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知识》是一本由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403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2005-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客观知识》精选点评：

　　●78年论文原文https://tannerlectures.utah.edu/_documents/a-to-z/p/popper80.pdf

　　●科学哲学

　　●说不到点子上啊…毕竟离现在太远

　　●拒绝回答是什么，这点我很喜欢唉

　　●没那么神奇

　　●翻的看不懂啊

　　●名实论的另外的发展。

　　●科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逼近真理，为了更好而不是最好，不断改进而不是彻底终结。

　　●个人觉得波普尔的本体论体系意思是有的，价值不大~

　　●终于可以把世界捏在手心里啦

　　《客观知识》读后感(一)：康德与波普尔的正反合

　　波普尔的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实证主义基础上的黑格尔思想。他的假说-批判-进化的路径几乎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正、反、合”辩证法的模拟。他出色的将休谟以来的唯理的真理标准转变为主客观相结合的、有逼真性这一程度概念的、建立在批判承诺的进化基础上的真理标准。这样，休谟问题就被他成功地绕了过去：人们并不需要保证自己知道未来会和过去相符，而去遵循归纳方法；他们只是在经验基础上，信赖这种类似归纳的优选方法罢了。

　　康德之所以作出了“先验为真”的推定，是因为他仍然恪守休谟的唯理主义。的确，要么我们可以证明未来会沿着过去的轨道前行，要么我们立足于经验就是没有理由、缺乏理性的。这两者必居其一。但波普尔穿透了唯理的迷雾，我们立足于经验不是因为经验保证了未来的走向，而是因为经验优选了我们信赖的路径。这是一个主观过程，而不是客观过程。但是，波普尔又认为，经验的批判之所以能够优选我们的路径，这也体现了知识的客观性。

　　不过，康德的“先验”仍有其价值。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用来证明经验合法性的工具。康德的“先验”是我们经验的基础，是经验的路径。即使波普尔可以绕开它证明经验有用，它也不应该被绕开（虽然并不一定为真）。我相信，在客观知识的第三世界中，缺乏的正是主观想象的一部分。

　　经验只是主观的优选，对客观没有意义，这点波普尔说对了。但是，立足于经验的客观知识何以对客观有意义呢？我认为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康德的贡献：我们相信主观的优选会与客观的未来发展起对应关系。这是我们的先验想象，它将主观和客观串在了一起。

　　《客观知识》读后感(二)：第三世界就是谷歌學術

　　事实如何呢？还在童年时，我们就学习译释来自周围环境的混乱信息。我们学习筛选它们，忽略掉其中的大部分，挑选出对我们现时或将来有生物学意义的那些信息，我们通过一个成熟过程正在为将来做准备。

　　要学会译释我们所接受的那些信息是极其复杂的，这以人的先天倾向为根据。我推测，我们都先天地倾向于把所获得的信息归于一种连贯的，在一定程度上有规则的、有序的系统，即归于“实在”。换言之，我们关于实在的主观知识由成熟的先天倾向构成。(附带地说，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诡辩的解释，不能作为支持实在论的一个有力的独立论据。)然而，我们可以用试错法来学习对信息的译释，虽然通过学习，我们逐渐能迅速、准确地译释信息，似乎它们是“直接的”或“给予的’，但还是存在有错误，当然，这些错误可以通过极其复杂而相当有效的特殊机制加以修正。

　　因此，关于具有确定性的‘给予的’真实资料的全部说明只是一种错误的理论，虽然它是常识的一部分。

　　我承认，我们的经验很象是直接给予我们的，也似乎是十分确实的。这应该归功于我们复杂的译释器官及其内在的多种校正装置，采取丘吉尔所说的“交叉方位’，归功于在我们的译释过程中能设法排除大量错误的系统。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经验的确是直接的，我们的确很少出错。但是，我否认这些经过改造的经验在任何意义上应该与真理或可靠性的“给予的”标准一致。事实上，这些情况并没有确立“直接性”或“确定性”的标准，也没有说明在直接知觉中我们决不会犯错误：成功只能归功于我们作为生物系统的惊人的能力。(一位训练有素的摄影师很少照坏照片，这要归功于他的训练，而不是因为他的照片被作为“资料”，“真理标准”或“正确曝光的标准’。)

　　我们大家几乎都是敏锐的观察者和优秀的领悟者，但这是一个应由生物学理论解释的问题，并不能作为关于直接的、直觉的或直观的知识的任何教条说明的基础。毕竟我们有时也遭受失败，我们决不可忘记我们的可错性。

　　生物学家会承认我们的感官大半是成功的，他甚至可能用达尔文的理论来说明这些感官的效力。但是，他将否认它们是永远成功或必然成功的，否认可以把它们作为真理的标准来相信。感官的“直接性”或“直觉性”仅仅是表面的；它只是感官在发挥作用时那种令人惊叹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的另一个方面，然而，感官使用了许多已输入系统的复杂控制机能，事实上只是以一种很间接的方式在发挥作用。

　　联想的心理机制通过习俗或习惯，使人们相信在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将来也要发生。生物学上这是一种有用的机制——没有它我们或许不能生存——但它并不具有任何理性的基础。因此，不仅人是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而且我们认为是有理性的那部分即人类知识、包括实践知识，也完全是没有理性的。

　　一种断定认为，我们具有一种受习惯和重复影响的非理性倾向；与此完全不同，另一种断定认为，我们具有对种种大胆假设进行检验的动因，如果我们不想灭亡我们可能必须修正这些假设。第一种断定描述了一个典型的拉马克主义的教育程序，第二种断定描述了达尔文的选择程序。正如休谟所注意到的，第一种断定是非理性的，而在第二种断定中似乎没有任何非理性的东西。

　　这是问题的全部吗？是的。我们通常确信太阳明天将在伦敦上空升起，这的确是事实(无论哲学家们怎么说)。然而，我们并非确凿地知道这一点。因为存在无数种阻止太阳明天升起的可能性。任何试图给我们提供肯定的理由以相信太阳明天升起的人，实际上并没有把握这个问题的实质。无庸置疑，我们大家，无论是不是休谟主义者，都希望太阳继续升起。同样无可怀疑的是，这个希望是必要的希望，是行动和生存所必要的希望。但是，即使是一种必要的希望，也不是客观知识，虽然它可能使我们倾向于相信。

　　不存在任何权威性的知识来源，也没有任何“来源”是特别可靠的。①作为灵感来源的一切，包括“直觉”，都是受欢迎的，尤其如果它们能为我们提出新问题的话。然而，没有任何知识来源是可靠的，而且我们都是难免有错误的。

　　此外，也不能赞同康德对直觉和推理思维的截然划分。无论如何，“直觉”主要是我们文明发展的产物，并且是我们在推理思维方面所作努力的产物。康德关于我们共同具有一种标准的纯粹直觉(动物也许并不具有这种纯粹直觉，尽管它们有类似的感觉素质)的思想，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在推理思维中经受训练之后，我们的直觉理解就完全不同予以前了。

　　知识的发展或学习过程，不是重复或累积的过程，而是消除错误的过程，是达尔文式的选择而不是拉马克式的指示：即是说它是选择，而不是重复地指示。(然而，我们不应忽视这个事实，拉马克主义有点近似于达尔文主义，并且选择的产物因而常常看起来就象是拉马克的适应的产物，就象是重复地指示的产物。我们可以说，达尔文主义类似于拉马克主义。)但是， 选择是一把双刃剑：不仅环境选择和改变我们，而且我们也选择和改变环境，这主要通过发现一个新的生态小环境进行。

　　假定一个青年科学家遇到一个他不理解的问题。他能怎么办呢？我认为，尽管他不理解这个问题，但他能试着解决它，并且亲自批判自己的答案(或者由别人批判它)。因为他不理解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将遭到失败，而这是批判带来的结果。这样，就朝着找准困难之所在迈出了第一步。而这恰恰意味着向理解问题迈出了第一步。因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困难，而理解问题就在于发现有困难和发现困难在哪里。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发现某个初步答案行不通的原因，才能做到。

　　所以，我们通过解决问题的尝试和失败去学会理解问题。在我们失败了一百次以后，我们甚至可以成为这个特定问题的专家。这就是说，如果有人提出一个答案，我们可以立刻看出这答案有无成功的希望，或者会不会因为存在我们凭自己过去的失败而十分熟悉的那些困难而归于失败。

　　我认为，只有这样用心思考活问题的人才能很好地理解伽利略问题那样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准确估计自己的理解力。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充分理解(可以说是在第三个层次上)我如下论点的意义：要理解一个理论，关键的第一步就是理解这个理论借以产生的问题境况。

　　大家知道，牛顿的动力学把伽利略的地球物理学和开普勒的天体物理学统一起来了。人们通常说，牛顿动力学能从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定律归纳出来，甚至有人断言，牛顿动力学能从它们严格地演绎出来。①但并非如此，从逻辑观点看来，严格说来牛顿理论同伽利略理论和开普勒理论二者都是矛盾的(虽然我们一旦应用牛顿理论，后两个理论当然就能作为近似而得到)。由于这个缘故，不论从伽利略理论还是开普勒理论或者这两个理论，不论用演绎法还是归纳法，都不可能推得牛顿理论。因为无论演绎推理还是归纳推理，都决不能从一致的前提引出形式上同我们借以出发的前提相矛盾的结论。

　　这一切表明，无论演绎逻辑还是归纳逻辑，都决不可能从这两种理论走到牛顿动力学。①唯有独创精神才能迈出这一步。一旦迈出了这一步，才可以说伽利略和开普勒的结果确证新的理论。

　　我认为：理论，至少一些基本的理论或期望，总是首先出现的；它们总是先于观察：观察和实验检验的基本作作用在于显示我们的一些理论是假的，从而激发我们去提出更好的理论。

　　因此，我断言，我们不是从观察开始，而总是从问题开始，它们或者是实际问题，或者是已经陷于困境的理论。一旦我们碰到问题，我们就可能开始研究它。我们可按照两种尝试来做：按照第一种尝试，我们可以猜想或推测问题的解答；然后我们就可以试图去批判通常有点模糊的猜想。有时，一个猜想或推测可以暂时经受住我们的批判和实验检验。但一般说来，我们不久会发现，我们的推测能被驳倒，或者它们并不解决我们酌问题，或者它们只部分地解决问题，并且我们还会发现，就连最好的解答——它们能够经受住最精彩，最巧妙的意见的最严格批判——不久就会引起新的困难，引起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的成长是借助于猜想与反驳，从老问题到新问题的发展。

　　我想，你们当中有些人会同意，我们通常从问题开始，但你们仍可能这样想，我们的问题一定是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因为你们所有人都熟悉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不通过我们的感官注入，在我们的理智中就什么东西也没有。

　　但是，我现在要反对的正是这个古老而神圣的观念。②我认为，所有动物生来就有期望或预测，它可以作为假说、作为一种假设性知识提出出来。我还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几分天赋知识，我们可以从它开始，尽管它或许很不可靠。这个天赋知识，这些天赋期望，如果受到挫折，就产生了我们的第一批问题；因此，我们知识的相继成长可以描述为完全是由对先前知识的更改与修正所组成。

　　因此，我现在是对那些认为观察必须先于期望和问题的人讲一点相反意见；我甚至认为，由于逻辑的理由，观察不能先于所有问题，虽然观察对于某些问题常常是明显居先的，例如，对于某些使期望受挫或驳倒一些理论的观察所引起的那些问题。观观察不能先于所有问题的事实

　　那么，我们从问题即难题谈起。它们可能是实际的或理论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刚接触时，我们显然对它不大熟悉。我们最多仅有一个问题真正是由什么组成的模糊想法。那末，我们怎么能得出一个适当的解答呢？显然不能。首先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但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我的回答很简单：通过形成一个不成熟的解答，并且批判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因为理解问题意味着理解它的困难，理解它的困难意味着理解它为什么不易解决——为什么更明白的解答不奏效。因此，我们必须产生更明白的解答，我们必须批判它们，以便发现它们不奏效的原因。这样，我们就熟悉了问题，倘若我们总有产生新猜测和更新猜测的创造能力，我们就可能从不妥当的解答发展到比较好的解答

　　认为，所谓“研究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研究问题的时间很长，很深入，我们就会在这样的意义下开始熟悉问题和理解问题，即我们知道不能做什么样的猜测、猜想或假说，因为它完全没有把握问题的要点，知道任何认真的解决办法必须满满足什么样的要求。换言之，我们将开始看到问题的分支，它的附属问题，以及它与其他问题的联系。(正是在这个阶段上，一个新的猜想性解答应甘受其他人的批判，甚至已发表的解答也一样。)如果我们现在细想一下这个分析，我们发现，它与我们的公式一致，这个公式说明，知识的进步是依据猜想和反驳它们的批判性尝试，从老问题进展到新问题。因为对问题的越来越熟悉的过程也是按这个公式进行的。

　　所有这些可以用下述说法表示出来，我们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十分类似于达尔文叫做“自然选择’的过程的结果，即自然选择假说：我们的知识时时刻刻由那些假说组成，这些假说迄今在它们的生存斗争中幸存下来，由此显示它们的(比较的)适应性，竞争性的斗争淘汰那些不适应的假说。

　　这个关于境况的陈述意味着描述知识实际上是怎样增长的。当然它不是隐喻的意思，尽管它利用了隐喻。我要提出的这个知识理论大体上是关于知识增长的达尔文理论。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过程总是相同的：我们试探着解决我们的问题，并通过淘汰过程，获取在我们的试探性解答中某些接近合适的东西。

　　我不相信归纳法。我想，休谟已经结论性地指明，归纳法是无效的；但他仍然认为，虽然它是无效的、不能合理证明的，动物和人还是普遍地使用它。我认为这并不真实。我认为，事实是，我们通过选择预想、期望或理论的方法取得进展，通过尝试和排错法取得进展，这方法常被当作归纳法，因为它模拟归纳法。

　　我的观点是：只有承认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东西的多元性，我们才能认真地开始应用奥卡姆剃刀。

　　近代物理学有两个重要领域，物理学家不仅已容许主观主义介入其中，而且让它扮演主要的角色：玻尔兹曼关于时间方向的主观性理论，以及海森堡把测不准公式解释为观察者对观察对象干扰效应的下限。

　　当爱因斯坦为了阐明相对论而在几次想象的思想实验中引进观察者的时候，也存在另外一种主体介入或者观察者介入事件，不过，这个范围中的观察者被爱因斯坦本人慢慢地、平稳地驱逐掉。

　　现在一生的经历已教育了我，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应该经常设法避开图表的左方而设法靠近右方。人们应该始终靠近断语，理论和它们的真理性的问题。人们决不应纠缠于语词问题或意义问题，并且不要对语词感兴趣。如果受到这样的问题的挑战，即人们所使用的语词是否是这个或那个意思，那么，他应该说：“我不知道，我对意义不感兴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高兴地接受你的术语。”这样做决不会有任何害处，人们决不应对语词争论不休，决不要纠缠于术语问题上。人们始终应该避免讨论概念。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我们的真正问题，是实在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理论及其真理性的问题。我们的兴趣在于理论以及它们是怎样经受住批判性讨论的，而我们的批判性讨论由我们对真理性的兴趣所控制。

　　然而，如果存在理论符合事实的情况，那么这显然比纯粹的自我一致性更为重要，而且肯定要比与先前的“知识”(或“信念”)一致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如果理论符合事实，却与一些先前的知识不一致，那么就应该放弃先前的知识。

　　虽然我们没有真理标准，也没有方法相当确定地判断一个理论的虚假性，发现理论是假的比发现它是真的更容易(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所说明过的)。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认为大部分理论——甚至最好的理论——严格来说都是假的；因为它们把事实过分简化或者理想化了。然而，一个假的猜测可能或多或少地接近真理，因此我们便获得接近真理的观念，较好或较差差地近似于真理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了“逼真性”的观念。

　　《客观知识》读后感(三)：《客观知识》：波普尔对知识进化论的研究

　　“曾星智100本推荐书目”第12本、《客观知识》，卡尔.波普尔，哲学/科学哲学/方法论/认识论。

　　笔记/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客观知识》，在人类的世界、自然的世界里，还存在着一个“知识的世界”，几千年以来这个知识的世界，它自己在诞生、在成长、在改进、在猜想、在验证、在怀疑、在重建。在卡尔.波普尔的这本书里，我们首次跳出人类和自然的世界，把“知识”看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去看待，到了这里，我们对人类有史以来产生的各种知识、观点、思想、才回到了它们的本源和客观。所以，真正的客观角度，就是把分析对象看成是自成一个世界，而对知识、观点、思想的学习、评价与质疑，也应放到整个的知识世界和知识历史中去。

　　“本书中的论文同渊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即常识知识论的传统相决裂。我宣称，我是非常赞赏本质上是自我批评的常识的。但是，虽然我准备永远维护常识实在论的本质的真理，但我认为常识知识论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大错。这个大错支配了西方哲学。我已尝试去根除它，并代之以一种客观的本质上是猜测性的知识的理论。”（前言）

　　第一章、猜想的知识：我对归纳问题的解决

　　（本章最初发表于《国际哲学杂志》，1971年）

　　1、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都可以推翻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规律或理论看作是假设的或猜想的，即看作是猜测。”（P010）

　　“……我看到，必须抛弃的是寻求辩护，指为理论是真的这一声言辩护。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所有的理论都可以推翻。”（P034）

　　2、对休谟归纳法逻辑问题的三个陈述

　　L1 解释性普遍理论是真的这一主张能由“经验理由”来证明吗？也就是说，能由假设某些试验陈述或观察陈述（人们可能说这些陈述“以经验为根据”）为真来证明吗？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休谟一样：否，我们不能。没有任何真的试验陈述会证明解释性普遍理论是真的这一主张。（P008）

　　L2 解释性普遍理论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一主张能由“经验理由”来证明吗？即，假设试验陈述是真的，能够证明普遍理论是真的或者证明它是假的吗？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假设试验陈述是真的，有时允许我们证明解释性普遍理论是假的这种主张。（P008）

　　L3 在真或假方面，对某些参与竞争而胜过其他理论的普遍理论加以优选曾经被这样的“经验理由”证明过吗？

　　按照我对L2的回答，对L3的回答就明显了：是的，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有时它可以被“经验理由”所证明。因为我们的试验陈述可能驳倒某些（但不是全部）竞争理论；由于我们寻求正确的理论，所以我们宁愿选择那些还没有被否证的理论。（P009）

　　……因为从演绎逻辑的观点看来，凭经验证实和凭经验否证之间有不对称现象。这就导致已被反驳的假说与尚未被反驳的其他假说之间的纯逻辑的区别，并导致优选后者——即使只从这样一种理论观点来看：使假说在理论上成为进一步检验的有趣的对象。（P014）

　　3、对休谟归纳法实用问题的三个陈述

　　r1 从理性观点来看，我们为了实际行动应该信赖哪个理论？

　　r2 从理性观点来看，我们为了实际行动应该优选哪个理论？

　　我对Pr1的回答是：从理性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应该“信赖”任何理论，因为没有一种理论已经被证明或能够被证明是真的。

　　我对Pr2的回答是：我们应该优选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作为行动的基础。

　　换言之，没有“绝对可靠的理论”；但由于我们不得不选择，那么选择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是“合理的”。（P025）

　　4、自觉地批判，客观知识

　　……各种各样的尝试相当于各种竞争假说的形成，而消除错误相当于通过检验来消除或反驳理论。

　　这使我得出这样的表述：爱因斯坦与阿米巴之间的主演差别是爱因斯坦自觉地追求消除错误。他试图推翻自己的理论：他自觉地批判自己的理论，为此，他力求清晰地而不是含糊地表述他的理论。而阿米巴却不能面对面地批判它的期望或假说。它之所以不能批判，因为它不能面对着它的假说，假说是它的一部分。（只有客观知识才是可批判的，主观知识只有当它成为客观的时候，才变为可批判的。而当我们说出我们的所想时，主观知识就变为客观的了；当我们把它写下或印出时，更是如此。）（P028）

　　第二章、常识的二重性：赞同常识实在论和反对常识知识论的理由

　　（对1970年初讲演的修订和补充）

　　5、实在论：仅有的合理假说

　　综上所述，我打算接受实在论作为仅有的一种合理假说——作为一种猜测，从未有人提出过其他的合理猜测。当然，我并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武断的态度。但是，我认为我知道全部认识论的观点大部分都是主观主义的理论，它们是作为与实在论相匹敌的理论而被提出的，例如实证主义、唯心主义、现象主义、现象学等等。虽然我并不反对哲学中各种学说的讨论，但我认为，人们所提出的各种支持我刚才列出的那些学说的证据都是明显错误的，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于错误的探求确定性、探求理论的可靠基础而导致的后果。所有这些都是在哲学这一术语的最贬意义上的典型的哲学家的错误：它们都是一种虽符合常识、却没有经受任何认真批判的错误知识论的派生物。（P047-048）

　　在哲学和科学领域，我们主要关心的应该是探索真理，而不是证明真理；而且，对真理的证明越高明、越机灵，就越令人讨厌。

　　……我接受（由塔尔斯基加以精制和捍卫的）常识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真理是与事实（或实在）的符合，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理论是真的，当且仅当它符合事实。（P050）

　　6、提高逼真性：科学的目的

　　科学的目的是追求逼真性，这种说法显然优越于“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这一简单的表述。

　　……牛顿从未相信他的理论果真就是最终的结论，爱因斯坦一直认为他的理论只不过是比较地接近真理，从1916年到1955年临死前，他一直都在潜心研究统一场论。

　　……因此，与探索真理相比，探索逼真性是更清楚、更现实的目标。不过我还想说明一点，在经验科学中，我们决没有充分适当的论据来声明我们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真理，但是，我们却能以强有力的、相当充分的论据来声称我们能够取得接近真理的进步，即，至少根据全部已知的合理论据，理论T2比它的先行者T更可取。

　　此外，我们能够把科学方法和许多科学历史解释为越来越接近真理的合理过程。……

　　我对逼真性概念的合理性所作的辩护，时常遭到严重的误解。为避免这些误解，最好请记住我的观点，不仅所有的理论是推测性的，而且对理论的所有评价，包括根据其逼真性而对理论进行的比较，也都是推测性的。（P065-066）

　　科学的目的在于提高逼真性。……

　　相应地，所有知识的增长都在于修改以前的知识——或者是改造它、或者是大规模地抛弃它。

　　……全部已获得的知识、全部学问，都是由对某种形式的知识或倾向的修改（或抛弃）而构成的（这种知识或倾向先于其他知识而存在），归根结底是由先天倾向构成的。

　　……知识的增长在于提高和改进现存的知识，现存知识是变化的，期待着越来越接近于真理。（P080-082）

　　7、波普尔对以前哲学家的批判观点

　　（1）出发点的选择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出发点也像其他东西一样可以受到批判和修正。

　　（2）无法找到一个既真实又确定的出发点。

　　（3）因为不可能在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中找到出发点，我们最好从这两者出发并对它们进行批判。

　　（4）从常识出发是可取的，不管它所包括的观点会是多么不精确。但是，要对根据常识而提出的所有观点加以批判。

　　（5）一些批判性反省使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充满理论的、并且（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是推测性的。

　　（6）因为全部知识都是充满理论的，所以它们都建立在沙滩之上；但是，通过越来越深入的批判挖掘，不把任何据说的“资料”视为当然的，知识的基础也可以得到改进。

　　（7）常识知识论的失败在于它忽视了知识的间接性和推测性。甚至我们的感官也是充满理论、并且是易误的（更不用说对感官所传递的信息的解释了）。虽然在健康的生物体中这些只是偶然的。

　　（8）我们认识到，甚至实在论和它的（生物学）认识论也是两种推测；并且我们认为实在论是比唯心主义好得多的推测。

　　（9）常识知识论被批判为是自相矛盾的，但这并不影响关于世界的常识论；即不影响实在论。（P120-121）

　　第三章、没有主体的认识论

　　（本章最初发表于《第三届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国际会议》，1967年）

　　……我们就可区分下列三个世界或宇宙：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P123）

　　在捍卫一个客观的第三世界时，我希望激怒那些我所称的“信仰哲学家”，他们像笛卡儿、洛克、贝克莱、休谟、康德或罗素那样，对我们的主观信念及其基础或起源感兴趣。与这些信仰哲学家相反，我极力主张我们的问题是找到更好和更大胆的理论，而且，我强调的是批判的择优而不是信仰。（P124）

　　……我把认识论看成是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

　　我的第一个论点是这样的。传统认识论已经在主观的意义上——在通常使用“我知道”或“我在想”这些语词的意义上——研究了知识和思想。我肯定地说，这已经把认识论研究引向枝节问题上去了：人们打算研究科学知识，实际上却研究了某种与科学知识不相干的东西。因为科学知识根本不是在通常使用“我知道”一词的意义上的知识。“我知道”意义上的知识属于我称谓的“第二世界”，即主体的世界，而科学知识属于第三世界，属于客观理论、客观问题和客观论据的世界。

　　我的第一个论点涉及到两种不同意义的知识或思想的存在：（1）主观意义上的知识或思想，它包括精神状态、意识状态、或者行为、反应的意向，和（2）客观意义上的知识或思想，它包括问题、理论和论据等等。这种客观意义上的知识同任何人自称自己知道完全无关；它同任何人的信仰也完全无关，同他的赞成、坚持或行动的意向无关。客观意义上的知识是没有认识者的知识：它是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P126）

　　我的第一个论点就其只作说明而不作论证而言，它是说，传统的认识论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二世界即主观意义上的知识上，离开了对科学知识的研究。

　　我的第二个论点是，与认识论相关的是研究科学问题和问题境况，研究科学推测（我把它看作是科学假说或科学理论的别名），研究科学讨论，研究批判性论据以及研究证据在辩论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也研究科学杂志和书籍，研究实验及其在科学论证中的价值；或简言之，研究基本上自主的客观知识的第三世界对认识论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P129）

　　但是，我还有第三个论点，即研究第三世界的客观主义认识论会有助于很好地阐明主观意识的第二世界，尤其有助于阐明科学家的主观思想过程；但反之则不然。（P129-130）

　　我提供三个支持性论点来补充我的三个主要论点。

　　第一个支持性论点是：第三世界是人类动物的自然产物，它可以比做蜘蛛网。

　　第二个支持性论点（并且我想是一个最关键的论点）是：第三世界基本上是自主的，虽然我们经常作用于它并且也被它作用：尽管它事实上是我们的产物并且对我们有强烈的反馈作用，即是说，它对作为第二世界甚至第一世界成员的我们有强烈的反馈作用，但它还是自主的。

　　第三个支持性论点是，正是通过我们自己和第三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客观知识才得到发展。而且，知识的发展同生物的发展即动植物的进化十分类似。（P130）

　　科学家试图消除他们的错误理论，他们试图让错误的理论死亡从而保存自己。信仰者，无论是动物还是人，则带着他的错误信仰而死去。（P141）

　　第四章、关于客观精神的理论

　　（本章最初发表于《第16届国际哲学会议记录汇编》，1968年）

　　……关于这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三个世界形成这样的关系：前两个世界能相互作用，后两个世界能相互作用。因此，第二世界即主观经验或个人经验的世界跟其他两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发生相互作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不能相互作用，除非通过第二世界即主观经验或个人经验世界的干预。（P178）

　　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以第二世界为中介。……通过这两方面的联系，精神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建立了间接联系。这一点极为重要。

　　这论点如果慎重地加以发挥，我认为可以旁证所有三个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外，我在看来，它不仅支持这样的论点：一个关于个人经验的主观精神世界是存在的（这论点为行为主义者所否认），而且也支持这样的论点：第二世界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把握第三世界的客体。我们大家全是这样做的，因为人的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就是学习语言，而这本质上意味着学习把握（如弗莱格所称为的）客观的思想内容。（P178-179）

　　（关于第三世界的两个哲学派别）

　　第三世界，确切些说，属于第三世界的客体，柏拉图发现的那些客观的形式或理念，往往被误解为主观观念或思想过程，即误解为精神状态，误解为属于第二世界而不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客体。（P180）

　　第一派包括柏拉图等；他们承认一个自主的第三世界，并且把它看成超人的、神性的和永恒的世界。第二派包括洛克、穆勒、狄尔泰、科林伍德等……他们反对存在着第三世界的任何说法。

　　……我认为可以持与上述两派哲学家都不同的一种观点。我以为，在承认第三世界是实在的或者（可以说是）自主的同时还可以承认第三世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们甚至可以承认，第三世界是人造的，同时又明明是超乎人类的。它超越了自己的创造者。（P182-183）

　　（客观历史的理解一例）

　　上述这些适用于理解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历史的理解这个问题。我的论点是：历史的理解的主要目的全在于从假设上去重建一种历史的问题境况。（P195）

　　理解理论的每一次尝试（最平常的尝试除外）都必定是对这个理论及其问题开展历史的研究，这理论及其问题因而也就成了研究客体的一部分。（P202）

　　科学史不应该看成理论的历史，而应该看成问题境况及其变化（有时是感觉不出来的变化，有时是革命性变化）的历史。这些变化是通过解决问题的各种尝试引起的。因此从历史上说，不成功的尝试对于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可能像成功的尝试一样重要。（P203）

　　……也许是最重要的论点是关于我有时描述为境况逻辑或境况分析的那个东西。……我说的“境况分析”，是指对人的某种行为所做的某种试探性的或推测性的说明这种说明诉诸于活动者所处的境况。这可能是一种历史说明，也许我们愿意解释某种结构的观念是怎样和为什么创立的。诚然，创造性行为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说明。然而，我们可以通过猜测试着对行为者所处的问题境况作理想化重建，并且在这个限度内使这个行为变为“可以理解的”（或“理性上可以明白的”），也就是说，适合于行为者所看到的境况的。这种境况分析的方法可以说是理性原理的一种运用。

　　把行为者看到的境况和境况本身（两者当然都是推测性的）区分开来，将是境况分析的一个任务。因此，科学史家不仅想用境况分析去解释一个科学家认为合适而提出来的理论，他甚至还想去解释他的失败。

　　换句话说，我们通过猜测和反驳解决问题的图式，或者一个类似的图式，可以被用来当成一种说明人的行为的理论，因为我们可以把一个行为解释为一次解决问题的尝试。因此，说明行为的理论将主要包括对问题及其背景所作的推测性重建。这样一种理论很可能是可检验的。（P204-205）

　　第五章、科学的目的

　　（本章最初发表于《理性》，1957年12月）

　　我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对于我们以为需要说明的任何事物，找出令人满意的说明。（P218）

　　科学的目的是找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这个推测引导我们深入到这一观念：通过提高说明的可检验度，即是说，通过产生更可检验的理论，提高说明的令人满意程度；所谓产生更可检验的理论，意思是说产生更加富有内容的、普遍性程度更高的和精确度更高的理论。

　　……因此科学的任务是经常自我更新。我们可以永远进行下去，产生出普遍性水平越来越高的说明——除非我们确实达到一个终极说明；这就是说，达到一个既不能也不需要再进一步说明的说明。（P221）

　　但是有终极说明吗？我称作“本质主义”的那种学说主张科学必须探求对本质的终极说明：如果我们能从其本质、从其本质特性方面说明事物的行为，那么就不能也不需要再提出问题。

　　……我不相信本质主义关于终极说明的学说。

　　……

　　我所坚持的“第三种看法”（“修正的本质主义”）从根本上修正了本质主义。首先，我拒绝终极说明这一观念：我主张，每一个说明都能由普遍性程度更高的理论或推测来进一步说明。不可能有不需要进一步说明的说明，因为不可能有对于一个本质的自明性描述。其次，我拒绝一切“是什么”的问题：问一个事物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或者它的真正性质是什么。因为，我们必须抛弃这种作为本质主义特点的看法：每一个单一事物有一个本质、一种内在的性质或本性，这必然使得一个事物是其所是，从而为其所为。这种泛灵论观点什么也没有说明；不过它却导致本质主义者回避关系特性，例如重力，并且基于感到先天正确而相信，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必定根据内在特性（与关系特性相反的）。这就是第三种看法和对本质主义的最后一点修改。

　　我们必须抛弃同泛灵论密切联系的这种看法：每个单个或单一的事物内在的本质特性可以用作对这个事物的行为的说明。因为这种看法完全不能弄清楚如下问题：为什么不同的单个事物会同样地发生作用。如果说是“因为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就会提出新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像不同的事物那么多的不同的本质？（P221-223）

　　即使在今天，如果我们想要说明两个人的相像，或者一只鸟和一条鱼的相像，两张床的相像，两辆汽车的相像，两种语言的相像，或两种法律程序的相像，我们就求助于它们的共同原型；这就是说，我们主要从发生学上说明相似性；而如果我们用这一点作出一个形而上学体系，那就容易变成一种历史决定论哲学。（P223-224）

　　……虽然我不认为我们通过普遍定律总能描述这个世界的终极本质，我不怀疑，我们可以追求越来越深入地探索我们世界的结构，或者如我们可以说的，探索越来越本质的、深度越来越大的世界特性。

　　每当我们通过一个普遍性程度更高的新的猜测性理论来说明某个猜测性定律或理论时，我们对这个世界发现得就更多，就试图更深地识破它的奥秘。而每当我们否证一种类似的理论取得成功时，我们就作出一个新的重要发现。（P224）

　　第六章、关于云和钟——对理性问题与人类自由的探讨

　　（本章最初发表于华盛顿大学康普顿纪念讲演，1965年4月）

　　……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认为牛顿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成就之一是以下令人惊愕的命题：

　　所有的云都是钟——甚至最阴沉的云也是钟。

　　“所有的云都是钟”这一命题，可以看作我称之为“物理决定论”的观点的一个简要表达。

　　物理决定论者说所有的云都是钟，他们也会说，我们的常识性的排列，把云放在左边，把钟放在右边，会使人误入歧途，因为一切事物都应放在极右边。他会说，根据我们的全部常识，我们排列事物不是按照它们的性质，而仅仅是按照我们的无知。他会说，我们的排列方法仅仅反映了这一事实：我们较详细地知道钟的零件是怎样起作用的，或太阳系是怎样运动的，而我们对于形成气体云或有机体的粒子之间详细的相互作用没有一点知识。而且他会宣称，我们一旦获得了这种知识，就将发现，气体年或有机体和我们的太阳系一样，都像是钟。（P239）

　　很少几个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中有查尔斯.桑德.皮尔士，他是美国的大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而且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对牛顿的理论没有表示怀疑，然而早在1892年他就指明这个理论即使是正确的，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理由使我们相信云是完善的钟。虽然他与同时代所有其他物理学家一样，认为世界就是按牛顿定律起作用的钟，但是，他拒绝相信这个钟或任何其他的钟、直到最小的零件都是完善的。他指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宣称，凭经验了解了任何像一台完善的钟一样的事物，或者任何稍微接近于物理决定论所假定的绝对完善的事物。（P241）

　　皮尔士由此作出结论认为我们可以自由地猜测所有的钟都有一定的松散性或不完善性，而这就允许偶然因素得以存在。因而，皮尔士推测，世界不仅由严格的牛顿定律作主宰，同时也受偶然性、随机性或无序性法则的支配，受统计学概率的支配。这就使世界构成了一个云和钟的连锁系统，因此，甚至最好的钟在其分子结构上，也会显示出某种程度的云状。就我所知，皮尔士是牛顿之后敢于采用在某种程度 所有的种都是云这一观点的第一个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换句话说，虽然云有极其不同程度的云状，但是只有云存在。（P242）

　　皮尔士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所有的钟都是云，连最精确的钟也都是云，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我想这是对所有的云都是钟这个决定论的错误观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倒转。我还认为，皮尔士主张这个观点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相一致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个观点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更为明显地相一致，与新的量子理论则更加一致。换句话说，我是一个非决定论者，像皮尔士、康普顿和大多数当代其他物理学家一样。（P243-244）

　　非决定论——更确切地说，物理非决定论——只是这样的学说，它认为，在物理世界里不是所有的事件在一切极微的细节上都绝对精确地预先决定了的。（P250）

　　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物理决定论是一种无所不知的白日梦。这种白日梦似乎随着物理学的每一个进展而日益真实，直到它变成显然无可避免的噩梦为止。

　　……我把物理决定论称之为噩梦。其所以为噩梦，是因为它断言整个世界连同其中一切事物，乃是一个巨大的自动化结构，而我们只不过是其中小小的嵌齿轮，或者充其量不过是其中的附属自动装置而已。（P252）

　　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整个世界就是个完满运动的钟，包括所有的云，所有的有机物，所有的动物和所有的人。另一方面，如果皮尔士、海森堡的或其它形式的非决定论是正确的话，那么纯粹的机遇在我们物理世界中起了主要的作用。然而机遇是否真比决定论更令人满意呢？

　　……只有物理非决定论是不够的。诚然，我们必须是非决定论者；但是我们还必须设法了解人也许还有动物是怎么会被诸如目的、宗旨、规则或协定之类的东西所“影响”或“控制”的。（P257、260）

　　我们已经看到，把世界看作是封闭的物理系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论是严格决定论的系统，还是无论怎样都不是严格决定的而仅仅是随机的系统。因为根据这样的世界观，人类的创造性和人类的自由只是幻想。企图利用量子论的不确定性也是不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导致机遇而不是自由，导致仓促的决定，而不是深思熟虑的决定。

　　因此，我在这里提供了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根据这种看法，物理世界是个开放系统。这同把生命的进化看作尝试与排错过程的观点是一致的。它使我们合理地理解（尽管还很不充分）生物学上新奇事物的出现以及人类知识的增长和人类自由。（P287-288）

　　第七章、进化与知识之树

　　（本章最初发表于牛津大学斯宾塞讲演，1961年10月）

　　争论的要点是观察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理论，至少一些基本的理论或期望，总是首先出现的；它们总是先于观察；观察和实验检验的基本作用在于显示我们的一些理论是假的，从而激发我们去提出更好的理论。

　　因此，我断言，我们不是从观察开始，而总是从问题开始，它们或者是实际问题，或者是已经陷于困境的理论。一旦我们碰到问题，我们就可能开始研究它。我们可按照两种尝试来做：按照第一种尝试，我们可以猜想或推测问题的解答；然后我们就可以试图去批判通常有点模糊的猜想。有时，一个猜想或推测可以暂时经受住我们的批判和实验检验。但一般说来，我们不久会发现，我们的推测能被驳倒，或者它们并不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它们只部分地解决问题；并且我们还会发现，就连最好的解答——它们能够经受住最精彩、最巧妙的意见的最严格的批判——不久就会引起新的困难，因起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的成长是借助于猜想与反驳，从老问题到新问题的发展。（P291-292）

　　……我们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十分类似于达尔文叫做“自然选择”的过程的结果；即自然选择假说：我们的知识时时刻刻由那些假说组成，在些假说迄今在它们的生存斗争中幸存下来，由此显示它们的（比较的）适应性；竞争性的斗争淘汰那些不适应的假说。

　　……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过程总是相同的：我们试探着解决我们的问题，并通过淘汰过程，获取在我们的试探性解答中某些接近合适的东西。（P295）

　　现在要解释这个理论知识之树的整合性成长的问题。它是我们追求理论知识的特殊目的——说明事物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目的——的结果。此外，它是人类语言存在的结果，人类语言不仅使我们可以描述事态，而且可以讨论我们的描述的真理性，就是说，使我们能够批判它们。

　　在探索理论知识的过程中，我们的目的仅仅是理解、回答怎么样的问题和为什么的问题。这些都是以给出说明来回答的问题。因此，理论知识的全部问题就在于说明的问题。（P297）

　　采用彼得.梅达沃在里斯讲演里解释和使用过的区分，我在这里描述的关于世界的发现或学习过程，可以说成是换起的过程，而不是启发的过程。我们了解环境，不是由于受它的启发，而是由于受到它的挑战：我们的反应（包括我们的期望、预测或猜想）由它唤起，我们通过消除不成功的反应来学习——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然而这种唤起的方法可能模拟或装成启发，结果看起来好像我们是从观察开始靠归纳法得到理论。关于唤起进化的过程模拟启发过程的这一观念是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它在这里要讲的部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P300-301）

　　第八章、实在论者的逻辑观、物理观和历史观

　　（本章最初发表于《物理学、逻辑学和历史学》，1970年）

　　我们对理论的消费——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创造的理论，也意味着批判理论、改造理论，甚至经常是推翻理论，以便由更好的理论取代它们。

　　所有这些操作对于我们的知识成长是必须的；而这里我意指的当然还是客观意义的知识。

　　我认为，现在看来，似乎正是这种人类知识的成长，我们的理论的成长，使人类的历史成为宇宙史、地球上的生命史中的崭新篇章

　　所有这三种历史本身，即宇宙史、地球上的生命史和人类及其知识成长的历史，当然又全是我们知识中的篇章。因此，其中最后的一章即知识的历史便包括了关于知识的知识。它至少暗含地包括关于理论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理论成长方式的理论。（P321）

　　因为他们指出只有那些能够被观察到的事物才存在。他们没有认识到所有观察都涉及依据理论而得出的解释，而他们称为“可观察的”事物是根据相当陈旧而原始的理论“可观察的”事物。尽管我完全赞同常识，我也赞成通过学习科学来扩展常识领域。总而言之，导致唯心主义、现象主义和实证主义，或者导致唯物主义和行为主义，或者导致任何其他形式的反多元论的并不是科学而是无把握的哲学（或过时的科学）。（P331）

　　对于理论的突现特性，我在别处提出过一个主要论据。我的论据取决于这样的猜测，即存在像科学知识的真正成长这样的东西；或者具体地说，明天或者一年后，我们可能提出和检验迄今没有人认真想过的重要理论。如果存在这种意义上的知识成长，那么，它就不能用科学方法来预测。这是因为：今天能够使用科学方法预测我们明天的发现的人，也就能够在今天得出这些发现，而这就意味着知识成长的终止。

　　另一方面，原则上的不可预测性一直被认为是突现的特点，而且在我看来，我的论据无论如何是指出了知识成长在原则上一定不可预测。（P333）

　　因此，如果我说某些佛教观念符合叔本华的某些观念，或者说它们与尼采的某些观念相抵触，那么，我并没有论述到这些人的精神思想过程，或者思想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是，如果我说尼采受到叔本华某些观念的影响，那么，我确实意指尼采的某些思想过程因为阅读叔本华的著作而受到影响。因而，我们实际上就有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即思想过程的世界和思想过程之产物的世界。前者可能处于因果关系之中，而后者则可能处于逻辑关系之中。

　　某些理论彼此不相容的事实是一个逻辑事实，并且不管是否有任何人注意或理解这一不相容性，它都成立。这些纯客观的逻辑关系是一些实体的特征，我称这些实体为客观意义上的理论或知识。（P334）

　　因此，研究我们的理论或者思想的历史——而且给予所有人类历史大体上是我们的理论或者思想的历史这样的观点一个好的实例——应该使我们都成为多元论者。因为对历史学家来说，所存在的是处于物理的、社会的、精神的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境况中的人们，是创立了借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并设法掌握、批判和发展这些思想的人们。（P335）

　　第九章、对塔尔斯基真理论的哲学评述

　　（本章最初发表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塔尔斯基70寿辰，1971年）

　　[曾星智说明：以下3段来源于第八章，但由于主题原因，我把它们放进了第九章的笔记中]

　　我们现在可以说，塔尔斯基所做的是发现这样的情况，为了谈论陈述S和事实F之间的符合，我们需要一种语言（一种元语言），可用来谈论陈述S和叙述事实F。（我们谈论前者时使用名称“S”，谈论后者时则使用元语言表述“f”，它叙述或描述F。）（P352）

　　塔尔斯基通过真理的定义证明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是他证明了在充分有力的语言（以及我们能用来系统阐述数学和物理学理论的一切语言）中不可能存在真理标准；我是说，没有符合的标准：命题是否为真的问题，对我们为之建立真理概念的语言来说，通常是不可决定的。因此可知，真理概念主要起着调节观念的作用，在我们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它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存在某种像真理或符合那样的东西。它没有赋予我们寻求真理的方法，即使我找到了真理也没有办法确定已经找到了它。因此，不存在真理标准。而且我们不必追求真理标准。我们必须满足于这样的事实，作为符合事实的真理观念已经得到更新。这是塔尔斯基所做的工作，因而我认为它已为实在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P354）

　　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认为大部分理论——甚至最好的理论——严格来说都是假的；因为它们把事实过分简化或者理想化了。然而，一个假的猜测可能或多或少地接近真理；因此我们便获得接近真理的观念，较好或较差地近似于真理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了“逼真性”的观念。（P354-355）

　　[说明：以下2段内容，才是完整的来源于第九章]

　　不过，有些次要的观点也许我是不会同意他（塔尔斯基）的。我始终是一个常识哲学家，一个常识实在论者。我的态度是：根据常识，我们常常以为常识是错误的——或者错的时候比对的时候多；不过在哲学上，我们显然要从常识开始，但愿通过批判发现错误的地方。我对真实的世界，对宇宙感兴趣，并且彻底地反对每一种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甚至是哲学上的中立主义。如果没有一个同样丰富的、甚至比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所表面了解的世界还要丰富得多的真实的世界，如果研究这个世界并不是哲学的主要任务，那么，我就不会对哲学产生兴趣。（P360）

　　使用一些非定义的术语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定义了的术语到最后还是要借助于一些非定义术语来定义：依我看，使塔尔斯基的工作在哲学上如此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成功地描述了定义“真”的方法，而在于他更新了真理的符合说，并且证明了如果我们一旦明白了比对象语言及其句法学更为丰富的语义学元语言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便没有潜伏进一步的困难。（P365-366）

　　附录、水桶和探照灯：两种知识论

　　（本文最初以德文发表于《定律和实在》，1949年）

　　所有这些特别适用于科学假设的建立。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假设才知道应该进行哪一类观察，哪个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个地方我们应该感兴趣。因此，正是假设成了我们的向导，引导我们得到新的观察结果。

　　这个观点就是我所称的“探照灯说”（和“水桶说”截然不同）。[根据探照灯说，观察对于假设是第二性的。]然而，观察起了检验这个重要作用，在我们对假设进行[批判性]检查过程中，假设一定要经过检验，如果它没有通过检验，如果它被我们的观察所否证，那么，我们便要寻求新的假设。在这种情形下，新假设便后于那些导致因假设被否证或被否弃的观察。然而，使得观察成为有意思的和相关的，且最初引起我们着手进行观察的，正是较早的、旧有的[被否弃了的]假设。（P386）

　　在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种类的说明都曾被认为是可接受的；不过，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方面：各种不同的说明方法都包括逻辑演绎；演绎的结论是被说明句（explican dum）——对被说明事物的陈述——而演绎的前提包括了说明句（explicans）[说明性定律和条件的陈述]。在科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主要变化在于悄悄地放弃对说明句特性的某些绝对的要求（要求它能被直觉地把握，是自明的等等）；这些要求与某些别的要求本是不协调的，后者的决定性意义随时间流逝而愈来愈明显，特别是对说明句[它构成前提因而成为说明的核心]要有独立可检验性这个要求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了。

　　因此，说明总是从称为说明句的某些前提演绎出被说明句。（P390）

　　没有一条捷径或其他道路必然地把“给定的”特定事实导致任何普遍定律。我们所称的“定律”是假设或猜测，它们总是构成一些较大的理论系统的一部分[事实上，构成整个预期层的一部分]。因此，它们永远不能够独立地受检验。科学的进步在于试验，在于排除错误，在于以先前的试错过程中吸取的经验为指导的进一步的试验。没有一个特定理论可以看作绝对确定的，每个理论不管现在看起来得到多大的确证都可变为成问题的。没有一种科学理论是神圣不可侵犯或不可批判的。（P401-402）

　　科学家的目的不在于发现绝对的确定性，而在于发现愈来愈好的理论[或者发明愈来愈好的探照灯]，这些理论可以接受愈来愈严厉的检验[并由此而引导我们达到最新经验，照亮我们的最新经验]。但是，这意味着这些理论一定是可否证的：正是通过它们的否证，科学在前进。（P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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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知识》：波普尔对知识进化论的研究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英]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

　　1972年初版

　　译文出版社

　　2005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