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性人巴尔班》是一本由[法]米歇尔·福柯 编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1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双性人巴尔班》读后感(一)：读后二三感
1. 福柯将回忆录和根据回忆录改编的猎奇故事编在一起，其对比之烈，让人印象深刻。也由此反思固有观念所造成的异化可以到什么程度。
2. 社会关系不断塑造性别，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性别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天生是为了禁锢社会的复杂和流动。
3. 打破“性别二元论”，也许并不会解决所有的身份认同危机，但会舒缓一部分人的焦虑。未来不一定会越变越好，但也不能由此而放弃努力。
《双性人巴尔班》读后感(二)：权力架构的人类世界，真正的自由选择究竟能有几分？福柯再次用真实文本告诉了我们答案
这是一本神奇的书，竟然是马歇尔福柯亲自编著的，对比了各类真实文本，从多角度栩栩如生地再现了19世纪末一个双性人的精神世界以及面临的客观环境，并提出了让人深思的疑问，权力架构的人类世界，真正的自由选择究竟能有几分？喜欢探寻人类精神世界，更加透彻认识自我的小伙伴，不容错过这本看似脑洞大开，实则平凡朴实的书，它不是小说，也不是自传，而是人类学的专著。
：“方所”能把这本书放在畅销书一栏，真是真知灼见，这或许是我特别钟情这个书店的缘由所在。
《双性人巴尔班》读后感(三)：精神导师福柯
一名品学兼优的女性因随着年龄的增长发觉自己应该是男性而在追求成为男性的过程中走向自杀的故事 女性：生来被给予的性别（法律登记为女性） 性别被误解：双性人的生理特征 真实性别意识苏醒诱因：青春期两性情感的萌发 追求真实性别走向自杀的原因：从女性走向双性人再走向男性的过程中，社会将他禁锢在双性人 双性人定义的微妙差别：亦男亦女即认可一个人可存在两种性别，非男即女即只认可一个人只存在一种性别 结论：性别是在权力关系中被建构出来的，甚至先于法律存在，所以巴尔班后来即使法律上更改了他的性别为男性，仍无法完成向男性的转变。双性人在当时（不论任何时候）都是稀有的，社会对于双性人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同样的只是都不能容忍和接受。当然，巴尔班当时也有另一个阻挠（其完成性别转变）的因素，即宗教上认为他的女性身体里藏着恶魔，混迹在女性（当时被认为最应该保持神圣纯洁的修女）中。他的自杀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并不是要怀疑一切，只是希望能意识到自己是如何变成今天的样子
在“我的回忆”这一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都在欺骗，也都在受骗，这是世间最好的信条。”巴尔班说出这句话，是因为自己不平凡的经历，可这一句话却让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巴尔班第一次在对神父说出自己的身体状况时，那位神父大惊，并告诉他，不要再向任何人说起这话，建议他撒谎，以便进入教会。
试想，如果巴尔班撒谎，进入教会会怎么样呢？他肯定会活得很痛苦，但他将真实情况说出来后活得也并不轻松。
如果巴尔班只是一个单纯的双性恋，或许还能更加轻松些，喜欢就是喜欢，仅此而已。悲哀的是他并非双性恋，他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男性，被当成女孩儿养育的男性，他喜欢的是女孩，明明就是异性恋。但就因为他被忽略，我们才能看到某种意义上的“双”性恋。
在看到这本书时，我以为“双性恋”这个范围是心理上的，看完才知道，原来并非心理，而是生理。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也写道：“性属是一种性别效应——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不是被携款刻在生物性中的，而是那最终赋予他身份的毫不含糊的性别。”可惜的是，巴尔班所在时代并不是这样的时代。甚至在修道院里，因为他的男性特征，他被修道院的女孩们认为是“恶魔”。
试想一下，如果我自己是巴尔班，或许我会听从第一位神父的建议——选择撒谎，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可是也正是因为他对真相的不懈追求，才让雌雄同体这个概念得到进一步的论证。正是因为他的不幸，才避免了更多的不幸。
《双性人巴尔班》读后感(五)：巴尔班简历
1868年，位于巴黎贫民区的医学院街，一间简陋、肮脏的阁楼，一名男性自杀身亡，旁边放着一本自传的手稿。
1897年，这本自传以《阿莱克西纳·B的故事》为名，被一名法医学家编辑出版，人们这才发现了一位生活在黑暗之中的双性人的故事。
1838年11月7日，一名女孩出生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乡村，取名为阿莱克西纳·巴尔班。她天生有两套残缺的生殖器官，但这个“性别麻烦”并没有困扰她。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女俩便去了一位富裕家庭当用人。由于很早就表现出勇敢、聪明、成熟的一面，这位富商资助她去了当地一所修道院办的女子寄宿学校。随着年龄增长和青春期的到来，阿莱克西纳渐渐表现出与其他女孩不一样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她平胸、没有月经，脸颊和嘴唇上方长出了可见的毛发，她不理解并厌弃手工，却对数学和外语极有天分。渐渐地，巴尔班变成了同学们口中怪异、孤僻的女生。
1856年，17岁时，她被送到一所学校进修，并成了一名老师。在那里，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位女同事萨拉，一位富有、精致的贵族姑娘。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巴尔班写道：“我会帮她拉上连衣裙的拉链，那时，我感受到了无法形容的幸福感。我还会抚顺她那头浓密的、优雅的波浪卷发。”两位女孩经常偷偷在公共场合亲吻，叫对方的昵称，这些细节都引起了校方和社区的注意，两人被列入了审查名单。为了让家人免受谣言，萨拉的妈妈也曾命令他们分开。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保持着恋人关系，但在行动上更加谨慎了些。直到改变她命运的日期来临。
1860年的一天，21岁的阿莱克西纳·巴尔班去看医生，因为最近经常感到下腹股沟持续性疼痛。但没想到，这次就医改变了她的一生。医生出具的诊断书上写着：她一直是一个男人。接下来，在行政人员的安排，民政部门将她的法律性别改成了男性，并强制她改名为阿贝尔·巴尔班。
巴尔班自己也开始尝试以男性的身份去重新生活。他第一次穿着男装去教堂，几乎没有人认出来。但很快，随着当地报纸的报道，他成了这个镇上的谈资。人们喜欢在公共淋浴场所谈论巴尔班是变态，进行各种各样的语言攻击和侮辱，甚至说他是为了和女人乱搞关系才成了男人。同时，在萨拉母亲不断从中作梗的努力下，两人分手了。
心灰意冷的巴尔班辞掉教师工作，独自前往巴黎。几年里他频繁陷入贫困境地。身体恶化加上极度心理创伤，他几度自杀。在后来的日子里，巴尔班一直生活在孤独和贫困之中，直到30岁时结束自己的生命。
《双性人巴尔班》读后感(六)：真实的社会性别
文/埃里克·法桑
埃里克·法桑，社会学家，万森纳-圣德尼-巴黎第八大学政治学系、女性研究和性别研究中心教授，社会问题跨学科研究所（IRIS）、巴黎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中心（LabTop/Cresppa）研究员。
像米歇尔·福柯这样常驻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人，发现《阿莱克西纳·B.的故事》不算难事：在《性经验史》——出版于1976年——时期完成这样的工作也不该是偶然。法医安布鲁瓦兹·塔尔迪欧于1874年首次发表了这一手稿，从那以后就没了音讯，第二次出版是在他的著作《身份的法医学问题》中：“一个性别被误解的人的回忆与感想”。他的分析依据了谢斯奈和古荣的医学报告，前者于1860年提出修改阿莱克西纳的性别，后者于1868年被雷尼埃指定参与尸检（福柯在1978年整理的资料中收入了这二人的文章）。第二帝国时期国家医学学术院（Académie nationale de médecine）主席塔尔迪欧因其《关于妨害风化罪的法医学研究》（Études médico-légale sur les attentats aux moeurs）被多次引用而尤其出名：他为将同性恋纳入病理学的“类别”做出了贡献，《认知的意志》中一段著名的文字就探讨了这一问题。
身份调查
相反，确认阿莱克西纳·B.的身份（这么说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如果可以的话）却并不容易：该名字和姓氏首字母的使用主要出现在那部医学出版物中，但在其身份证明中却未提及：阿德拉伊德·埃尔屈利纳生于1838年，1860年改为阿贝尔（谢斯奈修改了出生时的第二名字，将其改为阿德拉伊德•埃尔米尼，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而塔尔迪欧沿用了这一修改）。医生解释说，这遵从了“作者隐藏真实姓名的方式，将自己和故事中出现的其他主要人物隐藏在”首字母或假名之后。虽然“善良的医生”H（只可能是谢斯奈）感叹说：“您的教母为您取名卡米尔是很明智的”，但几页之后这个如此方便的中性名字的真实性就被澄清：“S城民事法庭决议修改我的户籍簿，也就意味着，我应该有专属男性的户籍簿，并且要用新的名字取代出生以来就已获得的女性名字。”
如今，那位哲学家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尔讲述了让埃尔屈利纳•巴尔班恢复作为名和姓的地位的那次调查。类似开篇先讲述手稿发现过程的十九世纪小说，他的叙述当然应该在这次重版的后记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知道事情会如何进展，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是福柯想要探险：“既然与大西洋的一个岛有关，我们就离开普瓦提埃［福柯的出生地］，取道……前往大西洋诸岛！”其实，与其说这是一次调查，不如说是 “选址”：“福柯很想把它拍成电影。这是埃尔维•吉贝尔（Hervé Guibert）的主意，福柯1977年认识他的。让他读了我记得是前一年找到的这个文本。吉贝尔立刻着手写剧本，拿给阿佳妮看。她想自己演男孩的角色，让她弟弟扮演女孩的角色，他曾出演过罗西（Joseph Losey）的《唐•乔万尼》：她觉得这会是他们之间一场足够奇妙的游戏。”
总之，“我们是去看看哪里能拍电影”（事实上，这个计划无果而终）“有一座桥通往奥列隆岛，但当时，没有桥去雷岛（Ré）。因此我们决定先去奥列隆。一到那里，我们就下车，步行走上悬空的堤岸，走了，我不确定，一个小时吧。然后，我想福柯当时是看见了一棵松木，他突然说 ‘就是这里！’”德菲尔读了一段“著名的”话，“这个小小的村庄完全荫蔽在一片永恒的绿色海洋中，数世纪来，越来越多的树根在被称为沙丘的山下生长。广阔的松林沿着海岸伸展开来”。“福柯对我说，‘写得太好了！必须徒步，我们马上会到达一个十字架’。我们继续往前走，真的到了一个十字架！”那段“回忆”相当准确，“树林的入口处有一座小山丘，似乎掌管着这片广袤的海洋，小山丘上有一个石质的巨型十字架”。
就这样，再走四千米就进了村子。“我们进了一家糕点铺”（“我很会吃的”，德菲尔笑着承认），为了打听一座天主教机构。年轻的糕点铺老板娘什么也不记得了，她去问她的祖父。“在店铺后间，他回答道，‘对，当然有一座修道院啊，现在那里成停车场了！’他又补充道，‘不过，奥列隆城堡那里还有修道院’。”那是师范学校，第二帝国时期由智慧女儿（Soeurs de la sagesse）建立。“在学校里，有人给我们看了阁楼里的档案。他们让我们上楼：一位年轻女人陪着我们。我们扎进一堆当年的文件里，打开的第一份函件里有姓氏、名字——很快，我们就找到了她的姓名……叫作埃尔屈利纳·巴尔班，这真的太特殊了！”于是，福柯能够补充完她的资料——尤其是“姓名、日期和地点”那部分，“第56—62页写到的远足的目的地T是圣-特罗让（Saint-Trojan）”。
双重抹去
他之所以愿意呈现这些形形色色的回忆录，是因为，就埃尔屈利纳的回忆录而言，它们能为福柯重新定位。确实，他曾将自己抹去：1978年第一版封面上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他只在封底签了名，为的是介绍一个（几乎）没有后续的系列“平行人生”（Les vies parallèles）。[ “平行人生”的第二册即是最后一册：《亨利·勒格朗的爱情之圈》（Le Cercle amoureux d’Henry Legrand），伽利玛出版社，1979。]只有1993年重印的“Folio”版在封面上写了“米歇尔·福柯出品”。在《资料》部分，他让自己扮演了一个相当谦逊的角色，只有两页以他自己署名的文字：“我所做的仅限于整合有关阿德拉伊德•埃尔屈利纳•巴尔班的主要文献资料。”至于前言《真实的性别》，只出现于1980年英译本中；同年《阿卡迪亚》杂志上刊登了法文版，但印量相当小，后来，在1994年，该文又收录于《言论与写作集》第四卷，但在今天之前，它从未出现在法文版《埃尔屈利纳·巴尔班》中。
这一抹去自己的行为值得注意——尤其面对伴随着《我，皮埃尔•里维埃》的出版而公开的大量资料和多种声音。二者之间的比较非常重要，因为在这部出版于1973年的书中，已经勾勒出“平行人生”的轮廓：“如果农民中能出一个普鲁塔克，皮埃尔·里维埃一定会列入著名死者的行列。”这两部著作非常符合福柯于1977年在《声名狼藉者的生活》（La vie des hommes infâmes）中确定的计划：一些颠覆性的“例子”、一些“微不足道之人的生活”，只有“与权力的一次遭遇”能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来，只有“当它们落脚在权力游戏和与权力的关系”时，我们才能把握它们。或者，像《埃尔屈利纳·巴尔班》开头的丛书导言中说的那样，那些“除了对他们的判决没有引起任何回响”的人生，“必须重新找到在他们奔向‘无人问津’或丢失一切‘名声’的黑暗时，留下的瞬间而闪亮的轨迹。这就像是普鲁塔克的反面：一种无人与其汇合的平行人生”。
为什么面对他如此珍视的埃尔屈利纳·巴尔班，要抹去自己，而面对皮埃尔·里维埃却没有？大概是因为，相比起《我的回忆》中拘谨的文字，相比起“这种既反映了当时寄宿生的写作方式，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优雅、矫饰、爱用暗示，甚至有些过分铺排而且过时的文风”（15）中体现出来的女性特质，皮埃尔·里维尔的那种雄性光芒似乎更难被一种新的学术话语层面压制。总而言之，这一选择部分地解释了本书相对而言的默默无闻，至少在法国如此——它相当难找，绝版了也无人察觉，而福柯的著作总是印量充沛而且关注度颇高。
这另一重抹去，还有一层原因。美国版前言是阿卡迪亚年会会议期间提交的，之后由该会议发表。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起，这个由安德烈·鲍德里（André Baudry）于1954年创办的“同性之爱”（homophile）团体似乎已经过时，因为其保持高度谨慎的意愿受到“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Front homosexuel d’action révolutionnaire，成立于1971年）躁动的颠覆性行为的破坏。德菲尔解释说，在此背景下，接受这一邀请是在“表达对阿卡迪亚之所以为阿卡迪亚的尊重”。因此，我们可以将前言当作学校和修道院的“女性单性之爱”（如今更习惯说“同性社交”）的哀歌——战后运动中，“同性恋者们”（homophiles）所珍视的单一性别之间的社交。[ 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1982年同性杂志《面具》（Masques）中刊登的一篇访谈，话题关于莉莉安·法德曼（Lilian Faderman）的书《跨越男性之爱》（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研究女性之间的情谊而“永远”不提“她们之间是否有性关系的问题”突显出“女性单性之爱、女性激情生活的整个文化”（《言论与写作集第四卷》，前揭，第311篇，《对话米歇尔·福柯》这是一种绝对的模糊性，诗意地说是一种“半明半暗的‘辨识’体制”，正如福柯在同一页中提到的那样：“区分情感”“驱逐不洁”“挖掘意识”，但也要“把握分寸”，也就是一种不那么谨慎的辨识（16）。尽管如此，“阿莱克西纳·B.的故事”解释了一种有疑问的身份，让它的读者大众感到不安：“那场会议并未让到场人欣然认可，我们没有对他们谈到他们自己，而是谈论一个并不切实是女人的女人……”
不仅阿卡迪亚遭遇了这种落差，它那激进的对手“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也同样如此：“这几年，问题在于身份，”德菲尔评价道，“而不是身份中的麻烦。”我们知道，福柯没有屈从于“出柜”（coming out）这一迫切的新需要——1979年，刚刚创办了《性吟步履》（Le Gai Pied）的让·勒比图（Jean Le Bitoux）认为这“非常不好”：有（没有）勇气“接受自我”从那时起成了重要的问题。然而，就福柯而言，他“拒绝进入这一身份”。但也是出于身份原因，他拒绝了会后鲍德里给他的信封：“听着，一个同性恋者不会为对同性恋者们讲话而收费！”是否应该将此视为矛盾呢？也许实际上，相比起传统方式，福柯要更接近出柜，正如历史学家乔治·乔恩塞（George Chauncey）提出的区分：在同性恋“解放”及其提出走出“柜子”（sortie du «placard»）的指令之后，必须向社群展示自己，但不是对外张扬自我。[ 乔治·乔恩塞，《纽约男同性恋者，1890—1940》（Gay New York, 1890-1940），迪迪埃·埃里蓬（D. Eribon）译，巴黎，法亚尔出版社，2003（原版《纽约男同性恋者：性别、都市文化和男性同性恋世界的塑造，1890—1940》事实是，“当时，该文本没能取悦任何人”。德菲尔自问：“福柯有没有觉察到其中的所有蕴涵？我不清楚。”
本文节选自《双性人巴尔班》，作者： [法]米歇尔·福柯 编 ，译者： 张引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