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对话录：人与知识》是一本由汪丁丁著作，2014-11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青年对话录：人与知识》精选点评：
●知识量不够，啊，烦闷
●对读者要求太高了。通俗化表达更显本事吧。勉强跟上，很吃力。
●4；意外买回来的书，很想感慨的是，作者好像真的胆子很大很耿直，且，他应该就是他形容中融会贯通的全才吧。［中间那一段哲学part我真滴看不懂了］
●通篇细读，从能理解的局部来讲还是非常让人耳目一新的，书中虽说时长出现引用举例，但是作者的立场观点以及对一些时人时事的看法，还是让人觉得所获颇丰，只是看到尾处便开始乏味，不如前面部分经常。陈诉非常端庄严肃，是经济类作者的普遍状态吧，导致非专业人士理解起来非常吃力。自然，对此书仍有回看的欲望，待自身功底扎实一些后期待新的体证及内证
●预料外的契合度。既然如此，那就好好生活来预备被真理击中，此生无望也寄希望于下一代。
《青年对话录：人与知识》读后感(一)：当当《青年对话录：人与知识》书评
读者最渴求的是什么？是知识和智慧。如何获得知识？什么最关乎此？作者对著作版权的处理怎么样？学术规范吗？如何做到知识创新？知识的未来会怎样？新闻媒体对信息，对知识的传播有什么作用？现阶段中国为何有新闻敏感性？思想者、政治家、经济学家等知识精英该如何才能为知识，为知识的传播做出贡献，如何应对思想和哲学的匮乏？知识教育的现状如何？ 对此，汪丁丁教授通过同积极思考的青年学子们的对话和讨论，对知识私有化、知识启蒙、新闻传媒、学术与教育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深入探讨。也许你没能去北大听课，但是你可以买《人与知识（青年对话录）》一书来参与讨论与思考。读汪丁丁的书，如同在黑暗的隧道中艰难前行，一开始你可能茫然无措，但最终你将适应这黑暗并发现其中的微光，在它的指引下一路向前。
V3
qz171
钻石会员
读来有启发，所提的诸多问题值得关注！
2014-11-21 14:40:59
V3
an03
钻石会员
这个商品不错~
《青年对话录：人与知识》读后感(二)：京东《青年对话录：人与知识》书评
yuanzi0110
yuanzi0110
金牌会员内蒙古
2014-05-25 19:37 汪丁丁老师的大作~
心得： 热门的话题在表象之下，隐含着深层的本质和哲学的逻辑，所以我们需要看名家的作品，加深我们的思考深度，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购买日期：2014-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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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雄鹰ABC
沙漠雄鹰ABC
铜牌会员
2014-05-10 21:40 东西不错
心得： 速度很快！下次再来！
购买日期：2014-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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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bosnow
aibosnow
金牌会员北京
2014-04-06 22:34来自京东iPad客户端
心得： 汪丁丁老师的这套集子，是不可多得的丰富知识、陶冶情操、提升涵养的精神食粮。且包装精美，养眼养心，非常爱不释手啊！
购买日期：2014-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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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染的天空
蓝染的天空
银牌会员北京
2014-03-31 12:09 这是一本讲述知识的书
心得： 这是一本讲述知识的书，社会，媒体，学术，教育。精装，里面的纸张特别有感觉。
购买日期：2014-03-19
《青年对话录：人与知识》读后感(三)：亚马逊《青年对话录：人与知识》书评
0/1 人认为此评论有用
平均5.0 星 很有文艺范儿的一本书, 2014年3月24日
评论者 依依 - 查看此用户发表的评论
评论的商品: 青年对话录:人与知识 (精装)
从博客认识了汪丁丁，而读汪丁丁老师的书，会有另外一番收货。颜色明快的三本书，摆在书架上，很是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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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认为此评论有用
平均5.0 星 当代思想家汪丁丁与青年学子的思想对话，“柏拉图学园”的当代再现, 2014年3月21日
评论者 岁月如歌 - 查看此用户发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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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从知识经济的视角，根据“有知的无知，即有限理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问题”—“精英意识与精英身份的矛盾冲突”这三个层面论述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包括对未来知识、教育与学术的发展的深刻思考。因此，本书的重点是在物欲横流的浮躁年代，知识精英如何应对思想和哲学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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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5.0 星 超赞, 2014年3月20日
评论者 yuanzi0110 - 查看此用户发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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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真正叩击心灵的，充实灵魂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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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5.0 星 知识的对话, 2014年3月19日
评论者 zxl - 查看此用户发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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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涯，而知识无涯。知识离不开人，人离不开知识。对话之间更能感受到知识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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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5.0 星 丁丁的书，还是精装，很不错。, 2014年3月19日
评论者 面瘫魔可 - 查看此用户发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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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的书，还是精装，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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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对话录：人与知识》读后感(四)：悟·读
汪丁丁风光过，作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经济学家，92年开始频繁在《经济研究》上发论文，2000年前几乎一年一篇的速度令人咋舌，其对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的文章动辄被引几百次。同时，他是胡舒立身边的红人，《财经》当时风头正劲，编辑们都佩服他，因为他是“胡在杂志出刊前毙稿时，唯一能当即完成缺口填补的撰稿人”，不仅如此，读书涉猎广泛的他，在《读书》上发表的各类杂文、书评文章不比学术论文少。码字之余，不闲着，公开质疑讨伐我国的教育体制，厌恶官僚体系和伪善的官员，还对08年的量化宽松政策泼冷水，甚至拉上一众教授联名上书总理，像民国时代的有为青年，耿直得一塌糊涂。
慕名拜读他著作的人不少，尤其早些年，一窝蜂的涌上去，都被他孤傲的文字和偏哲学的视角击退， 同时，对他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他的书被质疑是在炫耀式的掉书袋，是碎片化的感悟而没有宏大理论框架，东拉西扯，如同呓语，有的观点颇为激进而被称为耸人听闻。殊不知，当年钱钟书的书也背负了类似的骂名。不敢说汪与钱可同日而语，但汪身上有着与钱相似的特征，那就是触类旁通，横向穿插与纵向深入有着同等功力，甚至前者更为突出。
为什么知识或者理论体系的横向穿插更重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读书的本质上，读书本身是一次读者与作者的心灵碰撞，通过文字转换成为想象力，在读者的脑海中与自我储备的知识和经验尝试进行若干次的关联，这个关联极为重要。 1950年，物理学家波拉尼提出了一个理念，认为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称作编码型知识，可编码、度量、可由计算机处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知识，可以随意百度或者检索出来，而隐性知识是意会性知识，是头脑中属于经验、诀巧、灵感的那部分知识，难以获得，难以理解和难以交流，工作中我们称之为know-how， 就是在知道了显性知识之后，能真的运用在实践中，make it work，这类知识是人类宝贵的财富，存在于人的大脑中，是相对主观的，这类知识往往是以非结构化的，非正式的方式存在，具有专有性、对解决现实问题和突发性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读书的时候，就是在学习、提取和深化这种隐性知识。这也是为什么要自己亲自读书，而不是找人代读，培根曾经说过“虽然有些书可以找人代读，由他人写出汇要，但不要过分依赖别人的阅读，最好是限于那些不太要紧的书籍。最终的争议渐渐淡去，书商们靠这样的读物捞了一笔，预示着我们对碎片化知识的感慨，不过是历史的又一轮重演”（所以，付费知识这种形式的学习，呵呵）。横向穿插这种技能就是将读过的书中的隐性知识串联起来，实现多本书的并联式呈现。确实如质疑的人所说，他的书我这种像综述的感觉，跨领域的网罗和检索信息，但他能在其中找到共通之处，在诸多人的思想结晶中推开、阐释、扩展和突破，极为困难。 为钱钟书《中文笔记》编订分册目录的李小龙曾说“把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原文录在一起，把人类文化里很多共通的东西放在一块，就呈现出新的意义了。” 这就是横向穿插带来的珍贵价值。
说回到汪丁丁，他读书涉猎极为广泛，哲学、经济思想史、制度经济学、金融、科技、教育、文学统统都在他的视野之内，知识体系庞杂，又勤于练习和思考，像科比一样总在后半夜爬起来，在脑海中进行整合和盘点，时常有所顿悟，给读者带来非常大的享受（跟上他跳跃的思维时，带来极强的愉悦感，眼界大开，而跟不上时很沮丧）。在此，呈现一些汪的观点和我自己的体会：
1.关于白领和现代人的求知焦虑，榨干时间地将知识揽入怀中、占有它，但没能转换为智慧，则不会更幸福。汪的原话：
求知，就是将知识变为自己的。在这一意义上，知识与智慧完全相反。可是，知识过程的意义在于知识能被转化为智慧。我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生活在德鲁克定义的“知识社会”里了。在这一生活方式中，知识是幸福的主要来源，并由此激励知识劳动者拼力地将知识变为“自己的”——根据“幸福最大化”的经济学。但人类知识的各部分之间具有强烈互补性，故攫取知识的过程必定引发知识占有者对尚未开发的知识的日益强化的攫取欲。由此而生的日益强化的阅读饥渴和焦虑，必须被另一倾向抵消，否则将导致生活的崩溃。3.关于对官僚体系的厌恶，简直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汪的原话：
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在其名篇《官僚体制》中说：“……在官僚化潮流中，情况完全不同。政府职务不给个人才华和天赋提供施展机会。管制宣告了开拓精神的厄运。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不再抱幻想。他知道为他做出的安排是什么。他将在林立的官僚衙门中谋得一份工作，他将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上的小齿轮……官僚技术的日程表将摧残他的头脑，束缚他的双手。他将享有安全，但这种安全是铁牢囚徒享有的安全……他将永远是一个由别人照管的人。他绝不会成为一个依靠自己力量的真正男子汉。他战战兢兢地仰望巍峨官府，在那里面耗尽自己的生命。4.关于创新与规模化量产的观点，汪的原话：
《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创新与标准化》。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只有创新而没有适时的标准化，则创新的成果就很难转化为经济福利和未来创新的制度基础。但若过分强调标准化，则容易形成官僚化的管理体制从而扼杀创新。健康的增长模式，是在创新与标准化之间权衡。我们可以想象一条彩虹形的曲线，对应于创新与标准化的不同比例有不同的GDP增长率，并由这条曲线唯一的峰值决定一个最优的“创新-标准化”比例。5.关于学术潜规则和学术资源分配的观点，痛斥当下的学术圈的“内部人”游戏。汪的原话：
进入学术圈的人会用更严格的学术规则来配置学术资源，这就意味着，你可能参加各项诸如“长江学者”这类名头的评选，并且通过这类工作参与更内部的（当然也就是更高层次的）资源瓜分的游戏，因为你现在是圈内的评委，你当然可以与其他评委讨价还价，这和我们现在的政治游戏是一样的。总之，你要承受“异化”的痛苦，心灵的异化，当然，你可能无法承受，疯狂或做出自杀、谋杀之类的事情。我说中国社会的官僚化，就是这个意思。通常的官僚化是在管理体制之内，而不是全部社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全社会的官僚化，这最可悲，也最无希望。幂律的趋势是：给定可瓜分的资源，局内人越少，人均收入就越高。不要忘记，局内人制定规则，局外人服从规则，否则无法进入局内。于是，局内人的集体无意识或“共谋”就是要将规则变得越来越严格。十年前若你从国外大学毕业回来？欢迎你。现在若你回来？是否从名校名师？否则，自杀或者是另觅职业。确实如此，海外多年的学术生活，让这些灵魂开始高尚起来的年轻人实在无法适应国内官僚化的生活，最自然的选择是自杀。6.关于“主体间客体性”，这个问题非常隐秘的关联到了自由或是在压倒性的舆论中坚持自我，试图去回答“如何在当众人皆说是错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段话极为精辟，醍醐灌顶地让人愉悦。汪的原话：
那么，我们如何确信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我推测许多熟悉知识理论的读者将顺着克里普克的讲述，联想到一个解答：我们确信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的，具有某种程度的“主体间客观性”。根本而言，一个只有我自己和几十亿机器人的世界，与一个我自己和其他人类的世界，我们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无法有经验的区分，我们无从判断哪一个世界是机器人和我的世界，因此我们之所以相信这是一个由人类而不是由我和机器人构成的世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相似性原理。我认为，这是关于“主体间客观性”与相似性原理的最通俗介绍。也就是说，我们相信自己知道什么，主要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人相信我们知道什么。这样的主体间客观性的感受越强烈，我们就越信我们的知识。关于知识的悖论，根本在于，我知道其他一切人都相信我不相信的什么，此时，我根据什么不相信？唯一的确证，来自我的亲身体验。我知道那是谎言，虽然我周围没有人相信那是谎言。这一体验，大多数中国人也都有过。这样，我介绍了知识和谎言之间的悖论关系，我可以结束这篇文章了，再写一句：自由，于是成为整体之事。你想通过知识获得自由，你必须让你所在的人群整体获得自由，通过知识而不是谎言。我们如何相信我们知道什么？基于主体间客观性的知识，或基于休谟的“因果性联想”的知识，可疑。但我的知识告诉我，不基于休谟这一原理的知识，更不可信。庄生梦蝶，如果他重复同样的梦，就是知识而非幻觉。重复的次数，以及这些重复体验之间的相似程度，决定了他的信的程度。科学，以及其他知识，之所以能够成为关于真相的而不是假象的，都基于休谟的这一原则。其他人的体验，或主体间客观性，其实是假设他人体验与我的体验之间有很高的相似性，故可等价于我的重复体验。故而，必须跳跃到我的结论：于是，一个人关于他知道什么的信念是否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生活的那一社会里许多人的类似信念是否真。经历过那样十年谎言的中国人，大多知道谎言重复足够多次就是真理。7.关于突变和事件的触发与可预测性，关于历史的演变等等，牵扯到了太多方面。汪的原话：
我以为，金岳霖先生的概括最是精当：理有固然，势无必至。这里最难为年轻人的，就是真实世界的“势”，它虽在某种意义上与“理”相合，却不是必定要发生的。李零概括中国古代“兵家”的基本原理为“任势不任人”，与儒家十分不同，所谓“形势比人强”。金岳霖先生关于逻辑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曾发表经典见解，我也常引用：全体现实可能性的集合是全体逻辑可能性的集合的一个子集。近年来，我引用金先生这一见解，是为了说明创造性为何不可能被容纳到全体逻辑可能性的集合之内。我的理由是，创造性就其实质而言只在未来呈现为逻辑可能性，而逻辑学所论的任何“集合”只能涵盖静止于某一时刻的全体可能性。其仁关注的，就其实质而言，是尚未被普遍意识到的可能性——或就这本书而言，是他在社会调查中感悟到的未来可能得到政治承认的制度创新，不是随意可见的创新活动，而是可让他感悟到大势所趋的“势”的那种创新活动。换句话说，金岳霖先生讨论的“现实可能性”，并不包括未出现或未被意识到的现实可能性。汉语的字源学显示，这一单字与“几微”关系密切。几，就是“几何”这一汉译的来源。将发而未发，谓之“几”。波普认为，科学进步的逻辑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觉得用胡适的这个概括没什么失真之处）。这里有个较长的“故事”。从培根以来占主导的看法是，科学进步应当从收集事实开始，归纳出有规律的东西，提出规律并检验之；再从新的事实出发，再提出新的理论，再检验之。所以“归纳”是一切科学由以立基的方法。不仅如此，试问一个科学定律何以为人类理性所认可？例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西方哲学史》）的例子：一只鸡，每日都有主人来喂。于是鸡“归纳”出来主人第二天、第三天、……仍然会来喂它。可是有一天主人把它杀了。这个问题最早由休谟提出。我喜欢波普提出的科学方法论——证伪主义（也译作“否证主义”），这一方法意味着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以“全称命题”为形式的假设，然后“小心地”寻求验证——胡适先生谓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例如，全称命题“每一只天鹅都是白的”，被检验了N次都成立，直到有一天，塔勒布在新著《黑天鹅》第一段里写道：直到有一天，人们在澳大利亚看到了黑天鹅，这一命题被证伪，在第N+1次观察中。科学知识以及人类知识，是以一系列可被证伪的全称命题形式的假设建构起来的，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一系列负面的（否证性的）事实接近真相的。对波普而言，这也就意味着科学的开放性和思维的批判性。我们的决策框架通常是长期演化形成的，它们的功能是帮助我们迅速计算损益。实验表明，假如这些框架改变为另外的框架，受试者们计算损益的时间将会显著延长，因为信息在改变了的框架内的可达性显著降低。换句话说，那些不采用这些框架的人，很可能早已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了。所以，我们日常行为的绝大部分都不需要有意识的理性计算。哈耶克认为，这些日常行为主要依赖于无意识的确信系统。这就是框架的作用，由它们提供的最具可达性的关于环境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形成一些无意识确信系统，由此而有“预期”——对即将发生的最可能事件的期待。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表明，在包含不确定性的决策过程中，我们关于收益与损失的权衡通常是在某些心理框架（心理参照系）内进行的，并且当这些框架改变时，决策往往随之改变，即所谓“框架效应”。它们之所以被称为“框架”，是因为它们的改变不会改变决策所依赖的信息。一个不是最恰当的例子是这样的：情形A，某雇主以月薪1 000元长期雇用10名工人，当他得知本地出现了许多与他的工人资历和能力相等的待业人员时，他要求这10名工人自愿减薪10%；情形B，某雇主长期雇用10名工人，他每月支付每名工人900元工资外加100元奖金。当他得知本地出现了许多与他的工人资历和能力相等的待业人员时，他取消了受雇工人的奖金。在样本超过200个的问卷调查中，大部分受试者认为情形A的不公平程度不可接受，同时，大部分受试者认为情形B的不公平程度是可接受的。让我转述一个艾智仁讲的故事，以中国人熟悉的城市为例。假设一群数目足够大的旅行者，从广州驾车出行，目的地是北京，假设有许多不同路线由广州至北京，假设在这许多不同路线中，只有一条路线是有加油站的，但出发时没有人知道哪条路线有加油站。我们这群经济学家，在北京，要观察到半途“熄火”的驾车者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观察到那些幸运地遇到了加油站的驾车者。由此，艾智仁论证：①经济学家不妨假设，在“物竞天择”的演化过程中，那些生存下来并被我们观察到的驾车者，“好像是理性的”（as-if rational），因为他们“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线；②于是我们可以侃侃而谈，论证我们观察到的驾车者们如何具备了“决断力”，或“高瞻远瞩的眼界”，或“坚忍不拔的性格”，等等；③但是，艾智仁接着假设，上帝突然改变了加油站的分布图以致原来有加油站的路线现在没有加油站了。那么，我们在北京观察到并加以论证的驾车者们的性格、远见、理性能力，会突然之间变得毫不相关。另一批经济学家会提出另外的理性化模型，试图解释新来的优胜者们“何以成功地从广州抵达北京”，其中可以有许多新的“统计显著的”细节，例如，他们可能喜欢沿城市而不是沿乡村旅行，他们可能保持着某种独特的个人习惯，他们的情商显著高于失败者，他们……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上帝掷骰子的另一次结果。 基于上述，艾智仁的结论之一是：经济学家可能做的事情是指出，基于他们的观察，当世界从X改变为Y时，对应地，优胜者的行为模式将从A改变为B。换句话说，假设世界的各种可能状态的集合W，假设人类的各种可能的行为模式的集合Z，则人类可能获得的理性解释是从W到Z的一些映射F，或从Z到W的一些映射G。作为对比，政治家们的意图是要借助于Z之内的一些元素来实现W之内的一些元素。所以，政治经济学家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告诉政治家们，他们的何种意图，由于F或G的作用，将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类几乎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情之一，就是预测未来的历史进程。首先，按照塔勒布的定义，“历史”是事后有影响的事件的集合。事后的影响，当然要包括对人类的思想影响——这是波普的看法，据此，他写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观念可以改变行为，于是人类历史不可能被事前严格地决定。所以，假如有人打算用一组微分方程刻画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并向你推销未来必定发生的某些事件的“利空”或“利好”消息，切莫轻信。波普和哈耶克相信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非严格决定论”——未来不能被严格地预测但不是完全地不可预测。无论如何，由于未来之不可预测性来源于突变而不是渐变，我们的好奇心和理性化倾向让我们简直无法不关注“突变”（或“突创”）。 关于突变，著名的“幂律”告诉我们：越是意义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概率越小，并且如果我们将一切有意义的事件按照它们的重要性从大到小排序，同时将它们发生的可能性从小到大排序，又如果这两排序都有它们的以10为底的对数坐标，那么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是一条向右上角倾斜的直线，这条直线的斜率取决于被观察的事件的类别。写在最后，恕我无能，不能简要总结这本书的所有内容，但我愿意将其定义为一场盛宴，不知何时会遇到独特的体验。也将汪丁丁作为镜子，去消化、驾驭海量知识，倚赖和积累隐性知识，串联他们形成自己的独特认知。
读书要一直在路上，边读，也要边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