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一本由李长之著作，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元，页数：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精选点评：
●好书，此版本错别字好多
●“明月直入，无心可猜”
●作者写得很动情，也没有运用太多严密的传统的考证，甚至引传闻当作李白的生平，做法在学术上不够严谨，读来却别有风味。只是两点不喜欢：一为书的错字多，二为字太密太小，第三则是作者的责任：用太多感叹号啦~
●2019233 “笑杀”“愁杀”“妒杀”“恼杀”......——根据粗略检索结果，李白诗里类似用法不老少呢、有几十处，搁今天字幕得加不少引号呢（喂！
●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学、艺术家，考察时不应忽略religious perspective
●他这充溢的生命力是时时要抓住什么东西的，具体地表现为游侠，抽象地表现为豪气。当它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当然好多了，否则便思破坏一切。同是一种生命力者，有时表现为极端的现实主义，攫取目前的一切，有时表现为极端的反现实主义，想对目前的一切施以报复。
●比他建国后写的李白好多了。。。
●其实我自己不是很认同这种根据自己的推测赋予历史人物过多意义的写法，当然，在这个批评史学这个流派中备受推崇的李长之，比起一般作者又慎重得多，所有的论断都是建立在足够的史料基础上，因此看上去还是有理有据的，4颗星
●有见解，一气呵成，一口读完
●民国年间初版的小本子，繁体竖版。李白的前半生是逍遥游，后半生我看得太痛苦了。“月既不解酒，影徒随我身。”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读后感(一)：不写诗的那些日子
不写诗的那些日子
李白决定卖酒
就在灞桥的旁边
盖两层小洋楼
再打电话麻烦麻烦老贺
请当时的领导玄宗皇帝
写上一个象样的“酒”
从杨贵妃的红底裤上
画上美圆和英钞
再直直地剥了过来
不写诗的那些日子
李白给儿子说
“一碗酒是四文钱
倘肯多花一文
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
或者茴香豆
孩子，你要学会兑水
这不难，也不简单
至于我的那些艺术家朋友
他们就是醉了，也别管他……”
不卖酒的那些日子
老贺同志对柜里说
“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
然后很认真地看着李白
“小李同志啊，让你
停下来整顿也是没办法的啊
你走资本主义道路
搞黄赌毒我都没说啥
但是灞桥边的柳树怎么全光了
那好歹也是国家财产啊……”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读后感(二)：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是一个梦境的完整记录，梦前欣然向往，梦中变换不定，忽然惊醒之后，唯有一腔幽愤，满怀傲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个天然的自由主义者。
梦境异常清晰，也许是真实的记录，也许是虚构而寄托（诗中言“欲因之梦”），这并不影响梦的意义，此梦精要，清代陈沆一语道破：“太白被放以后，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
然而仍然值得解析：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梦一开始，主人公御风而飞，轻快晴朗，飞往倾慕之地。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在诗中，天姥势拔五岳，压倒赤城与天台，为天下第一峰，是权力的象征。然而攀登并不费力，连蹦带跳，轻盈拾级。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放光芒，君王的光照耀在诗人的身上。到此处，已经置身极高处了。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路径不对，天色变化。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凶猛的野兽，电闪雷鸣，令人战栗心惊。梦做到这地步，突然被吓醒，应是再正常不过。倘若把这些对应于诗人亲历宫廷景象，高处不胜寒，很是贴切。如果在这里接上“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多么通顺流畅！
然而，“栗”“惊”与“悸”“动”之间，却插入了更为奇幻的一段文字：
“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对此诗的误读多起于此。既然面对的是如此美好的景象，怎么会魂悸魄动，恍然惊起？这是最不可解处。
讨论时，友人小乙哥拈出《清平调》三首，对照着一读：“月”，“台”，“霓裳”，“云”……主要意象，大致相同，摇摇指向杨贵妃。被压抑的欲望，顽强地进入梦境，以光华四射的场景，打断了梦境最初的逻辑。
所以在这个梦中，诗人惊悸了两次，内容不同，一惊身外宫廷之险恶，二惊心中僭越之欲望——取而代之，拥有江山与美人，仰天大笑，这才是李白！
明王思任《浙东三记•天姥》，对李白的梦境，多有消解，“山是桐柏门户，所谓‘半壁见海’，‘空中闻鸡’，疑意其颠。”更妙的是，天姥山中暗藏一贵妃，也被王思任发现了！他写道：“饭斑竹岭，酒家胡当垆艳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读后感(三)：这是一段有关“飘”的传说
这年头还去哪里能够花一块七毛五买本书呢？而且还是买本有学术价值的书呢？
机缘所致，这个月市场上陆续投放出大量的五折散装《新世纪万有文库》，我们这学期有了李白研究这门课，这是参考教材之一，政治课上的人百无聊赖，拿起读之。
这是一个关于“飘”的传说。
作者看来，李白之所以异于常人，独立于时代的根源在于他自己是一个道教徒的身份，道教的教义根本在于“道法自然”。道作为万物的本源，作为万物运行的规律，以及自然的特性，自然的特性主要的表现在于“清真”，“清”指思想上的“清净”，“真”指行为上的真切。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中总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其中“儒”大多属于上层阶级，而“道”代表了民众中所追求的精神。
李白的出身地证据不足，争议颇多，李白的出身也颇为神秘，但无论是中原逃往西域的破落贵族还是四处倒买倒卖的投机商人，总之在李白小时候，李氏家族能够四处倒腾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很有钱，很多名人的育成都与他们的童年环境有关，虽说作者认为李白如此热爱出游与其道教徒的身份有关，敝人以为或许更多是与童年的生活环境有关，而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养成，最终促使了李白选择了道教徒这个职业。
年方十五，李白就开始了他“飘”一般传奇的人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白的飘不仅飘在中华大地之间，也飘在他的诗歌词藻之中，如此一来李白诗歌中异于常人，极富想象力的来源就有了合理的解释。的确，在后世诗人中家缠万贯如李白者还有很多，但是像李白这样不仅有钱，玩儿还很高端的就凤毛菱角了。
直到突然有一天，李白觉得自己已经在会做诗歌的道教徒中“飘”到了“哥不在江湖，但江湖上却有哥的传说”的境界。之后，就觉得自然自己能在一个领域达到顶级的话，自然能在别的领域也达到顶级。作为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社会人来说，在民间再留有传说，也顶不上在政坛上留下功名来说载入史册的几率更大，于是李白错误的以为自己在作诗上有才华，必定在政治上也会有仕途。
由于这样的矛盾，以及这样的矛盾所带来的现实的残酷，使得李白同志的仕途不可避免的悲剧鸟。在政治领域中，“飘”的最神的大仙是战国时期的鲁仲连，又能“飘”，又能把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于是鲁就成为了李白的偶像。
但是由于李白骨子里“道教徒”那种“清真”般的性格，纯洁的性情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漩涡中只能四处碰壁，“不及汪伦送我情”的“真”情更是为这种悲剧给李白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于是李白在这类方面某种程度上类似同时代的杜甫，把痛苦寄托于诗歌之间，抒情言志。在创作这些诗歌的同时，李白需要一个成功的模板作为偶像来进行模仿，通过对身世风格等的对比，李白选择了谢眺。也许是因为时代的垂青，诗歌的发展在谢眺的时代是一种风格的凋零期，可能从才华上来说，李白比谢眺也无出其右，但是李白遇到了好时代，于是李白超越了谢眺，成为了大师。
但是大师这种评价，总是身后事，在生命历程的最后李白混的不好，从他两个孙女嫁给农夫上来说，李白同志玩儿光了祖宗的基业，玩的只剩下了传说。所以李白用他辉煌的一生教导我们“飘游需资本，当官要谨慎”!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读后感(四)：8.28 在俗世与梦境中挣扎
一直以来给李白贴上的标签就是浪漫洒脱豪气，但是多读几遍就会觉得有痛苦从字里行间浮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这些诗句所具有的震人心魄的力量就是因为其来自于诗人的喋血。每一句都发自于真性情，所以即使李白想表达洒脱不羁的情怀，心底的痛苦是不自觉的从笔尖流淌出的，譬如“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赞美的是“充满了活力朝气，流动着青年人的活泼泼的情感和新鲜的血液”的游侠，这《侠客行》中最惊艳绝伦的诗句，用极端的假设体现了难以想象的阔大的意境，却隐隐透露出几分难觅知己的寂寞，轻轻的一句叹息激起宇宙间重重的回响。这绝非太白有意为之，而是情感自然而然的流露。“他很早就度一种奇异而漂泊的生活，他似乎是没有家，好像飘蓬。”这深入骨髓的孤独是与生俱来。
李白最深的痛苦还是来自于仕途坎坷，怀才不遇，是在俗世与梦境中挣扎的人。谪仙人，毕竟已成凡人。他的洒脱是假洒脱，抑郁才是真抑郁。
这样的痛苦是大部分文人绕不开的障碍。
似乎有两个李白。一个遍览名山大川，求仙问道，“酒放豪肠,七分酿作月光,余下三分呼为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他的诗作是采集了盛唐气象的精粹。另一个李白不耻寻常科举，结交名士王侯只为使自己盛名远播，得以有朝一日上达天听，荣登朝堂，平步青云。这两个都是他，矛盾的两个李白。他缺少一种调和，就好像是李商隐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能将出世与入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有才华得用于世的自得又有功成名就后隐退的淡然。对于李白来说，政治和修道都是他所好，“当他政治的热心上升时，他就放弃了学道；在他政治上失败时，他就又想学仙；自然，他最后是两无所成，那就只有吃酒了。”他靠酒精来麻痹自己，缓和理想与现实之间尖锐的疼痛。
这与苏轼不同。苏轼是欲仕则仕，欲隐则隐。在他看来“物与我皆无尽也”，万物皆为我所用。他以天地为棋局，又怎会计较一子的输赢。即使是在黄州那一段最窘迫的时光中，依然一边安然以诗词礼义教化边陲百姓，一边挥笔而就清丽素雅的《寒食帖》。子瞻的境界是“此心安处即是吾乡”。在他第二次被贬之后就已经对朝廷失去信心，早早的认清了现实。而李白在四十二岁，即天宝元年应召入京时曾得意地写过这样的诗句：“来时傥配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自比为前后境况差距极大享受过众人态度前倨后恭的苏秦，可见其仍然对自己荣归故里，衣锦还乡极有自信。事实上历史上很多文人，尤其是诗人至死都怀有这种自信，始终感叹难觅圣主明时，郁郁不得志，但诗词歌赋上的才能并不等同于政治才能，这些仕途坎坷的文人许多都是真的缺少政治敏感性，这其中也包括“对自己的信赖总是超过别人对他的信赖”的李白。李白所自负的能够治国平天下的“经济”，“经纶”，“济世”，“济时”即使是在李隆基宠幸他时也未能发挥出来。尽管有一部分原因是李隆基只是将李白视为弄臣而非谏臣，但是李白自身的政治能力平平、对机遇的把握不足也可见一斑。
从政与修道这二者之矛盾归根结底是儒道两种教义之间的矛盾。李白所推崇的人是鲁仲连那样的人物，“解决人民痛苦，但又功成身退，高蹈而去，不受任何人的拘束”。鲁仲连是颇具传奇色彩的理想化身，这样完美调和矛盾的方法却不是李白所能亲身践行的。苏轼所欣赏的“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的陶潜也是仿佛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人物一般。陶潜是真名士自风流，他的内心世界丰裕到了不需要外界物质的喧扰，同样也是调和儒道二教的大智慧者。可是完全的超脱李白仍然做不到。他鄙薄孔子，却也偶尔自比孔子。他倾向于道教的超脱，却也对儒家的修齐治平毫无抵抗力。
从政与修道真的是如此水火不容格格不入的吗？在李白三十岁左右的时候见到隐士司马承禎作《大鹏赋》，“他自居大鹏，将司马承禎比作稀有鸟，表示他们要共同超然物外，实现道家的理想的。”而在六十多岁时，李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他以鹏自比，“说自己一旦像鹏鸟那样飞黄腾达起来，谁能预料呢？”李经常以大鹏自比，大鹏展翅这个意象同时含括了李白从政与修道两个理想的巅峰状态，说明潜意识中李白认为这两者是有某种共通性的。“……道教之很深的现实的功利的色彩，这种精神却合乎人间味极浓厚的李白。”与佛教修来世不同，道教追求的是此身皮囊破空飞升，通过炼丹等手段延长寿命。这些都是现世所能确切得到的“好处”，是现世的幸福，在这一点上与从政无异。从政与修道，在本质上都是为追求私欲提供理由，只不过是两个极端领域上的登峰造极。但只要不能免俗的在追求着什么，就无法摆脱这样的矛盾。
命运与历史成就了李白。开明繁华的盛唐与坎坷迷离的仕途给了他胸中千壑，使得他每一句诗都凝结了最畅快淋漓的情感。在世俗与梦境中的每一次挣扎，理想与现实间的每一次拉扯，都将这情感锤炼的更加丰厚凝重。李白哀叹宿命，我们却感激那些无常的命运，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读后感(五)：越乎人与兽之上
学术名著导读课的课程作业，请勿转载。
读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注意到正文后面附了长之先生女儿李书及其丈夫北师大的于天池教授合作的评论《李白研究中的常青树——谈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并读完感慨颇深。还有人比女儿更懂爸爸吗？更何况是一位为了父亲文集出版的事奔走多年、与他心灵契合相通的女儿。故写下这篇算不上评述的感想，内心如履薄冰，但转念一想也只当作契机得以把我浅薄的见解记录下来，也为了谈谈我的“故友”李长之先生。
在谈《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这篇论作之前，我想先谈谈这位重要的学者批评家——李长之。马俊江老师在课上介绍李长之时提及了“名”这一概念，他说大家不能只以名声判断一个人，更何况我们知道“名”的来源还很有限。李长之的名字，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但三四十年代，他可不是无名之辈。二十五岁时出版的《鲁迅批判》，已足以奠定他在文学史和批评史上的位置了。而我说他是“故友”，也全是因缘于我与《鲁迅批判》的相识。这本书太年轻了，读之前我全然不知作者写作它的年纪，只觉得是在与同龄人对话，好像是一个促膝长谈的好友，眼眸清亮而热诚地跟我滔滔不绝诉说着，感受到的是一个同我年岁相仿而同样热爱鲁迅的青年对他的分析、评论及向往。它同我以往读过的学术论作不太一样，它近乎于尼采所说的“越乎人与兽之上，我生长”那般的真性情和蓬勃生命力。有关鲁迅的学术论作，我有许多心头之爱，例如复旦大学郜元宝老师《鲁迅六讲》、日本学者竹内好《鲁迅》、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者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等，都是我深夜在灯下反复翻阅而颇受启发的文字，而李长之《鲁迅批判》却是我读来最有趣的。“学术真的很美”，这是马老师经常强调的一点，读完这些书我深感认同。
起初，我对李长之学术论作风格仅有模糊的轮廓，只察觉无论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还是《鲁迅批判》，都可以从中感受到有股坚定而不刻意隐蔽的“情感”倾向作为行文底色。之后查阅了李长之在1933年时发表的《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原来他早已“明目张胆地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提出批评要达到客观公正，必须要用感情。对这类批评“感情的型”进行总结，可见其包含几个要点：一是对一篇作品要爱憎各别，不委曲求全，如此才能公平；二是要撇开一己的好恶，“跳入作者世界里”深味吟咏，作“同情之了解”；三是一个批评家，必须说出具体的好作品的条件。[①]“感情的型”之“感情”，诚然是作家独特的生命感悟与情感体验，但也是人类共同体共同拥有的形上关怀与永恒情思。也可以是一种文化共名和诗哲符号，即它是人类普遍的、集体的、世代沉积下来的情态生命感悟之样式。李长之一定受德国古典精神影响极大，从其批评方式的理论基础就可窥见一斑。我们只有对李长之批评理论有了大致的把握，才能更准、更深地走入他的学术论作之中，理解李长之笔下身为道教徒的诗人李白。
在了解李长之“感情的型”的批评理论，我们回到《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这本传记批评和作家作品评论中来，这本书可以说把“感情的型”完美地融入进李白的“生命和生活”[②]。张蕴艳在其博士论文里提出，李长之系列传记里“先贤千姿百态的灵魂肖像背后有一共同的精神核心：即都是为了自己的信念执著地奋斗与追求，这其实是对‘感情的型’蕴涵的终极情思的另一种表达”[③]。一出出文化英雄悲剧，有着共同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正与“感情的型”的元形态“憧憬与失望”同构。
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李长之挖掘出李白的信仰和他“执著地奋斗与追求”。道教是否具有超越的宗教理想，这是长期争议不休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李长之笔下李白道教信仰的可贵之处在于——世俗秩序与信仰世界的界限是区分的，这就将信仰还给了信仰。全书以“生命和生活”概括李白的本质，从道教考察李白的思想，从鲁仲连讨论李白的从政之道，又从谢眺的影响论李白的艺术造诣，篇幅小却覆盖全面，非惟小而不轻。书中各章节清晰完整、脉络相连，全篇仍是围绕题目中关键词“道”而展开。既然文章是从“道教徒”生发出来的，以下重点从这个概念展开评述。
一开始读这个标题，我觉得是否有失偏颇，李白一直都是谪仙般的人物，李长之却把他冠在了道教徒的名头之下。道教徒当然也有神仙气质，但绝不是谪仙。然而读罢却也只能感叹一句，长之先生是懂李白的。李长之直接指出“李白是一个忠实的道教徒”，认为“道教非常现世，非常功利。有浓厚的人间味，有浓厚的原始味”，而“李白的本质是生命和生活，所以他接受道教思想是当然的”[④]。这个理由很能打动我，都说李白是浪漫主义主义诗人，诗文天马行空，但我却仍觉得他活得千滋百味、地地道道。他的轻盈，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政治上李白是一个失败了的鲁仲连，现实社会中李白怀着“寂寞的哀感”，但李白在道家的天地中，却能优游自得地呼吸吐纳。道教的作用不可低估，李长之提出“道教的一个根本概念是‘道’，‘道’是宇宙的一种主宰，是一种超现象界的本体”。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表明，李白别有一片超越的境界，别有一番幽独的怀抱，所以李长之认定“这首诗中有李白的思想基础在，有李白的根本信念在，有李白之由精神教养而陶铸成的整个人格在”。“道教的五大根本概念：道、运、自然、贵生爱身和神仙，都处处支配着李白”[⑤]，“影响到他的生活，影响到他的事业，成就他作一个大诗人”[⑥]。因此，李长之分析李白，是时时从道家思想的角度来解释他的文学观念、情感生活、功名事业乃至其终极关怀。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书中，更有意义的是，由李长之对李白的信仰的解读中，我们亦可略窥李长之的命运观。李长之认为在李白的心目中，“道”作为宇宙的主宰，“其性质乃是动的”[⑦]，“李白的宇宙观即是动的，李白心目中的宇宙是有精神力量在内的”，以此宇宙观观照下创作的诗，既达到宇宙人格化，又达到人格宇宙化，因而既富深情，又很旷达。与此同时，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长之好像是偏要如此着力地挖掘这些人（包括司马迁、屈原等）的“浪漫”品性。他孜孜不倦地在上述不愧为民族先贤的“浪漫”文人身上寻寻觅觅，我们可以猜想，他想寻找的，正是理想中的自我，于是这些人包括李白，便成为他确认自我的镜子。当李长之说李白“比我们喜，喜的厉害，悲，悲的厉害，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而这种扩展和解放，却又是在我们心灵深处，于种种压迫之余，所时时刻刻的在期待着，在寻求着的”[⑧]，这句话不可谓是将李白与自己确切地联系在一块儿了。行文之间我们也可以窥见他与李白的相似之处，正如书的开头放的尼采的小诗“越乎人与兽之上，我生长”，这类充满狂飙突进的少年意气和直白呼告，正表明“诗人”李长之的人格理想。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序中有提及关于研究的文字，李长之认为：“我们常读到外国很好的批评文字，那么亲切，有时像家常——自然，在家常之中，总有锐利的透视，耐人寻味的风貌。难道不能同样写中国诗人吗！为什么一写起来，就总是老气横秋呢？这是我不解的。考证，我不反对，考证是了解的基础。可是我不赞成因考证，而把一个大诗人的生命活活地分割于短钉之中，像馒头馅儿。与考证同样重要的，我想或者更是同情，就是深人于诗人世界中的吟味。”同情，便是跳入作者的世界，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这也使得李长之的语言流畅、飘逸,像散文诗一样具有抒情色彩。他在《关于写散文》一文中提到“写论文要像写创作，这是我的第一个要求。其次是，我把风格看得很重。所谓风格，就是这一篇东西，放在别人的作品中，可以立刻令人辨认出来。”[⑨]他确乎做到了。他的批评文体，轻盈流畅，气势充沛，绝无滞涩或者含糊，完全是一种倾泻。“倾泻”通常只是作家的福分,但是李长之做到了，做到了他所说的“写论文要像写创作”。郜元宝老师说“合学问道德与生命情感于一体的批评胜业，确是李长之所向往的。”[⑩]这句话很精准地点出了李长之的批评风格，他正大光明地提出来自己所认为的文学批评的正路，一面开示后学，一面自践其志。我很喜欢鲁迅，所以这次课程论文毫不犹豫选了我所爱的《野草》中的一篇文章进行分析。但选择感悟评述的时候却着实纠结了好久，或许是“情感的亲近”，有种极为迫切而强烈的情感驱使着我写写李长之，写写这位“过早被忽略而实在不该忽略的一个独特的学者兼批评家”。故这篇文章就这样出现了，“越乎人与兽之上，我生长”，于是我也要说，长得更高离云端更近一点，静候这声雷在胸壑中炸响、闪亮。
[①] 李长之：《李长之批评文集》，郜元宝、李书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90-391页。[②]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③] 张蕴艳：《李长之的学术—心路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④]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⑤]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⑥]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⑦]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⑧]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⑨] 李长之：《李长之文集 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页。[⑩] 郜元宝：《追忆李长之》，《读书》1996年第10期，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