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是一本由（美）埃德加·斯诺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图书，本书定价：1.30，页数：40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行漫记》读后感(一)：西行漫记

毛泽东的抗日持久战的理论是来自当时主要的军事家达成的共识，并不是毛一个人的主要功绩。与其说共产党是个多智多谋的队伍，不如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队伍。
毛泽东绝对是有很高的知识素养的，并不是个简单的师范毕业生。
打仗都是要有革命乐观精神的，当时红军队伍中，不少人的家人死了，但是他们在面对艰苦的生活中，依旧阳光积极，这是很难得的。
徐特立五十多岁才入党。当年还不是共产党时就同情共产党，蒋介石清党的时候，由于他不是共产党员，没有组织接待，只好自己找地方躲起来。后来在想着是不是自己太老了，共产党不要我的时候，一个共产党找到了他，介绍他入了党。
苏区将近一半的收入来自没收地主土豪的财产。
当年几乎所有的生活都是政治生活，目标明确，生活意义也跟着清晰了起来，比起现代人要简单得多。
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陕北苏区竟然有较为完备的轻工业、石油业、矿业，竟然还有银行和保险业，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合作社、公共基金等已经开始实行，而且有自己的经济建设计划。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红色政权从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经济政策、社会制度的雏形。
苏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但相比于国民党和军阀，实在是好多了。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国民党自己丢掉了自己的权力。苏区里的普通百姓很少有比较大的积蓄，物质生活只能说刚好自足，但是精神生活太丰富了。得到了改革开放后，老一辈的革命家，和一些当代的共产党政治家，对于商人种种鄙视，也是有些道理。
其实我还想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
（在我的眼里，我觉得在苏区就得实行平均主义，指挥员和战士一样要遵守某些规定，指挥员一些事情一定要亲力亲为，否则就是对普通战士的欺骗。我知道自己的思想有很多的平均主义在里面，只是想搞懂这些东西而已。其实说白了，就是想问一些特权的人为什么是可以“享受”其他人享受不到的权力？这么说好像是带着怨恨和气愤的。）
如果战斗意味着有普通战士牺牲，那么为什么还要集中一些力量保护优秀的指挥员？
为什么普通战士有很多的生活上要遵守的限制的，但是指挥员却有很多的特权？如喝酒吸烟等等。

　　《西行漫记》读后感(二)：红星照耀中国

说起来，我还是更喜欢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名字：《红星照耀中国》。作为第一个到中共苏区采访的外国友人，斯诺还算比较客观的记载了1936年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包括后来西安事变的描述，以及他对中国革命的思索。里面毛.朱等领导人的口述历史还是第一次读到。

读完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确实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这种对理想信念的坚持和对革命意志的坚定，甚至透过纸背深深感染了我。一个政党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夺取全国政权，绝不是偶然。读完外国人眼中的抗日战争之后，再往回追溯起这本书里提到的西安事变时共党对全国未来形势的判断，真是由衷折服。至少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走错一步，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至于之后的事情，还是交给后人评说吧。

顺便说一句，以前小时候接受到的教育，除了无限拔高就是神化领袖，网络发展起来之后的一些言论又是为黑而黑。其实想想也是，客观看待历史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件困难的事情。记得在电影《非诚勿扰2》里，孙红雷的女儿在国外留学，打来电话说马克思还是挺靠谱的，共产党宣言还是很牛的。呵呵呵呵，如她所说，看来真要找时间好好学习一下共产党宣言了。

　　《西行漫记》读后感(三)：乱世佳人——高中生写的，接受拍砖

乱世佳人
    他们不是英雄——尽管他们有崇高的集体主义和献身精神。他们只是追逐自身的利益。你可能说，他们追求的是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不赞同。英明的决策者并不等同于伟大的统治者。和哥伦布在利欲熏心中登上“新大陆”，他们只能称作为集体事业坚定斗争的人。诺贝尔，那个用遗产奖励世界杰出成就的人，才称得上是崇高的人。
    没错，这里的“他们”指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我在《西行漫记》中看到了一对对有着共同事业目标的人。他们有时候低俗，摆脱不了愚民的“土”，使我像在高高的星空中俯视这群可怜又可恨的流浪者——而不是斗士；他们之中也有人贡献着雄韬伟略的灿烂光芒，“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让我不禁在大地上仰望这群可亲可敬的人。
    绝大部分是农民，只有少数指挥员来自资产阶级。为什么偏是这一支“太平天国”式的军队能把蒋介石的大片江山抢过来？他们不是穷得连勇气和意志都快沦丧了吗？他们不是将在父辈的坟墓边与辛劳多年的深山同眠吗？同学说，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与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形势乃至于沙俄的都不同，封建国度上只能由占多数的农民——而非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来掌权。如果话真如此，毛泽东在瑞金足可以安枕无忧了。俗话说英雄可造时势，既非英雄，他们只能被时势主导。动荡数十年间，社会发展并不听几个农民汉说话，它听从的是有见识的声音。除了毛泽东等天才外，他们只是平凡的一对对同志——在变化的时局中在火上共舞。让我们称之为乱世佳人。
一、毛的罗曼史
    会舞蹈，却不一定要浸染深远的舞蹈文化。在《毛泽东自传》中，毛的童年似乎并不开明。今天现代人的孩子在光荣与梦想中走出了一条条才华横溢的路，又有谁在几十年后依然怀着像中央领导人打了几十年桥牌的热情重新踏上韵律之路？我们强调人生规划，锻炼意志，增长见识——往往少不了被迫而为之的一段时期。毛的家庭确实旧式地主家庭，唯有叔叔曾给他带来书本。毛也曾在大学退学后落实一年的图书馆自修计划，在广告的选择中浪费了不少钱财选中去湖南示范学院，他从此走向社会。他甚至在青年出国勤工俭学的热潮中留守——这样的青年并不见有多大“出息”，与今天几十项社会实践经历在手的全能型学生不可同日而语。其实，他不出国有他的原因。中国社会面临大变革，他需要仔细观察；对西方社会人士未深刻，他继续博览群书。这种明智的心态却容易在当代学子中缺失。毛也许慵懒，他的童年与青年早期没有努力增长见识服务社会，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做好了充分准备的人，以至于掩盖他没有出国的短板。主编《湘江评论》，主动认识陈独秀，再三斟酌后闯出井冈山的天地——他来得不早，却超越了同龄人。毛与蒋并非谁更聪明，关键是毛带领的是崭新又落后的团队，就可拜“上将军”了。他的文集中有流露对早期青年平庸的叹惜吗？无从得知。
    “曾记否，击桨中流，浪遏飞舟。”他不是最聪明的，不是最优秀的，却敢于留下第一首豪迈的诗篇。走出从瑞金到遵义的乌云后，他在新权中纵横捭阖，平步青云。虽此，终是一名军政人士。只有他在十几年探索中凝聚的社会思想理论，才使他避免仅仅成为乱世中的奸雄，而是改变二十世纪的百人之一。
二、错乱的舞步
    从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开始，也许无人料想到后几十年中国土地上有几多凯歌，几多战火。双方都在积累革命经验：蒋的第五次反围剿采用了德国顾问的建议，用碉堡站摧毁了红军的自尊；金沙江边毛泽东与时间赛跑，避免了再一次成为“血染石达开”。乌云的阴影却依旧徘徊，国民党阵营的四分五裂，一、四方面红军的分裂危机……一片混乱。混乱摧毁着人的意志，把人逼到牛羊生存的底线。人民受苦的日子在硝烟中长存，为什么没有几个自认为天才的人敢于估计中国革命的形势并告诉深切盼求希望的广大人民？国家机器分离崩析，而所有的混乱中只有一个东西是鲜明的：变化。这并不像比尔•盖茨自诩道“在微软公司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种变化震荡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何去何从。的确，中国革命在几千年封建残余面前还显得太年轻了，上海滩的灯红酒绿中就没有氤氲着封建官僚的气息吗？勾心斗角中没有多呼吸的一秒，古老而宁静的土地下不时卷起滔天大浪，有志之士感受到了，可是该怎么做？那些能预言未来的人都在哪里？《建国大业》中西柏坡毛周的谈话依然让人震悚，他们驶着万吨巨轮却不知如何通过前方狭窄的海峡。中国土地上继续错乱地狂舞吧，在热情和追求中缺乏冷静的思索，没有长远的分析，没有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醒世真言，结果只能是婴儿在爬行中跌得口青鼻肿。毛进京时自诩赶考去，接受新中国的考验。你就不会多做准备吗？你江郎才尽了吗？须知自信与豪迈必须建立在磐石般的根基上。
    中肯地评价，在几千年封建土地上开创无产阶级政权，尽管血与火的洗礼经过千百回合后给人深切的同情与敬意，但是后人必须指出其错误。我们可以忍受他们缺乏聪明才智，却不能接受未将个人才智全部发挥与国家事业这种行为。
    西行漫途中田园牧歌式的画面多次揭幕——没错，对于饱受征程折磨的士兵们而言，“桃源”的出现堪比一幕幕让人赏心悦目、忘却悲痛的电影。在这二万五千里错乱的征途中，似岳阳楼上文人般“情随景迁”的将领、士兵让人印象深刻。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意志与信心成了主旋律来坚决抵制兵员消亡的不利影响。当然，也不乏暴风雨前的安详，金沙江边大家趣谈当年石达开血染江水的故事，走出雪山藏民区后第一次在汉族村落里红军吃得“撑坏了肚子”……
    周恩来有谋略地转向追随毛泽东，叶剑英机警地截下张国焘的叛党信件报告领导……许多时候每个单独的隔热让你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和为什么做，在前景未明的征途上保持对形势清醒的分析考验着每一个人坚强的意志。将领们靠的是无产阶级理论，士兵们靠的是必胜的信心（农民阶级的浅陋眼光）。错乱与坚定并没有绝对的界限，长征途上权力的转移导致人员的调动，在毛、周等人看来均是坚定地实现长征的胜利，甚至不顾后果。这种规律也许建国以后更加清晰地表现出来：十年浩劫中坚定实现阶级斗争的胜利（消极的），改革开放中市场经济大潮齐头并进：坚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积极的）。错乱的舞步并不意味着佳绩，但如果有人在默默为之努力，那么自能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三、智慧的钥匙
    有必要探讨的是，长征途中至新中国成立前夜，中央领导的理论完善成熟了吗？还是尚待考验呢？
    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长征伊始就确立的了。至于毛的《论持久战》等理论著作也是广为人知，关键是，他们是否将中央的理论简单地解释给基层士兵、人民，从而改变他们农民出身的愚昧无知？答案是积极的，他们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击溃国民党的思想禁锢，让人民有呼吸“新”思想空气的感觉，从而坚定追随中共。毛本人就承认子红军创立以来不可能未犯过错误，关键是我们改正了，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是我觉得毛能自信满满地落笔千言写下理论著作地支撑。他们从无到有，从与自然、土匪、国军、军阀的斗争中锻炼智慧；《资本论》等无产阶级理论著作以及不少中央领导人外国勤工俭学的经历和认识则为红军的智慧财富锦上添花。相对于国民党可笑的愚民政策，他们把智慧的钥匙交到人民手中。
    我认为，前人最宝贵的遗产不是各种形式的财富，也不是一片片“新大陆”，而是高度开发的智商，或许叫智慧。而对于站在时代之巅的人，他们有必要在全面继承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发掘创新，毫无保留地为社会做贡献，这是他们独特的社会定位决定的。本人资历尚浅，未能从全局把握红军是否做到了上述几点。他们吸纳了前人的所有智慧来开拓革命新领域吗？这本是极为苛求的想法，毕竟在当年险恶的环境中，许多学识之士流落四方，错过了手执牛耳、安邦定国的历史的交椅，而毛是否切切实实堪称一代领袖亦不是我所能定夺的；而红军的整体素质不见得有多高。不过，我毕竟欣赏他们的小聪明才智。
    在政治上的公正认知与精神上的仰慕崇拜之间，我们必须划清界线。长征中的红军是特殊时代下特殊的人，最符合公允的评价应是：
    他们是乱世中为自己、亦一定程度上为别人而狂舞的一对对佳人。

　　《西行漫记》读后感(四)：“我”与“我们” ——关于阅读《西行漫记》与其他

第一次读，心潮澎湃。这得感谢斯诺。因为假若遮蔽掉作者的名字与身份，我或许会认为这是某位做了“赤匪”的知识分子的杰作，之后怕会失去了这种感觉。此时此刻，我不想去费尽心思纠察文本客观与否的问题，毕竟当一句话、一件事、一个人被讲述出来的时候早已失去的客观与真实。所以文本真正吸引我的是隐含在表层语言下的东西，是存在于“我”和“我们”之间的张力。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谈他们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出于上述原因，而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琐事了。” 斯诺这样说，我也这样认为。“不记得个人琐事”这件事情着实让人费解：难道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不应该建立在所谓的个人奋斗的基础之上吗？我给出了自己肯定的回答。紧接着另外一个问题诞生了：既然历史的发展建立在个人奋斗之上，那么回过头来，历史应当感念个人，而个人也应当将自己的拼搏与奋斗铭记于心，至少不会在接受采访时将这一切抛之脑后。如果这种现象被称为“大公无私”的话，那我不得不说斯诺笔下的诸位革命者的“大公无私”精神着实令我震撼。此时，新的问题便应运而生：革命者为什么会如此的大公无私？
带着这种问题意识，我开始反思。
当斯诺写到大多数的革命者的时候，往往会向读者交代他们的出身，十之八九都出生在贫苦的遭受各方势力欺压的农家，势单力薄、无田无粮便成为了大多数革命者的原先的生活状态。或是报弑亲之仇，或是减少家庭经济负担，他们毅然而然走上了革命之路。不得不说，为报仇、去贫而革命其实是一种极其私人化的个人奋斗。起初他们并未有所谓的远大理想，不会心心念念地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很个人。
这其实与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有关。泱泱中华五千年其实并非只是一句无用的套话，历史的久远往往带给最广大老百姓的是一种疲沓。看惯了风风雨雨、朝代更迭，所为天下大事不过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换句话说，如若政局的动荡未能深刻地打扰到百姓的生活起居，他们便不会奋起反抗，而是宁愿过着“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循环的历史观很容易驻扎在众人的心中。这里宕开一笔，周作人便是最好的例证。言归正传，对于上述的老百姓来说，日常的愿望不过两件——亲人平安、生活富足。因此当战争彻底打乱他们的生活时，报仇与去贫便成为了两个最直接的革命的原因。但到此为止，这一切依旧是个人化的存在。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是怎样迅速从个人反抗走向集体革命并最终使得革命队伍成为铁板一块？
关于这个问题，我脑中最先蹦出来的是四个字——“阶级情感”。正如先前所讲，参加革命的大多出身农家，如若要用阶级论来分析，他们便来自于同一阶级，自然因为相同的境遇而产生了相同的阶级感情。所以彼此了解、彼此体恤，之后必然会为了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这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但显而易见，革命者来自大江南北，革命队伍终究不是单一的阶级的组织，所以阶级情感到此处便讲不通了。他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如此团结？
当我们再次回望中国传统的历史与文化时，不难发现“感恩”是驱动大部分中国人做事的原动力，如侠肝义胆的武林精神、和睦恩爱的夫妻感情、甚至是父母同儿女之间的养育之恩都少不了“感恩”之意。所以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感恩”已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后，再来理解革命队伍铁板一块的缘由应是一目了然。革命家感恩革命为他们提供了成就大事的机会；知识分子感恩革命使得他们能够实现自己修身齐家之后“治国平天下”的心愿；劳苦大众则感恩革命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报仇与去贫，然后再回到之前安居乐业的生活。各有所需，各有所取。由此维系起来的革命队伍不团结还能是什么？共产党知民心，这句话不假。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逐渐被消解，“我们”不断被放大。个人奋斗被融入历史潮流之中，换句话讲，便是个人开始服从集体。
写至此处，我似乎可以解决自己之前提出的“革命者为什么会如此大公无私”的问题。但我想多问一句，当革命者大公无私之后呢？
此时，我想到了自己欣赏的一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虽然其政治先行毫无疑问，虽然其诞生于文革，但它所展现的内容与人民的精神状态和斯诺笔下的革命生活相去不远。因此我将用《沙家浜》的文本分析来引证上述的回答、回答上述的问题。
以血缘、姓氏为纽带，以家庭、宗族为架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秩序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中，变得坚韧而顽固。而现代社会是需要打破姻亲宗族传统，重建一套被标榜为“文明”的社会秩序。以几十年的思想打破几千年的传统，不言而喻，这一过程是十分艰难的。但社会前进的步伐是不会因个别的困难而停止，因此先内部瓦解，进而一举攻破乃是良策。对于《沙家浜》而言，政治权力在征用道德伦理秩序之时经历了“欲破先依”、“欲立先破”两个阶段。
在《沙家浜》中，沙奶奶在众人的追问下倾诉衷肠：“想当年家贫穷无力抚养，四个儿有两个冻饿身亡。遭荒年背上阎王账，为抵债他三哥去把活儿扛。刁老财蛇蝎心肠忒毒狠，他三哥，终日辛劳，遭受毒打，伤重身亡。四龙儿脾气暴性情倔强，闯进刁家论短长。刁老财他说是夜入民宅，非偷即抢，可怜他十六岁孩子也坐牢房。” 在沙奶奶的控诉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苦难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即天灾和人祸。对于天灾，众人只好无能为力，替沙奶奶失去两个儿子而唏嘘。对于人祸，听众新四军便被激起了一腔怒火。当然这样的唏嘘和怒火都来源于沙奶奶失去的是至亲。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秩序中，儿乃是天。无论是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都在强调儿子的重要性。换个角度来思考，创作者为什么未让沙奶奶生养个女儿呢？很简单，“女儿遭受迫害”没有“失去儿子”带给人的冲击大，不足以激起众人的“阶级仇恨”，故而也不会有下文对传统道德伦理秩序的重建。
沙奶奶失去血缘骨肉进而博得众人的感同身受是重建伦理秩序的前提。
对于刁家亦是如此。当然，在沙奶奶的控诉中，刁家得到的不是善意的理解和同情，而是群起之攻。沙奶奶说刁老财害死了“他三哥”，沙奶奶还说刁老财有个儿子在东洋念书。随着剧情的发展，众人便知这个在东洋念书的儿子便是剧中的大反派——刁德一。巧的是刁德一还有个堂弟刁小三。从残暴地主刁老财到奸险狡诈刁德一，再到光天化日强抢民女的刁小三，刁家人以一种反面形象呈现在人民大众面前，这是依托家族关系的人物呈现，会落实到在人民大众脑海中已约定俗成的“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生活经验上。有此前提，刁德一身上所负有的众人的仇恨不仅仅是自己的卖国欺民，还有父亲残害百姓和堂弟胡作非为的帐一并被人民群众算在了自己头上。
至此，刁德一在坐实大反派的同时，人民群众的愤怒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化。
接下来，无论是人民群众对沙奶奶的“同情”还是对刁德一的“憎恨”在此处都派上了用场。同仇敌忾的情绪使得人民群众自觉地和共产党站在了同一战线上，如亲人般对内和气友爱、互帮互助；对外团结一致、愤然抗敌。笔者在这里使用“亲人”二字并非是空穴来风。在《沙家浜》文本中，新四军亲切的称乡亲们为亲人，并帮助他们收稻子、坚壁粮食。老百姓也称新四军为亲人，替他们洗衣做饭、治病养伤。剧中共产党代言人郭建光在与沙奶奶对话的时候，亲切地称她为“沙妈妈”。以“妈妈”这样极负血缘亲情意味的词语替代“奶奶”这样对上了年纪的群众大众化的尊称，外在人称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共产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认同。人民群众的身份地位终于被主体化了。
对人民群众身份上的认同其实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落实。《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别从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等五个方面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改造。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在“态度问题”上，毛主席提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 。毫无疑问，这里的先锋队指的是共产党自己。这样极负阶级意味的划分，为阶级情感的生发提供了依据。当人民群众身份被意识形态所认可、被主体化了之后，国家在承认家庭伦理观念的同时，利用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情绪打破原有的血缘关系，以阶级情感为纽带，重建了一套有利于自身目的的道德伦理秩序。正如没孟悦所言，大众文艺“根本出发点是获得‘大众’的认同，并且为‘大众’提供一个强化主体意识的自我镜像，而不是一面将‘大众’客体化、对象化的镜子。”
那么重建道德伦理秩序的意义何在？除了呼应《沙家浜》首页“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语录之外，更大程度上是想宣扬一种“保家卫国，人人有责；阶级斗争，人人有份”的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理念。但如若没有小“家”的和平安宁，又何来大“家”的美好和谐？除此理念上的宣扬之外，重建道德伦理秩序还有一丝“指路”的意味在里面：既然人民群众已经被“我们”所认可，成为“我们”的家人，那么他们就应该像《沙家浜》中沙奶奶那样，当“我们”在前线奋勇抗敌之时，为“我们”洗衣做饭，替“我们”料理好生活；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要不屈不挠，勇于和敌人作斗争。
不得不说，政治权力对道德伦理秩序的征用是一个十分高明的选择。它利用原有的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道德伦理秩序博得人民群众的认同，然后对其内核进行置换，重建一套以阶级情感为纽带的道德伦理秩序，并告诉群众，如若想保住小“家”，便必须同共产党一条心守卫大“家”；如若想守卫大“家”，便必须像文艺作品宣传的那样，拿出一针一线，做些力所能及之事，与共产党一起保家卫国。人民群众面对政治权力这样聪明的举措只能心悦诚服的主动接受，意识形态借此也完成了渗透。
在这里，我之所以会征用《沙家浜》来呈现我在《西行漫记》所体悟到的从“我”到“我们”的发展脉络，是因为《沙家浜》所强调的阶级情感与想要为预设读者传达的意识形态与在《西行漫记》中为斯诺记录的他的发现与思考颇为相似，而此处我可以大胆推测《西行漫记》中斯诺的发现与思考其实是延安文艺的前奏，延安文艺的发生已然有了前期革命的铺垫。这即是说历史并非如教科书般有“章章节节”，而是一条流动的长河，不仅一脉相承，还因流动而泛着活力。
当我们思考当下的极其强调个人奋斗而忘记集体为何的年代，我们不妨停下脚步，回望过去的历史，寻找极力标榜“个人奋斗”的历史源头，弄清楚所以然，再回望几眼，往前走一走，看看那个年代群体的思维方式，尝试理解他们的意识形态。也许，一不小心，我们便会走出这个狭隘的“自我”，从而降低姿态，将自己放置于历史长河之中。也许，在那个时刻，我们才真正打开了自己，开始迎接“我”之外的世界与生活。

　　《西行漫记》读后感(五)：真是的一本写的非常好的新闻纪实类书籍

小时候上历史课的时候就知道这本书很出名，只是当时对于本国的历史不是很感兴趣。过了而立之年后对中国现代历史开始感兴趣。同时也是好奇为什么中国现在各个方面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是怀着这样的原因，就看了这本书。
      说实话，这本书确实是20世纪最好的新闻记者写的书。全书都是站在一个普通好奇观众的角度来写的。对于观众所有关心的地方都有详细的采访记录。同时对于不好理解的地方，作者有充分的背景介绍，作者的立场是非常的公立。不要是说对于80多年前，就是放在现在而言，也是非常优秀的采访报道。应该说是我看过所有记者写的书和报道中最好的。
      通过此书，让我大概理解了当时中国的情况。更让我想阅读那个时代更多的其他书籍。

　　《西行漫记》读后感(六)：极具时代特色的纪实文学

     因为工作的关系读了这本书，原本对现代史有抵触心理，可是工作实践中，逐步纠正了我的看法。因为海伦斯诺而看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果然是经典。
   西行漫记是埃德加斯诺1936年6-10月抱着了解红军、中共、长征、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及革命者的理想、生存、工作、学习的目的所采写的作品。1936年5月，斯诺到上海会见宋庆龄、鲁迅、史沫特莱，由宋庆龄协助得到由刘少奇指示柯庆施转徐冰的介绍信，到达西安后，拜见邵力子、杨虎城并与董健吾接头，见到了要去苏联的邓发。斯诺与马海德在刘鼎的护送下去延安，经安塞，到白家坪见到周恩来，由周开具行程表，最终到达保安，采访毛泽东，林伯渠、徐特立、张闻天、博古等，7月底离开保安到吴起考察苏区工业，采访肖劲光，在宁夏预旺堡采访彭德怀，赴15军团驻地下马关，采访徐海东。10月12日离开保安。
   不得不说西行漫记是一本文笔优美纪实性很强的作品，就文笔而言，读这么一本书，有些地方让人忍俊不禁，比如斯诺骑马、做蛋糕等等，读着毫无娇柔造作之气，反而让人觉得真实，他对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徐海东等，甚至着墨不多的独臂将军蔡树潘，叫季邦的红小鬼等都形象生动。就内容而言，作者在穿插对红军领袖的描写外，逐步给读者一个了解红军情况的全景，作者让读者跟随自己的游历过程，揭开这一神秘地区的面纱。
   真实客观，埃德加斯诺用细腻的视角，深刻的分析，入微的观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景的红区面貌。我相信文章里的真实刻画，对当时中共的勃勃生气毫不怀疑，不如此，怎能在时代巨变的洪流里掌握国家的命脉。只可惜啊，抵不住时代的变迁，政治的黑暗啊。

　　《西行漫记》读后感(七)：西行漫记

　　《大唐西行纪》给中国带来了大乘佛教的经书以及印度概况，而此书则记录下了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的历史和纪录。看样子在中国“西行”都是伟大的。 　　此书算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本观察巨著之一，另一本是《震撼世界的十天》。此书的史料价值远远大于其他内容。 　　之所以这么说，是书是充满的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好感很容易被某些人认为是洗脑了，甚至被收买了。问题在于不仅作者怕就是当时的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人不都知道在未来，这个党和这群人将改变中国乃至世界。我想书中毛泽东说革命一定会胜利（包括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更多是理想化和宣传化，他自己在与斯诺聊天时会想到十几年后吗？ 　　作者是个记者，也许书中的许多观察是直观的，但也确实可能是浅显的，这点作者还不如韩丁的《翻身》一书拥有某些专业性。可是光是书中关于毛泽东的自传其历史价值就非凡，毕竟那是第一手资料，直接由本人叙述。当然书中还有着许多未来名震一时的人物自传，如周恩来，彭德怀等。 　　还有关于长征的描述，即来自第一手资料，并且是在刚发生不久之时收集，时效性真实性（那时候还没有多少人认识到长征的意义，也没有神话长征）等都是无比之珍贵的。就是西安事变作者也是最近距离观察的。 　　本书相当之重要，我想不管是身为一个中国人，还是想了解现代中国的人都值得一读。

　　《西行漫记》读后感(八)：当红星照耀中国时（西行漫记）

 一九三二年，一个来自北美的年轻人走进中国最贫困的陕西北部，他可能从来没想到这片土地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枪炮的轰鸣中奋勇前进，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这样的人居然每天都在唱歌，在欢笑，在如饥似渴的学习，这都是些什么人呀？
      书中最吸引我的不是那一串在历史上闪耀的名字，而是一个个普通的“赤色面孔”。“朱作其”一个吴起镇的共产党员，英语、德语俱佳，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一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他放弃了这样的人生，孤身来到陕北，因为他祖父的一句话“要把一生致力于提高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他断定共产党的方法是最快的，他来了，怀着殉道者的精神来了，但眼前的同志们并不是他想象的那般悲壮或狂热；相反，他们都很欢乐，抓紧一切时间有组织的认字，工作的时候一个人想唱歌便唱起来，大家一起跟着唱，他严肃的告诉Edgar，他唯一不满的就是同志们“唱的太多了”，“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
“欢笑”，“直率”，“清澈的目光”这是Edgar在书里用的最多的词，想起10岁的时候第一次从老爸的书橱里拿起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就是书中的照片，有持枪的战士、温柔的护士、站岗的少先队员、垂垂的老者，但是他们的眼睛中都充满了希望，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这些照片让小小的我着了魔，看了一遍又一遍。
是什么力量让人能在饥饿与死亡面前仍露出如此高贵的笑容？我想这就是“信仰”，它是火热的，如果说“知识”和“逻辑”是蓝色，它就是红色！它产生于炙热的情感，能将一切内部、外部的束缚熊熊燃尽。一个美国记者的记录告诉我们，上世纪30年代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怀着与每个劳苦大众共同跳动的心聚集在陕北，坚信马克思主义可以引导他们打破五千年加与人们身上的枷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他们坚信自己的热血必将推动这洪流滚滚向前。他们来了，他们流血了，但依然微笑，因为他们至少已经倒在了信仰的路上！
无关FQ,无关JY，这是一本关于理想的书，关于拯救的书，关于希望的书，即使今天我们仍能从中触摸到“信仰”洒下的片片光芒！

　　《西行漫记》读后感(九)：下次去燕园看看你

好的新闻就应该是历史。

很真实地记下了红军长征后在陕北根据地的生活风貌，鲜活得像广袤大地上的青草，能闻到泥土的气息。而他深入记录下的红军的政治、经济上的一个个鲜活的细节，终于把我从小到大被灌输的苍白的政治术语空壳变成令我惊叹的血肉。

在红区白区的交界线上，战事暂停时会有集市，双方的老百姓会互换物品。双方各自的货币之间还有暗定的汇率。

对待回民时，gt会让回民自己进行土地革命，会要求战士们在回民面前骂“猪”，会帮忙保护清真寺，红军剧社会用吸收现实材料时一贯的惊人的速度排演回民戏，来宣传抗日。

会有白区的群众强烈要求红军剧社到两区边界来演出，甚至有白区士兵偷偷跑去看红军的演出，看完后也心归红军了。

他们在根据地是怎样将地主的土地分给那些可怜的农民的，如何在赤贫的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他们对待妇女和婚姻的态度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教会了众多的老百姓识字——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兵是小心翼翼掏出一个脏布包，展示笔记本上歪歪斜斜的像鸡爪子一般的字。

当然，斯诺也会记录他亲历的关于KMT的所见。正因为他是一个跟gt和kmt都没有直接利益牵扯的外国人，所以读者会更信任他所写的文字。

没读这本书之前，我就很疑惑，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外国人对一个如此落后于自己祖国（美国）的赤贫的国家，怀有那么深的感情？是怎样的感情让他在政治环境不利以及经济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仍三次回到他心心念念的中国，弥留之际，还要用尽力气说“我热爱中国”？甚至，连自己的骨灰也要分一半洒在北京燕园？

而书中几乎每面都有的、令我印象深刻的细节，给出了答案。

斯诺作为记者，是非常优秀的。全书最开头提出的一大串问题，无意中仿佛在教人如何写采访提纲，但却让人看到了一个人对于世界的原初的求知欲。

“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而斯诺作为一个人，也是令人敬佩的。他曾经将自己在北京的住所当做掩护共产党员的地方，每天除了完成自己作为记者的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给他们找食物并保护他们。有谁会主动冒着危险去揽这么一个大麻烦呢？

当然，斯诺的可爱，不用我赘言了，楼上已有书评。真的太爱他了。

记得第一次听到斯诺的名字时，是夜晚走在燕园的小路上，北大的同学介绍起你时，还对你一无所知，只是路人一般看了下你的墓。

下次去北大时，一定去好好看看你。

　　《西行漫记》读后感(十)：《读，西行漫记》

《读，西行漫记》
众所周知，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位冲破铜墙铁壁般的新闻封锁进入中国红色区域的美国记者。
他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
《西行漫记》又是所谓谁人不知的一部文字，可几人老实去读？我本人也是才读，可见万人皆知，未必阅读啊！
读书先读人，来看斯诺。
埃德加·斯诺在一九〇五年出生于美国坎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毕业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在坎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初露头角。往后他在开往外洋的货船上当了海员，历游中美洲，最后到了夏威夷，仍然为美国的一些报纸供稿。
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到了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信员。
一九三〇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他在中国西南各省作长时间的旅行，徒步经过云南省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访问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领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三年的热河战争。
在这以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国语文。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国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编译了一部英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人之一。
斯诺为何要写本书？为何要前往红区？
在斯诺探寻红色中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已有十五年历史，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有九年历史。但是，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却存在一系列未获解答的问题。一方面，共产国际的出版物上对红军的实力作了夸大的宣传；另一方面，中外反共报刊不是把中国共产党人描绘成嗜杀成性的“新式流寇”“半疯的狂热分子”，就是不断宣布中共领袖的噩耗，甚至干脆否认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存在。为了报道事实真相，解开这一系列历史之谜，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的斯诺认为拿他的脑袋去进行一次冒险是值得的事情。
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
他达到了目的。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首先他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从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地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
本书的出版。
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就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发行了五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出了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为原书所没有的大量图片以外，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
斯诺在中国。
一九三九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毛主席进行了谈话。这些对话后来是
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一九四一年斯诺对于皖南事件作了入时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
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他又来过一次中国，在这以后他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困难了。在麦卡锡主义控制的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当作危险分子，不容许报刊发表斯诺的文章，他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也禁止去中国旅行。直到一九六〇年六月，他得到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和毛主席、周总理进行了会谈。
一九六四年到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访问中国，毛主席又接见了他。一九七〇年十月斯诺同洛伊斯·惠勒·斯诺夫人一同来华，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同毛主席，同周总理会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毛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这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那一次会上毛主席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谬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诺刚回到瑞士不久，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邀访问北京，揭开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总统来华的时候，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国之行。由于病魔缠身，不能达到他的愿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二点二十分，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了。
在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即前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这是适当的。这是一九三六年他去西北探险旅行的出发点，也是一九三七年他整理资料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本书的特性。
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
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四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英文名《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的报告文学终于诞生。
正是由于这种白描的写作手法，使得国民党当局害怕看见此书出版与风行，也正因为他们的害怕引发更多向往理想国的中华儿女，之后得以逐渐集合革命圣地延安！
为何斯诺可以写出这本书，又得到那么多中国青年的热读？依然是“真实”二字。
由于斯诺集记者、作家、史家于一身，因此他的著作文字优美，洞察敏锐，析理透辟，尤其具有中国同类著作所缺少的幽默感。但是，《西行漫记》经久不衰的永存价值，主要来自于高度的历史真实性。毛泽东向干部推荐这部书时说过，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
这里请允许直接采用陈漱渝的“《西行漫记》的成就和疵点”文字做批注。
　　《西行漫记》的高度历史真实性在于：它真实表现了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及其前景，真实写出了中共领袖们的神奇远见和准确判断，真实报道了感天动地的长征和构成中国现代历史重要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尤其真实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群象――从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军事将领贺龙、彭德怀、徐海东、刘志丹，传奇人物董健吾，邓发，直到那群向彭德怀索要路条的少先队员以及具有高度个人自尊的小通讯员向季邦，个个写得栩栩如生，真实感人。正是这群大大小小人物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因此，《西行漫记》不仅是对当时读者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内部密史”，而且至今仍是研究我党、我军历史的具有权威性的珍贵史料；不仅在当时激励了千百万有志青年奔向光明，而且至今仍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
　　《西行漫记》之所以能达到真实的追求目标，首先要归功于斯诺进步的新闻观念。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他不仅注意收集和分析有关文字资料，更重视亲自采访第一手资料。他认为，“写作关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情况，除了第一手材料外，都不可靠”①洛伊斯？惠勒？斯诺在《埃德加？斯诺和中国》一文中也谈到：“如果他不知道一件事，他就进行调查；当他知道一件事属实以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动摇他，使他离开真实。”对于笔下的人物，他要求自己持客观评介的态度，既不歪曲、丑化，也不拔高、神化。当时，海外一些报刊在称呼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时候，往往习惯于加上“我们的伟大领导”一类的定语。斯诺特意说明，他崇敬毛泽东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这种令人讨嫌的事情。他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他特别提醒读者：“切莫以为毛泽东可能是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任何单独一个人都做不了中国的‘救星’”。他正确指出，毛泽东身上的异乎寻常之处，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这也正是在他身上流动的根本活力。②基于这种进步的历史观，斯诺既写出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也写出了他的成长过程――由一个原本分不清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分不清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的青年学生到一个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使读者感到十分亲切的，还在于斯诺写出毛泽东丰富的人性：一个革命家不可或缺的人格素质。书中有这样一个动人细节：一只很可爱的飞蛾，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当它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死去后，毛泽东立即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进了书里。正是这位爱及飞蛾的伟人，在保安窑洞的灯下指挥着一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艰苦卓绝的战争。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伟人，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伟人？
　　谨严的写作态度，是完成《西行漫记》这部史诗般著作的必备条件。比如在撰写构成全书核心部分的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时，先请毛泽东自述，由精通英语的吴亮平担任译员，斯诺奋笔速记；然后再将记录稿译成中文，请毛泽东亲笔改正。因此，这一篇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真实反映出毛本人对自己过去的看法，至今仍不失为研究毛泽东生平的基本史料。采访周恩来时，先由周用不很流利但能听懂的英语讲述，斯诺整理完英文记录稿读给周听，改正或澄清后再写出修正稿。斯诺这次在陕北期间，没有直接见到朱德，原写的《关于朱德》一章有不确切之处。1938年复社出版中译本时，斯诺立即根据海伦？斯诺的访问记录重新作了改写。这种精益求精、有错即改的精神，不仅值得新闻工作者效仿，而且是一切人都应该崇尚的美德。
　　《西行漫记》史料丰富翔实的第三个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红色区域为斯诺提供了自由采访的一切条件；对于新闻工作者说来，这种工作条件比起慷慨而亲切的款待更为重要。斯诺1937年2月6日在给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的信中写道：“没有人告诉我不能写什么。没有人查看我的笔记。他们让我自由地拍摄我所选择的任何镜头。在收集材料、安排采访等方面，我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合作。”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我党、我军的高层领导人能够向这位热爱中国的异邦人敞开心扉。他们不仅热情向斯诺介绍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而且推心置腹地提供了他们鲜为人知的个人经历，包括作为人生有机组成部分的私生活的情况。比如彭德怀的初恋和婚姻，就是他在此前和此后均未公开披露过的情况。朱德也坦率地向海伦？斯诺谈了他吸鸦片和戒烟的经过。后来斯诺将这一细节采入自己的书中。1960年斯诺初访新中国时，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从没有骗过你，你也从没有骗过我。”斯诺跟中共领导人这种真诚相待的态度，为处理党政领导部门跟新闻界的关系树立了楷模，也为当前如何增强新闻透明度、提高报道真实性提供了历史经验。
　　除开以上三点之外，《西行漫记》的成就中还有海伦？斯诺的一份功劳。海伦？斯诺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一书中回忆，斯诺从红色区域归来后，从书籍的销路和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考虑，曾试图把毛泽东提供的生平材料加以压缩，用自己的语言把其中的某些部分重写一下。这种设想遭到了她的激烈反对。她说，不应改动原材料，而应该使用毛泽东向他讲述时的原话。“为什么呢？这就像在弗治谷请乔治？华盛顿讲革命的故事一样。”后来，海伦？斯诺协助整理这部书稿时，准确无误地抄下了每一个手写的单词，所有人名、地名和部队名称一个也没有漏掉。
　　真实性无疑应该成为新闻工作者和史学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但要达到这一境界却需要有非凡的勇气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斯诺当年前往红色区域，不但面临国民党的武装封锁和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鼠疫的威胁，而且还被南京政府诬为“招摇撞骗”，扬言要取消他的记者特权。国民党和日本的特务也不断纠缠他，在麦卡锡大搞白色恐怖的时期，他还因此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美国报刊拒绝发表他的客观报道，就连他在戏剧界工作的夫人名字也进了黑名单，夫妻被迫流亡异国。尽管斯诺为此吃了许多苦头，但始终没有动摇他真实报道的决心。他深深懂得：背离了真实，也就背离了真理。
　　真实赋予一部历史著作以永恒的生命，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某种社会条件的制约或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也可能使作品招来忌讳。《西行漫记》初次由复社译成中文时，就删掉了第十一篇中的《那个外国智囊》一章，其原因估计是回避对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进行评议。建国之后，彭德怀、刘志丹、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蒙冤；对于他们生平业绩的颂扬当然也会遭到忌讳。由于在“左”的路线干扰下对领袖人物的神化倾向日趋严重，像毛泽东的家庭出身和婚姻状况这类有助于展现人物真实面貌的内容，也变得讳莫如深。《西行漫记》这部书在打倒“四人帮”之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宣传，我认为正是受其真实的内容所累。不过，这种因真实而招忌的不正常的历史现象终归是短暂的，而它给读者的获益是长远的。正如宋庆龄在《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中所说：“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他们研究中国的历史”。
　　“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理”――毛泽东在窑洞中对斯诺讲述的这一哲理，同样适用于对《西行漫记》的评价。今天看来，斯诺在他的这部成名之作中，固然有大量精辟的预言和准确的论断，但有的报道和评价也不一定尽妥。由于语言的阻隔和战争年代条件的限制，这部真实的著作中某些细节――主要是人物的职务、活动年代等――也有疏误，见下表。这虽然无损于全书的整体价值，但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其“信史”作用，今后如有再版机会应加注一一指明。
下面就本人被本书点拨、明晰的我个人曾忽视、也误解、或无知的内容做个简单列出，希望对您同样有意义。
1、神秘的红军。
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
2、张学良治愈了鸦片瘾，所谓注射疗法，只是鸦片改吗啡而已！
3、孙逸仙博士在一九二五年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去世了。到一九二七年，国共两
党的合作宣告结束。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国民革命也可说是在那时候完结了。国民党的右翼，在新军阀的控制之下，在某些外国、通商口岸银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之下，跟合法选出的汉口政府宣告决裂。他们在蒋介石领导下在南京另立政权，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大多数都认为这个政权是“反革命的”，也就是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的。国民党不久便顺从南京的政变，但共产主义却成了杀头的罪名。
----------从这个清晰的历史成因看。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们，是一定要消灭共产党的！
这就相当于，一个人知道另一个歹徒太多的历史故事及一切成因、转承及“故事”，而那个歹徒缺乏足够的智慧，那就必定是欲杀之以快！
可见，蒋氏绝对不可能容共，无论任何历史阶段，皆只能如此！
4、关于毛泽东主席少年求学、求知、求真的道路描述，来源于亲自口述，更是首次独家披露。
很多事情，连当时跟随主席的人物，都闻所未闻，其中包括贺子珍。
5、红军也有飞行员啊！
蒋介石采取了新战略，充分利用他的最大有利条件——优势资源、技术装备、外面世界的无限供应(红军却同外面世界隔绝)机械化战术，一支现代化空军，可以飞航的作战飞机近四百架。红军缴获了少数几架蒋介石的飞机，他们也有三、四个飞行员，但是他们缺乏汽油、炸弹、机工。
6、长征前后，红军减员较多，此外还积极留下火种。
一、三、五、八、九军团九个月以前在江西开始长征时有大约九万武装，现在他们的镰刀锤子旗下只剩下四万五千人。并不是全部都是牺牲的，掉队的，或者被俘的。作为防御战术，红军在湖南、贵州、云南的长征路上留下一小部分正规军干部在农民中间组织游击队，在敌军侧翼进行骚扰和牵制活动。成百上千条缴获的步枪一路分发，从江西到四川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了许多新的多事地区。
7、腐败和电影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这段，让我想起赛珍珠《大地》中描写的官僚地主趁机低价赎买土地的一幕
8、陕北苏区的土地没收新解读
重新分配土地是共产党政策中的一个根本要素。这是怎样进行的？后来，为了全国性的政治策略上的考虑，苏维埃土地政策作了大跳步的后退，但是我在西北访问期间所实行的土地法（由西北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颁布）规定要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不是由自己耕种的所有土地。不过不论地主或富农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种的土地。在不缺地的乡里--那样的乡在西北有不少--在乡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没收，分配的只是荒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有时还把最好的土地重新分配，好地给贫农，同样数量的劣地给地主。
什么人算地主？
9、汇率
苏区纸币兑换国民党纸币，汇率1.21：1
10、红军的构成
据杨尚昆说，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这很容易相信。虽然许多红军士兵已经作战七、八年甚至十年，但大量还只是十多岁的青年。甚至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现在也只有二十刚出。他们大多数是作为少年先锋队员参加红军的，或者是在十五岁或十六岁时入伍。
暂时就列出十点，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文字、数据，读者可以自己亲自去翻阅，会有新认识的，哪怕这是一本77年的记实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