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七天》是一本由宋尾著作，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页数：23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完美的七天》读后感(一)：一本好书
《完美的七天》是一本好书，最初是从《收获》杂志上看到的，一气读完，小说中涉及的主要人物并不多，但情节曲折，顺畅，好读，读者很容易在书中找到共鸣，读完之后好几天都禁不住想起其中许多细节。同时，书中融入了许多地方元素，重庆读者和愿意深入了解的读者最应该仔细看看，似乎故事就发生在身边，作者独具慧眼，善于发现和讲述。
《完美的七天》读后感(二)：一本不错的书
文字朴实亲切，读来让人想起小时候。拿起这本书刚读之时，以为要写小城镇的如廊桥遗梦般的故事，但作者好像不仅如此，写出了一个真实而又悬疑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同时又把他和情人之间的感情描写的格外令人向往，读来让人感概。
一本好的书，读来让人掩卷思考。作者从一个富有的企业家开始着手，又写了与情人之间的残缺的结果，作者或许要表达他本人的一些隐藏的什么吧。
《完美的七天》读后感(三)：这篇小说很适合被拍成电影，应该会完爆国内的一些剧
这篇小说很适合被拍成电影，应该会完爆国内的一些剧。我看了觉得很不错，最关键是这个作者很可以。文章写的好，人又长的帅。……………………这篇小说很适合被拍成电影，应该会完爆国内的一些剧；这篇小说很适合被拍成电影，应该会完爆国内的一些剧这篇小说很适合被拍成电影，应该会完爆国内的一些剧这篇小说很适合被拍成电影，应该会完爆国内的一些剧这篇小说很适合被拍成电影，应该会完爆国内的一些剧这篇小说很适合被拍成电影，应该会完爆国内的一些剧
《完美的七天》读后感(四)：评论摘录
“2018 年现实题材的小说也有不少收获，许多老题材也能写出新意思来。宋尾《完美的七天》（原刊《收获》2018 年春季长篇专号）是一部能不断打破你阅读期待的小说，显然和它独特的叙事方式很有关系。小说的开篇让你以为是话剧《明年此时》或者电影《廊桥遗梦》的故事，但叙事人角度的突然置换，会让每一个读者产生从原来阅读轨道被甩出去般的新鲜刺激感。其实小说的故事内核就是常见的现代婚恋、家庭、偷情，但宋尾的历害之处就在于能把一个常见的故事类型讲述得惊心动魄，百转千回，现代婚恋、家庭、情感故事在新闻调查的线索里，像侦探小说一样环环相扣，层层打开，每每在读者适应了故事的走向之后，笔锋一转，打开故事隐密但合理的另一面。作家巧妙地将故事控制在“危险的边缘”，调动起读者的好奇心不断地探求事件的真相，每个人物打开我们观察生活、感情、婚姻、人性的一些面向，合在一起也就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小说披了一个悬疑的壳，讲述了一个告别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发现的故事，让我们看足了好故事之后还能陷入深深的沉思。”（刘江凯《2018 年长篇小说阅读札记》）
《完美的七天》读后感(五)：你还在写诗吗？
18年底，编辑部老友再聚首，谢妈归国，尾哥做东。此前，我们只在朋友圈间或保持联系。短暂的相聚，我们很少发言，其实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只听尾哥东拉西扯，倒也不违和。
尾哥善于观察和聆听，这几乎是记者的职业惯性。五六年前，他在饭桌上观察我片刻，说我有“河南人特有的狡黠”。其实这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暴露了他自己，那时我也在观察他，这算是一种练习。
很多时候，尾哥对人和事物保持着记者的警觉和诗人的敏感。他的诗离我并不远，我通常能比较自然的走入他用汉语文字构造的独特空间。不单单是因为他文字驾驭能力足够强，更多是因为似曾相识。
也许是，我们同样来自底层，同为渝漂，同样住过烈士墓片区，同样有某种情愫，同样是文学爱好者。
《完美的七天》是他全职“坐家”后的第一部长篇，登上了纯文学刊物《收获》，与贾平凹的《山本》并驾齐驱。至此，宋尾不再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作家，这还只是个开端，另一部长篇正在创作中。
此前他零星写了不少诗和中短篇，我读过一些，如今他说自己几乎不写诗了。当诗歌的价值被时代消解，编些故事可能更实在些，即使是庸俗的套路。
我死皮赖脸讨要了一本他的诗集《给过去的信》，本来打算在饭桌上要签名，想想算了，显得有点儿俗。其实后来有些后悔。
他现在真的不再写诗了吗，我不太确定，诗人是反复无常的。不过《七天》里有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对白：你还写诗吗？他抻直上身，扭了扭脖子：写啊！半夜酒醒了，或者女人在旁边睡熟之后，有时在外地酒店睡不着的时候，有时一首，有时写很多首。李楚唐盯着窗外，兀自笑了，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写作，不是用笔，而是在脑子里写。怎么说呢，就像是在有雾气的玻璃上写，你不用去管它，很快它就消失了。
《完美的七天》读后感(六)：不完美的七天，是完美设计
如果光看故事情节，我几乎可以觉得这是一部言情小说，但它的确是一部构思精巧、逻辑严密、情节合理的严肃的小说。正如原发刊物《收获》杂志推荐语说的，这是一部步步惊心，设计精巧的情感悬疑小说，因此可读性非常强，可我却愿意把它看成一部深度剖析现代婚恋、情感的小说。 在这部描写婚外情的小说里，女主人公仅仅只是露了个照面，就意外死亡，随即带来一系列诡谲、离奇的故事——由一个刚刚失业的记者抽丝剥茧，一层层解密真相。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记者本身也是一个“谜”，附带出一个精心布局的阴谋。凭着嗅觉灵敏的职业习惯，那如俄罗斯套娃似的案情被记者层层剥开，真相慢慢浮出水面，但真相究竟是什么？杨柳的死是丈夫还是情人所为？个人觉得，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小说以记者高明的视角叙事，逻辑严谨，叙事角度的转换也是合理可依，没有突兀、跳跃性的叙事，整个阅读过程非常流畅、紧张、刺激，作者那诗意的语言表达，又给这部小说增加了非常强烈的文学艺术性。能让一部本应狗血的剧情变得严肃、深刻，这不得不归功于作者扎实的文字功底和素养。 当然，一部好小说仅有语言还远远不够。小说归根到底是写人、写人性，但到底怎么写，不是每个作者都明白。《完美的七天》故事虽然曲折，但出现的人物并不多，除了已死的女主人公杨柳，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他（她）出现的逻辑性和理由，而且人物个性、特点非常鲜明，读后记忆深刻。在人性的挖掘和心理描写上，我以为作者是个中高手，他的特点不是一般意义的所谓细腻，而是精确、裁剪得当，尤其值得夸赞的是节奏感，掌握得非常好。这部小说虽说叙事密集，高潮迭起，颇似《罪与罚》那种紧张刺激，亢奋的心理描写，但又做到了收放自如，张驰有度。 最后，我想说的是女主人公杨柳。个人觉得这是整部小说差强人意的人物。杨柳的职业是会计，有点文艺情节，会计工作的重复性、单调性导致她的偶尔婚外出轨，似乎在情理之中。然而，后面杨柳的再次出轨，我认为有违情理或者缺乏铺垫，因为杨柳应该不是一个生性风流放荡之人，那么什么原因导致她的反常行为？书中有出现她的丈夫，但并没有对他们的夫妻关系进行深刻解析，特别是那个重要的日记本，杨柳留下的日记应该能为我们解密，关于她，关于她的婚姻，她的情人等等，我们都迫切地想知道。而相对于杨柳，另一个女人，也算是个婚姻受害者——杨柳情人李楚唐的妻子，她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做事果敢，工于心计，这些都与她工作的严谨性密不可分，这个人物的可信度非常高。她的形象塑造我认为非常成功。
《完美的七天》读后感(七)：假如给我七天完美
强雯 人生大部分时候都是按部就班的，然而这条看似平淡的轨道，却又是最能通往安康和睦的捷径。 如果上帝承诺交换，给你七天完美，你会用这七天来做什么？中彩票？环游世界？暴饮暴食？来一段刻骨之恋？ 每一种选择都很完美，那么你做好了承受完美假期的代价了吗？ 《完美的七天》让人看到了一个33岁男人和31岁女人的期待、疏离、惊喜、成全，哦，这七天他们是开足了马力在两性、自我中奔驰。 这一对校园时期结识的青涩男女，十年后才赴约，开启一段为期7天的——你只有我，我只有你的婚姻生活。真的，这不叫外遇，他们只是在寻找自我、重塑自我。 作为一个城市移民，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宋尾对重庆的地域与文化相当有兴趣，磁器口古镇更是常年给他写作灵感之地，外地人的疏离感和融入，让他对磁器口总有各式各样的幻想和话题，例如在短篇小说《荒芜的雨滴明亮极了》中，也有着对磁器口古镇不一样的审美。 诚实地说，在作者笔下，这场充满期待的艳遇，并不完美，在磁器口古镇上，找一间小屋，有妇之夫和有夫之妇耳鬓厮磨，狂喜、不安、紧张、怀疑、两性关系的焦灼，时有发生。 “我曾发誓我要做一个好人，但我更想做一个独立的人”。曾写下如此诗句的宋尾，也把这份“我执”带入了《完美的七天》。小说中，他有意营造一种落魄的诗意，他总会在某次比较高兴的事件中，插入一点暗黑之思，而这让婚恋和悬念皮囊之下的小说，展现出更深刻的思考。 是啊，宋尾也曾在激烈的报业里摸爬打滚十几年，对媒体人的酸甜苦辣自有一番滋味。这些滋味也成了他体内之血，随时都要溢满在字里行间。重庆的山回路转，曲径通幽处，更是他小说中兜兜转转的情绪和符号。 所以，文中绵密的爱情讲述只是个药引子。 完美关系的开始，可以理解成在分开后。分开若干年后，男主人公恋恋不忘，一意孤行搜寻女主人公的下落，故事才真正开始。 落魄小记者的加入，让小说“自我寻找”之意更为丰富。 寻找前情人的重任辗转到了小记者——“我”手里。“打听”与“打探”是新闻人的职业习惯，而这种职业习惯最后也成为了新闻人的性格、命运，他要打探完美假期的女主杨柳，今在何处，为何她借给情人十万元后，再无音信？是遭遇了不测，还是完美假期在她身上没有一丝涟漪？ 侦探式的寻爱遗踪就此开始。平静海面下的风暴越演越烈。 在这番寻找中，实际上，有关报业的起起落落，在小记者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晰和纠结。小说中，你看到了一个报人的落魄、执着以及正义感。如此，那个小人物的视角和命运感，慢慢跳出了男女情爱。 在这个悬疑的壳子里，你不能不为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性”捏一把汗。比如小记者不堪其重，把雇主的钱退还给他；对妻子杨柳百般满足的房地产商丈夫，却可能是杀害自己的凶手，又或者，令杨柳死亡的，真如小记者所判断的——几滴眼药水？总之，这个结果也足够烧脑。 日复一日、按部就班的生活让人疲倦，但秘密可以又重新点燃我们对生活的兴趣。这样的秘密是自己的，也是别人的。 重新点燃生活之光的，也许仅仅是个期待，一个不切实际的承诺。就像《完美的七天》那些让人沉沦其间的开头，比村上春树还要缱绻。
《完美的七天》读后感(八)：关于《完美的七天》，比拥抱更难的是告别
大概是2011年夏，在通远门老城墙上，从香格里拉支教回来的郑昆（可能是惟一得过中国新闻奖的松茸小贩兼黑车司机）约出版公司的编辑——他们两人都是我的报社前同事——喝坝坝茶，也捎上了我。那天是这样一个情况，郑昆写了一个体育记者赌球后亡命天涯的小说。他想咨询这种故事能不能出版？顺便请我提提感想什么。交流完毕，我兴致大起，也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这部《完美的七天》。现在我还记得郑昆的那种表情，靠在躺椅上，双手抱头，眼瞪得老大：“妈吔，你整恁个复杂干啥子？”
这说明，我早就预备好了这个故事；也说明，我并不具备“实操”故事的能力。这时我已写了大概六万字——尽管我计划好了主线、波折，甚至结尾——但死活就是推进不下去，多写一个字都觉得虚假。我知趣地停了下来。加上，那段时间我参与新创一份市场化的刊物，在传统媒体“断崖”的前夕。繁琐公务与日常的蝇营狗苟成了另一种借口。总之，这个草稿就扔在电脑里。
2016年春节前，我交了辞职信。之前也离职过两次（第一次没能成功），理由都是想创作。但只有这次是真的。我预感到：再不写，也许我永远也不会再写小说了。
我一直写诗，为什么那么强烈地想要写小说？其实我自己也不大理解。但有个确凿的变化是：从十年前开始，我的诗慢慢偏重于叙事与日常。有人说我的一些诗很接近于短篇。事实也是如此，我的几首诗后来干脆被我改写成了小说。
总之，我离职了，每天在家里的阳台上坐着，就像坐在一种明亮的黑暗中，强迫自己制造故事，或等故事来找我。不得不说，这种方式还是很有效。我一连写了十多个中短篇，大部分都刊发了——比我十年来零敲碎打的总和还多。去年秋天，我刻意停了停。在这个空档期里，我突然意识到，还没写过一篇长的。于是，捡起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就成了一种极自然的选择。这一次，前所未有的顺利，我只用了一个月左右就完成了初稿。
为什么以前很难的事现在变得容易了？
或许，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时间的效用。
最早构思这个故事时，我还没结婚；当我开始写它时，刚有孩子；而现在，我对家庭、婚姻和情感都有了更为真切和复杂的感知。
此外，近两年相对密集的写作，使我对“故事”这个词有了新的体悟。此前，我主要写点短篇，往往受限于瞬间和毫厘。有多年习诗的原因；当然也有媒体写作的强大惯性。
再说，虽然草稿沉寂在电脑里，但故事并没完全从我脑海里离去。“故事是生长的”，这是小说里出现过两次的一句话——事实上，主人公的这个梦就是我的，我将它放进了小说。
有几位朋友看过小说后说，这不像你写的呀。
可能吧。因为它本就是“以前”的，它的骨骼和形态都是过去的。只不过，填入了我这些年的经验和触觉。由于长度的原因，我可以从容地放入一些戏仿与杂糅的元素。还有一点，我很明确的是：我想要写一个好看的故事。
用通俗的框架能不能写一个严肃的故事？
我喜爱的作家保罗•奥斯特经常这样干。《邮差总敲两次门》更像一种口述的行动叙事；《廊桥遗梦》干脆就是一部通俗爱情故事，为什么我不能试试用一个悬疑的壳？
对，最初我就是想写一个反《廊桥遗梦》的故事。正如《邮差总敲两次门》取材于罪案新闻一样，这个故事的灵感源自多年前一张周刊的某篇“情感隐私”，是我同事撰写的。现在，它的面目依旧是那样。但我回头审视小说，觉得它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小说里，一个发了点小财的前诗人想要寻找自己失踪多年的情人；一个落魄的记者受雇去完成他的心愿。看起来，这似乎仍是一个探求隐秘的婚恋小说，但要问我自己，我更倾向于将它认作是一种描述“告别”的故事。
前者，在告别自己的青春和刻骨铭心的爱恋；
后者，通过一次“模拟”调查，告别自己的职业和理想。
他们都在寻找中告别，告别自己的某一部分，告别一个也已消逝的时代。
毫不否认，小说中的“我”隐藏着一个现实里的我。
这种告别也是我的。
说一声“再见”很轻易。当坐在阳台上一整天写不出一个字的时候，我也偶尔会想，我告别的哪只是一份职业或身份，那是一种倚靠了十几年的习惯，那是一种近乎灌注却又脱离、贯穿我又死死将我摁住的什么东西。
不论在故事里还是现实中，不管对某事或是对于某人，做到投入其中、紧紧拥抱固然不易，但比之更难的是，当学会和习惯拥抱后我们还需懂得告别。
没有哪一种告别是容易的。
《完美的七天》读后感(九)：悬崖边上
傅小渝（ 资深媒体人，原四川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重庆作家协会文学院首届创作员。 ）
读宋尾的小说，可以有多种角度。
尤其对这部好评如潮的《完美的七天》。
小说开篇，便是一场风花雪月的出轨: 一对已婚男女，在书信往来十年之后，约定在婚姻之外、在各自既定的生活轨道之外，完成一场以七天为期的灵肉结合。
第一次看到从写诗转为写小说的宋尾写情爱，这场“冒险”，被放在古镇磁器口一间“推窗可见繁华，关门阒然寂静”的老宅里。七天，在蔓藤、灌木、野草、仙人掌、青苔，以及黄葛树的斑驳绿荫所构筑的幽秘氛围中，一个名叫李楚唐的诗人和一个名叫杨柳的会计师，完成了一场私情的完美放纵。
看起来，这又是一个老套的中国版《廊桥遗梦》。
但，这只是一个诱饵，是宋尾版“交叉小径的花园”的一个秘境入口。
接下来，小说时间线便来到九年之后，第一人称的故事叙述者也从李楚唐变成了高明，一位因采访惹祸的失意记者。而当年，李楚唐杨柳在磁器口那个带露天小院的老宅租房度过“完美七天”时，高明与其女友小朋，就是他们的隔壁邻居。
在一场不明不白的斗殴中，高明被已经变身多家公司老板的“前诗人”李楚唐搭救。一台大酒之后，春梦留痕，往事如水，记忆被激活，李楚唐雇请高明去某滨海小城，完成他难以释怀的多年心愿——寻找他失联已久的情人杨柳。
从这一刻起，读者便跟随高明的脚步，被拖入一环套一环的叙事迷宫。
从发现杨柳八年前就因为车祸去世，到怀疑那场车祸其实是一精心策划的谋杀，在这一过程中，小说男女主角的固有“人设”便一点点坍塌、崩解、异化，故事的方向和人物命运，也随之发生一次次令人瞠目的逆转。杨柳的身份，如同移步换景一般，从一个富商贤妻，到一个为冲破庸常人生金丝笼不惜飞蛾扑火的纯情爱人，再到一个被恐怖情人敲骨吸髓后奋起自救的弱女子；最后，竟然成为一个扑朔迷离案件的受害人……风花雪月的情爱外衣被一层层撕开，揭示出人性的多面和立体。像剥洋葱一样，当读者跟着高明的视线，不断惊叹于谜案真相“原来如此”时，一转头你会发现，新的谜底还在后面。
甚至，在你自作聪明地猜出一点端倪，以为就要看到《消失的爱人》式的大反转时，它真的来了一个反转，却再次颠覆了你的预判。
这些如过山车一样的反转，完美地诠释了小说中被多次重复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孤立的。
有评论说，“这是一部能不断打破你阅读期待的小说”，“它披了一个悬疑的壳，讲述了一个告别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发现的故事”（刘江凯《历史与现实的先锋召唤——2018年长篇小说阅读札记》）。而本土作家贺斌则感慨，“宋尾将那貌似自给自足的七天最大限度地打散，不厌其烦地反复关观照，如同毕加索格尔尼卡中立体主义的绘画那样，从特定的时空起飞，超越了写实主义的具象，带我们来到当下都市婚姻的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也让这起出轨引发的血案，充溢了追问的语气，铺展开悲凉的底色”（《收获》专稿《一个忧伤的情感侦探》）。
宋尾在小说中埋了很多梗。这些梗，是探寻其笔下人物精神蜕变脉络的路标，稍不留意就会被放过。比如小说故事一开场，高明正处于他职业与婚姻双重危机的某个临界点上。随着小说情节主线的推进，当磁器口的“七日之欢”亮出它不洁的底裤、当杨柳挣扎纠结的人生衬托出李楚唐的猥琐、当高明在寻找杨柳之死真相的旅途中反思爱欲的本质并试图挽救自己的婚姻时，却发现回头之路已经断绝。而小说中另一个重要角色——他那位自我“放逐”到滨海小城、似乎刚刚觅得一片惬意人生自由天空的媒体朋友，在小说的结尾，也陷入了新的职业困窘。
《完美的七天》把它的书中人物一个个拖入心灵的炼狱，让其在火中炙烤，却并不打算出手相救。这是宋尾的聪明，也是宋尾的冷静。它推开一扇扇人生的后窗，让你看到复杂人性的B面，看到现代都市男女情感的易碎和苍凉。它披着悬疑的外衣，让书中人物与读者一起，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历险，而已。
文学最终给读者提供的，是观照不是答案。不过答案也并非虚无——正如高明在小说最后所悟出的，人生在某处，总要迎接一个崭新的开始。所有的复杂，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希望，都会走向一个崭新的黎明。
十余年的记者生涯，给了宋尾以丰厚的生活馈赠。在《完美的七天》里，男主角高明“卷入”的很多新闻事件，在宋尾的媒体履历中，都可找到个案原型。十年前，他曾只身领命，靠一串神秘的阿拉伯数字，像私家侦探一样，在偌大的北京城大海捞针、地毯搜索，寻找一个特殊的采访对象，几经波折，完成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特稿采访。得益于类似的亲身经历，让他对高明的刻画得心应手，各种细节信手拈来。
掐指一算，湖北文学青年宋尾来到重庆已经是十六七年了。他以记者身份融入这座城市、观察这座城市，并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他也希望借这本书，向这座城市来一次致敬，所以重庆读者会亲切地在小说中碰到一个个熟悉的地名，磁器口、菜园坝、新牌坊、龙湖西苑、新桥医院……乃至其香居、少数花园。重庆媒体圈的朋友还会哑然失笑地在书中遭遇很多熟悉的名字（诸如“老练”之类）。当然，更多的是酒聚——酒聚场所，也是那些店名眼熟的老酒馆。在又一场酒聚之后，宋尾踽踽独行在重庆的深夜街头，透过水汽朦胧的眼镜片，遥望鳞次栉比的摩天楼上那些或明或暗的窗户，压低嗓门说：
每扇窗户背后都是一种人生。我们不知道的人生。秘密太多了，人人都以为自己睡在室内，其实是站在悬崖边上。
《完美的七天》读后感(十)：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在《博尔赫斯口述》一书，博尔赫斯曾向侦探小说表达过一种不同寻常的敬意，他说：“最后，我们能对侦探体裁作品说些什么赞扬的话呢？有一点明确无误的情况值得指出：我们的文学在趋向混乱，……我们的文学在趋向取消人物，取消情节，一切都变得含糊不清。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还有某些东西仍然默默地保持着经典著作的美德，那就是侦探小说……我要说，应当捍卫本不需要捍卫的侦探小说（它已受到了某种冷落），因为这一文学体裁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这是一场考验，我们应当感激侦探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是大可赞许的。”此番致敬所以显得不同寻常，根底在于博尔赫斯的后现代主义作家身份：虽然他与阿兰·罗伯-格里耶、迪伦马特、品钦一样偏爱侦探小说的文体，但同后面这些人的动机却不完全一致。如格里耶对侦探小说的借鉴，与其说是中性的运用，还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戏仿策略，即在这一体裁内部显示侦探对于侦破案件的无能，由此成为对理性的冒犯，以及还原出一种他们眼中的世界真相：现实的碎片，整体的不可知，时间的无意义，崇高的不可见，历史进程是随意无规律的运动。诸如此类的“真相”具体到文学作品，便呈现为博尔赫斯所看到的那些“没头没脑，缺乏主要内容，没有结尾的”文本。不同寻常的地方正在于此：作为后现代派的博尔赫斯憎恨后现代主义的失序文本，并且试图启用被他的那些同道滥用了的侦探小说体裁，去实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如果说这种目的是建构性的，那么在后现代主义作家中划分出两派就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就作为一个共同体而言，后现代主义作家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有意识地打破各种体裁间的藩篱。日常生活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之可能，正是这种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融并重铸的结果。尽管《小径分岔的花园》、《死亡与指南针》、《刀疤》等作品并未证实博尔赫斯所期待的那种秩序，但他所抱有的期许，或者说他对侦探小说可兹借鉴的预视，的确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逐渐实现：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尚且止于设置谜题，从而令诸种玄妙的写作技术压倒了理应作为探寻本质过程的文学（即使是对存在境遇的荒诞揭示，也时常因为叙述的本体性质而丧失了力度）；而反观当前的纯文学，除了重视作为体裁的侦破结构以外，也越来越意识到后现代主义的偏颇之处：捍卫一种多元主义的立场并不必然导致在文学作品中对叙事的放弃；面对历史深感茫然也未必就要中断对崇高的追求；沟通俗文化与雅文化，更不意味着小说中的人物消解为一个可怜虫一样的符号是理所应当之事。就像阿瑟·伯格在《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中曾经表达过的困惑：“我们一旦失去叙事，我们就失去对我们自身的感觉，我们也就失去叙事所给予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意义感，失去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处的位置。没有叙事活动，生活紧紧是一连串偶然的事件，毫无目标。没有开始，没有结尾……仅仅是体验。”毋庸置疑，后现代主义针对不确定性的观察乃是洞见。然而面对不确定性同样有两种态度，其一是鲍德里亚所谓的“玩弄碎片”，这种戏谑的片断式写作在后现代作品里比比皆是，其二是在承认了不确定性的事实之后，对此展开救赎性质的叙述。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对侦探小说的借鉴即是以之为起点，逐步开始兑现博尔赫斯曾经有过的期许。简而言之，以不“趋向取消人物，取消情节”为前提，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文学理应观照的日常生活对象。
不韪冒臆断之险地说，宋尾近来推出的长篇小说《完美的七天》，即是此中的代表佳作。格非曾在《隐身衣》中，借蒋颂平之口道出了由现实的诸种不确定引发的困惑，他说：“亲人之间的感情，其实是一块漂在水面上的薄冰，如果你不用棍子捅它，不用石头砸它，它还算是一块冰。可你要是硬要用脚去踩一踩，看看它是否足够坚固，那它是一定会碎的。”这种感觉，也是我从宋尾的小说《完美的七天》中读到的。这部小说的楔子让人想起罗伯特·艾里斯·米勒的电影《寂寞小阳春》（Sweet November，1968）：两个已有家室的男女——李楚唐和杨柳——逃到重庆，他们约定好见面的日子，也限定好离别的时期，在一周期限以内，惊世骇俗地模拟了七天夫妻生活。尽管这个开头叙述的时间只有短短七天，却给人以漫长之感。模拟终结之际，仿佛这个小说也像电影一般意犹未尽却戛然而止。然而，接下来的篇幅却打破了这个想法：小说的楔子作为一个以李楚唐为视角的独立文本，从它告一段落的地方开始，便将经历无数次的改写。故事结束了，但故事仅仅是那个疑问重重的现代世界的镜像，作者将在这里重新出发，通过对侦探小说的借鉴，从而令现实成为有待勘破的对象，亦让作品成为一种回应现实的尝试。
从第一章开始，视角便转向了那个当年见证了这七天的“我”。多年之后，因为一次偶然的醉酒，“我”与李楚唐重逢。在简短的客套后，他委托“我”踏上寻找那个曾与李楚唐做了七天夫妇的杨柳的旅途。就像达希尔·哈米特在《血色收获》中仅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即抵达事件的“真相”，《完美的七天》的谋篇也是如此。在“我”到达滨城后，立刻从物资供销公司财务室的一位女士口中知道了杨柳的下落：“她死了都快——差不多十年了吧”。按理说事情至此，对于这个潦倒的记者而言，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作者没有让他停下。因此，将小说叙述者的身份设定为记者是合理的，即便是一个失业的记者。传统侦探小说只有一个在结尾供出的谜底，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真相，而人心却并非一种。惟其如此，宋尾才能够向我们呈现两种或多种真相——重要的不是侦破谜底，而是侦破人心——亦即从事实转向人心，从谜底转向境遇。首先，在“我”抵达滨城以前，李楚唐为“我”回顾了他与杨柳的初识、交往以及分离的来龙去脉。在李楚唐的故事中，两人是未遂的夫妇，天各一方，互念彼此；而杨柳的日记所记录的版本，却非如此，这七天甚至成为她走上末路的源头。其次，两人原本以为天衣无缝的私会，实则早在日后掌握于各自的伴侣手心。从这一点来看，李楚唐与杨柳的确是很像的，至少就他们都热爱文艺，却在现代社会屡遭碰壁的情形而言；反观他们的伴侣，则一概是强势者。李楚唐的妻子是首席药理专家，杨柳的丈夫是地产大鳄。两人在察觉到蛛丝马迹之后，也都一一进行了暗查，尽管他们对内情不予声张各有私己的理由。因此，“我”只是这件业已深埋海底的事件的侵入者。随着调查在波折的进程中愈发深入，杨柳的死因甚至也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侦破人心的领域则转移到了叙述者本人的生活（这里让我想起阿乙《极端年月》中的情节与结构）。“我”发现，自己的妻子小朋也在同一时间出轨了，她打算和“我”离婚。
不同于哈米特的决绝，宋尾在这部小说中显然更近于钱德勒，其叙述基调与底色也尤其切近于《漫长的告别》，就像一条滞缓、稳重，却又哀伤的河流，慢慢从人们眼前消失。小说的结尾于是类似于一曲挽歌。那么，《完美的七天》最终抵达的真相是什么呢？也许就是叙述者“我”在破案过程中与案件结束后察觉到的世界——不再是他曾经热爱并且生活其中的世界（约翰·克劳利曾在小说《他方世界》的结尾传达过这一感伤的体悟：“世界比以前老了。连天气也已跟我们记忆中不同。这年头已经再也没有像我们记忆中那样的夏日，再也没有那么洁白的云、那么芬芳的青草、那么茂密而满载着承诺的绿荫，一如我们的记忆，一如它们很久很久以前的模样。”），以及“我”与自己所置身的这个世界之间的距离——不是缓慢地契合，而是加速度地分离。同时，他还察觉到自己就是这个世界，或者说是世界的一个蹩脚的镜像与复本，然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无法侦破的谜底：他试图勘破杨柳的死因，可是即便他找到了这件事散落在各地的所有碎片，他也无法拼出一个完整的图案。就此意义而言，这个世界即是一个充满意义黑洞的所在，诚如他无法还原妻子选择出轨的动机。为此，叙述者才像马洛一样酗酒，“拖着虚脱的影子”，在夜晚的街头踟蹰，并且在案件结束的时候尝试着索解德尔斐神庙的箴言。原本以为和妻子的离婚是和平分手，事情再一次因为妻子怀孕而发生转折。“我”在妻子反复追问“怎么办”的时候手足无措：“我也不知道。当然，我怎么会知道？但我第一次领悟到，人生在某处时总要迎接一个崭新的开始。我同时明白，所有的复杂和痛苦不过才刚刚开始。”这一次，他似乎丧失了当初探寻他者真相的勇气。
《完美的七天》这篇小说的真相就是将现代世界呈现为一个谜题。推理能够以事实判断的形式证实或证伪，然而理性却无力于提供一种价值判断。现代社会的谜团看似侵蚀了感情，让它变得不那么透明，却也正因为此成为感情维系的支撑之点。这个道理，同样是现代社会晚近以来才真正发现的一个结论，那就是推理的真相与爱的悖反；反过来说，当代叙事借助于侦探小说的结构从而侦破人心，也势必会导致对爱的谋杀。这里涉及的甚至不是总有不忠与背叛的事实，而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感官世界与理性世界的抵牾。前者是快感与身体、偶然和直觉的领域，后者则是禁欲与精神、必然和逻辑的地带。因为两个世界在本性上无法通约，所以当一个男人试图侦破恋人的真相时，他已然主动废除了自身的情偶身份。普鲁斯特曾带我们领略了太多嫉妒的恋人：斯万、圣卢、夏吕斯男爵、主人公马塞尔……他们成为理智的密探，恰恰是由于自身的情偶身份，由于嫉妒的激情。在普鲁斯特的小说里，甚至在爱情尚未萌生的阶段，嫉妒已经出现；甚至在爱慕者尚未占有对象的阶段，丧失与无从占有的恐惧已经侵蚀了爱慕者的心灵。恋人正是在此一基础上展开了彻底了解与全面占有对方的狂热行动。然而，爱情的宽度早已由叔本华的钟摆摆幅划定：那有待征服的部分，是爱情得以延续的可能；唯当我们真正实现对情偶的全部占有时，爱情亦随之终结。它实际上也就是在说：爱情由神秘维持，止于祛魅。爱情即求之不得的一团痛苦而无用的嫉妒激情。所以，当普鲁斯特的小说主人公说“我对她不再嫉妒，也几乎没有爱恋”时，我们必得意识到这一句话中存有的逻辑关联。感官世界的真相与理性世界的真相是不同的，我们在爱情中投射到对象上的所有主观情绪，所有主观好奇，都无从在客观的现实世界予以证实。倘若一切都真相大白，人们可能反倒会生出“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凉感悟。
博尔赫斯与格里耶等人分道扬镳之处，亦是宋尾与先锋派作家分手的地方。撇开情节上保证了开放性的解读空间但又恢复了线性叙事的连贯不谈，在这部小说里，由于作者师法的对象是雷蒙德·钱德勒，它至少保证了宋尾能够在一个丧失英雄的小说年代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对完整且性格鲜明的人物。如同马洛不是绝对完美、壮志酬筹的英雄，宋尾的叙述者“我”同样不是，但他也不是一个无深度的符号，抑或可笑无能的臭虫。在现实行将踩死他们之际，他总能抬起双鳌予以反抗，诸如此类的行为就像这部小说对混乱现实的回应一样令人感动。
刊于《文学报》2019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