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是一本由（美）莫里斯·迈斯纳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600图书，本书定价：7.85，页数：19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精选点评：
●看的是港版。翻译还是不够好啊，不过这本书的原文不大好读。师爷的名著。
●“包办替代主义”作为论述的主线，其内涵与根源挖掘得未免浅陋；在一些场合中，作者囿于立场，还是有所偏私。对毛保守性两面性的分析，至悲至当。 史料算不得单薄，但也不见得厚实，从讲清楚故事的角度来说，我宁愿相信是作者有意地进行了舍弃。
●读一读。
●议论娓娓道来，特别是在几个月前刚刚看完国史教科书之后再来读此书，不能说教科书有错，而是这本国史所表达观点更接近于历史写作。ok，国史老师们可以下课了
●我看的是港版，赫然发现竟然国内也出版过！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第二次读，依然震撼
●补，钱理群《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
●简直就是御用的党史写手~唯一区别是。这是个外国人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读后感(一)：政治启蒙
该书比较客观的评论了近百年的中国革命尤其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夺取政权，建设国家的历史，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录和思考，完全颠覆了我对文革的既有认识。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读后感(二)：更全面一些中国近现代史
因为父辈经常会在微信上转载一些崇拜太祖的内容，做为一名85后，从历史教学上能读到的中国近现代史很多已经语焉不详，而一些野史资料更多像是故事而非历史。
在万能tb上买到了这本书，整本书是理论是史料相结合来讲的，比较严肃，读完之后对于整个太祖时代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个人见解，太祖做为一名诗人和革命家，确实是有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而且很擅长破坏性的革命。但是在打下江山之后，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其实是有很多苟且和妥协的，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治国机器。但是太祖还是希望能用一波波运动式的方法来治国，这样就给郭嘉带来了灾难。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读后感(三)：一个中立者眼中的中国近现代史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的副标题是“人民共和国史”，所以书本从分类上来说应该属于一本史书，这也是我第一次阅读国外作家写的史书，和有着中国传统写史风格不同的事，作者除了以精炼却又详实的语句写出了必要的史实外，更多的篇幅在于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论上，其中不难见到作者鲜明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所以说这是我一次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要感谢老师和这门课，能让我有这样一个阅读的机会。
随后，作者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介绍了“五四”运动、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战等等新中国建立前的历史事件。而作者却没有抛弃之前已经提出的民族主义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相反的，作者试图去抓住其中反映的民族主义，并利用这个现象去解释这些事件造成的部分深远的影响。“国民党领导人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理解决不会越出他们所愿接受的范围，他们把这一革命归结为两个目标即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对于民主议会的共和国的观念和理想，他们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事实上，这一革命从其肇端之际起就暗示着中国新的政治制度在本质生将是一种军事制度，并且非常明确地排除了(或至少是推迟了)在农村进行反封建的社会革命。一句话，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过是一场纯粹的民族革命。”“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涯的一开始，他那根深蒂团的民族主义冲动便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中国革命几乎就是世界革命。”而对于毛泽东在此间的重要贡献中，作者更着重指出了他的唯意志主义——我们通常说的“人定胜天”——形成的经历：“长征的心理意义是十分难以确定的。至少就毛泽东而言，长征的经验强化了他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这就是，人只要有高度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觉悟，就能够克服所有的物质障碍并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铸造历史现实。”“毛泽东早期的(并为他一直坚持的)思想倾向是一种深刻的唯意志主义信念，即历史(以及发动革命)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意识(观念、意志)和人的行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当毛泽东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原则并未使毛泽东放弃这个信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来构造客观社会现实。”
而作者的详略也显然很有讲究，在用大概六分之一的篇幅介绍完共和国前的中国史之后，作者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来叙述和阐释从建国到文革结束这段30年的历史，或许从时间尺度上来说，这样的篇幅安排是有失公允的，但是从研究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说，这样的安排却显示了作者的独具匠心。在这段历史的描述中，作者尽力去平衡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正面以及负面的评价，尽力去维护客观视角。但作者从来没有放弃去发现一些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比如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中的工业化进程中，作者发现“在工业化对专制的纪律、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合理性的要求面前，对群众和群众组织的创造性与自发性的革命信仰逐渐消退”。对于“反右”运动，作者更是赋予了这个事件一个国际化的视角：“在双百运动时期，中国地弃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开始走上了独持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宣布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实行自主，脱离苏联及其所大林传统。然而，一个严酷和可悲的历史嘲讽是中国虽然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却未能相应地抛弃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内的斯大林主义的方式。由于对1957年5月和6月期间短暂地“鸣放”了一下的批评者的镇压，使抛弃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方式与思维模式的可能性成为泡影。从此后中国走上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是通向双百运动曾允诺的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目标。”
而作者对于“文革”的阐释，是我觉得最为精彩和独到的。作者从建国之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步步为营地阐释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执念于平均主义、民粹主义和唯意志论主义者对于官僚主义侵蚀革命成果的恐惧与担心。“然而，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中国的官僚主义者确实是以新的剥削防级的形式出现的。他们使用政治权力侵占了一部分工农群众生产出的剩余产品。他们不是在私有财产中而是在他们掌管的国家“公有制”中享有既得利益，他们利用公有制为他们本人及家庭谋取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他们不是通过财产所制，而是通过(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实际上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的身份来获得地位和特权(无论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已经成为或至少正在变成一个虽然没有时产但却是功能齐全的资产阶级。”而与此同时，“毛泽东不能够也不愿意承认建立政治民主制度以及从制度上保证思想自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事实将证明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致命缺陷之一。”所以，作者认为“毛泽东主义是一种面临着协调现代经济发展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的目的之间的矛盾困境助理论。它始终未能认识到．普遍的民主既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之一。”“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无数政治团体或行动者都各自采用最适合自己特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阶级观点，这是不足为奇的。”
而对于文革在中国人民心理方面产生的深远，也许我们没有看多，或者也不愿意承认——“毛泽东发动的最后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即文化大革命。也并没有实现其所声你的日标，这场革命所得到的仅仅是失败后的人民在政治上的幻灭感，接踵而至的便是群众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在经过了70年代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拜占庭式的政治斗争和宫廷阴谋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厌倦了的民族。这些斗争相阴谋玷污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史的最后篇章。事实表明，而对这种政治弊端和笼罩着的经济危机，毛泽东主义已无力再提供新的补救措施或新的办法了。一个逐渐玩世不恭并对政治十分冷漠的民族已很难为陈旧的革命口号所鼓动或为新的思想说教所打动。”
当然，作者在对于民族主义在我看来有过分强调的嫌疑，但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一个接近于中立者视角的眼光来看待这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是独特的，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读后感(四)：不是评论，只是学习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如果革命意味着用暴力摧毁政治制度以建立新的社会，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欢呼庆祝的这场革命，其深远意义决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就政治破坏性而言，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决不逊色；在为社会发展并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也具有同等时重要性；并且，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没有任何单一的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没有一个引天挂目的革命事件是决定性的，就像巴黎群众一举攻占巴士底狱几或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震撼世界的10天”里一举夺取政权那样。对于中国革命者来
说，既没有巴士底狱可去进攻，又没有冬宫可去占领。（前言P3）
中国革命者运用西方的工具和观念不仅砸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而且也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束缚，在他们对中国采来的幻想中，排除了以儒教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以及西方对币国的支配。P4
豪绅的腐败是阻碍从内部对封建帝国制度进行改造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这样一来就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到来。除了这一因素外，再加上缺乏一个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和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使得中国未能走上被巴林顿·穆尔称为“通向现代化的保守道路”，即类似于明治时期的日本所走的道路。当然，中国曾进行过这种尝试，继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蒙耻之后，保守派的“自强者”企图使中国“现代化”，以保护满清帝国和对付来自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并在内部巩固旧的儒家社会政治制度。但是，这是一种无力的挣扎。这种努力的无济于事表现在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表现在19世纪来中国被瓜分为一个四分五裂的殖民地。垂死的清王朝又苟延残喘了10年时间，而在1911年的那场准革命中才默默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P7-8
长期以来，以豪绅为社会基础的封建帝国制度的瓦解崩溃又反过来加速了豪绅在现代的衰落，封建帝国的终结不仅使儒家思想体系失去了政治上的代表(这种思想体系在传统上对豪绅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一直是推崇备至的)，而且也使豪绅阶级的成员丧失了他们长期以来赖以获得财富和政治保护的官僚网络。豪绅作为垂死的地主阶级蹒跚地步入了20世纪，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实行最野蛮的社会经济剥削的传统形式，而这已不再如传统的政治和道德法令的约束了。作为这种剥削的牺牲品的农民最终有机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即以一种无情的土地社会革命的方式最终于20世纪中叶消灭了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豪绅地主。P8
由于农民地方性自给自足的经济存在方式的性质，因而农民是一个软弱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眼界狭隘，缺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从政治上表达自己的不幸和利益的手段。与传统的中国历史时代一样，近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的基础上的，但是，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多数情况下，农民对于中国发展的社会政治方向很少有所作为，并且几乎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民具有采取有力的政治行动的潜力，并的确具有采取革命行动的潜力，但是，靠农民自身是不可能发挥和实现这种潜力的。农民需要由其他阶级的成员提供领导、组织和思想体系，这样才能使农民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行动者，而不再单纯是近代历史上的牺牲品。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其自身不仅在政治上是软弱无能的，而且也缺乏社会的或经济的力量。P9-10
然而，重要的是，曾统治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地主豪绅阶级的衰落和腐败，以及现代资产阶级太不发达以致无法将自己建立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阶级。越来越具有寄生性的地主豪绅所以能够在旧封建帝国垮台以后生存下来，仅仅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事实上也不愿意〕作出消灭它的尝试。
一方而具有特殊的革命潜力，另一方面又具有保守的历史内蕴，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这种保守的现象明显地反映在清王朝末年出现的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割据和20世纪的军阀统治及l 927年后的国民党政权中。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政治权力不是用以改变中国社会的工具，而是用来维护现存的(特别是农村的)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的。而中国文化一政治精英人物的出现则表现了革命的潜力，他们赋予革命运动以更为激进的冲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所可能允许的范围。P11
更确切地说，在l9世纪90年代，这批人数不多但非常重要的地主官僚精英的后裔开始丧失了对儒家价值观念的效用(并最终对儒家的道德准则)和传统制度的信任。在受到西方观念影响的同时，他们敏锐地认识到，旧的统治阶级无法对外国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的生在带来的日趋严重的巨大威胁作出有效的反应。他们在理智上逐渐背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其中有些人由于不愿意无保留地接受传统的、被奉为神圣的价值观念，所以不愿意在旧制度中接替其父辈的位置而成为社会领导者和政治统治者。一部分属于传统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后裔的年轻士大夫开始使自己游离于本阶级之外，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新阶层的核心，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正是从这一阶层中产生出来的。正是豪绅阶级的后裔们(他们实际上是这一阶级的背叛者)，将充当最终摧毁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豪绅阶级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并为这个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使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历史中具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地位的，并不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声望，而是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定条件。P12-13
在一个以大规模的社会解体和文化解体为特征并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动乱的环境中，在代个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极其弱小，因而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自主的力量而发挥作用，并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P13
但是，知识分子自身并不能创造历史。由于割断了他们与其所属的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知识分子虽然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但在政治上和历史上还是处于软弱地位。只有当知识分子感觉到将自己与其他社会阶级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并把握住这种时机，从而成为表达穷苦群众的社会经济不满情绪的政治代言人，并将群众的活动纳入新的政治活动的形式中之时，知识分子才能够认识和利用现代中国历史环境提供的革命变革的潜力；也只有在这时，悠续只分子才能利用时机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改造社会现实。19世纪90年代，当豪绅阶级的后裔们放弃了接替其父辈的统治者地位的道德权利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出现时，他们播下了现代中国革命的种子。但是，严格地说，是30年后当知识分子的历史与人民大众的历史相互交融时，现代中国革命才真正开始。P13
这类知识分子之突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并不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榜祥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同时传播所导致的直接启蒙这种简单的行动的结果。那些将建立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所以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启蒙作用，是因为他们在这一理论中看到了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途径。但是，他们了解中国现实环境的方式，他们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企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式，都深深地受到过前期知识分子禀性的影响。P13-14
民族主义与在文化上对传统的背叛这二者令人不可思议的结合，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毫不奇怪，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民族性，因为民族主义(及其早期的明确的反帝性质)是内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从中产生和发展的那些历史条件的。因此。P14
中国人民最为关注的事情，不是维护独特的中国文化或独特的中国社会制度(尽管一些人努力尽可能地挽救那些看来值得挽救的传统)，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兴旺的强大的国家和社会。正是这种关注，决定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所有新思想的理解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也概莫能外。P15
产生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言人是严复和梁启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力量基础并不单纯是西方的物质成果，而且还有产生这些物质成果的生气勃勃的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包括竞争和进步的观念，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和征服自然的观念。之所以要将这些西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介绍给中国并为中国人所运用，是因为知识分子认为，造成近代中国经济贫困和政治软弱的儒家传统缺乏这样一些的观念。P16
在对中国旧传统的无情反叛和否定的同时，人们表现出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强烈信任。青年人将是新文化新道德的载体(因而也是创造分个崭新的、年轻的中国社会的动因)，因为青年人被认为较少受到旧传统的腐蚀，也可以指望他们免受不健全的文化和病一态社会的影响，他们还比老年人更愿意接受新观念和新思想，因而他们被视为拯救民族所必须进行的文化变革的主要力量。P18
《新青年》周围的知识分子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实际上它也是现代中国知说努子的总体特征――是极端相信观念是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并且始终认为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必然应先行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毫无疑问，强调(和过分强调)观念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观念的重要性，是知识分子的一般倾向，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这种趋势的强度和密度看来都是空前的(对此，毛泽东主义提供了当代的证明)，它意味着某种强调意识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的普遍倾向。P18-19
《新青年》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至少在陈独秀于1919年后转而归依马克思主义之前，它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但是，一旦政治事件迫使它的撰稿人和读者放弃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它最终便产生出了马克思主义者。P19
对手申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P23
但是，共产党人不久就认识到，在一个处于残暴的军阀力量统治和掠夺下的国家里，纯粹的军事力量是决定政治事件的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镇压和摧毁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远比组建这些组织要容易得多。P27
共产党人承认国民党在资产阶级革命或称为“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在统一战线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联盟于1924年1月正式建立。苏联向广州的国民党提供了武器、金钱、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其目的在于建立一支现代军队进行北伐以最终统一和解放中国。而莫斯科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则只是精神鼓励和政治劝告。P28
但是，中国需要的决不仅仅是一场纯粹的民族革命，它需要革命的深入发展。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的社会阶级和团体给予了“民族革命”以激进的推动力，它远远超过了构成国共联盟之基础的那些有限目标。在城市里，新一代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反抗早期产业主义的非正义。在农村中，农民组织起来(或被组织起来)推翻传统的地主阶级统治。而那些己被政治化并被组织在现代政党内的激进知识分子则热切地投身于这场群众革命运动之中、并且他们也能够领导这场运动。正如1925-1927年间的大革命高潮所表明的那样，所有这些力量是不可能被限制在“民族”革命甚或更宽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狭隘范围之内的。P30
但是，促使工人奋起反抗的原因还在于或主要在于早期资本主义的产业主义所造成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生活在外国势力支配下的城市并在外资工厂或外国人管理的工厂中劳作的工人看到，剥削是与外国人密切相联的。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的压迫与外来的压迫的结合，使得工人运动具有特殊的战斗力。P32
到l925年中期，在广州所在的省区亦即国共联盟力量的主要军事政治根据地广东，就有5 0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在两年时间里，广东农民组织的成员增加了4倍，农民组织迅速地扩大到其他省份。这里面当然包含着民族主义和反帝的情绪，但是其主要动力是来自对社会正义和经济生存的根本要求。P32
正如五卅运动导致了国民党力量的急剧壮大一样，五卅运动也同样引人注目地增强了国民党的同盟者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人数不超过100人，到1924年也不过增加到500人。但到了1925年年底，由于在此之前的6个的群众激进化，共产党宣布自己已有2万名党员，而到了1927年上半年，党员只人数又几乎增加了2倍，达到了5.8万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更加庞大，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它吸引和组织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和青年工人。此外，主要负责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共产党活动家对这些新的群众组织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他们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号。而且，在国民党自身内，在以广州为基地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新军中，共产党人都占据着重要的职位。P33
在1927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当国民军在对中国南部和中部省份的征讨中取得节节胜利，从面显示了自己的军事优势之时，群众革命运动也发展到了其最高峰。而国民党的纯粹的民族主义目标与群众的社会革命愿望之间的冲突，也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当蒋介石获得其摧毁群众运动、抛弃其俄国施主和共产党同盟的军事实力(并得到上海上层资产阶级财政上的支持)以后，这一冲突爆发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P35
共产党人从其毁灭性的失败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在其后的岁月里，这些教训指导着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在现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军事力量是决定政治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国民党正是依靠其在军事上的优势，在1927年击败了共产党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个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的一个教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总结出一个新的著名的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虽然蒋介石在毛泽东提出这一论断之前就已实践了这个原理，但是，毛泽东吸取了蒋介石给他的教训，因而他是一个更高明的实践者。共产党人现在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革命必然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毛泽东还认识到，莫斯科并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贮藏所，至少就涉及中国革命的情况是这样，因为正是由莫斯科制定的那种“统一战线”战略，才使中国共产党人惨遭败绩。中国共产党决不是要否定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他们现在决心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其后，他们又对农民的革命潜力作了新的估价。这一方面是出于需要，因为现在共产党已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效地开展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新的革命的前提。尽管那种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一再强调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但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已不再受这种教条的束缚了。P36-37
如果说19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现实的，那么资产阶级革命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诚然，在1927-1928年J间，国民党军队北伐的胜利确实获得了某种国家统一的外观，尽管它是建立在群众运动的废墟之上的。但是，南京的新国民政府没有为城市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任何推动力和机会，尽管资本主义是其政权的基础。它在农村则力图维持社会现状，满足于将权力建立在传统的地主豪绅的现存地方势力的基础上。因而即使只把国民革命当作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革命，国民党的胜利也只是表面的和不完全的。因为“国家统一”并不是建立在消灭军阀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与中国北方较为强大的各军阀武装结成不同的、脆弱的联盟的基础之上的。而“民族独立”则意味着与帝国主义列强握手言和并让外国经济继续左右着本民族的经济发展。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依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共产党人肩上。P39-40
所以，仅仅是“我们还活着”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成为一件含有重大心理意义的事情。它还产生了伟大的政治结果，因为它不仅证明了革命使命的合理性，而且还证明了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智慧的合理性.实际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这种建议似乎并无不当――产生于长征。毛泽东像先知一样把红军的幸存者带出了荒原。尽管陕西并非理想之地，但后来革命的不断胜利将会实现毛泽东的预言，证明他的政策的正确性。虽然人们在延安时期还没有发现像在近几年所看到的那种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更为极端的崇拜形式，但是，某种神秘性和敬畏感已经在他的名字和他本人的周围萌芽生长。P47
毛泽东早期的(并为他一直坚持的)思想倾向是一种深刻的唯意志主义信念，即历史(以及发动革命)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意识(观念、意志)和人的行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当毛泽东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原则并未使毛泽东放弃这个信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来构造客观社会现实。P56
为毛泽东主义者所着力赞扬和高度评价的延安传统，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遗产.另一部分是神圣的革命价值观念方面的遗产，但这两部分很难截然分开。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中，很多毛泽东主义的独特做法，早在延安时代实行的制度和实践中就有其萌芽形式。在政治领域中有减缓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统治形式的发展的群众路线原则的实践;“精兵简政”运动;为适应地方的需要和条件并为广泛的群众参政提供条件而分散政治结构的主张;以及要求党的干部、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与群众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下放”、“下乡”运动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缩小〔即使不能消除〕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裂缝，它们反映了毛泽东长期敌视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同时，这些措施也是其后那场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前奏。P65
1949年的胜利奠基于其上的延安10年的历史和经验，加强了毛泽东关于精神力量高于物质力量、人的因素优于机器的因素的信仰;坚定了他关于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的信念;同时它还使毛泽东认识到。思想上精神上的团结比由任何官僚组织提供或强加的人为的团结更为重要。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看到了，革命的胜利是在大规模的群众社会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正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积极地卓有成效地支持和参加了这场革命，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P68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看来与通常的“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历史模式完全不同，正是这一点，使得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历史重要性。而所谓通常的模式，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当革命者成为统治者以后，革命便寿终正寝。一旦新的社会统治者着手处理革命胜利后的种种棘手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时，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伟大目标便被象征性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新的统治者与旧制度的传统和残余势力相妥协，并有意无意地使历史进程背离自己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的理想和希望。在这种为人熟知的革命历史的模式中，革命的乌托邦目标转瞬便成为空洞的仪式，以便在革命胜利后的时代里出现的新的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合理化。P74
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被拿破仑的专制政权和官僚保守主义弄得面日全非。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和保守的官僚政治的另一种统治形式则败坏了俄国革命的承诺。从巨大的革命动乱中产生的社会完全不同于它们所取代的旧社会，但是它们也完全不同于革命者最初设想的那种理想社会。这样，人们便不无道理地广泛使用“热月”、”波拿巴主义”这类术语来描述革命的生存周期，因为，一般说来，革命胜利后的主要历史进程是以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化为特征的，它与革命所允诺要实现的新社会的理想只有些微相似之处。革命理想的仪式化进程和革命动力的普遍衰减，是研究革命的学者都极为熟悉的现象。人们常用一些熟悉的术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克兰·布兰顿很久以前就曾把“热月反动的普遍性”这一术语用来指称支配革命的生存周期的“规律”。P75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读后感(五)：读《毛泽东的中国及毛泽东之后的中国》
读《毛泽东的中国及毛泽东之后的中国》
终于看完了600多页的《毛泽东的中国及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大概花了一个星期左右。作者莫里斯先生大体来说比较客观地论说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两条路线之争，并说中国社会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路线带有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刘少奇代表的苏联路线会使中国朝着两极分化的道路越走越远。作者对两条路线都进行了批评，最后也赞扬了毛泽东时代巨大的经济成就。毛泽东时代是以邓小平代表的官僚阶级对毛泽东主义者的全面清洗并最终牢牢把握国家政权而结束的。后毛泽东时代依然是官僚阶级把握国家政权而专政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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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整理笔记，觉得这篇笔记有些地方可供大家参考；多数为内容总结和文摘，部分地方附有我的评论。
另一种角度的考察（中译本序）
摘要：
“中国历史需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去考察。”
“作为当事人去研究本国的历史，有许多优点，但也因为是当事人，也就难免有其局限，难免受到种种主观条件以致主观情感的制约；在一些事情上反而是旁观者可能看得更加清楚，这正是外国学者的有利条件。”
“莫里斯迈斯纳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多年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主要著作有《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
“本书将尽可能合理公共地评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功与过。”
莫里斯的观点：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是一份含混、矛盾的遗产，其标志是前进的社会经济与倒退的社会政治之间的深刻矛盾。”
“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舆论的千篇一律并不是一件好事，它会导致思考力的萎缩和不动脑筋的盲从。”
修订版前言
本书写作始于70年代初，1977年出版第一版，后来又有修订。
摘要：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这些年中，邓小平和他的伙伴们使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了令人注目和引起争议的变化。”
“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后毛泽东时代很可能是以官僚主义的持久存在及官僚主义对社会的继续统治为标志。”
“毛泽东主义以及后毛泽东主义的中国都没有能够坚持其领导人的社会主义主张。”
“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也不可能变为其中任何一个。”
“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革命者成为统治者后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而不是他们取得的成就。”
“尽可能合理公正地评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还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功与过。”
前言
摘要：
“人民解放军是农民军队。”
本书内容安排：
第一部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历史环境总论，阐述他们直接碰到的、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
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叙述和评价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即从1949年到1976年。
第一部 革命的传统
第一章 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
主要说的是：近代中国各阶级的力量都非常弱小，没有哪一个阶级占据着社会统治地位。中国革命的冲力是文化政治精英赋予的，它超出了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即生产关系超出了其生产力所允许的范围，步子迈得太大了。
“革命的思想体系皆来自西方。”
“帝国主义不自觉地为革命创造了社会条件。”
“革命不仅砸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而且也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束缚。”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是人数甚少且经济虚弱主要从事商业和金融业而不是工业的资产阶级，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帝国主义。”
“1911年产业工人的人数不超过100万。”
中国所有的阶级都软弱：
以豪绅为社会基础的封建帝国制度的瓦解崩溃反过来加速了豪绅在现代的衰落。
豪绅地主的衰败导致了：在现代中国，存在着政治和军事力量与社会和经济力量相分离的趋势。
豪绅阶级的腐败、资产阶级的虚弱、国家组织能力或曰权力的涣散，导致中国不能从内部对封建帝国制度进行改造以走上“现代化的保守之路”，即类似日本明治维新那样。
农民是一个软弱的社会阶级，其眼界狭隘，缺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表达自己不幸和利益的手段。
中国农民具有采取有力的政治和革命行动的潜力，但依靠农民自身是不可能发挥和实现这种潜力的。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其自身不仅在政治上软弱无能，也缺乏社会的和经济的力量。
近代中国社会基础：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相对独立性。在一个没有任何社会阶级处于支配地位且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软弱无能的社会去里，政治权力倾向于日益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并从总体上支配社会。
国民党依赖于地主和金融家、有产阶级。
共产党依靠农民阶级，但是不是农民的党，而是更具革命性的政党。
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一方面具有特殊的革命潜力，另一方面具有保守的历史内蕴。
中国文化政治精英人物的出现赋予革命运动更为激进的冲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所可能允许的范围。
第二章 背叛传统的知识分子
主要内容：中国近代的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官神阶级分化而来，并且主要作为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开始反传统，后来又反西方现存的制度，最终选择了批判西方现存制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思想的归宿。
矛盾：作为民族主义而反传统，作为民族主义而进行社会革命。
在中国，军事力量决定了一切，于是共产党人开始搞起了武装暴动，但其依靠的是农民阶级，其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
第四章 革命的毛泽东主义和延安精神
长征的经验强化了毛泽东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即，人只有高度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觉悟，就能够客克服所有的物质障碍并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铸造历史现实。
长征的经验赋予毛泽东一个巨大的信念，即，他的命运就是领导他的追随者去完成他们的革命使命。
苦行主义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后来大力宣传的“延安精神”的核心。
长征幸存下来的人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即，他们肩负的革命具有一种神圣的性质，并产生了一种近乎宗教性的献身感。“我们还活着”这种事实产生了伟大的政治结果，它证明了革命使命的合理性，还证明了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智慧的合理性。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是依靠广大的农民。日本的侵略强化了革命的形势，并为革命提供了新的机会。
毛泽东主义的起源：毛泽东并非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并非完全的列宁主义者，他有强烈的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
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表现：对职业专门化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度不信任，强烈的反官僚倾向、反城市的癖好及其革命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的浪漫气质等。
正统的马列主义者不能在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具有民粹主义的非正统的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人能够依靠农民取得资产阶级的革命成功。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
作者反复强调，毛泽东据具有强烈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
“他（毛泽东）倾向于按照道德和思想标准而不是按照客观的社会阶级标准来确定人们的‘阶级地位’”。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主义没有谈到一个关系到革命目标和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即，一个几乎完全与城市工人阶级相分离、完全依靠农民支持的共产党，如何实现旨在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国风：党和领导人的主观意识会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也会变质、也会背叛革命）
延安传统
主要内容：延安传统对于大多数领导者而言是可以被利用以服务现实政治的工具，而不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但对于毛泽东主义者而言恰恰相反，它为未来提供了革命模板。
摘要：
“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把‘延安精神’称颂为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
“对许多共产党统治者来说，这一革命的时代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埋葬在历史中，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记念这个时代，但它已经不能真正适应当代的需要了。而对其他人来说，特别对毛泽东和受他的影响最深的人们来说，延安经验不能简单地成为一种记念的对象，它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
（国风：大多数政治者在欣赏革命戏曲时不过是为了回味自己历史的光荣或者考虑到它对现实政治合法性的证明意义。而又极少部分人却浸入其中，决意革命到底。）
“延安传统，一方面是制度方面的遗产，另一方面是神圣的革命价值观念的遗产。”
第二部 新秩序
第五章 胜利后的困境
主要内容
革命的理想与革命的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革命胜利后，革命者成为统治者，由于考虑到现实的、近期紧迫的问题，革命的理想和目标便无期限的往后推移。而在这推移的过程中，革命的热情也逐渐消退，而最终统治者逐步变成了反革命者。这是中国这种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普遍的困境。
社会主义者可能会失败，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对于人类争取解放和自由所做的极大努力。因此，从历史角度而言，他们的行动是积极的、进步的。
摘要
罗伯特 米歇尔说：“社会主义者可能会获得胜利，但他们获得的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奉者获得革命之时，就是社会主义的灭忙之日。”
“一旦新的社会统治者着手处理革命胜利后的各种棘手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时，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伟大的目标便被象征性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新的统治者与旧制度的传统和残余势力想妥协，并有意无意地使历史进程背离自己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的理想和希望。在这种为人熟知的革命历史的模式下，革命的乌托邦目标转瞬便成为空洞的仪式，以便在革命胜利后的时代里出现的新的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合理化。”
（国风：毛泽东是这种模式的反例。另外，以虚假的革命的名义镇压真正的革命，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革命成功后所出现的是，革命理想的仪式化和革命动力的普遍衰减。
“在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具有较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政府（即使它还不能提供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成就，而且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
第六章 新国家
内容：
第一，新国家实际上由不代表工、农、资三阶级的共产党掌控并独裁；
第二，新国家组织严密、高效，迅速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并恢复了经济，稳定了社会秩序。
第三，新国家的统治者没有继承就官僚主义，却将产生新的官僚主义。
文摘：
“毛泽东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同，他是一个杰出的民族革命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世界革命的代言人。”
“中国的情况不同于俄国，建立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以统一全国并规定政治制度，是人们普遍的希望，而不会被看成是对革命诺言的背叛。------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是当时的发展要求”
“在1949——1952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遍及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将是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在改造基础。”
（国风：基层的改造将释放出强大的力量）
“在大多数革命的形势下，人们并不能在恐怖与非恐怖之间进行选择，而只能在革命恐怖与反革命恐怖之间进行选择。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惨遭反革命恐怖之苦，所以，人们不要急于对革命恐怖进行道义上的谴责。------‘革命暴力是人们为与受压迫的过去决裂和建设一个较少压迫的未来所进行的部分努力’，这是一种历史的现象------但是，在革命的许诺与革命者的实际行为之间的裂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能单凭未来的许诺来先天地证明革命暴力的合理性，这也是一种历史的现象。”
“只要国家存在，就没有自由。”
第七章 城市：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衰
内容
共产党在三年里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取得了其在城市里的专制而又高效的绝对统治权。这些措施包括，一依靠知识分子、旧官僚、资本家的力量；二，利用了普通市民希望和平安定的愿望和民众普遍的民族感情；三，建立各种党领导下的组织以及举行了各种政治运动。
共产党政权取得了一系列的社会成就：一，迅速的、及有成效的禁烟运动；二，消灭了妓院、毒品、赌博和酗酒，恢复了公共道德；三，彻底地驱逐了外国人，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
党的多数领导者很快城市化了，并很快产生了城市派领导人与农村派领导者之间分裂和矛盾。
文摘
博德：《北京日记》：
“共产党的排外主义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饱受欺凌和压迫的结果。共产党人力图向人民表明，人民才是自己家园的主人，它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染指。”
“新政权是专制的并且经常使用压制的方法，但是你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城市第一次得到真正有效的治理。”
“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依然是一个‘农民党’”。
第八章 土地改革：农村的资产阶级革命
内容
作者认为土地改革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
“土改”的积极意义，一，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平均每年为15%；二，耕作技术和积极性都有很大的提高，三，经济地位得到提高；四，基层组织得到建立；五，农民政治觉悟有所提高。
“土改”的局限性，一，没有改变农民普遍的贫困，二，剥削依旧存在；三，土地更加分散；四，佃农生产率和收入未增加。
总体来说，土地革命是有着积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的深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
文摘
“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过1949年以前的阶级斗争的农民来说，土地革命不啻为一剂有效的心理体验的补偿药，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政治行动，它将一种新的意识注入他们自己的权力之中，并赋予他们以一种关于未来的新的希望。”
第九章 工业化的社会后果与政治后果
内容：
工业化与官僚化的矛盾。共产党的专制是中国的经济落后客观产物，是人们普遍期望工业化的迅速实现的产物。苏联模式的五年计划导致了政治上官僚化的加剧以及革命热情的消退，工人阶级越加远离政治权力中心。
手段和目的矛盾。工业化的发展曾被设想成为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目标的手段，但是随着事件的推移，工业化本身成了首要的目标，而社会主义目标则被推迟到遥远的将来。
高岗的清洗是消除苏联影响的结果，而肃反运动是为了巩固这一结果。
第十章 农业集体化
为保证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五亿农民承担了沉重的代价
农业的集体化是在和平中由慎重到激进的。由于看到革命热情的消退、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高涨的热情，毛泽东主义者促进了农业集体化的激进。
第三部 革命的复兴
第十一章 百花齐放：社会主义、官僚主义与自由
工业化迅速发展导致了官僚化的加剧，毛泽东主义者为了将经济发展与防止官僚化问题结合起来，发动了双百运动。
双百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官僚化的批评威胁着官僚阶级的利益，不赞成政治民主制度的毛泽东为了社会的稳定默认了官僚阶级对知识分子的压迫。双百运动的失败导致了更加严格的思想和学术专制，也反映了官僚主义的严重性。
中国虽然抛弃了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却保留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斯大林主义。
毛泽东主义者利用反右斗争清洗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并重新掌握了党。
第十二章 不断革命：大跃进的思想根源
五年的工业发展导致了官僚主义的成长以及官僚机构的常规化。毛泽东主义者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发展以及防止革命热情的消退，在思想上建立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在实践中则是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第十三章 大跃进的经济
大跃进旨在解决三个问题：一，大量的失业；二，工业的原始积累的缓慢；三，经济发展与官僚化的矛盾。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主义者的号召下快速、激进的进行，由于经济上的落后、粮食的匮乏、农民的普遍疲惫导致了农民热情的消退，再加上天灾、浮夸风、官僚主义的反抗、中苏关系的恶化等原因，人民公社运动最终失败。
大跃进以中国经济上的失败和人员损失、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失败而于1960年告终。
第四部 热月的反动（1960-1965）
第十五章 官僚主义的复辟
大跃进的失败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导致了人们普遍的政治厌恶情绪，加上混乱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和官僚主义的反抗，毛泽东隐退了。而官僚主义却接着50年代中期的状态继续朝着革命的反面发展。
中国的官僚主义的产生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经济的落后、革命年代长期的纪律和命令习惯等等。
强大的官僚主义是大跃进失败以及其后三年灾难扩大化产生的重要原因。
第十六章 新经济政策（1961——1965年）
内容：
刘少奇等“官僚主义者”为了恢复工农业生产以及加强党的机构对社会的控制而采取的一些的政策。
措施。
农业方面，加强对农村的控制；派遣大量干部、城市无业居民到农村参加生产；保留个体农民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工业为农业提供农药、化肥等。
工业方面，紧缩财政；加强技术权威，重视物质刺激；企业拥有一定的经济自主权。
把农业生产和现代化放到重要的地位，脱离斯大林的重工业置于一切经济部门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
后果。
积极方面，经济恢复和发展速度极快，迅速恢复了工农业生产水平。
消极方面，出现了新形式的不平等，官僚主义进一步得到巩固。产生了较富农阶层以及具有一定特权的技术工人阶层和技术官僚阶层；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工业平十分昂贵；教育利于新老特权阶级而不利于农民阶层，有利于城市青年而不利于农村青年；医疗有利于城市尤其是官僚阶层，而不利于农村。
最后，毛泽东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的矛盾开始尖锐化和明朗化，并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最终的文化革命。
文摘：
“在清除干部的贪污腐化、制止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这一点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坚决，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不在于目标，而在于使用的方法。刘少奇和大多数党的领导人主张运用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直接力量来整顿农村的情况，而毛泽东则坚持要在思想和政治上发动贫农，以此为基础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国风：方法与目的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方法，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刘少奇的以官僚主义的的方法反对官僚主义的弊病，似乎南辕北辙）
“从历史的不确定性意义出发，毛泽东认为，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目的，但这样一来，道德法令就要求人们必须选择与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一致的手段。在毛泽东看来，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选择使用的手段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他们正在使中国‘向资本主义倒退’。”
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5年）
内容：
毛泽东主义者发起的旨在恢复农村集体化和清除党内腐败习气、缓和官僚特权阶层的一场教育运动。
措施是农村的“四清”运动：清理查工分、账目、财务和仓库。强调依靠农民群众揭露干部的腐败行为。后来的四清运动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官僚主义做出了反抗，派遣工作组，导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最后，毛泽东为反对官僚主义取得政治力量，纵容了个人崇拜，起初在军队中，后来扩展到全国。
文摘：
“毛泽东主义使思想和社会革命化的尝试由于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的反抗和群众在政治上明显的惰性而屡遭挫折。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
第五部 文化大革命极其灾难性后果（1966——1976）
第十八章 文化革命的概念
内容
文化大革命是官僚主义现实与社会主义理想矛盾斗争的结果。
客观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局限是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和它的结果出现巨大反差的根本原因。毛泽东的意图与他所遇到的环境之间的冲突，是文化大革命悲剧的核心。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群众应当是文化和科学的主人。
（国风：我以为人的改造应该在实践中进行，而不仅仅是进行说教。）
文化革命是一场非暴力的改良运动。
文摘
“在后毛泽东的中国，那些自由地谈论或撰写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个时代在政治上有时甚至是在肉体上受迫害的人，他们在把文革十年描述为一场十足的灾难时所具有的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利害关系，较之毛泽东主义者曾将文革看作是最辉煌的革命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毫不逊色。”
哈里 哈丁提到
“中国当局对文化革命的否定又是另一副样子，不过这次我们不应太轻信。今天布授新道、谴责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幸存者，他们就是那些通常受到红卫兵的冲击、鞭挞和批判的‘牛鬼蛇神’。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把当局修改后的观点原封不动地翻译成英文，我们就将重犯我们在60年代末所犯过的错误，当时我们仅凭表面的价值便接受了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解释。”
“今天对文化大革命一味进行的全盘谴责与过去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肯定一样，都无助对这一事件作出历史的理解。”
“党组织最初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而现在党组织的权力本身似乎成了主要目的。”
内容
官僚集团对毛泽东主义者的文化攻击使毛泽东看到了文化意识形态蜕变迹象下更严重的社会弊端和政治弊端。毛泽东的目的不是单纯控制党和国家机构，而是要完全重新改造国家的政治机构和社会生活，以及人的精神。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有其广泛的社会原因，即官僚结构的严重蜕变以及社会存在的广泛的不公平，使得许多人愿意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毛泽东并没有创造出文化大革命而是促进了它的较早的到来。
青年红卫兵和工人先后参加了革命斗争。不同的组织对社会阶级的划分有不同的解读，利益决定了政治斗争。
红卫兵分为三种，一，单纯为理想而斗争；二，为了学术和政治利益；三，官僚主义集团的后代，为了扭转对官僚主义者的攻击，这批人最先知识分子攻击。
工人一开始就有分裂，老工人和技术工人与非技术的青年工人分裂为两个不同派别。还是利益决定了工人的分裂。
上海公社的失败以及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毛泽东妥协的结果，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的结果。
随着文革的动乱加剧，稳定开始超过了革命本身，毛泽东开始妥协、让步，并选择了结束文化大革命，其时为1967年8月。
文革的发展背叛了它的目标，摧毁了革命者的热情，走向了它的反面。
文革内容的消灭以及其形式的大放异彩为文革走向反面铺平了道路。
文摘
“如果说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毛泽东似乎相信，正是上述的这种意识（以政治和国家为媒介）最终决定了社会存在。”
（国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绝对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时相对的，即有一定的条件。）
“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北京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事件提供的说法正相反，文化大革命期间首先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的不是毛泽东主义的激进分子，而正是那些由党组织起来、力图在毛泽主义的进攻中保护党的官僚主义者的“反对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充分暴露出来的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是那些在旧社会来自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者在新制度下却变成了社会政治方面的保守者（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保守），而在那些‘解放’后的社会和政治激进分子中，有许多人却出身与1949年前中国特权阶级的家庭。”
“当更高一级的领导人从最初的目标退却并缓和运动的激进冲力时，那些坚持革命运动最初目标的领导人便会成为‘极端主义者’。------这与其说是由于大势所趋不如说是毛泽东察觉到运动的客观限制。”
“每当毛泽东向右的方向、或至少往中间挪一挪，他的大多数信徒就会发现自己太左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极左分子不断清洗最终将清洗到毛泽东本人身上，尽管直到他去世几年后才开始这样做。”
（国风：最初响应毛泽东的坚定而热情的革命者成了革命局限性的牺牲品，然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牺牲革命者以避免国内、外的更大的斗争和人员牺牲，是国家领导者无可奈何的选择。虽然如此，毛泽东也不可避免的要付出他的历史责任。然而仅仅责怪毛泽东个人是无意义的，文革是客观历史局限下不可避免的悲剧，是青年革命者的悲剧，是毛泽东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国革命的悲剧。
于我本人而言，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
“1966年，对毛泽东的崇拜鼓励了人们去破除迷信；1968年，对毛泽东的崇拜却产生了各种迷信。”
“文化大革命是以对列宁主义的党的全面进攻为其开端，而以按其正统形式重新建党而告终结。------在1966——1967年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基础上全面展开的；但到了1969年，群众运动便分崩离析，在运动中被挑选出来的一些残余人物为旧的官僚政治机构所吸收。”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后果
内容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权力主要集中在毛泽东个人手中；40万人左右的非正常死亡；千百万人在肉体和精神上被留下了深深地伤痕。留下了一分痛苦、怀疑、仇恨和复仇的渴望的遗产。
农村和农业方面：
一，农村的斗争较温和，农业生产基本没有收影响；
二，农村的工业化运动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为了缩小城乡差别以及利用农村多余劳动力。到70年代中期，农村工业生产了中国化肥的一半、大量农机、水泥、生铁、钢铁、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医药产品以及个各种小商品。一个普通县拥有上百家不同的小工厂不足为奇。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农村中约有2000万农民成为了全日制或半日制工人。
三，农村医疗和教育方面取得了不起的成就。文革十年期间，农村小学入学人数由1.16亿增加到1.5亿，初中入学人数从1500万增加到5800万。中学和大学实行推荐制度，农村青年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毕业后实行哪来哪去。
四，农业生产平均以3%的速度增长。
五，由于工业积累对农村的剥削，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粮食消费没有提高。
工人阶级和工业分工：
一，工厂里的生产关系基本结构没有变化；
二，工厂实行了新制度，干部参加生产，工人一定程度上参加了管理。
三，经过文革的批判，干部的官僚主义习气有所保留。
知识分子、学生和文化：
一，知识分子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
二，科研缺乏，文化断层。
政治组织和权力：
一，中下层政治结构中扩大了官僚主义者的队伍；
二，五七干校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主义的作风，虽然没有根除官僚主义。
三，没有改变国家（官僚）对社会的绝对统治权；
四，没有产生常设的群众自治机构；
五，没有解决政治继承人的问题。
六，文革激发了人们的政治意识和反抗意识。
文摘
“文化大革命也许促进了政治权力有朝一日重新为社会占有而决不允许政治权力再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一长期进程的发展。”
第二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与毛泽东时代的结束（1969——1976年）
内容
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对中国的威胁。
“林彪的垮台”是文革运动引起的军方集团与官僚集团（毛泽东现在站在这一边）政治利益斗争的结果。其斗争的最后明朗化是国际形势，主要是苏联对中国巨大威胁的严峻化引起的。
当中国可能受到苏联大举入侵的情况下，毛泽东抛弃了国际主义而表现出了绝对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任何有利于减轻苏联威胁的措施都毫不犹豫地施行了。主要措施有，一，恢复国内秩序。打击文革积极分子，结束文革中的斗争，恢复老干部的职位，恢复文革前的秩序；二，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与包括与美国、弗朗哥等法西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许多真正的文革分子是毛泽东为了是一切都服从于减轻苏联的威胁的政治策略的牺牲品。
文革后期，对“极左”分子的清洗一直在继续，对文革目标的退却也一直在进行，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和最终对毛泽东的三分否东的评价之后也没有停止。当初的否定一直延续到今天和今后。
“四人帮”的倒台是两种利益集团，新干部与旧干部之间政治利益斗争的最终结果，其表现出来军事政变形式的 “倒台”结果则令许多人同情“四人帮”。
文摘
“毛泽东即不信任老一代革命领导人，也不信任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领导人。”
“他们（中国共产党）使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奠定了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六部 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
第二十二章 毛泽时代的遗产
内容
毛泽东主义时期里，毛泽东的目标是协调现代工业主义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这种独特的尝试。
主要成就有：一，建成现代民族国家；二，工业发展速度非常迅速，中国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三，工人数量和科技人员数量迅速增加；四，兴修了大量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设施；五，教育和医疗取得重大成就；六
主要缺陷：一，农业生产增长缓慢（？）；二，工业结构不合理，面临很多问题；三，技术落后；四，没有自由和民主。
总的评价：留下了一个前进的社会经济成就与倒退的政治状况之间的深刻的矛盾的社会。但，毛泽东时代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时期之一，作为一个取得了社会成就和人类成就的时期。
文摘
建成现代民族国家
“五十年代初期，共产党人迅速将分裂的旧中国改造成了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并给它的由多民族组成的人民灌输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意识。”
工业迅速发展。
“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从1950-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从1952年（这一年工业产值恢复到站前的最高水平）到1976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00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增加到1330亿度；原油产量从近乎于零发展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到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在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6年后，又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工人数量和科技人员数量迅速增加
“在70年代中期，城市工人阶级的人数从1952年的300万人增加到1800万人。------2800万农民成为了公社或大队工厂的工人。------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从1949年可怜的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到1979年又增加到500万人。”
兴修了大量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设施。
农业生产增长缓慢
“（1952年到1976年）农业生产每年增长的速度只有2.3%，勉强赶上每年2%的人口增长速度。”
工业结构不合理，面临很多问题
一，浪费、低效，官僚结构过大；二，积累率高，牺牲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工人阶级士气不高，较麻木。
（国风：一个农业国在初期要快速实现工业化，高积累率不可避免。毛泽东时代的缺陷是积累和消费比率没有控制好，没有让人民及早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成果，使人民丧失信心。毛泽东时代的优先发展工业的策略使农民付出了较重的代价，而后毛泽东时代却又抛弃了这种策略，工业发展停止不前，使得农民付出的代价付诸东流。）
技术落后
“‘自力更生’的政策限制了中国接触先进的外国技术。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对高等教育、基础研究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等方面造成的后果阻碍了国内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总体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业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50年代初期------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较晚出现在工业舞台上的国家中，这三个国家是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最突出的历史范例。在1880——1914年期间，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每10年增加33%（人均17%）。日本在1874——1929年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43%（人均28%）。苏联在1928——1958年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54%（人均44%）。而在毛泽东主义时期的中国，从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人均34%）。”
教育和医疗取得重大成就
“在毛泽东时代，教育机构和受教育机会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大量的文盲转变成为有文化的人，并且建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比较普遍的医疗卫生系统。在毛泽东统治的25年时间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1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延长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这些统计资料表明，共产党革命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了物质上和社会上的利益。”
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
英国历史学家E.M.卡尔：
“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的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记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革命本身很难有助于使自己获得公允的评价。------只是在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以后，通常要经过好几代人的时间，革命时期的历史画面才能清晰的展现在人们面前。”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指大跃进和文革）的同时，肯定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何评价）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时期之一，作为一个取得了社会成就和人类成就的时期。”
毛泽东将社会主义的实现寄希望于思想的改造
（国风：没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将社会主义目标寄托于人民思想的改造，是极其艰难的。利用物质刺激加上一定的爱国主义教育可以有利于国家主义的形成）
毛泽东要付的历史责任
“文化大革命以列宁党的统治的全面恢复而告终。毛泽东发动了双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要对这两场运动负历史责任，还要对运动带给中国人民的痛苦负责。”
没有自由和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但是毛泽东主义者却未能从苏联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显而易见的教训：没有自由和普遍的民主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以经济落后和含有敌意的国际环境等条件作为取消民主和自由的正当理由。”
毛泽东的遗产：前进的社会经济成就与倒退的政治状况之间的深刻的矛盾的社会。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的遗产都不包括反对官僚主义统治的制度上的保证。”
“在社会经济制度迷雾般的历史王国里，中国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在缺乏更好的说法的环境下，我们姑且将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成为‘后资本主义’的，或者简单地成为‘后革命’”。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就好像是：------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又无力诞生。”
“如果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的生存时间能够更长一些，那么这种困境（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不是没有可能被打破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可能兴旺起来。”
“这场革命（文化大革命）所得到的仅仅是失败后的人民在政治上的幻灭感------事实表面，面对这种政治弊端和笼罩着的经济危机，毛泽东主义已无力再提供新的补救措施或新的办法了，一个逐渐玩世不恭并对政治十分冷漠的民族已很难为陈旧的革命口号所鼓励或为新的思想说教所打动，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中，中国的形势显然要求走一条新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主义为自身的崩溃播下了种子。”
“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方法和意识形态却依然是这种理论诞生时的那种落后环境的反映。在日益由远离落后的农村条件的新一代人组成的、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这些政治方法和思维习惯日益成为时代的错误。毛泽东主义在许多方面依然带有它极力克服的非常落后的胎记。毛泽东的国家在努力使中国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看来毛泽东主义的某些方法和习惯已越来越不适合于当代中国的情况了，因此，毛泽东的继承人早晚将不可避免地抛弃人民共和国奠基人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中那种独特的毛泽东主义的许多内容。”
（国风：此段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论是否客观呢？是否正确的？）
第二十二章 后毛泽东的遗产
内容
邓小平的上台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支持基础之上的。
邓小平的改革是先做再说，造成既成事实，是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市场改革造成新的经济不平等和阶级分化。
改革的成就：释放政治犯，放宽思想的控制，减少专制。
改革打着“科学”“规律”实行资本主义，一，生产靠价格和利润机制；二，减少重工业投资；三，实行厂长制，打破工人的“铁饭碗”；四，放弃“自力更生”，外国技术的引进阻碍中国技术的发展，民族自信心丧失；五，取消人民公社，破坏集体观念，传统习俗、信仰、迷信等得到恢复；六，许多农村诊所被关闭。
文摘
“后毛泽东时代是在毛泽东主义外衣的掩饰下开始的。”
文化政策的放松
“------文化的解冻------使城市知识分子恢复了元气，其多数人都怀有某种反毛泽东主义的情绪，并且很快便把这种情绪表达了出来。”
（国风：文人的狭隘和小肚鸡肠，令人不可忍受。“文人误国”说的可真不错。）
华国锋的倒台不可避免。
“毛泽东时代的后期遗产既是华国锋的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也是导致他不幸的政治命运的媒介。他既不能放弃这份遗产来巩固政治权力，同时也无法依赖这份遗产来获得其政治上的生存。”
（国风：“拨乱反正”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削弱但不消灭毛泽东的完美形象，并一定程度上利用毛泽东的威望。
不敢根本否定毛泽东的原因是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毛泽东支持者和崇拜者。
“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领导的新政权的合法性，只有通过削弱伟大舵手的完美形象才能确立，要放弃或是修改毛泽东主义的政策和思想戒律，也只有通过证明其作者的错误才能做到。”
“假如一个珍视社会和谐并把毛泽东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作为错误的和有害的东西而加以批判的政权，又使社会冲突成为可能并在无形中为其创造了新的社会条件那才是一种悲剧性的嘲讽。”
“新政权在许多方面重新回到了人民共和国在1953年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
“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列宁主义国家是一个双面守护神，它既是资本主义的障碍，也是社会主义的障碍。”
本书总结
中国的革命问题
长征的成功，强化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唯意志论，即人的因素是决定革命成功的关键要素，而不是武器等客观力量。因此，一方面，他们（主要是毛泽东本人）对革命的成功怀有极大的信心，另一方面他们将意志的作用与物质的等同，甚至超过了后者，这为今后的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发生及失败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
作者认为毛泽东并非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并非完全的列宁主义者，他有强烈的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并且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修改和继承，与马列许多观点并不相符。毛泽东过于强调意识的作用，这对于革命必胜信心的产生以及革命的最终取得成功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也是大跃进以及文化革命产生同时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革命与工业化
社会主义革命即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其不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弱小是社会主义改造得以迅速完成的有利条件之一，但也是社会主义难以顺利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会产生一大批的技术官僚以及新的阶级分化，这是苏联模式的极大缺陷，并在中国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之后中国政治路线分化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基于农村工业化的群众路以及以刘少奇为首的基于城市工业化的技术官僚路线。
大跃进运动
为了防止官僚化以及新的阶级分化，毛泽东主义者进行了大跃进运动，其领导者是毛泽东，支持者是各地的毛泽东主义分子，具体为基层青年干部。大跃进的发生具有积极的意义，它是对官僚化和阶级分化的反抗。大跃进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条件下，仅依靠美好未来的许诺而要求大多数人长期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大公无私的胸怀是极其艰难的。在教育普遍落后、人的素质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若不是因为强大的外界压力，将不可避免因物质的匮乏、落后环境的影响而扔掉虚幻的许诺，而关注自己或自己的小家庭的利益。所以说，大跃进的失败是无可奈何的悲剧。
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与大跃进运动其实非常相似，或者说是后者的延续。但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文革期间，中国开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如果毛泽东多活十或二十年，并及时的调整工业发展模式，普遍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则中国有可能在二十世纪末成为独立的工业强国，而不是仅仅是依附性的工业大国。
文化革命的失败以及产生的动乱是落后的中国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无可奈何的悲剧。毛泽东对文化革命产生的动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仅仅把所有责任推给毛泽东是简单而幼稚的。官僚主义的严重化以及新的阶级压迫使得许多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才是最主要的客观原因，而被压迫群众的反抗以及官僚阶层的对反抗的扭曲是动乱产生的直接原因。
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上台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而其实行的拨乱反正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邓小平时期的许多政策其实并非完全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而是有着大量的继承。邓小平时期的中国的阶级分化、贫富两级分化以及人民群众的弱势化，并非邓小平一个人的责任，将所有的责任推给他同样是简单而幼稚的，他不过是官僚集团的代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