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历史》是一本由许良英 / 王来棣著作，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6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主的历史》精选点评：
●可能有些不是特别客观但整体不错
●正本清源的一本书，十多年来的疑惑终于得解。
●对民主的历史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介绍。
●book review 许成钢：民主在中国的常识与误解
●十分适合作为一本政治启蒙书。书中不仅阐明了民主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深入浅出地为我们举出了一些民主发展的例子。
●屁股不是一般歪
●今天的中国人，就缺这样浅显又有深度的好书，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
●目前看来，是我对国内外民主进程的启蒙书。
●详细讲述了民主的历史，让人思考什么是民主
《民主的历史》读后感(一)：勾勒了民主的发展轮廓
这个十一长假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读完了《民主的历史》，用了三天的时间，270页。
第一种感受就是仿佛找回了本科时期的感觉。刚读大一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总表扬一些优秀的学长，因为他们两三天可以读罢一本书。历史系严肃的著作，两三天，读罢，当时的自己瞬间就瞠目结舌了。年轻的好胜心吧，逼着自己一定也要那样。最铭记的就是大冬天看吕一民先生写的《法国通史》，为了节省时间，带了两个馒头到自习室，又担心自己睡着，所以找了个没空调的教室，冻得鼻涕横流，但毕竟两日内读完了。
……
也是那个时候，被大学老师启蒙，开始思考什么是民主。
本书的体例比较简单。上编主要介绍了西方民主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下编介绍的是西方的民主在近代中国是如何传播的。
从历史系毕业后再审视在过去七年历史系的收获，恐怕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钟情历史的老师们的谨慎和淡薄。记得春节留校的同学说茅海建的办公室除夕夜里灯还亮着，已经是公知的许纪霖每天来上课的时候都是骑着电动车。
《民主的历史》读后感(二)：摘录
《民主的历史》读后感(三)：民主是一个过程 —《民主的历史》读后感
前两天看了许良英 、王来棣夫妇合作的《民主的历史》一书，这本书分成国内和国外两部分介绍了民族历史的发展。
两位先生对民主的历史讲述的已经是非常详细了，我在这里写写我读罢此书后个人感兴趣的一点看法吧。
民主如果仅仅停留到口号阶段，自然可以要求他无比纯粹，但是，如果要是一种制度安排，她就必然是一个过程。少数人的自由我们应该尊重，但多数人的利益也没有理由得到损伤。我们应该做的是吸取前人的智慧，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制度安排，在尽量保证少数人的自由的同时，更加充分的实现我们的“公意”。
最后，摘录书中提到的个人认为比较值得思考的句子：
一般哲学家是从被创造的事物开始，笛卡尔是从心灵开始，我则从神开始。——斯宾诺莎
菲尔摩爵士的《父权制》为全人类制备枷锁（指君主制，笔者注），而我却发现，这不过是一条沙制的绳索。—洛克
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陈独秀
你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林肯
附：《民主的历史》提到的部分名人名著
1． 斯宾诺莎：
《伦理学》，仿照《几何原本》，从逻辑推演出“泛神论”；
《神学政治论》，政教分离，神学与哲学分离。
2．英国的《大宪章》
3．洛克：《政府论》：多数原则，人民同意；立法和行政分离；自卫权利（反抗暴政）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5．卢梭:《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6．帕特里克：“不自由，毋宁死”
7．《联邦法案》、《权利法案》、《人权宣言》
8．林肯：“葛底斯堡演说”，“民治、民享、民有”
9．罗斯福：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10．谭嗣同：《仁学》
11．邹容《革命军
《民主的历史》读后感(四)：民主在中国的常识与误解
本书针对中国国内大量流行的各种对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误解，系统介绍民主制度从古希腊到近现代荷兰、英美的产生、进化和运作的历程，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坎坷命运，以及自古至今民主理论的发展。其中最主要未完成的部分是关于法国革命（第十章）和民主理论（第三编）的内容。他们对这些部分已经作了大量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内容要写。但因年迈，体力不支，最终未能完成。在此，我将尽力客观准确地简要勾勒这本著作的思想背景和渊源。同时，也记录一些与本书主题直接相关的讨论。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思想对许良英的启蒙作用贯穿一生。而这正是他倾注晚年的全部精力在这部关于民主的著作上的基本动力。1933年爱因斯坦不顾自身安全谴责了刚上台的纳粹的暴行，“他的挚友冯•劳厄（Max von Laue）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要采取克制态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试问，要是布鲁诺（Giordano Bruno）、斯宾诺莎（Spinoza）、伏尔泰（Voltare）和洪堡（Humboldt）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么样呢？’20年后他在接受一个人权奖时说：对社会上那些‘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1995年）。许良英对民主的关注，一直都出于这种社会责任感。从80年代以来，这些关注一直都与中国的改革历程紧密相关。
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成为“政治改革”的时髦提法。由于几十年的封杀和歪曲，国人（包括学者和“改革派”）对民主的认识贫乏、概念混乱。许良英是最早清晰地认清国人对民主认识之贫乏和新权威主义反民主实质的学者之一。认为这是造成中国民主的困境和新权威主义兴起的基本条件之一。他指出，“1984—1985年间全国发表的13万篇有关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文章中，仅有一篇是专门论述民主的。不巧，这一篇却又是充满误解和曲解的短文。对此，我已于1988年第6期的《政治学研究》上作了评论。最近三、四个月来，报刊上讨论民主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但对民主概念作了正确阐述的却为数甚微，而叫卖‘新权威主义’之类公然为专制主义张目的反民主谬论却充斥市场。”（《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纪念“五四”70周年兼批判新权威主义》）。
这里提到的发表于《政治学研究》的文章，指的是他的《关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理解》一文》。（注：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是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民主机制的核心理论。阿罗解决的关于民主机制的理论问题，渊源久远。其基本观察和猜想，早由法国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民主主义学者、数学家孔多赛提出（孔多赛饱受雅戈宾派的红色恐怖之迫害）。阿罗的理论从若干关于人性的基本公理出发，以严格的公理化体系，证明民主制度可以运行的条件，证明现实存在的民主制度的逻辑。阿罗由于这一伟大贡献， 获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这篇论文的第一段他清楚地指出“民主理论的科学研究在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 对民主基本概念存在着许多流传已久的误解”。从此，他不断呼吁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以及任何关心改革和民主的学者（包括学生），还是政策制定者、执行者，还是新闻工作者，都必须特别关注这一基本问题。这是引发他开始写作本书的学术诱因之一。
本书原计划但是未能完成的第九章，即“呼唤民主、科学、理性的启蒙运动”应该是集中讨论启蒙精神和启蒙历史的部分（另一种可能是，这一章主要讨论法国的启蒙运动。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他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可能与这章的内容相关，其中提到伏尔泰、孟德斯鸠。如果如此，他的《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可能也与这章相关。）。
许良英认为，启蒙是推动民主、建立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启蒙，经济发展本身不仅并不能自动导致民主制度，而且任何非民主的专制制度一定阻碍科学技术发展，障碍经济发展。启蒙的内容深刻广泛，包括基本价值观，例如人权的价值观、科学的价值观、理性的观念，民主的观念以及民主的决策机制问题等。这超出通常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中讨论民主的范围。本书的第三到第八章实际上浸透了这种精神。但是这一章还应该更系统地论述他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见解：“科学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亡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
1992年，在政治悲剧之后，经济改革重启。似乎在政治高压下经济可以改革，可以起飞。不仅在中国的“改革派”中，甚至在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顶尖智库（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普遍流行“经济先行、政治随后”的改革顺序论。在此背景下，许良英发表了著名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他说，民主和人权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经济发展绝对不是全部目的,“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他在发表此文几年之后读到诺奖得主经济学家森（A.Sen）和国际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Kornai）等的相关著作，非常高兴地知道他们的基本见解与自己相同。但是很多学者，以及“改革派”，对此缺少认识。针对当时的形势，他尖锐地指出，“现在，从南到北骤然又吹起强劲的‘改革’之风，…但是这次改革，谈的只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生产力，而回避政治改革，更是讳言民主。”“这种本末倒置无异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绝无成功之可能。”他指出二次大战前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National Socialism 的德语简称为Nazi），在政治专制下也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但最终因危害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能持续。
如今，他二十多年前的以下预言全都不幸言中：“有人以所谓‘四小龙’为范例，认为单纯的经济改革是可行的。殊不知四小龙本来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经济起飞并无体制方面的阻力，而中国大陆首先碰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权和官吏受不到广大人民和独立舆论的监督，必然‘官倒’猖獗，腐败成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历史的铁律，谁也逃脱不了。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而腐败和官倒是无法容忍的，它们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和催化剂。”
在著作本书的二十几年里，我同他有过几十次相关的认真讨论。这里概述其中反复讨论过的几个重要题目。许王伉俪毕其后半生之全力于本书，主要动机之一是他们意识到启蒙对国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其中他多次谈及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先生。许良英高度赞赏顾准的人格，以及他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前瞻性见解。但是，他认为囿于顾准当年的环境，在阅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受到的严重限制，在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中，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史实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对民主的概念，都存在误解。正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正直的人，无畏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他的误解以及这一误解的传播才更令人担忧，担忧在本来就人数不多的优秀知识分子，追求人民利益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对民主的理论和历史的基本误解。这是直接阻碍中国政治改革的因素之一。
造成国人在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方面困惑的原因之一，是一系列与民主对立，或者与民主混淆的流行概念，例如专政、民主集中制、精英民主以及文革中的“大民主”等等。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他不懈地努力从源头上澄清各种思想和概念的混淆。他确切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1852年）；与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格格不入（《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他指明“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的产物，与民主毫无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1905年）。他指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年）从概念上违反民主的基本原则，从操作上有害于民主改革。至于以文革的“大民主”混淆民主的概念，他尖锐地指出，那些以文革的野蛮行为和无耻宣传混淆民主概念的，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别有用心。
我与他最后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系统讨论是2012年10月底。在这次谈话前的几天，他在住所附近摔伤。头部缝了7针，头上缠满纱布。这次脑部的摔伤导致他四十天后中风，失去知觉，三个月后去世。但是，虽然头部重伤，年过92，他那时仍然头脑非常清楚，记忆丰富且准确，逻辑严谨，分析锐利。那次讨论的重点是关于洛克的人权和民主的理论。我向他报告自己研究产权与宪政之间的基本关系的跨国实证证据的想法及其进展。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以现代的方法对洛克理论，及追随其后的政治学理论的实证验证。其中产权的概念直接源于洛克的人权的定义；宪政的概念也是洛克首先系统讨论的。他对此感到极大兴趣和支持。也许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随即把自己长期使用的，写满眉批脚注的英文版《政府论》（洛克的最主要著作）送给我——从我儿时起，他就常寄给我写满眉批脚注的书。阅读每一本他批注过的书都让我获益匪浅。但这本书与以前所有那些都不同。直到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才意识到，这本书是他送给我的最后一部他自己认真阅读、批注、使用过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还夹着一张纸条，记录着他曾提到的牛津大学的依萨柏林（Isaiah Berlin）关于启蒙思想的哲学研究。
从与他的大量讨论中不难想到，在第三篇“理论的探讨”中，他将力图澄清国内流行的对民主的主要理论的误解，反驳主要的反民主的理论，系统全面地介绍、讨论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的经典理论；从孔多赛到阿罗、到森的近现代理论等。关于这些内容他已经写了大量文字：除了散布于本书许多章节中的论述外，还散见于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论文和大量通信、日记中。
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始终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充满信心、对青年人充满信心，认为追求民主、自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大势所趋。他晚年一直在极其顽强地与衰老和疾病斗争，目的是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尽一份力，更期待着能亲眼看到中国走向民主的日子。意外的事故使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相信此刻他正在另一个世界注视着吾辈的努力，期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