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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经济学经典读后感有感
日期:2022-04-12 03:31:56 来源:文章吧 阅读:

全球政治经济学经典读后感有感

  《全球政治经济学》是一本由(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全球政治经济学》精选点评:

  ●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 回归古典经济学

  ●10年前我就该读(需要一个更新版本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

  ●教材...

  ●浅显易懂,对于我来说,够啦。

  ●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

  ●2014-2

  ●还要写课程书评啊,不开心

  ●IPE 的入门书。#最近读书效率真低#

  ●论如何不失礼貌地吐槽经济学.

  ●从最近读的书看我的悲催生活...

  《全球政治经济学》读后感(一):《全球政治经济学》随想

  成书于2001年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吉尔平的本意是将其当作1987年出版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的第二版。然而,世界在进入千禧年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包括冷战的终结、全球化加速推进、区域一体化逐渐发展、技术的作用日益凸显等,使吉尔平认为“有充分理由就国际经济另写一本全新的专著”。

  吉尔平秉持着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视角来看国际经济新秩序。在新古典经济学者为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而欢欣雀跃、认为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建立之时,吉尔平却指出,一方面,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唯一的也仍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之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并未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导致国家主权疾速后撤;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中突出的分配问题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者们预期的世界并非近在眼前,反而仍面临着严重的治理赤字。

  在吉尔平看来,以“新的内生增长理论”、“新的经济地理学”和“新的战略贸易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理论比新古典经济学更适用于理解当前的世界。新理论的世界性观点,包括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多种均衡、路径依赖效应等,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在国际层面的制度竞争和国内层面的产业政策,因为权力和财富在未来可以逐渐累积,而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也意味着“干中学”能带来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从而降低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收益。也正因如此,被经济学家视作全球化的重要推进者的跨国公司,在吉尔平眼中仍具有鲜明的国籍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国家为了特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扶植并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特定作用的“国家利益代言人”。

  《全球政治经济学》读后感(二):书很好,翻译的太差

  所以,吉尔平主张民族国家依然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具有重要作用并且依然是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的首要行为体,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跨国公司无国籍”这一说法的驳斥,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跨国公司的行为从来没有超越它们的国家属性,无论是200年前的东印度公司还是现在丰田汽车公司,作为它们的母国,政府都乐见这些跨国公司获得更大收益,无国籍纯属妖言惑众。

  吉尔平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IPE教科书,我从中懂得了很多东西,有利于扩展视野,增加知识储备。当然我也存在一个小小疑问,但是恐怕也是很难回答的。吉尔平主张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政府干预经济或主导经济的维度如何考察?如何做到既不“蜻蜓点水”又不“过犹不及”?所谓的“适度”如何测量?经常被批判的“过度干预”和“过度放任”如何能够平衡?

  看书过程中,发现了几个翻译的小问题,当然可能是我的理解有误(实为译者翻译的偏好所致),根本不成为问题:“广场协议”在本书被翻译成为“普拉策协议”,“蒙代尔——弗莱明均衡模型”被翻译成“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好像这个也比较常用,受到央视百家讲坛的影响,一直称之为蒙代尔),但是出现了前后翻译不一致的情况,前面译为蒙代尔,后面译为芒德尔,有点不妥。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被翻译成为“大前建一”,对日本相关问题比较敏感,这恐怕是一个懂日语但是不知道“大前研一”其人的人给翻译的,因为“Kenichi”就读音而言既可以译为“研一”也可译为“建一”。“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被翻译成为“华盛顿的一致意见”。

  [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全球政治经济学》读后感(三):《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读书报告

  罗伯特.吉尔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是一部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全面解读全球化的著作。这部著作承接于其1987年的著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汇聚了作者关于2000年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思考。作者的写作动因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地位和资本主义大国间的合作削弱,市场力量的影响力增强。那么如何看待全球化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吉尔平反对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不再重要的论断,认为世界经济运作的方式取决于市场和国家政策,特别是强大的国家政策。

  本书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出发,花费第二、三、四、五、六章的篇幅探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第一,作者认为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依存程度也比一般经济学家承认的要深的多,而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由经济和政治互动作用产生的各种问题。从政治角度看,形成开放性的世界经济是艰难的事,经济活动极易造成系列政治效应。维持一个开放而统一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或“霸主”,既有能力又有意愿负担起公共产品。第二,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对于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市场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的观点不相同。均衡概念是比较静态法的基础,而比较静态法是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分析手段之一。然而,这种方法无法阐明不均衡的原因,因为产生均衡的外生变量处于经济学分析的范围之外。人们必须在经济学本身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成果的基础上去了解国际经济情况。

  第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学术议题包括:财富分配和经济活动,持国家中心论的国际经济学学者强调经济活动的收益分配结果;国家自主,国际经济关系会对各国经济独立和政治自主产生影响,比如复合相互依赖的影响;国际机制,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运作需要一定的规则体系,国际机制涵盖了基本的种种规则。但很多学者批评美国学派重视机制的研究是为了给美国的霸权统治背书。国际机制起源于战后安排,本质上是为了实现国际合作、信息共享、降低交易成本;霸权稳定论,没有霸权情况下的国际自由经济体系,这在历史中鲜有案例。诸多政治经济学家的论证基本支持了霸权稳定论;全球经济的管理,有效的全球经济管理需要霸权国的强制力。第四,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为分析和理解经济变化和全球经济的动因提供恰当的概念框架,缺乏时间和空间范畴。而系列新理论(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理论承认强大的行为者能够控制市场)看到了寡头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和技术变革,还把历史进程、制度和空间关系结合进来考虑。新经济理论不仅强调了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核心作用,而且强调了寡头垄断竞争的严酷性以及作为国际经济事务决定性因素的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本书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各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及其分类。许多IPE学者忽视了国内经济对世界经济运行所起的作用。从一国经济活动的基本目的、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企业结构和私人企业活动四个维度上,可以区分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从而区分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美国资本主义体系、日本的发展型资本主义体系、德国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体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存在优劣吗?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功能无法一一对应,关于政治经济体系的优劣比较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就有效地管理本国经济的能力方面,各国之间是存在竞争的。那么,关于世界经济顺利运行的观点中,趋同论、协调论和相互认可轮,何者更正确?新古典主义趋同论认为经济相互依存最终会导致各国经济业绩(经济增长、生产力和国民收入)的趋同;协调论认为根除各国之间的重大差异应当成为国际谈判的明确目标;相互认可论认为每个国家应当承认其他国家管理本国经济规则的合法性。那么,何种关于全球贸易的理论探讨更有用?关于自由贸易争论不休,人们也没有认清贸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比如贸易逆差是由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手段”造成的(长期的贸易逆差应归因于宏观经济因素),再比如从低工资国家进口导致了美欧等发达国家国内的收入不平等(本质上更多原因是发达国家自身的技术进步)。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假定国家生产和出口有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品,这一模型因新的全球贸易现象——产业内贸易增加、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一体化、竞争优势超越比较优势——而被学者们修正。战略贸易理论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强调不完全竞争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存在。以关贸总协定的八个回合谈判为代表的贸易机制是20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成就,但贸易的扩张和深入融入国内经济,使得贸易与国内利益开始发生冲突,这可能损害贸易机制的政治基础。

  最后,本书探讨了民族国家在经济发展、一体化、全球化中的作用,以及如何管理全球经济的问题。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何种位置?发展经济学及关于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可发展国家理论”,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起核心作用。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及其提议的进口替代战略的政策遭到了严重挫折。而基于东亚经济的腾飞,20世纪80、90年代,“可发展国家”理论崛起,强调国家在引导经济方面的核心作用。新自由主义和可发展国家理论的辩论在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中体现明显。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带来的问题是,东欧国家如何的转型?其现实启示是,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需要有权力制定和执行市场规则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区域一体化加快了步伐,区域安排的多样性显现。区域主义成为国家集团用以增强经济和政治势力的核心战略。区域一体化受到了联邦主义、新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政府间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跨国性力量已经削弱了民族国家,这一观点极为普遍。然而,很多人忽视了经济全球化的局限性,也忽视了意识形态、技术和国际政治变化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管理经济事务的某些方面的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这需要国家更强的管理能力。关于全球经济管理最主要有三派观点:新自由制度主义(正式的国际机制和制度是必要的)、新中世纪主义(公正的非政府组织应当在国家主权终止及其导致的权力扩散过程中出面解决问题)和跨政府主义(各国政府在具体功能领域的合作会取代中央政府管理经济中的决策职能),不同路径有其优势和缺点。

  《全球政治经济学》读后感(四):ZZ:评吉尔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评吉尔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刘慧华文 发表于《美国研究》/2004年第1期

  我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学人,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吉尔平教授一定不感陌生。他1987年出版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以下有时简称为《国际》)一书在1989年被译成中文出版时,

  【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注尾】曾受到我国学者广泛关注。当时笔者还在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此书成了我了解当时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最新发展的重要文献。时隔14年,吉尔平教授又出版了新著《全球政治经济学》【注释】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注尾】(以下有时简称为《全球》),它被同行誉为该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注释】《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英文版封底哥伦比亚大学罗伯特·杰维斯教授的评论。【注尾】

  有趣的是,这个“里程碑式”的研究起初只想作为《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第二版出版。但由于1987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相关理论的巨大变化,以及吉尔平本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认知的加深,使读者得以看到吉尔平的这本全新的研究论著。《全球政治经济学》与吉尔平的另一本新著《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世界经济》互为补充。前者集中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作理论探讨,后者主要对冷战后国际经济进行分析。【注释】《全球政治经济学》,第XII页,序言。吉尔平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世界经济》英文本于200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注尾】

  那么,具体是哪些变化使吉尔平决心“另起炉灶”呢?吉尔平说,它们包括冷战结束、苏东集团瓦解、信息或全球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市场经济观念的被广泛接受(如放松对市场的管制、私有化,以及政府的经济角色减弱),以及通讯、交通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国民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极大提高。这些变化使国际经济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经济区域化潮流也得到迅猛发展。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东亚经济合作协定等都取得实质性进展。随之也产生了许多创新的经济理论,如“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所有这些现实和理论的新变化,对于增进人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有极大的帮助,也为吉尔平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探索搭建好了舞台。

  一 对《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的突破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是当时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专著,其学术价值和存在的问题都很突出。对于存在的问题,吉尔平本人总结了以下几点:【注释】《全球政治经济学》,第4页。【注尾】

  第一,缺少对国家内部经济的分析。该书只分析了国际经济,国内经济发展对整个理论体系似乎无足轻重。吉尔平解释说,他当时有意略去国内经济不谈,是想籍《国际》一书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一个自主的能自成体系的学科。结果适得其反,使全书显得不够全面。为了克服这个不足,《全球》特地增加了一章,专门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及其对国内和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随着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日益深化,国家间经济根本性差异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也大大增强了。

  第二,对跨国公司的论述不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对世界经济的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时,国际经济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在六七十年代,国际贸易的增加改造了国际经济关系;在接下来的80年代,跨国公司在海外的扩张使各国经济的一体化更为完善。尽管“跨国经营”被视为美国公司扩张的同义词,但在80年代越来越多其他国家的公司也加入了跨国公司的行列。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带来了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国际化。

  第三,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探讨完全过时了。在写作《国际》一书时,学术界对依附理论和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日益扩大的差距非常重视。时过境迁,今天理论界对经济发展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和市场应起怎样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如何。

  第四,经济区域化有新的发展。在《国际》一书的结论中,吉尔平预言经济区域化是未来发展的潮流。今天,经济区域化已经达到了高潮,全球化也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它们对世界经济正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的发展极大地加强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在全球经济的结构和功能方面,市场重要性的增强,使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些内容在《全球》一书中大大加强了。【注释】《全球政治经济学》,

  第3-5页。【注尾】

  二 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分析国际经济的性质和功能时归纳了三种学术流派或分析视角: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吉尔平认为,自《国际》一书出版以来,这三种学术流派的现实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欠发达国际“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使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力空前高涨,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如开放国内市场,进口国外商品和接受外来投资,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等。

  同时,吉尔平也强调,只要繁荣与萧条的经济周期、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对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等资本主义的弊端还存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手段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有力武器,仍然具有生命力。

  在讨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观点时,一些人习惯于首先看其能归入哪个流派。可能是出于这个思路,有的学者批评吉尔平在《国际》一书只罗列了这三种学术流派,但很难看出他本人持何种立场。借《全球》一书的出版,吉尔平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简短回答是,他不完全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说之所以存在这个问题,是由于在《国际》一书中他没有讲清楚这三种流派都包括分析要素和规范要素

  (normative

  elements)两部分。例如,经济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假设的分析手段,而且也是倡导市场或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规范。马克思本人接受他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但他谴责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思考的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主导其演化的规律,以及它的最终归宿。正如熊彼特强调的那样,一般的经济学家只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日常运行感兴趣,而马克思和熊彼特本人则对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发展的趋势感兴趣。

  吉尔平指出,民族主义,特别是经济民族主义也包括分析要素和价值规范要素两个方面。作为分析手段的核心内容,民族主义强调国际事务的无政府性质,国家及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的首要性,以及国际关系中权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它热衷于民族国家建设,在道义上强调本国优越于所有其他国家。吉尔平强调,尽管自己接受了“民族主义”的分析方法,或者他所谓的“国家中心论”,但他不能接受它的价值规范和有关的政策建议。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和有些产业政策有其道理,但他的价值取向还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即在物流、服务和资本的跨国流动方面尽量减少壁垒。

  他主张要区分作为价值规范的经济自由主义与作为分析手段的政治现实主义。几乎所有民族主义者在强调国家的至关重要、安全利益和国家间权力时都是现实主义者,但并不是所有的现实主义者在分析国际事务时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在该书中讲到的“现实主义”是广义的,具体地说就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这是吉尔平在分析国际政治经济事务时所持的立场和方法。【注释】《全球政治经济学》,第14页。【注尾】

  三 “你寻找什么就会找到什么”

  在《全球》一书中,吉尔平讲述了一个故事,很有启示意义。1992年4月,美国权威的全国经济研究局主持召开了一个学术会议,分析日本是否有意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排他性的经济集团。这是该局首次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会议的成果是出版了一本叫《地区主义和竞争对手:亚太中的日本与美国》的论文集。该论文集的内容反映了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选择了不同的角度,用了不同的方法,因此对亚太地区经济的走势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政治学家把分析重点放在日本企业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以及官方对该地区的援助政策上。他们看到,有证据显示日本企业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正试图把亚太地区经济纳入区域性的由日本大公司管理和主导的工业和金融结构或体系。他们的结论是,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日本正企图建立一个由它控制的东亚势力范围。不同的是,这次是用和平的经济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在政治学家的眼里,亚太地区的经济是一个越来越受日本跨国公司和政府控制的等级结构。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则着重分析了商品流动,以及可以模型化和量化的经济指标。他们从数据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和大型企业并不要在东亚建立一个排他性的经济集团。相反,他们坚持认为该地区发生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和每个公司对这种力量的反应。他们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有一个单独的亚太地区经济体的存在,或日本有意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势力范围。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政治学家把亚太经济看成是由公司、国家等行为者组成的等级体系,经济学家却用经济驱动力和经济指标来分析区域经济。相互矛盾的结论说明两组专家在基本理论假设,对事实的分析和分析方法上的不同。吉尔平总结说,两个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与其说是矛盾的,不如说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分别使我们看到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理解。【注释】《全球政治经济学》,第31-33页。【注尾】

  英语中有一句话,叫做“你寻找什么就会找到什么”(What you seek is what you

  find)。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说明了这一点。国际事务是一个如此丰富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体系。从任何角度充分挖掘,多少都会得出有启发的见解或结论。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把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原理表达得甚为完美。但如果跳出国家的樊篱,透析国家力量的来源,从国际关系结构的状态来分析国家应追求的目标,国家相对力量的动态平衡及国家安全水平,则会进一步提高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这正是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贡献。结构现实主义是对古典现实主义的补充和发展,而不是否定。毕竟一国在结构中的地位还主要是由其国家实力决定的。然而,政治并非国际事务的全部,在《相互依存经济学》一书中,理查德·库伯从理论上确立了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国际政治合作的重要性。【注释】Richard

  .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8).【注尾】他强调说,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分割化,引起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威胁了世界经济的开放和效率。他的分析从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较成功地为国际政治合作和协调的必要性提供了经济理论基础,推动了用政治和经济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国际事务的方法的形成和发展,并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四 《全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讲到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使人不禁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西方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从理论体系上讲,它们是两个成熟的学科,包括完整学科的几乎全部的要素,有核心概念、基本原理、操作性强的分析手段、规范的理论模型、明确的价值取向,以及具体的政策建议。相比之下,国际关系学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学说的水平,还更多地停留在“唯象理论”的层次。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得较多是“国际关系理论”,而不是“国际关系学”

  。

  相比之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个“例外”。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分支领域,却享受了更好的“待遇”,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被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注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英文是International

  olitical Economy,

  它既可译为国际政治经济,也可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可能由于它是作为一个理论流派诞生的缘故,所以通常被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上,苏珊·思特兰奇提出的关系力量和结构力量,以及结构力量在形成和决定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作用论述,有一定理论深度。复旦大学陈其人教授在《帝国主义经济政治概论》中提出的垄断资本主义是个世界体系的理论,以及以垄断利润为核心的分析体系,在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上都很有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注尾】但要名符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吉尔平的《全球》一书被同行誉为“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但它还只是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经济学等学科的综合。正如他自己总结的,他的理论是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结合,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

  理论。

  《全球》一书的分析明显带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色彩。吉尔平是在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对比中,阐述什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例如,他写到经济学关心效率和经济交换中的互惠关系,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关心的问题则更广泛,特别关心市场活动中收益的分配,对此经济学则不感兴趣。尽管一个有效的国际市场会使每一方都得益,但这种利益的分配很少是平等的。一个国家通常都非常关心它们的相对收益;经济学家把市场视为一个能自动调节的机制,不需政治干预,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则关心世界经济对国家的权力、价值观、政治自治的影响。国家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其价值观和利益,特别是权力和行动的自由,同时也试图操纵市场力量,增加其权力和对他国的影响力;经济学家通常对国际机构对经济事务的影响漠不关心,只注重市场机制,而影响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活动的国际组织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关心的重点,因为它们会极大地影响利益的分配。【注释】《全球政治经济学》,第77页。【注尾】

  此外,吉尔平还指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一个静态的分析方法,无助于理解经济变化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例如,它不能解释技术革新和消费者品味的变化如何对经济发生长期的影响。用保尔·克鲁格曼的话说,新古典主义的方法缺少时间维和空间维,假设经济活动发生在抽象的宇宙,没有历史,不管地理环境,不受政治组织的影响。尽管经济学家也承认,国家应该建立规则,规范经济活动,为私营企业提供有利的经济环境,帮助克服市场缺陷(Market

  Failure)。【注释】《全球政治经济学》,第103页。【注尾】但这些都被视为外部因素,理想情况下市场是可以“自行其事”的。

  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几种新的经济理论,有助于克服上述不足。如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理论。这些理论挑战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假设,即完全竞争、经济规模的回报率恒定,以及市场活动的参与者掌握了完全的资讯。新理论注重分析寡头竞争、规模经济和技术革新,同时分析中也融合了历史过程、组织机构和空间位置等因素。这些经济理论虽然还不完善,有的颇有争议,但补充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把这些新理论揉合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去,是吉尔平决定写《全球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修改《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的原因之一。

  总之,吉尔平认为,用纯粹的经济学方法分析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财富分配、分析世界经济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和国际组织的作用,是不够准确的,也是不够全面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同意有一个主导全球经济的普遍经济规律和经济力量。虽然,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经济一体化得到不断深化,但是国家和国际经济的差别还是存在。政治边界仍然把一国的经济和经济政策与其他国家分开,政治考虑仍然极大地影响一国的经济活动。国家和其他强有力的行为者,都试图运用它们的权力影响经济活动,以达到经济和政治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注释】《全球政治经济学》,第102页。【注尾】在吉尔平看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至少包括:财富的分配和经济活动、民族国家自治、国际组织的政治、霸权稳定理论,以及全球经济的治理。【注释】在《全球政治经济学》的第4章,作者集中阐述了国际经济政治学研究的方面,这些方面被列为小节分别加以论述。【注尾】

  五 结 语

  吉尔平的《全球》一书是近年来出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本重要的著作。该书非常详细地评述了自1987年以来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最新发展,分析了近1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在此基础上修改和发展了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作者不愧为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对大量文献的评论颇见功底,读来很受启发。在分析全球化的动力、国家政策、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以及投资和金融的互动结果时,作者运用经济和政治的融合方法,给人印象深刻。

  当然,书中的一些具体论点和见解,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吉尔平认为,发展经济学已经衰亡,依附论等已经过时,现在是经济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注释】《全球政治经济学》,第306-316页。【注尾】这显然是美国中心论的体现。美国学术界可能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但不能完全代表一个理论命运。其实,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学还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研究领域。

  总之,要使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无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吉尔平的这本新著体现了学术探索的积极发展。

  刘慧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学副教授,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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