张爱玲祖父，可堂堂“清流”的“青牛角”、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按其事功文章，皆多可观，而至今尚无一部详传，就连行世的《涧于集》，利用也远谈不上充分。姜鸣只眼独具，酷嗜斯人，于张佩纶研究浸淫日久，“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初、续编都收录有相关文章，近又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内容宏富，洋洋大观，三编也有多篇文字围绕张佩纶及其家族展开，对政治理念、人事际遇、人情世故一一剖析，在理解上显出丰富的层次。如涉及“马江之战”大功过的争议，书中特别注意挖掘时人（多位高权重者）日记、书札的隐微信息，指出以往研究依赖公开的奏章文字，集矢于“爱国/卖国”、“主战派/投降派”之争，“却很少关注过当事人和了解真相的上层官员究竟在说什么，以及各类相关人物细微的心理活动”，进而提醒读者“历史的真相，原比这些政治标签复杂得多”。依鄙见，目前学界如要写一部张佩纶传，那么姜鸣或是最合适人选。
当然，依另一鄙见，姜鸣如为张佩纶作传，亦非出于私好，热衷翻案，借用梁启超的语言，“此种传记，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本书从张佩纶角度切入，通过“破译”张佩纶与李鸿章密函的暗语系统，推进“甲申易枢”研究，便是一个明证。（《“甲申易枢”与政局大变动》）光绪十年（甲申，1884），慈禧太后一谕推翻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转用醇亲王奕譞主政，此为有清一代空前绝后之举，关系国运匪浅。《涧于集》“书牍”收录张佩纶在甲申前后写给李鸿章的多通密函，中有“僧道相争”、“僧礼佛甚勤”等隐语，这也成为学界解读宫廷变故的重要线索。
陈寅恪弟子石泉在回忆文章中便提到“陈师熟悉晚清掌故”，颇能参破当日官员私函的隐语机密，所述一例，便是张佩纶的一通密函——“‘僧’当指醇王，字朴庵；‘道’指恭王，号乐道堂主；‘佛’则指太后，当时宫中久已称太后为‘佛爷’。隐语解通后，甲申政局变动前恭、醇两王之矛盾及太后与醇王之密谋，就又增一证据”。（《追忆先师寅恪先生》）片言只字之解，“使迷茫难解的材料顿时明朗，成为关键性史料”，信札价值可见一斑。而后，樊百川、姜鸣、张晓川等几代学者，前赴后继，迎难而上，各个突破，在张函隐语释读上，取得相当多的成绩。（参详《清季的洋务新政》、《张佩纶致李鸿章密札隐语笺释》）“僧”“道”“神”“佛”“庵主”“覃溪”“立本”“僧繇” “两画”“张仙”“阎罗”“十八参神”“五斗米教天师”，这些隐语意蕴丰富，一旦揭穿谜底，似平平无奇，但猜谜过程却是对学者的语学素养、知识储备及思维发散能力的大考验。现在我上近代史料学的课，也常讨论及此，张佩纶函札一直是史学训练的上佳素材。
就近代文献中存留的函牍一类而言，量极庞大，且相当部分是手稿，其史料价值固不待言，但要充分利用，却远非易事。与一般的古籍线装书相比，在函牍利用方面，至少存在真伪甄辨、书页排序、字迹辨认、收信人/写信人考证、隐语破解等数难，能一一处理、排难而进者，实非个中高手不能为。姜鸣在函牍整理、引据方面，有着丰富经验，自能道其甘苦（参阅《尺牍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收入《秋风宝剑孤臣泪》），对后来者无疑有其示范意义。
姜鸣对函牍文字的深度利用，颇显传统史家的“技艺”，然究其史料观念，却绝不保守，甚至比一般学者要走得更远。本书《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的历史回顾》一篇，各类材料信手拈来，为我所驭，使人眼界大开。据著者交代，他对1886年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这个题目，“持续关注了二十年，慢慢积累起当年留下的大批照片、绘画、诗歌、日记等史料”，如奕譞本人诗集《航海吟草》、负责巡阅接待工作的津海关道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随行宫廷画家庆宽、金如鉴的《渤海阅操图册》、《巡阅北洋海防图》，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雇佣的华人摄影师梁时泰、德籍摄影师来兴克《大臣官弁亲兵照相》影集，等等。这批珍贵的视觉图像和当事人文字记录，配合奏折、电报等官方文件，可谓相得益彰，使得一百三十多年前的盛大活动“在今天看来，依然栩栩如生”。
傅斯年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的“史料学”观点为人津津乐道，然细绎其说，实包涵“扩张新材料”、“借用新工具”两层意思。俗言道，艺多不压身。一个好的学者，就研究工具而论，当然是多多益善。今人拾掇西学，喜言“以图证史”，而真能以标准研究立其说者，在史学圈内却不易觏。姜鸣似未标榜研究上有何特别的“方法”，不过，据我所知，他是道道地地的老照片发烧友，也有很多摄影界的朋友，对历史照片的鉴别、使用，积累了不少心得。
网上流传的《互联网时代，如何考据历史人物和事件》一文，曾予我极大的阅读乐趣和研究启发，“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各编中，也有许多图文并茂的篇什。傅斯年断言“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照此衡量，姜鸣的学问倒真有某种“进步性”。落实在本书中，他找到张佩纶与李鸿章通信的实寄封，以信封上“都城总部胡同”地址，与文献记录互证，考出李鸿章在辛丑年（1901）去世的确切地点（《李鸿章最后岁月的新考证》），以及利用翁同龢日记手稿中朱笔亲绘的两幅彗星图，结合西方天文学的彗星观察，讨论1880年代清廷朝野由“天文异象”引发的政治论争（《天上的彗星和人间的政治》），都可谓是扩充新材料、借用新工具的好例。
3 非学院中人可比：“玩着把学问做了”
姜鸣平时说话，常用的词是“有趣”、“好玩儿”。本书序言也有反思“业内称为坐‘冷板凳’”式的历史研究，进而鼓励“即兴展开”，让研究“变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沧浪诗话》尝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当然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诗学理论，但至少给了不那么“讲理”的诗文以合法性，那么，“不涉理路”的历史学，会有它的位置吗？钱锺书颇引西人“历史是一个大掌故”、“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之说，而揶揄史家的故步自封：
在史学家听来，这是文人们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只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在人文科学里，历史也许是最早争取有“科学性”的一门，轻视或无视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理论已成今天的主流，史学家都只探找历史演变的“规律”、“模式”或“韵节”了。要是现在的文人肯承认兴趣局限于掌故，他多少得赔着笑脸，带些自卑的语气。（《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上述话或暗含文史分野的潜台词，但不得不承认，历史学在人文科学里确是最具“科学性”的一门，它对于“趣味”“掌故”的态度，很可以反映当代学术的“舆论气候”。君不见今人填写课题标书，首要处理的问题便是说明“意义”，在开始研究之前，已要求向评委证明“本课题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罗志田先生给本书写推荐语，特别指出“作者乃史学科班出身，然人生经历丰富，其身历目睹之事，非学院中人可比。故可与过渡时代之昔人会意于字里行间，而见人所未见”。依我看，“学院中人”最比不了的，可能便是氤氲于本书字里行间的，无须理直、便可气壮的那一种“别趣”。
从研究材料来讲，姜鸣对日记、书信类文字特别偏爱，或因为“日记与尺牍本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周作人《日记与尺牍》），故而有个性的著者也愈能体会别人的日记、尺牍之佳妙处，觉得“可喜亦可贵”了。从研究专题来讲，全书笔触广博，“涉及铁路、外交、天文、灾荒、西医传播、传染病流行、西式教育、建筑，甚至还包括婚姻、生育、餐饮和滋补品，这些既宏大又细碎的景象交织在一起，从而再现了转型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真是心有余闲，涉笔成趣了。
本书中，姜鸣利用张佩纶家藏有关私人生活的信札，钩沉婚姻往事的细节，对他的三位夫人（朱芷芗、边粹玉、李菊耦）、一妾（凤姬）形象做了高度还原；甚而发掘出张佩纶家族生育状况的直接材料，发现他至少生育过十个子女，还另有一个小产，有六个是在一岁半以前夭折。（见《江湖归梦清，伉俪深情重：张佩纶的婚姻生活》、《旧时代生儿育女的艰难历程：从张佩纶的子嗣说开去》二文）著者笔触温柔，有道“旧时不讲爱情，张佩纶却与三位妻子深爱”、“他们却也都爱得深沉，携手走过艰难的岁月”，竟为“这些聪慧娴淑的女人一叹”；而那些稍带八卦心的读者，也得以曲径通幽，一窥“那些叱咤风云的男人真实的私生活”。我不禁感喟，著者和笔下的主人公一样，“风云气”多，而“儿女情”亦不稍逊。
更有意思、角度更刁钻的“趣味”，还要数对于晚清官僚特喜饮用的滋补品“保卫尔牛肉汁”（Bovril）的研究。姜鸣从国外ebay拍卖网站上找到“保卫尔”老广告，印证此产品昔日的营销力度；为了感同身受，甚至买到当下联合利华公司生产的同款产品进行品尝——虽然，“总体在口感上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喝保卫尔牛肉汁，与李鸿章同款》）
还清楚记得几年前的某个冬日，姜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有一次讲演活动，他一面用琳琅满目的ppt展示行走世界的踪影，一面陶醉地讲述自己心爱的几大美术博物馆、几位经典艺术家（大意），但最令人难忘的，却是那一款引起全场骚动的“保卫尔牛肉汁”，他带到现场，冲兑分发，让听众在味觉上也和百余年前的古人建立起相通的感受。当时作为主持人的我，接过一小杯黑乎乎的黏稠液体，虽有好奇，终于未敢轻试。但看着姜鸣乐呵呵地一仰而尽，那种潇洒惬意，快在其中，让人脑海泛波——如同《让子弹飞》里张麻子豪言“站着把钱挣了”，眼前这一位简直“玩着把学问做了”！吾侪夫复何言，只好如王右军见杜弘治，叹一声“此神仙中人”，然后合十默祷：善哉善哉，前辈求带。
原创 戴海斌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0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