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失去的传统》是一本由傅国涌著作，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90，页数：3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追寻失去的传统》精选点评：
●三星半。虽是堆出来的，不过总透得出点光来
●我看的越多，我就越怀念以前看过的书……
●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材料，诠释也多为单线条式，很无力，只是些富含修辞的情感化语言。而在以历史为主题的文章中，过于情感化的表达对于真实性而言是一种伤害。书中饱含情感的修辞在我看来也正是作者自我审查的表现，这样表达确实委婉，但委婉的另一面就是缺乏野性的扭扭捏捏。
●配合方汉奇的新闻史看效果不错
●读傅国涌老师的书，虽然敬佩于他在资料方面的研读与收集，但总觉得达不到一流学者的水平。我觉得主要问题在于文字的天赋。傅国涌老师总是在希望能够透过一些一般人不怎么读的资料然后用直白的语言把一些他的想法告诉读者，但是受文字天赋所限，可读性打了很大的一个折扣……
●资料很全面，可读性不够
●文人论政，主要讲民国时期的新闻言论，反观现实则是一点言论自由也没有，民间报纸要超然独立得靠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可惜现在满是功利之士，追寻传统，勿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深思，深省。
●2007年11月20日
●这书已有签名本，在一家书店看到04年出的书还在卖，又买了一本。
《追寻失去的传统》读后感(一)：一本以历史为主题的散文集
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材料，诠释也多为单线条式，很无力，只是些富含修辞的情感化语言。而在以历史为主题的文章中，过于情感化的表达对于真实性而言是一种伤害。书中饱含情感的修辞在我看来也正是作者自我审查的表现，这样表达确实委婉，但委婉的另一面就是缺乏野性的扭扭捏捏。
《追寻失去的传统》读后感(二)：失望
文人相轻？为啥我现在看到的都是互相吹捧？什么破书啊也值得一群人推荐……封面封底都是一堆理想主义；您要理想主义我也不反对，可是拜托不要打着历史的旗号好不好？！搞历史不是查几份旧报纸就行了的，更不是坐在书斋里臆想出来的。
可叹近代实体政治运作了几百年，政治学也发展出不少复杂的门派学说，有些人的观点还是停留在当年被宣传的层次上。
《追寻失去的传统》读后感(三)：「文人論政」──價得珍視的傳統
《追尋失去的傳統》一書，副題是：「文人論政」──價得珍視的傳統，歷史塵埃終究掩蓋不了前輩聲音和足跡。
《追尋失去的傳統》作者傅國涌，極陳「文人論政」或「文人辦報」的基本立場是在民間、民意、民情，而這份民胞物與的中國文人特有情懷，也是「文人辦報」的主要特色，無論是各異的報系：《大公》、《文匯》、《世界》、《新民報》等，不同的報人：張季鸞、成捨我、徐鑄成等等，雖然行事有別，但都均以「文人辦報」自居。誠如作者一再引用張季鸞於1945年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發獎章的演辭：「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業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這所謂的「中國落後」，許多時被稱為「書生氣」，而正是這「中國落後」的特長，讓張季鸞贏得這一世界性榮譽，為《大公報》易手之前，聲譽達到了中國報業的頂峰。
撫今追昔，追尋的動力，來自今不如昔，所以傅國涌每於篇終之際，不期然留下隱晦的「時評」：「時光流逝，我們越加懷念那些知識份子與民間報刊，懷念由他們構成的言論界。」借古諷今，或借古喻今，是專制時代，文人濟物舒懷，非不得已的手段，乃至於成為一種傳統，可是讓人悲哀的是，需要撥開歷史塵埃，去追尋這些「文人論政」的失去傳統，竟是去古未遠，從「蘇報」案算起，也只是百年前的事。有留意近來中國大陸出版關於上海的書籍，無論是老照片、舊電影，學術研究等，大都均以1945到1949年為界線，鮮少逾越，在出版審查之下，禁區在前，其理自明。《追尋失去的傳統》一書的論述時間也在1948年儲安平的《觀察》被查禁，而無奈告終。
《追寻失去的传统》读后感(四)：传统??
单看书名就不免先入为主，以为不过是又一位当代知识分子对混沌年代的追思。翻开目录，放眼望去都是一个“死”字，可见近代言论抗争之惨烈，暴力钳制之毒辣。看完了更加肯定，确实是彻头彻尾的要借古论今，却算不得“另一种新闻史”。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论政传统尚不好说，自恋传统到是一直继承不怠的。
前大半部分感觉很好。史料详实，罗列有序，叙述冷静克制而理性，感情只暗藏其中。可是一讲到《大公报》，傅先生就忍不住了。从张季鸾、胡政之到王芸生，作者的追思在这里达到了高潮。
《大公报》与“四不”方针，终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即便没有《大公报》与张、胡，“四不”的精神也一样有人来书写。若不是当时新闻统制之野蛮和残酷，红色势力尚在西北黄土鞭长莫及；若不是当时外族入侵泥沙俱下，须有人顶起“明耻教战”之旗帜，又哪会有这段神话的出现。
而作者前前后后对《大公报》的回忆，都是只提阳面不提阴面，提到阴暗面也当光明面来处理。一个密苏里的奖章又如何，那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肯定不错，却不见荣誉里一样包含耻辱的成分。张季鸾临终前“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的嘱托，难道不是情感上对“四不”的背叛么？若没有蒋多年的推祟和尊重，张季鸾哪能“常得风气之先”，进而立于言论界之翘楚。说到底，骨头再坚冷的文人，也经不住当权者一番番地“礼下贤士”。好比武侠小说里的女杰，再怎么刀光剑影不让须眉，最终还是免不了被温柔地收服。没有专制与暴力，哪显言论可贵；没有开明当局的青睐和橄榄枝，哪有文人不衰不灭的热情。
我相信言论报国之志，却从来不信“四不”或者其他各种各样形式的“中立”。《大公报》或许是践行此精神的先驱和典范，却怕更是过去与未来的唯一一例。“四不”只是个神话，也就只能追思追思，无法复制了。
历史教科书里说，中国的近代报业是打着“启蒙”与“救亡”的旗号而得先声，与西方报业萌芽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此。教科书有再多不是，这一点还是无可批驳的。因此才有了始自王韬的文人论政“传统”，迪民智，雪国耻，主持清议，监督当局；因此才有了辉煌的近代言论史，多少金光灿灿又饱蘸悲情的名字令我们念念不忘。可这上下一百年的风雨，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个历史的必然巧合。对不起，中国哪有什么文人论政的“传统”，古时候的士大夫干什么吃的大家都知道，至于现在么，读书人的两句口水见报不叫论政，抒发时事针砭不叫论政。当下的知识分子文人墨客们，过过干瘾好了，政是“执”出来，不是“论”出来的。
《追寻失去的传统》读后感(五)：传统的距离
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是我近期计划内要读的书，图书馆里的那本不在架上，心有不甘，就先借来他的一个文集《追寻失去的传统》随手翻翻。
发点小牢骚：住在通州，人少树多，好吃好睡，环境优越得真是没话说。只是少了一点儿自由，少了一座图书馆。图书馆的最大妙处不在于有你要读的书，而在于穿梭其间，总会无心瞥几眼闲书，时日一长，眼界见识都大不一样。这样的机会算是离我而去了……
说中国的“传统”会很有意思，它是只有一条延绵五千年至今呢？还是至近代而分岔，生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然后在1949之后，历经十年浩劫，均被隔断，潜入地下了？近年活跃的谢泳、傅国涌等人苦心追寻的正是后一路“传统”。
“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冲击震撼，使得清末民初的中国色彩斑斓，五味俱全，人物掌故都精彩绝伦，引人深思。傅国涌考察百年中国言论史，让我们看见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离这个古老的国度似乎并非那么遥远，但又如何得步履维艰。
秋瑾被杀害以后，各大报纸的强烈谴责，使得杀人的主谋浙江巡抚张曾扬想调任江苏，遭到当地反对，离浙不久抑郁而死；绍兴知府贵福想调任衢州不成，调安徽又被当地所拒，最后只好改名换姓；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为萧山县知事，沈定一通电反对，指他为“秋案”祸首，终于也没当成。这大约是我们在“那个黑暗岁月所看到的一线亮色，或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在各方压力之下，陈恢复了自由之身。当我读到胡适六年后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时，颇为感动：“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称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儿人味儿。”
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等在《语丝》周刊上发表了一批忧愤深广、亲切感人，至今仍打动人心的文章。同一时期的《现代评论》，以北大法学教授王世杰为代表，注重法律性，他们追根溯源，希望发起群众运动的人也能反省，从中接受教训，他们都是站在谴责杀人政府的立场上，并没有背离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傅国涌由此引发的议论，深得我心：“对群众运动有不同看法，其实属于正常的不同见解。一个党同伐异的民族，才容不得半点不同的声音。一个只有《语丝》的民族是不够的，只停留在感性层面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语丝》，我们同样需要《现代评论》。当惨案发生之后，不幸的民族尤其需要理性的、负责的声音。”
1947年，傅斯年直截了当地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傅斯年曾写信给亦师亦友的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这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者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
书中有两篇文章谈到了宋教仁，一个我熟悉却不甚知晓的名字。他执着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他赞成向孙中山提出解散同盟会，因为他认为，革命党和政党，本非同物，前者用激烈的手段谋破坏，后者以和平手段谋建设。这是何等卓绝的见识！只是国民党选举的胜利敲响了他生命的丧钟，1913年3月20日，上海闸北火车站一声枪响，这位伟大的宪政民主实践者倒在了血泊之中，在殷红的血迹背后是袁世凯美丽而残酷的微笑。是的，“旧军阀、旧官僚如袁世凯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权思想，革命党人如陈其美、陈炯明们也未必有什么民主、人权的观念，这才是中国的现实。”孙中山、宋教仁是百年沧桑里的异数，而袁世凯、蒋介石们才是中国的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