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是一本由朱光潜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60，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诗论》精选点评：
●没办法，无论哪个年头拿出这本书来，总是觉得枯燥无味，读不进去。
●读的三联版84年一版一印。十二章后附录算是全书的概要，从诗乐同源到分离再到诗律合一的历史，强调诗内容形式的整体性，内容上精炼地抒情，感于心而发。形式上排比，押韵。对爱的和恨的人是不会开玩笑是，能开玩笑的是既爱又恨的人，因此喜剧谑而不虐，让人笑中带泪的作品才是上品。语言平实流畅，但有些地方稍嫌啰嗦。
●全面，详细，又不晦涩。有历史有理论有形式有内容，还有一章单辟出来讲陶渊明。诗的形式和内容，或者说，“语言”和“思维”的一致性我就是最先从这里看到的。语言并非盛装思维的容器，语言的形式和思维是密不可分的。
●绝世经典！
●朱光潜在短短的文字里，有益地探索了诗歌的起源，诗歌的形式，诗歌的音乐性以及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殊性，论之有理，言之有据，体现了极高的理论修养，令人拜服。评论本身还体现了朱先生极高的文学修养，有些更是极美的文字。
●曾经精读过的书，再读时又有新的体验和认识。
●以陶渊明为例，支持自己的“意境说”的观点，也别成一格
●太杂
●朱光潜对民歌童谣的分析和中西诗歌的比较让我大有触发 喜欢他对《诗经》的品赏
●心理还有些愧疚呢 当时这本书怎么都买不到 于是就借了学校图书馆的书 当时馆藏有6本 呵呵 恻隐之心哦 于是就没有还啦 赔了10倍 心理还是乐呵呵的 哪天能买到的话 这本书还还回去..
《诗论》读后感(一)：朱光潛 《詩論》
忘了這本書是如何到了我這裏的，又如何會被放在了我近期要讀的那一堆書裏面的。可能是以前書店折價時和其他的書一起搬回來的吧，然後就遺忘在了某個角落。反正是一本好書，就先讀了它吧。
《诗论》读后感(二)：经典
朱先生的文笔亲切简约，高深的理论经他笔下，读起来就有了享受的味道。我认为与其啃那些文艺理论的课本，不如读这些经典来得实在。个人最喜欢的章节是评论中西诗歌比较的那部分，有关英国浪漫诗人的评价，真是精辟之极。
《诗论》读后感(三)：读《诗论》——来自二十一世纪新青年的拙见
写书评之前我小心翼翼裁了纸，大概朱光潜老先生对诗对学问也像我握裁纸刀时一般仔细吧。
首先，无论如何，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假如豆瓣有六星就好了。然而我虽然敬佩此论之高深，但仍有不服气之处。绝无“批评”之意，更无此胆，在史铁生那儿已说了：我是极易黑（路）转粉的人，何况我早就是朱光潜先生的“粉”了呢！
自我检讨，第八至十章对声韵的解读未细看，也许便因对此的无知而无畏了！
其实朱贯穿全书，依我看就两个观点。一，声韵对诗的重要性；二，情感与表现的关系，甚至一也可归入二类。
对于一，各种艺术形式都起源于情感，而共同命脉是节奏，而节奏又源于生理的律动（果然好唯物hhh）。朱便因此断定声韵的重要性。而在我，却不见得。新诗至今兴盛，虽未成就到如何，但却也喜闻乐见。朱太重形式，而忽略了直白的重要性。我虽也觉得胡适的“白话文诗”好臭好臭（读他的诗常常挑眉无语），但他所输的绝非形式。错了，应该是说他的“半白话文体打油诗”。这种“诗”谐总是足的，但令我无语的是，我并不觉得用诗的形式来表诗永远都是好的，若是适之直截讲个段子，岂不各自痛快！因此到底还是表意是否恰当的问题。中国人讲“炼字”，为的难道不也是表意？若声韵确利于表意，自是没有问题；但若反而束缚表意，就是自寻烦恼了。引沈德潜言：
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朴字见色。说的也是“意”的重要性。
对于二，朱在第二章“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的最开始几段，最让我叹服。
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诗必有所本，本于自然；亦必有所创，创于艺术。自然与艺术媾和，结果乃在实际的人生世相之上，另建立一个宇宙。诗与实际的人生世相之关系，妙处惟在不即不离，惟其“不离”，所以有真实感；惟其“不即”，才新鲜有趣。“超其象外，得以圜中。”二者缺一不可。纯粹的诗的心境是凝神注视，纯粹的诗的心所观境是孤立绝缘。心与其所观境如鱼戏水，契合无间。诗的境界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读完此章实在是在混沌之中见光明了！
何来诗句？若无慧心之人则有感而不能发。唯在物（Image）我（feeling）两忘之中才能得句，而得句的同时便进入超我之境，进入一个自己创造的理念世界之中，可以说“诗‘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境界，”不即“而”不离“。
与第四章”诗意，寻思与修改“部分对比，似乎朱的逻辑出现了一些问题。照第四章叙述：“寻思”和“寻言”是一个过程，绝不能分离，因而“修改所调配者不仅是语言，同时也是意境。”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此意境已是再造，已与“原思”不同，那又怎么不分离，又如何使意象与（真实的）情趣相契合呢？语言常有夸大情感之嫌疑，，真要表达，意境总是不同了，诗就没法还原“思”，而是创造“理想”，那“意境”即为人为的意境，是为言而思，倒成了思-言-新思三层了！怎会同时？
而至于朱纠正区分王国维之有无我之境，我看都有道理得很，疑惑之中分享给苏同学，她却很不屑，说觉得很蠢，各诗各不同，何来区分标准。我又觉得有道理得很。
那么又如何读诗呢？同作诗时相似，读诗之人也需有一慧心才“通”。自我（subject-ego）中的付与（give）来源于个人情感与经验，因个体的差异而对同一object产生不同的返照，因此欣赏（诗/自然）即再造（recreate），而非复演（repetition）。我想这便是诗之妙处，诗不可解，亦难译，其中真味愈是传递愈是淡薄。万物可著我之色彩，读到的诗也可著我之色彩吧！好坏的判定并无标准，只以“我”为标准，却也顶顶够了。
全书最后两附“替诗的音律辩护”和“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便是我最不服之处。其他问题姑且放一边，回归最本质最原始的思考——什么是诗？“诗者，志之所之也。”究其根本，再“志”。朱说：
作诗绝不能如说话。诗的情思与语言都是特殊的，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换一种格调则境界全无。我不以为意。作诗的原因正是说话，其中的分别仅在形式吗？既然情思与表现不可分，那说话时难道就可分了？语言常“辞不达意”，可诗也未必达意，而是造意。作者若见到不押韵不对仗的现代诗和西方诗歌译作，岂不气个半死？我看只要“辞可达意”，而使心灵相通，再如何直白，也算作诗了。诗为何只能是诗作、诗歌而不能是诗意呢？既已说“是瓶都能装酒”，散文和诗的区别又何在呢？作者以诗为最高水准，而我却最重“说话”。“表意”是困难的，并非什么都值得作诗、必要成诗，诗也并非能表一切意。意与表现若真为一体，则选择表意方式最合适自己心境的，才是最高水准，又何必拘泥于形式呢？
究竟什么算艺术？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吧！
几年前和我爹在大桥下买东西，他问我喜欢什么样的诗，我说喜欢“雨中花果落，灯下草虫鸣”之类的意境；又反问他，以为他一定会念一句气势磅礴牛逼得一批的名句，结果他却道是：“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我那时还当他在寻我开心，而今再回想起来，才算尝得这东坡肉之后的真味了！至善至美的境界难寻，而这尘世中的福事却全靠内心衡量。
最后，真是太崇拜朱光潜了！！！
《诗论》读后感(四)：朱光潜先生的诗学革命
朱光潜先生的诗学革命
——读朱光潜《诗论》
朱光潜先生以著名美学家的身份为我们耳熟能详，他翻译的西方美学名著更令我们受益匪浅。最近重读他的早期著作《诗论》，依然极具现实光芒。《诗论》草创于作者1930年代初留学时期，返国后即以这本书受知于胡适和陈叔通，先后教授诗学于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经七、八年间的反复修改，抗战时终于出版。后仍有增补，最重要的是补入了《替诗的音律辩护——读胡适<白话文学史>后的意见》，使后人得以了解《诗论》写作的重要动机。朱光潜自己非常看重《诗论》，在1984年再版的后记里说道：“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事实上，《诗论》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第一块里程碑”。
《诗论》分十三章及附录一篇，从建立诗学的角度着眼，广泛涉及诗的起源、诗的性质、诗的特征等诗学基本理论问题；又从分析具体诗歌作品入手，着重研究了中国诗歌的节奏和声韵；并从汉赋的影响和佛经的翻译、梵音的输入，探讨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朱光潜认为迫切需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这两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推动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他采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既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又以中外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
《诗论》开篇谈“诗的起源”，首先认为“历史与考古学的证据不尽可凭”，然后鞭辟入里地指出：“诗的起源实在不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虞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孔子则云：“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故“诗歌与音乐、舞蹈同源”，朱光潜更进一步地论述说：“诗的起源当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真为不刊而论。诗的境界其实就是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如果生命未至末日，诗也就不会至末日。”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样式，所以朱光潜先生说：“诗歌的起源不但在散文之先，还远在有文字之先。” 只不过当时的诗没有文字记载，是原始人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创作。
朱光潜先生论诗，尤重“情趣”两字。“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学者王攸欣认为：“诗境论在《诗论》结构中居于核心。”但是学者叶朗却认为：“《诗论》这本书就是以意象为中心来展开的。一本《诗论》可以说就是一本关于诗歌意象的理论著作。”这些争论正说明朱光潜先生“诗论”的生命力，激发后来人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可以说朱光潜的“情趣”论是一个绝对不应忽视的参照，它象一座矗立在新诗长河发源地的灯塔，向后来者投射着依然明亮的光芒。真正的诗歌正是以情趣之美召唤那些迷失的人们重返精神之乡。
《诗论》从多重角度谈诗，譬如“第五章诗与散文”，挖掘诗歌与散文的密切关系，朱光潜认为：“极好的言情的作品都要在诗里找，极好的叙事说理的作品都要在散文里找。”他还点出“诗为有音律的纯文学”，由此进入“诗与乐”的辨析，牵连到最重要的声音诗学。《诗论》全书十三章，朱光潜用五章专门来谈声音，还有两章大量涉及到诗歌的声音要素，合起来约占全书一半的篇幅。由此可以看出他为了提高读者认识声音在诗歌中的重要地位而建立一门诗歌的“声响学”的良苦用心。近来当代诗人逐渐认识到诵诗的价值，海南大学在诗人多多、徐敬亚的倡议下，设立了“诗歌月读”的常年活动，通过诗歌朗诵，真正地贴近诗歌，抵达诗的内心深处。
谈中国诗，几乎所有诗歌史上的公论都推崇盛唐而贬低六朝人。但朱光潜先生别具只眼，他认为：“历史家分诗的时期，往往把六朝归入一个段落，唐朝又归入另一段落，好像以为两段落中间有一个很清楚的分水线。这种卑六朝而尊唐的传统的看法不但是对于六朝不公平，而且也没有认清历史的连续性。”朱光潜谈中国旧诗，并非一味赞美，而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既说优点：“我也读过一些外国诗，各国诗当然各有特长，但是在形象的清新明晰，情致的深微隽永，语言的简炼妥帖，声调的平易响亮各方面，是许多外国诗所不能比美的。”也指出“中国旧诗用韵法有毛病，拘泥于韵书，不顾到各字的发音随时代与区域而变化。”他的分析，得益于对旧诗的透彻了解，也得益于西学的深厚功底。
在“第十一章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赋对于诗的影响”一文里，朱光潜细致分析了赋对于诗的影响，指出“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它有诗的绵密而无诗的含蓄，有散文的流畅而无散文的直截。”同时，他以西方文学加以印照，“西方诗人，就常例说，都比较中国诗人欢喜铺张。他们的许多中篇诗其实都是‘赋’，葛雷的《墓园吟》，弥尔顿的《快乐者》和《沉思者》、雪莱的《西风歌》、济慈的《夜莺歌》以及雨果的《高山所闻》和《拿破仑赎罪吟》诸作。”这里可以看出朱光潜先生学贯中西的背景。而《诗论》的成功在于作者能有大文学的根源性智慧，即不止于文学、不止于美学与艺术的通达的识见与素养，即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精妙的真正相信与受用，故能有真正的、独立的肯定，故能恢恢然游刃有余。
当我读到朱光潜先生关于翻译的一段话时，觉得深得我心。他说：“凡诗都不可译为散文，也不可译为外国文，因为诗中音义俱重，义可译而音不可译。成功的译品都是创造而不是翻译。”好一句“成功的译品都是创造而不是翻译”，掷地有声。我一向认为“诗不可译，翻译的诗歌已成为中文写作的一个变种。”此时读到朱光潜先生的这段卓识，心有戚戚焉。难怪学者胡晓明高度评价《诗论》，认为：“《诗论》的成功除了作者西学人文知识与理论的厚积薄发，长期积累而化为挥洒自如的充量表达，还因为作者极为成功地借助了中国古代诗词、诗话的丰富资源，一方面如水中着盐似的融化了很多古代诗学的精华，另一方面也化腐朽为神奇，以现代心理学、美学理论，点化了传统诗词、诗话中的文史语料，从现代意义上活转了中国诗学的生命。《诗论》不仅做到了作者原先的目标， 即证明了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诗，以中国诗来印证西方理论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它肯定地证明了包含中国诗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在现代情境下所具有的永恒的美学魅力。”
《诗论》最后一章《陶渊明》，以通达明快的笔墨写东晋诗人陶渊明，朱光潜认为：“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有至性深情，而且不怕坦白地把它表现出来。”文章不算太长，却写得灿烂多姿，把一个伟大的诗人活现在我们眼前。朱光潜在“增订版序”中说及，“陶渊明一篇是对于个别作家作批评研究的一个尝试，如果时间允许，我很想再写一些象这一类的文章。”很可惜朱光潜先生没能继续写下去，不然我们更有眼福看到其他诗人的绝世风采。《诗论》是一本重要的书，但却少人关注。学者宛小平认为《诗论》未被众多学者注意是由于它的出版“生不逢时”（一为抗战时期版；一为解放前夕出版）。《诗论》出版后只有张世禄的一篇书评，而朱光潜另一部著作《文艺心理学》出版后的书评就有六篇。斯人独寂寥，天下谁人再识君？当年朱光潜曽慨叹“诗学的忽略总是一种不幸”，那么现在《诗论》的忽略更是一种不幸吧。也许，这就是大学者的命定遭际。
《诗论》（朱光潜著·三联书店1984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