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 （梁晓声新作）》是一本由梁晓声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37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和我的命 （梁晓声新作）》读后感(一)：周总理诗一处误植
《我和我的命 （梁晓声新作）》读后感(二)：沉重的血缘关系
《我和我的命 （梁晓声新作）》读后感(三)：作为风筝，总有无可把握的悲哀——读梁晓声小说《我和我的命》
《我和我的命》以二十一世纪初的深圳为背景，是对二十年前深圳打工人状态的一次深情回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的高楼大厦、科技成果、DGP都是亮眼的标签，这些无限风光，是深圳人胼手胝足创造出来的，而深圳人的主体，无疑是千千万万不知名的打工者。方婉之、李娟、郝倩倩、姚芸，正是那一代闯荡深圳的打工人缩影。
这部以打工人为主角的小说，在书写命运的母题之下，紧紧抓住现实的脉动，刻录特定历史阶段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小说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主人公在深圳的打拼历程，二是挥之不去的亲情、爱情牵挂。
先说打工人的经历。方婉之来自贵州玉县，妈妈是校长，爸爸是市长，可谓娇生惯养。大二时，校长妈妈病逝前，说出收养她的真相，并告知她的亲生父母在边远的村庄神仙顶。面对命运的捉弄，方婉之选择退学远走深圳，先后从事工地帮厨、医院护工、包装厂线长、经营超市等工作，其间历经风雨折磨，一直坚持上夜大，最终拿到了深圳市民证，也收获了爱情。刘娟来自东北，性格直爽仗义，一直与方婉之携手前行，为保护郝倩倩失去一个肾，最终成为超市主人。郝倩倩家乡不明，是个心眼儿活的姑娘，先是与承包食堂的刘柱结婚，后又跑回深圳，被商人包养。姚芸着墨不多，东北国企倒闭潮期间，被迫来深圳闯荡，因卖淫被抓，但刘婉之一直认可其为人。这四个姑娘背景、经历不同，所选择的方向各异，聚到一起，展示出二十年前深圳打工者的多元生存状态。
再看看四个人身上的感情负累。孙悟空是从石头缝蹦出来的，以天地为母。人不行，都是父母生养，有亲人、有家乡，这是不能选择的“命”。接不来的友情、爱情之类，虽不是天生注定，但机缘到时，也会难以割舍。方婉之远走深圳前，回了趟神仙顶，见到了生父、两个姐姐以及外甥、外甥女们。接下来，这些有血缘的亲人，把这个小姨当成了肉骨头，总盼着得到她的资助。在亲情与道义的权衡下，方婉之尽己所能提供了帮助，并逐渐找到心理平衡。同时 ，她与养父之间多年的亲情，也随着心理的平复，重新归于正常。爱情方面，她也从最初的误解到逐步的了解，与摄影师高翔找到真爱。刘娟有着很强的责任感，除了照顾自己的家里，在她相恋的军人牺牲后，毅然承担起照顾军人孩子的责任，她身上体现出的执著和担当，让读者动容。郝倩倩是自己快乐的典型，没有提到她的家庭，从与厨师结婚到被人包养，她的感情都是功利的，而她在友情方面则没有什么功利色彩，显示出纯真的一面。姚芸在工厂倒闭后从东北跑到深圳，以卖淫为生，同时与厂里的技术员保持着关系，方婉之对她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世界是个万花筒，每个人身上都缠满生活的负累，自我生存与感情牵挂交织出多彩的生活。《我和我的命》通过这两条线索，串起了一些普通的人生故事，不事张扬，毫不做作，总会有某个细节，与读者的生活经历偶合，从而引发对“我和我的命”的思考。
有些耳熟能详反映当下世相的词语，在书中得到了形象展现。比如“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成了一些货车时髦的车贴，书中写到的四个女子，都经历着这种边缘人的感受，即使方婉之成了深圳市民，也难以彻底摆脱。再如深圳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及复旦大学教授陈果提到的“爱富不嫌贫”，在处处以金钱称量社会地位的深圳，方婉之、李娟们在努力挣钱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坚守着做人的原则，没有掉到钱眼里，她们以强烈的责任感，帮衬着生活困顿的亲人，像郑智化 一样高唱《水手》:风雨中，这点累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读《我和我的命》，头脑中想起两篇作品，一是鲁迅的散文《风筝》，一是贾平凹的小说《暂坐》。
鲁迅先生回忆儿时对小弟弟做风筝的粗暴冒犯，成年已有了胡子，想补儿时之过，弟弟“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全然忘却。因得不到期待中的“宽恕”，作者感叹：“ 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带给鲁迅”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和我的命》中的方婉之等四个年轻女子，也都像风筝一样，因缘聚合相会于深圳，她们都牵系着一根绳子，或者是家乡，或者是感情，也都有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我和我的命》与《暂坐》看似不搭界，但其共同点在于，都是以一群女子为主角，以一个城市为背景，铺陈出一个世相纷繁的故事。《我和我的命》的4个女子，是东西南北聚到深圳的打工人，为生活拼争，与命运较量。《暂坐》的12个女子，是四面八方凑到西京的女商人，想活出自己的精彩。《我和我的命》中的方婉之们是二十年前那一代的移民奋斗者，《暂坐》中的海若们则算是当下移民的成功者，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她们似乎有着代际之间的传承。
《我和我的命》故事平实，格调昂扬，没有刻意的情节设计，是一部接地气的现实主义作品，延续了梁晓声先生一贯的创作风格。结尾处，方婉之的父亲在玉县护校百年校庆发言时，提到“国家扶贫，亲情扶贫”的概念，算是对中国消除贫困事业的反映，此处写得略显生硬，收得有些仓促。
《我和我的命 （梁晓声新作）》读后感(四)：《我和我的命》：写下那些我佩服的青年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梁晓声 2021年02月04日08:47 关键词：青年 梁晓声
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谈一下《我和我的命》的创作初衷。
作家的职业可以从多方面诠释，但有一点肯定是不会错的，即——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给更多的人也就是读者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长文《扫描中国女性》，文中对某些困难家庭中的长女表达了敬意，认为她们是那些家庭中的“责任天使”。
后来我收到一个女孩的来信，说她的“小五姨”就是那样的“天使”。信中有段文字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小五姨”是姐妹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高中毕业）；是家族中最早离开山里农村到深圳打工的人；于是呢，“小五姨”在深圳所租的那间小屋，仿佛成了家乡设在深圳的“办事处”。到了可以打工的年龄，外甥、外甥女们以及同村甚至外村的小青年，纷纷投奔到“办事处”来，多时连地上都横七竖八睡着人。“小五姨”早上像跳芭蕾舞似的在身体之间回旋，寻找鞋子。她从无怨言，尽量为每一个投奔到自己名下的小青年排忧解难。可“小五姨”只不过辈分大，年龄并不大，才25岁……
那封信使我很感动，我附上自己的感言，把它转给了一家杂志发表了；似乎当年的《读者》也转载了。
原来“责任天使”未必是一个家庭的长姐！
那个我从没见过的“小五姨”，从此存活在我的脑海中了。有时会忘记她，有时会联想到她，彻底忘记已成不可能之事。每一次联想到她，从她的样貌、性格到她的心灵和人生观，一次比一次更加清晰。再联想到时，仿佛她在对我说：“还不把我写出来吗？”
我越来越觉得，她是值得我“写出来”的。
她的“出生”非常顺利。因为动笔时，头脑中的她已经呼之欲出了。
中国之大多数“80后”是独生子女，“90后”“00后”及以后若干代可能也是如此。出生政策虽已放开“二胎”了，但多数家长恐怕宁愿选择做独生子女的父母。
独生子女由于是一个家庭的“独苗”，也必然会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心目中的“宝贝疙瘩”，这使他（她）们想不以自我为中心，都不知怎么才算不“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几乎成了他们自然而然的“本我意识”。
故而，以我这一代人的眼光来看“80后”，不免“毛病”多多。
如今，年龄最小的“80后”30多岁了，年龄最大的40多岁了，而我从他（她）们身上所看到的，已不再是“毛病”，而是可敬的方面了。
首先有一点使我十分佩服，那就是——我们成长于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而他们的成长背景物质诱惑多多，有时形成诱惑的泡沫堆，从四面八方包围，撕扯成长期的少年和初入社会的青年，大有淹没之势。第二点是，我们就业后经历了较长的“收入普调”和“住房分配”时期，这使全中国同龄的脑体力劳动者，在收入方面的差别并不大，今天看来，那种差别几可忽略无视。而我们的下一代，在尚未就业之前，就已受到收入差别天上地下般的现实的巨大压力。
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80后”，总体上非但没有自暴自弃，没成为“垮掉的一代”，没成为社会的“零余者”，反而越来越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不消说，他们大多是平凡的，但“拒绝平庸”显然是他们的“代精神”。努力点儿、再努力点儿，优秀点儿、再优秀点儿，也成了他们不言自明的共识。
我常扪心自问，如果我这一代人集体回到少年和青年时期，经历他们所终日面对的诱惑和财富分配差异的巨大刺激，我们果真能表现得比他们更好吗？
以我自己而言，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也常起一种大的冲动，想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探究他们的真情实感，叩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我一向是被采访者，没有机会采访年轻人。即使有那样的机会，也未必能获得如实的回答。
于是我又联想到了“小五姨”——她是文学作品中的“那一个”，就经历而言，与后来的年轻人有一致性，也有独属于她自己的特殊性。
然而就那种不甘自暴自弃、不甘“垮掉”、不甘成为“零余者”的内在精神来说，我认为我笔下的主人公们，与当下大多数青年或许会是“知音”。而在这一点上，我笔下人物的性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笔下的方婉之和李娟们，会成为当下青年们的朋友吗？
毫无疑问，“她们”已成为我的“忘年交”，我因有这样的朋友而愉快。
我活到今天，由文学作品而结识的朋友也已不少，有些是别的作家介绍给我的，有些是我自己“塑造”出来的。我“塑造”了他（她）们，并不意味着我比他（她）们高出一等；恰恰相反，他（她）们往往也对我为人处世的态度产生了深刻而良好的影响，成为我精神上的良师益友。
至于方婉之们，她们肯定也会有她们的“社会关系之和”。“她”在人世间境遇怎样，我也只能深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