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是一本由帕克斯·M·小科布尔著作，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元，页数：25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精选点评：

　　●數據翔實，按照人物分別敘述。對比與合作。十分好讀也是歷史寫作值得學習的範式。在考慮要不要學習經濟史。

　　●弱势独裁党

　　●国民政府对江浙财阀通过劝说、胁迫、欺诈、利诱等各种方式，把大量民间资本以赎买、合营等方式转变成了国家资本，实际上成了政府官员及其裙带人员的控制和牟利的资本。民族产业虽然还在快速发展，但金融部门却主要被政府控制了，政府扼住了经济的咽喉。这样看起来，还是“暴力”控制了金钱，而不是金钱收买了暴力机器，但暴力的运转时需要金钱为饲料的，为什么金钱不能以自己的意志“收买“暴力呢？恐怕是因为金钱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力量，而暴力机构“国民革命军”加上青帮，则很好地组织了起来。那些走上被政府收编道路的财阀，面对这样的命运时，是无奈和痛苦，抑或觉得与政府同流合污也是个尚可接受的出路？这本书没讲，也许冯筱才的《在商言商》会涉及到他们的抉择。

　　●写的不错，材料也不少，观点比较客观。唯一的问题是书名不太恰当，其实本书主要讲宋子文和孔祥熙财政当局的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江浙财阀，呵呵。还有啊，好多编辑差错啊，啧啧

　　●蒋介石 宋子文 孔祥熙其实是三个个体，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宋子文的手段值得敬佩，把民国年间最精的一群人精玩得死死的

　　●精英与现代中国课程12，我报告的第2本书。政治决定经济的社会中，不存在财团对政府的所谓支持，只有政府对财团的剥削，这就是为何民国经济地位由江浙商帮变为宋-孔联合的原因。虽然宋是一个具有英美式眼光的经济家，在很多政策上不同意蒋；而孔是传统商人作派，使得他在南京受人欢迎；但姻亲关系和国家对个人的需要，还是使得他们在蒋的统一下联合。所谓黄金十年，换个角度看不过还是市场经济的失败，蒋滥用国家的名义，辅之以黑帮的手段，打压资本家，并疯狂的增加军费的开支，从长远来看，这种经济的恶性循环为全面的失败也买下了伏笔。

　　●以经济角度剖析民国政治倒是全新视角，书名可以改为看上海商界总会如何被宋子文和孔祥熙一步步摧垮。好好的一个江浙财阀，都搞得支离破碎，沦为政府筹备战争的自动提款机，看到蒋下野后，上海青帮不满孙科筹备的款项比蒋还少，又努力将蒋扶正，看得出大家都不会跟钱作对

　　●颠覆了我以往对于资本主义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关系。以往的教育告诉我，资本主义是蒋介石的统治资本之一，但是这本书告诉我，在威权政权下，资本主义企业也只是蒋介石待宰的猪。论证过程非常流畅，180页左右正文的书，有30多页的注释，足以说明资料翔实。

　　●清晰的分析了新兴江浙财阀阶层从争取政治资源到沦为官僚阶层附庸的过程。清党前互相利用。清党后2次北伐前，蒋利用上海地下社会势力轻烈度打土豪分田地。宋财长任内，用国债绑架财阀。孔财长任内利用银行改革合法政变，彻底使银行界与实业界失去政治话语权沦为附庸。

　　●信息量很大，这些江浙财团放到其他地方远远够不上财阀的标准吧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读后感(一)：在专政的道路上扫清障碍

　　KMT是依靠武力支撑的“为我”的自主政治力量，在通向其专政的道路上将不断的利用、孤立及扫清一切障碍，无疑以江浙财阀为代表的上海资本家阶级是其武力扩张，征服旧军阀、共党的所需军费的重要支援，后期，当上海资本家发现巨大的军费开支像个黑洞无法填满的时候，他们开始抵制反抗，但在巨大的政治力量面前开始逐渐被瓦解。KMT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是清末官僚资本主义的演变体，其充分利用了现代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手段，而民族资产阶层从来就没有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遑论KMT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读后感(二)：一个问题

　　两者关系，作者梳理的十分有新意，在此不赘。

　　但梳理的结果也就是本书的结论，私认为是否有点问题。

　　作者认为“从南京政府对付江浙财阀来看，南京政府是一个决心要控制社会团体的为我自主政权”，意思是认为南京政府的政策只求有利于政府本身及其官员，不考虑政府以外的任何社会阶级。

　　首先作者曾经反对过陈伯达和毛泽东的解释，认为他们以政治需要来解释经济问题，而作者本身又用经济问题推导出了政治结论，是否得体呢？

　　其次，接着刚才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要判断南京政府是一个为我的自主政权，那么还必须将当时的军事、政治、社会等诸多层面的斗争考虑进去，这显然又不是本书所能涵盖的范围。

　　最后，王奇生教授的弱势独裁和为我政权，两个概念如何考量？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读后感(三)：暴力机器控制了金钱资本

　　国民政府对江浙财阀通过劝说、胁迫、欺诈、利诱等各种方式，把大量民间资本以赎买、合营等方式转变成了国家资本，实际上成了政府官员及其裙带人员的控制和牟利的资本。民族产业虽然还在快速发展，但金融部门却主要被政府控制了，政府扼住了经济的咽喉。

　　这样看起来，还是“暴力”控制了金钱，而不是金钱收买了暴力机器，但暴力的运转时需要金钱为饲料的，为什么金钱不能以自己的意志“收买“暴力呢？

　　恐怕是因为金钱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力量，而暴力机构“国民革命军”加上青帮，则很好地组织了起来。

　　那些走上被政府收编道路的财阀，面对这样的命运时，是无奈和痛苦，抑或觉得与政府同流合污也是个尚可接受的出路？这本书没讲，也许冯筱才的《在商言商》会涉及到他们的抉择。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读后感(四)：作業：11/8 世變下的上海經濟菁英

　　上海的繁榮是近代條約體系誕生後衍生的產物，外國人紛紛選擇在這裡定居與投資，而中國資本家也開始在這裡聚焦，不但這裡條件優渥，且租界里的生意可以不受中國政府的拘束與壓榨，在晚清和北洋時代，上海的商業反而蓬勃發展，而在上海的中國商人中又以江浙集團為主。一戰之後由於外國商業勢力的捲土重來，中國民族資本家已感到壓制，因而他們投入到二十年代高漲的反帝運動，但由於害怕無產階級及不信任軍閥政府，態度又是妥協的。

　　國民黨在上海最初期的統治是受到資本家歡迎的，因為1927年3月共產黨的罷工使上海處於癱瘓狀態，商人對此很煩惱，選擇了保守派的蔣介石與之合作，於是清共開始了，商人也為蔣介石提供了一定量的貸款。但是這種合作很快終止，因為蔣介石軍事上需要更多的錢，於是向商人攤派，他們不答應，蔣介石就開始用抓共產黨的藉口，開始大肆綁架、勒索。資本家雖然與蔣結合，但是他們的經濟勢力未能成功轉變為政治力量，在隨後國民黨的統治中，江浙財團逐漸瓦解。

　　宋子文是想以一種和平的比較符合市場經濟的方式來處理與資本家的關係，以及發展經濟，他為此做了很多努力，但是蔣介石並不這麼認為，他因內戰和剿共連年支出巨大的軍費，政府赤字過分嚴重，他不斷的攤派公債，並繼續借助杜月笙的青幫勢力來取得金錢，而宋子文不願意以這種方式來配合蔣，而且宋是親英美，主張抗日的，在30年代對日妥協的氣氛下，宋子文終於辭職。

　　但是30年代正值經濟危機，上海也受到嚴重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孔祥熙接手宋子文的職位，更進一步的式國民政府控制了上海的金融業，與宋子文的開明不同，孔祥熙還是偏傳統的商人，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老好人，他公開支持蔣介石的赤字開支，銀行界以張嘉璈的反對為主，孔祥熙將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改組，使之無法獨立，成為國民政府的附庸，這種不合法的方式受到了來自銀行界和汪精衛集團的反對，但是誰也無法阻擋，在這種銀行大清洗之後，宋子文成為了中國銀行的領導人，儘管理念上與蔣、孔格格不入，但是他也無法與他們的政策對立。

　　政府奪取商業銀行的下一個階段是改組小四行，在利用類似的方式改組成功后，國民政府開始推行法幣政策，在這一階段，中國農民銀行也加入法幣的發行權，形成了大四行的格局。在這一輪幣值改革的影響下，南京政府完全控制了上海的金融業，在上海的江浙財閥幾乎地位喪失，已經讓渡于孔宋體系，而杜月笙依舊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他依靠自身的地位與政府的合作攥取了大量的資本。

　　作者認為，傳統中堅持的江浙財閥是南京國民黨統治的基礎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江浙財閥自始自終沒有成為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而國民黨的政策也很少考慮到資本家，國民黨不代表任何階級的利益，因此，它代表的是靠武力支撐的“為我”的自主政治力量，它只服務於政府本身和它的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