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回忆录》是一本由[法]托克维尔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35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托克维尔回忆录》精选点评：
●作者以一个亲身参与者的角度描述了从二月王朝到六月革命法国政治界的变化，细致入微的人物描述和富有深度的政治探讨，让我得以从一个政治参与者的角度了解到这段历史。
●大时代感
●探索平民政治科学的贵族
●对我的研究意义不大，如果研究七月王朝到第二共和国之间，或许有些用处。托克维尔仅有的几本被翻译成中文的单行本，但就其见识水平来讲，不如民主与旧制度，但既然作者的定位是写给自己的传记，那也不必苛求了。
●很具可读性的一手资料。
●托氏“荣誉即吾生命”的旧贵族作派还是蛮令人动容的~
●不适合政治家，政治哲学家
●哲学家转变为政治家的心路历程
●今天又在轻轨上看……觉得马克思同学对了……
《托克维尔回忆录》读后感(一)：。。我喜欢。。
我居然打了五星。。疯了。。。“写作，为了自己”，
“写作就是生命，生命为了写作”，by Tocqueville。
。哈哈。。他当然没有说过这种话，我说的。。。
。。。。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他。。。
美国的民主那本书真的很无聊。。读了一页之后的感觉。
《托克维尔回忆录》读后感(二)：旁观者的回忆录
托克维尔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是颇负盛名的。这点稍徽过书的人大多耳熟能详，但他是个政治家以及外交官却是比较少闻的。要不是本书我也是不知道了。但是从这点来看，他在这两种职业上也是平平。
其实从本书中也可以略见一斑。本书是作者回忆1848年法国革命推翻路易·菲利普成立共和国以及他在拿破仑三世当总统时的外交部长经历。按说这件事不仅在法国，就是世界史也是重要史实，可是在全书中我并没有看明白这次革命的过程。作者只是做为一个重要的旁观者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当然书中有着托克维尔的分析和思考。但那是思想领域，而在历史事件上他显然没有进入核心，所以我都不明白为什么革命会发生？国王因为什么放弃王位而逃跑？而新政府又是如何重建的？总之很令我头脑糊涂。只是文中的思考还是颇有意思的。
《托克维尔回忆录》读后感(三)：托克维尔回忆录
如果从文学角度，我倒不认为此书上佳，此作品更多应该是史料价值以及分析作者本身的资料作用。原因可能是这是政治回忆录，所以当时过境迁后，书中的人与事有许多被遗忘或者非常枯燥。 说是回忆录，只是回忆了１８４８年路易·菲利普王朝倒台，共和国建立，１８４８年法国起义以及１８４９年的欧洲起义。而作者当时正是议员以及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所以拥有直接的材料。 路易·菲利普政治的倒台真是过于容易，几乎不值得一说，按书中所说反对者可能都没想到如此顺利。可是这个顺利却酝酿着以后的起义，而作者则是站在镇压者一面的。 这里重点要提出的是，作者的身份是“准”贵族，有产者，所以他的立场决定了并不如我们想像中那么开明。当然按书中所说，大量的志愿者从各地敢来“镇压”巴黎工人起义，这当然说明当时的工人力量弱小，不足以建立工人共和国。失败也是情理之中（当然对于个体的工人的悲惨遭遇值得同情）。很快，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而作者成为外交部长，作品便简述了欧洲１９４８年革命失败了历史。 从书中看，作者的立场在我们看来是反对的，看来只是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作者才是民主的，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就不同了。当然我们也不必强求作者。毕竟那时代的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的概念与当代不同，所以作者至少是坦率的。对于资料式的回忆录作品来说足够了。
《托克维尔回忆录》读后感(四)：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眼中的1848年革命
一、论七月王朝
究其原因，是托克维尔对七月王朝的极度失望，他诊断王朝的政府精神出了问题。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产阶级取得决定性胜利，托克维尔认为这实际上帮助造就了一个封闭性的统治圈层。即使以最宽松的标准来衡量，七月王朝的统治阶层也异常狭窄，全国人民中能够拥有和行使政治权利的选民不过二十万人左右。“一切政治权力、一切豁免好处、一切特权、政府的一切管理权，统统落在这个资产阶级的狭小的圈子里，在那里堆积如山。在权利方面，比它高的阶级全被排除在外，比它低的阶级事实上也被排除。”况且，统治阶级掌权后便沉湎于权力，把国事当成私事来处理，“他们占据了所有的官职，几乎全靠国库生活并把国库视为自己的产业”。革命发生前托克维尔就已在抨击王朝末期政治生活中充斥的私利行为，选民漠视公共利益而以个人的私利投票选举议员，议员和官员又为了回报这种私利而滥用权力，政府“变成一切业务均按分红的原则办理，而让股东可以收回投资的工业公司”。这些行为最终侵蚀了社会的公共道德，人民内心早已对统治者极度轻视。
马克思也同样注意到了这点，他对七月王朝的评价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是这个公司的经理。”与托克维尔主要关注王朝的政治道德危机而不同，马克思更多注意到王朝财政经济的腐败。他批判七月王朝对以银行家为首的金融贵族的严重依赖，政府不断向银行借款发行国债，造成巨额的国家赤字，同时提供给统治阶级盘剥人民的机会。一方面，每一次新增国债都让金融贵族获得新的投机机会，他们联合议会中的同盟者，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所掌握的机密，通过制造债券行价的急剧波动而从中获利。另一方面，在国家的巨额支出中，他们又通过承包国家工程使贿赂和贪污的勾当有机可乘。而多数派议员和部分内阁大臣则以立法者的身份操纵法律，在其中大捞好处。
据托克维尔的观察，王朝末期最严重的危机也许是社会问题，人民已经分裂成两大派别和两种社会状态，“在可以进行国民的一切政治生活的上层圈子里，人们毫无生气，无能为力，死水一潭；在下层圈子里，情况相反，开始出现微弱的还不能成为气候的政治生活征象，精心的观察家可以看出这种征象”。然而在宪法规定的合法范围内，已经很难依靠政治生活进行调节。王朝的政治活动已完全由一个阶级的成员把持，以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处理一切国事，期望通过政治革新来进行社会改良的人士在议会中始终处于少数派状态。关于这一点，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我同一些非常伟大的人物共处十年来，他们焦急不已，但总也兴奋不起来；他们用尽自己自己的洞察力去寻找严重分歧的所在，但总是找不到。”
二、论二月革命发生的原因
关于二月革命发生的原因，可以分为一般原因和偶然因素。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在革命原因的分析上，各有侧重，这终源于双方政治理念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侧面更好的认识二月革命。
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对革命原因的分析是从经济状况出发的，其基本原则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方法则是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因此，他一方面强调经济危机的终极作用，另一方面尤其注意划分对立的阶级和集团。
在马克思的政治语言中，一切革命和历史发展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是受压迫的阶级运用暴力去推翻统治阶级，这当然也包括二月革命。与之相较，托克维尔在重视一般原因的同时，同时强调偶然因素的作用，因此他并没有试图归纳出一般性的公式来解释革命。与马克思一致的是，他同样看到了革命前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承认议会反对派发起的宴会运动于2月22日遭禁是导致革命爆发的直接事件。但在对一般原因的分析上，与马克思重视经济原因不同，他更强调思想观念的变化所引起的人心动荡。至于宴会运动，作为议会反对派的一员和事件的亲历者，托克维尔并没有明确做出与马克思相同的判断，即反对派发动宴会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内阁和七月王朝（关于这一点，托克维尔并不是一概而论的，应该注意到他其实已经对梯也尔和迪韦吉耶在宴会运动中的真实意图有所怀疑。他认为他们的动机和巴罗等人是不一样的，这两人可能怀有推翻内阁的隐蔽目标。而且在二月革命发生后，根据托克维尔好友博蒙的回忆，梯也尔和迪韦吉耶更是有想迫使国王退位的野心，其算盘是在王族在其他成员担任摄政后，他们则能够在实际上统治法国。参见《托克维尔回忆录》的第一部分第二章和附录一的内容。）。
托克维尔认为王朝反对派的初始目的不过是想改革选举制度，促成一场政治上的改良运动，但却弄巧成拙，酿成大乱。当组织宴会运动的社会名流坐在长长的餐桌旁发表长篇演说，抒发政见时，他们并没有察觉到社会底层的暗流涌动。截止到1848年革命前夕，法国产业革命已经进行了30余年，巴黎工人阶级的规模仍在增加，生活条件却改善的异常缓慢，与此同时，各种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学说正在他们中间传播，想方设法叫他们相信人的贫困不是天意使然，只有改变现存的社会才能消除贫穷。民众已经在骚动，而且他们渴望的比宴会运动组织者建议的更多，即不是改革某项制度，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秩序。
这是托克维尔认为二月革命之所以发生的一般原因，也是他不想参加宴会运动的主要原因，他曾提醒过组织宴会运动的反对派：“如果你们去鼓动人民，则你们比我还不能预见这样的鼓动会把你们带到何处去”。显然其他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就在二月革命发生后，托克维尔还屡次听人说：“基佐先生，还有莫莱先生和梯也尔先生，都称只能把这一事件归因于突然，认为它纯系偶然事件和顺利得手的奇袭，其他什么都不是。”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2月22日发生的事件看似偶然，但其实是王朝迈向深渊的最后一步，“偶然因素如果不是事先就已成熟，那就发生不了什么作用。先前的事实，制度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习俗的状况等，都是使我们感到惊奇和害怕的即兴表演的素材。”托克维尔如是说。22日之前，王朝已经站在了深渊旁边。
二月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者的革命激情，当托克维尔行走在巴黎街头，时时都能感受到弥漫在城市中的危险气氛。法国社会的分裂依旧，无产者和有产者，“这两大阶级之间再无其他的联系和其他的共同感，而是双方都在想斗争将不可避免，迫在眉睫。”他预感革命将再次爆发，“我向来认为二月革命运动绝没有希望按部就班地以和平方法结束，而只能以巴黎爆发的大规模战斗突然终止。”
在工人阶级的要求和示威下，临时政府设立专门劳动委员会，开设国家工厂，招募工人加入国民自卫军。但是，这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对于共和国来说，无论是在军事还是经济上，代价都是高昂的。“10万名工人被武装起来加入国民自卫军，他们没有工作，忍饥挨饿，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但头脑里却满是无用的理论和空想的希望。”这是一幅让托克维尔感到伤心和可怕的景象。与此同时，工人的战斗力也愈来愈强，其人数、组织和意志都让他们成为一股强大的、不可控的力量。
四、论1848年革命的性质
托克维尔之所以认为1848年革命具备社会主义特性，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发生在革命主体和革命哲学上的新变化。尽管工人阶级在第一共和国中屡次发生主要作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成为领导者，国民公会完全由资产者和文人组成，权力并没有下放到民众手里。七月革命虽是由民众进行的，但是煽动和推动民众的中产阶级得到了革命果实。二月革命则与此相反，它表面上没有资产阶级参加，而且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中的工人阶级已经崛起为独立的革命力量，要独自掌握权力。
其次，革命的哲学发生了变化。在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民众已经将革命目标聚焦于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础——财产所有权上。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民众的自然反应，当他们的处境没有改善或是改善的非常缓慢，他们必然会认为自己所处的地位不是政府的组织造成的，而是构筑社会本身的不变法则使然。“既然财产所有权成为人们之间平等的主要障碍，那么为什么不能废除它呢？”社会主义理论这样教导他们，又如果因为废除它而遭到反对，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武器去开启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呢？
在这点上，马克思与托克维尔的判断是类似的，二月革命中的社会斗争隐藏在反对王权的表面下，“还只是一种隐约的存在，还只是口头上和字面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行动已经代替了言辞”，在1848年6月29日发行的《新莱茵报》中，马克思写道，“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六月革命则侵犯了这个秩序。”
五、论共和宪法
对于5月22日开始讨论起草的共和宪法，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对其的观感是非常不同的，对宪法中各项议题的态度也最能反应两人在政治理念和学说上的差异。作为宪法委员会的一员，托克维尔亲自参与制宪工作，共和宪法是他实践政治理念的重要载体，也是共和国能够早日走向严肃的民主和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因此制宪工作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政治道德的全面否定，在所有托克维尔关心的问题上，马克思均持一种嘲讽的态度。例如法官终身制原则，托克维尔将其视为宪法起草工作中，唯一一项“做得完美、合乎程序、在我看来也是最好的部分。”因为他认为这一原则“有利于公民的独立性，而不屈服于管理他们的那些人的权”。马克思则将终身法官视为“裁定合法性的终身任职的宗教裁判官”，在他身上，被罢黜的国王又大量复活了。
可以看到，共和宪法中的行政权问题最能反应托克维尔的思想困境。对于讨论中确立的总统由全体男性普选的原则，托克维尔一方面认为由人民投票直接选举总统是危险的。因为法国根深蒂固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让人们虽然对王权失去兴趣，但仍然保存着王权的精神和习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选出的总统，很容易就会是一位觊觎王位的人。所以当6月4日，得知路易·拿破仑由巴黎和3个省选会议会的代表时，议会中的共和主义者开始担心：只要有人民选举总统，他不久就会占上共和国的这个首位。但另一方面，托克维尔又坚持，对人民所渴求的政治权利应当予以承认，尤其是在已经承诺过的前提下，况且这还是实现政治自由的规范手段。
面对上述困境，托克维尔的对策是改进选举方法，通过扩大议会权力，来限制总统特权。因此他提议如果总统选举的绝对多数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出现，则采用议会负责选举的方案。可以说，托克维尔的这一提议相当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精英态度，也被其他几个委员认为带点旧贵族制的意味，但这一提案也建立在托克维尔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如何在1848年的革命风暴中，在实践政治民主的过程中避免中央集权，以保障自由不被侵犯，是托克维尔一直感到棘手的问题。在《回忆录》中，据他自述，在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期间，他一直在思考，“在我们要建立的共和国中，权力的天平一般应当倾向于哪一方，时而觉得应当倾向于一院制的议会，时而觉得应当倾向于当选的总统。这种游移不定的态度，使我大伤脑筋。”
当托克维尔限于两难时，马克思已将普选权视为共和宪法的主要矛盾。对于宪法委员会来说，普选权是进一步实现政治自由扩展公民权利的表现，主要委员科尔默南，在制宪工作完成后就相当满意的说，“世界上什么地方能看到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哪一个国家能像我们这样使用人、穷人和士兵都来投票！请相信，这是至今不可想象的！”但在马克思那里，资产阶级这种让渡部分政治权利的行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在马克思的意识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关系，他们的根本利益是无法调和的，无产者的自由只有在推翻资产阶级后才能实现，所以普选权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对付资产阶级的手段。
在马克思发现“宪法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后，便对共和宪法失去了兴趣。所以，当宪法委员会在为各项议题进行争论时，马克思评价“制宪会议好像那个智利官吏，当地下的轰鸣已经预告火山即将喷发而必定会把他脚下的土地冲走的时候，他还准备通过土地丈量来更精确地划定地产的边界。”让托克维尔感到棘手的那些政治议题，比如一院制还是两院制、普选权如何实施才能避免风险以及如何限制总统的特权等，均不是马克思关注的重点。
六、总结
在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在阐释1848年法国革命时，所运用的政治语言和解释框架是有差异的，但即便如此，对于1848年的社会分析，两人的看法却基本一致。这也是本文能够开展比较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出于政治理念的不同，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在所面临的政治困境及其解决方案上有着截然的差异。
另外，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资本是以奴役劳动为存在前提的，它造成了人的异化。因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无可调和的，所以他并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政治和社会的改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建秩序是他的最终目标。但问题是，在马克思的政治图景中，他关于人类解放以及实现它们的具体手段实际是什么。从马克思对共和宪法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热衷于国家干预，无论是建立国家银行，还是国家工厂，马克思实际上主张一种共同意志下的统一行动。而且在他对先进工人阶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自然的得出结论：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将以共同的意志而行使权力，这一认识也许正是马克思认为他的政治理想能够实现的充分条件。可以说，这一点上，即如何实现人的自由上，马克思与托克维尔才真正称得上是完全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