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一本由[日]大谷正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2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甲午战争》读后感(一)：日方视角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读后感(二)：媒体与战争

　　日本政府在发布的《对清国宣战书》中声明，对于战时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必然严格遵守，希望通过让日军遵守战时国际法的举动来展示日本具有“文明战争”的能力。而在日本民间，“文野之战”的论点得到不少民众的拥护，发挥了强化民族主义意识，加速战争的作用。同时在日本国内，日本政府对报纸的信息加以管控，而对欧美进行信息输出，发送对日本有利的战争情报。

　　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报纸开始大量刊载有关朝鲜问题的报道。社论、论说均纷纷主张对清对朝的强硬论。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措施，包括停刊禁载，加强审查等手段。在甲午战争前，日本政府就开始形成了一套强有力的舆论管制手段，在日本决定出兵以后，这一系列措施开始越发强化。在此之后，民众支持战争风气日渐高涨。

　　《甲午战争》读后感(三)：《甲午战争》 （日）大谷正

　　《甲午战争》读后感(四)：甲午战争全景图

　　精简的语言兼顾描写详实战争经过的一部书，对甲午战争的来龙去脉、战前战后的上至政客们，下至普通士兵、军夫的描写都以精要提炼的方式，描写了整场战事的经过，对日本国内的人物活动图景与政治角力经过的描写，算是补齐了我或是许多中国读者关于甲午战争前以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首的日本政治核心内部的活动的认知，而从这段描述中也可以看出，日本的军国主义错综复杂的历史来源，在内阁与在在野党、民选党派之间的周旋、在干涉朝鲜内政问题的举措中、在出兵朝鲜后的一次次险中求胜、在媒体对战争的报道中，日本作为一个东亚近代化的先驱不断地在工业、政治改革、公关传播、外交中摸索与尝试，从而构建了自己，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独有的民族意识与自我意识，从而军国主义的萌芽也在甲午战争中萌生。

　　该书的一大缺憾就在于，对甲午战争背后各国开战的动因没有深入地去论证并给到读者一个清晰的解答，我想可能是因为受限于篇幅及本书的目的（在于全面地展现战争的全貌）吧。作者所提炼出的一条重要的开战动因便是日本当时追求朝鲜国内的政治影响力，但我认为这只能作为一个表现，或是开战的契机，其背后会有更加深层的历史动因，如文化、经济、政治结构等等方面，而这些方面却是作者所没有更加深入的去探讨的

　　《甲午战争》读后感(五)：甲午战争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甲午战争》一书想要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何日方决意开战？②为何战斗未止于朝鲜而进一步向中国发展？③为何没有形成全面战争？ 作者对于前两点的解释比较详细清楚，但对于第三点作者仅仅把原因归咎于西方列强的干涉，解释有些牵强。

　　1、为何日方决意开战？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与中国虽然是东亚的强国，但并非近代 的帝国主义国家。两国都以被动的姿态进入到列强于十九世纪中期带到东亚的西欧式外交关系之中，被不平等条约所束缚，同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国际秩序尚与西欧式外交关系并存。这是当时问题复杂的原因所在。而过去日本为了推行西欧式的近代化政策，曾坚持认为改造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势在必行。日本认为甲午战争作为明治维新后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政策是不可避免的，但在1980年代后，不少研究者开始研究双方开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作者认为甲午战争的起因在于日本与中国围绕朝鲜支配权的展开和争夺。以中国作为宗主国与周边国家作为附属国的“支配—从属”的传统朝贡体系在进入19世纪后转变为以条约为基础的西欧式外交关系，这两种关系却奇怪的并存在朝鲜。清政府一方面强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另一方面又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朝鲜政变失败，中日两国的交涉开始成为必要。日本政府认为一旦交涉失败，中日两国开战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日方是将中日交涉作为开战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作为开战的起因。

　　2、为何战斗未止于朝鲜而进一步向中国发展？

　　而在中日开战之前，日本武力占领朝鲜王宫可以说是事先已经计划好的，用以找到正当理由，寻求开战借口，可以说陆军方面一直在为此做准备。中日开战避无可避。

　　3、为何没有形成全面战争？

　　日军占领威海卫后，开始着手准备直隶决战，但由于冬季来临，故延迟到次年春季，但若发生直隶决战，以当时的列强的干涉力不断提高，要发动这场战争几乎是不现实的。而清政府和谈又很及时，故没有发生直隶决战。

　　《甲午战争》读后感(六)：甲午战争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大概从初中就开始关注中日甲午战争。也买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当然都是从中国的视角去解读论述的。在这些书中得出甲午战败的原因无外乎清政府的昏庸、党派的争斗、将领的无能、士气的低落，个别也提到装备的落后（海军军舰为主）。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同蓄谋已久、野心十足的小鬼子作战，必然会失败。可是日本一方真的是完全会取得最终胜利吗？日本自身又有哪些不足。这本书都给出了答案。 本书必然从日本一方的角度来讲述这次影响中日朝乃至整个东亚局势的战争。本书的前四章对甲午战争的背景、起因、经过和结果进行了论述。 在背景论述中，可以看到日本并不是如传统所认识的上到天皇下到百姓都在为发动战争团结一致。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也有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藩阀势力与党派之争，藩阀势力内部长州与萨摩之争，都是政治中的矛盾，以伊藤博文为首的长州藩主张与清政府保持和平、反对发动战争。明治天皇也因为战争发动并没得到批准而大发牢骚，可是当战争机器开始运转，全国的势力都集合起来应对战争。 在后几个章节记录战争过程中，没有大篇幅的详细描写，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如果你想详细的了解平壤之战、黄海海战的详细过程，想学习左宝贵、邓世昌的英雄事迹，那可能你要失望了。作者对中日双方都进行了相对客观公正的评述，没有一味地贬低清军，对于清军在成欢之战后的撤退方法给予肯定。日本能够取得胜利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运输的艰难，天气的影响，武器装备的相对落后，个别将领的骄纵，都是日军在战争中面临的问题，所以说日本的胜利，有必然，更多的还是偶然。 关于旅顺屠杀问题有必要特别说明，作者用了三个小节进行了论述。与中方的重视相对的是日方的冷漠态度，日方主要史料说明屠杀原因除了溃兵与平民混杂难辨，还有对清军不敬死者的报复。作者没有否认屠杀，对于日本官方对欧美各国的辩解也表示出嘲笑。 第五章可以说是本书最精彩新颖的一部分。从社会史的角度展开，媒体的大量介入与报道，把战争情况带入日本，国民团结一致，大力支持前线，为战争贡献力量。人们通过媒体了解战争，间接参与战争，最终完成向日本近代国民的蜕变。 第六章马关条约签订和镇压台湾人民起义部分记录也比较简单明了。 本书终章“何谓甲午战争”是对全书观点的总结，对战争的规模、起止时间和开战原因进行补充说明。尤其对于战争开始与结束的准确时间的论述很出彩。同时也批评了日本拙劣的外交政策和战时一些不明智的战争指导。最后从经济方面讲述条约赔款对日本的影响。 总的来说，本书从日本的角度论述甲午战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媒体等多个领域。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除中国视角外的甲午战争，了解这场战争对于整个东亚局势乃至世界格局的巨大影响。

　　《甲午战争》读后感(七)：《甲午战争》：甲午年，中日必有一战？

　　关于1894年至1895年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编纂中往往倾向于认为，明治维新过后的日本实力大增，急欲挑战中国在东亚秩序中的地位，因此，1894年的战争，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尽管此外也有一些偶然因素在发挥作用，比如朝鲜的东学起义。乍看来，必然性的观点确实符合逻辑，但是，它真的能经得起细致推敲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至少在《甲午战争》的作者大谷正看来如此。通过对日本学术界的甲午战争研究的新进展的耙梳，大谷正并不否认日本政府内部的确存在主战派，而他们对日本的实力抱有高度，很大程度上可称为过度的自信，但是这并不代表，政府的外交政策已经完全转向了敌对，“政府与军方相信日清必有一战”，战争一触即发，并且“为此做着积极的战争准备”。相反，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长州派总体上仍然保持着求和，而非好战的立场，毕竟，中国的实力仍不可小觑；这是理解甲午战争不可忽视的背景之一。

　　不过，在考察甲午战争的经过、战果的原因以前，大谷正认为，有必要思考“甲午战争”的命名问题，因为名称往往界定着对应的史实，而反过来，史实也会对名称构成确证或反拨。如果认为这场战争只是中日之间的战争，称其为“甲午中日战争”或“（第一次）中日战争”或“日中战争”，显然是把朝鲜排除在外，也就避开或至少弱化了对战争缘由、性质的探讨。如果称为“日清韩事件”或“日清韩交涉事件”，或许能更恰当地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钻研。

　　换而言之，中日问题，并非仅仅因为日本实力增强，自信心随即膨胀而挑起的争端，相反，它与东亚地缘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逐渐崩溃，东亚几乎只有朝鲜仍为中国的附属国，而日本在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时始终坚持“朝鲜已成为西欧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据此“逼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壬午军乱后，中国与日本的对朝态度，再次成为分歧，乃至冲突的焦点，但好在紧张的局势很快烟消云散，这部分得益于《天津条约》及1885年确立起来的日中在朝协调体制。

　　可是到了1894年的东学起义时期，这一体制最初虽仍有效力，但显得不合时宜，特别是在日本国内要求修订日朝条约，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舆论愈发得势之际：即便是伊藤博文这样的温和派，也不得不选择部分妥协。在朝鲜的乱局中，日本国内的主战派发现了提高日本在东亚的地位的良机，此时，对战争的狂热无比高涨。

　　随后对战况的具体过程，大谷正的叙述与常见的历史编纂并不太多差异，故在此暂不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大谷正认为，与其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取得甲午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的军备扩张，特别是海军的扩张这一观点，即便不是完全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因为就海军预算、购买的机械设备，特别是战舰的级别来说，与中国相比，日本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中国的失败更多在于缺乏协调一致的指挥体系，以及缺乏对开战时机的把握，这从李鸿章的躲躲闪闪，竭力避战的做法中可见一斑。

　　另外，《甲午战争》还着重考察了战争体验与日本“国民”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这在一般的历史叙事中并不多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对战争的广泛关注（主要通过该时期迅速发展的报纸），对相关庆典、欢送会的积极参与，使得日本民众由天皇的臣民转变为近代的“国民”，一个民族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成形。

　　《甲午战争》读后感(八)：书摘丨平壤之战

　　日军在9月14日之前便已抵达平壤周边开始做战斗准备。最早迫近平壤的是混成第九旅团。他们于12日开抵距平壤南面3千米外大同江左岸的永济桥，并与清军展开了小规模战斗。而朔宁支队则在平壤东北面的国王岘附近伺机而动；元山支队在平壤北方的坎北山安营扎寨；师团主力在十二浦渡过大同江时因花费了一些时间，较晚到达平壤西部。

　　原田敬一曾就平壤之战中混成第九旅团的进攻与失败进行过详细的研究，笔者拟据此来介绍当时的情况。

　　9月15日，日军开始从三面向平壤发起攻击。迂回到平壤西北侧的师团主力曾试图进攻平壤外城西南突出地段的安山堡垒，但因遭到清军猛烈的炮击与骑兵的冲锋而败下阵来，只好暂时撤退，为次日凌晨的攻击做准备。

　　9月15日零点时分，混成第九旅团从露营地出发，分三队向平壤左岸名曰长城里的地方进军。若在此地架设舟桥，则可顺利渡河。凌晨4时多，日军抵达长城里南部的中碑街，开始攻打清军堡垒。三座堡垒中的一座在清晨5时被攻占，但另外两座却牢不可破。清军在此地用机关枪和连发枪实施了猛烈的射击，成功阻止了日军的前进步伐。天亮时分，混成第九旅团的炮兵队最大限度地迫近了清军堡垒并实施了炮击，却仍旧未得成效。进而又遭到对岸阵地内清军炮兵的侧面攻击。此时，混成第九旅团的步兵与炮兵均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曾有中队尝试过刺刀突击，但此举不仅收效甚微，且有部分中队的军官全部阵亡而致其部队的战斗能力丧失殆尽。

　　至当日下午，混成第九旅团方才撤退。在这场战斗中，该旅团阵亡130人、负伤290人，损失了约10%的兵力，故其战斗力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大岛义昌旅团长甚至在给师团长的报告中无奈地写道：本旅团如今已不再具备足够的作战能力。

　　朔宁支队、元山支队在夜间行军后，于9月15日天亮前开始向位于平壤北侧的堡垒发起攻击。至清晨7时，他们已先后攻占了第二、第三、第四堡垒，继而又开始攻打坚固的牡丹台。经过炮击与步兵的多次冲锋，朔宁支队最终拿下了牡丹台，而元山支队的步兵第十八联队第六中队则紧接着突破了玄武门。

　　当时，一等兵原田重吉率先登上了玄武门，小队长三村几之助与其他士兵亦接踵而至，从城内打开了城门，使第六中队得以顺利破门而入。日本的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作为“玄武门勇士”的原田重吉开始广为人知。

　　日军在占领外城的战略要地牡丹台后，又开始攻打位于内城北部的乙密台，但拥有坚固城墙防御的乙密台却一直在顽强抵抗。上午10时左右，200名清军步兵从乙密台西南的七星门主动出击，对箕子陵高地的元山支队发起了攻势。30分钟后，从同一地点又有100余名清兵出动进行增援。结果元山支队凭借猛烈的火力将其击退。在此次战斗中，清军主将左宝贵身先士卒，但不幸殒命。

　　左宝贵死后，日军仍未能攻克乙密台，故决定就地宿营。但未曾料到下午4时40分左右，乙密台上方突然升起了白旗。继而，一名朝鲜人带着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的书信来到了日方军营。信中如此写道：清军将在休战后退回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朔宁、元山两支队为避免夜晚入城选择就地宿营，打算次日再进行入城仪式。而清军则在当夜的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之中，自8时左右开始整队撤离平壤。虽然在途中曾遭到元山支队的攻击，但大多士兵均成功逃脱，回到了中国。结果，师团主力在莫名其妙的状态之下于次日0时30分开始强攻外城的暗门与文阳关，进而占领了清军放弃的平壤。

　　《甲午战争》读后感(九)：姜鸣 | 大谷正《甲午战争》序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里，西方列强势力东来，成为中日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千年未遇的变局。如何应对变局，学习西方，开展政治体制、军事力量、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寻找各自发展道路，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趋利避害，纵横捭阖，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涉及东亚的国际关系。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推进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国策，中国也开展了洋务运动。双方在军队发展上还相互比照和追赶，最终因日本仿效列强在朝鲜推行侵略扩张路线，两国1894~1895年爆发战争，中国战败。日本由此快速崛起，并进一步走向帝国主义道路，中国则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悲惨境遇。

　　在总结中国近代化何以挫折、失败的历史教训时，甲午战争一直是中国人的心结。中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一直高度关注这一历史事件，取得很多研究成果，出版了大量专著和史料。但相比较而言，对于日文史料的挖掘和翻译出版还是相对较少，对于日本学者的专著译介更是不多。近四十年里，仅有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和中塚明《还历史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这本《甲午战争》，是大谷正教授2014年出版的著作，虽属于普及读物，对中国读者而言仍属于最新的研究成果。

　　大谷正教授的《甲午战争》，在以上方面恰好为我们打开了视野，弥补了缺陷。比如甲午战争的开战时间，以往研究多以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突然袭击北洋海军济远舰为开端，而日本学者提出了7月23日日军突袭朝鲜王宫，率先向朝鲜开战的观点。当然，大谷正认为此观点源于桧山幸夫和斋藤胜二的研究，而就我所知，日本中塚明教授早在1994年参加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就提出这一观点。中国的戚其章先生认为，如果将其概括为甲午战争，以国别划分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7月23日事变为起点，乃是日本发动的对朝鲜的侵略战争；第二阶段，以7月25日丰岛海战为起点，乃是日本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见戚其章为《还历史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一书所作的序言）。不管怎么说，源于日本学者的见解现在已经成为中日史学界的共识，也写进新的研究著作，这就是对于学术的重要贡献。

　　大谷正教授用相当篇幅介绍日本政府借助媒体进行战场报道，一方面操控国内舆论，调动民众对战争支持的情绪，让他们逐渐萌生出“日本国民”的共同意识；另一方面操控国际舆论，用日本的侵略逻辑解释其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残暴行为，用欧美读者熟悉的语言抢占外宣主导权，炮制出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战争的歪理。从形态上看，日本各类新闻媒体向前线派出了近二百名随军记者、摄影师、画家和漫画家，还组织国际媒体记者随军进行报道，使得战况进展几乎同步地公开出现在读者面前。同时，日本内务大臣又颁布《审查内规》，载明了有关陆军、海军、外交领域的禁止事项和审查要求。本书还详细研究了战时日本各类报刊的出版情况、印刷技术的进步、摄影作品如何印制在书报上，这些饶有兴趣的细节，对于了解日本经历明治维新之后二十余年发展，其软实力和政府的管控能力都是很有意义的。在战时报道中，还涉及美国记者克里尔曼等人对旅顺大屠杀的揭露，日本国际法学家有贺长雄、高桥作卫为日本战争行为的辩护和在国际上展开公关行动等，显示甲午战争研究所涉及的更有深度的专业领域。

　　大谷正教授毕业于大阪大学，现在是日本专修大学文学部教授，专研东北亚近现代史和甲午战争。本书篇幅不大，事件取舍剪裁和叙述具有日本学者的风格，有的地方寥寥数语深入浅出，有的地方浓墨重彩详尽展开，其实都蕴含他多年研究的心得，相信中国读者阅读后能够得到启迪，从更多的角度把握甲午战争的方方面面。

　　《甲午战争》读后感(十)：《甲午战争》：同一场战争，不同的角度

　　文/风之影

　　这本书采用了“甲午战争”做书名，而没有采用在中国常见的“甲午中日战争”，应该是出于对这本书内容的尊重。按照这本书的作者大谷正的观点，这场战争应该是一场发生在中日朝三国之间的战争，并非是单纯中日之间。按照中国历史的一般观点，朝鲜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因此这场战争既然最早发生的地域是在朝鲜，但也是中日之间。但大谷正认为在这场战争爆发前根据朝鲜既有的某些条约，其独立地位已经得到国际认可，因此战争更应该是一场三国之间的战争。

　　而且根据书中这个说法，甲午战争的开始时间也有着与国内所认可不一致的看法。按照国内教材观点，甲午战争开始于丰岛之战，但大谷正认为此前几天日军攻打朝鲜王宫的冲突就可以看做是战争的开端。而至于战争的结束，一般都认可签订条约就可认为战争完结，但大谷正也指出在日军占领台湾后遇到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才平定这种反抗，那么战争结束也应该是在这种反抗结束后。

　　不管作者的这些观点我们是否认可，阅读这种海外关于中国历史的作品，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找并认真研读这种不同之处。在历史领域，不同观点的碰撞才会产生让读者产生探究真相的动力。而且，不同的观点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观察历史的角度，然后这种两方或多方的观点加以对比，会让人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有着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加深多于历史的理解。

　　作为一本由日本人写成的关于甲午战争的作品，这本书比较可贵的一点还是在于还是比较客观公正。书中对于这场战争中日本的责任并未做辩白，而且在丰岛之战的责任方和进攻朝鲜的责任方上，都明确指出日本是主动挑起一方。虽然在旅顺大屠杀上有所辩护，但也是纠结于被杀人数上，也不讳言日军暴行的非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对于战前日本政治家的行为和民众的狂热都有所批判，也在显示着对于战争的某些反思。

　　和国内此类作品不同，也可能是更多的出于日本人的观点，作者对于整场战争中日本朝野政治走向和日军的编制调动情况介绍的比较详细，资料性比较强。重要的是，日本对于这场战争的准确工作做得相对比较充分，尤其是在当时中日两国都心知肚明两国之间必有一战的形势下，日本方面的提速工作比清政府要充分的多。近些年来的研究表明，其实当时中日之间在武器装备上，尤其是海军力量上不相上下，但日本军队士兵的素质、士气和战术上的西化成为了它的一个明显优势。

　　当然，令人感慨的，还是日本从上到下的那种对于战争的狂热。虽然今天要完全以批判的观点来看待，但在当时，却成为日本战胜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明治天皇从开始的犹豫到最终成为“军人天皇”，不但主动削减皇宫预算来充当军费，甚至冬天以“战地无暖炉”的理由取消自己的取暖，精神可见一斑。反观中国，当时“帝党”和“后党”之争使得国家命令往往为了某派利益而出，脱离实际；而李鸿章作为股肱之臣，却常常被掣肘，尤其是所谓“清流”之议往往使得他难以做出决定，贻误战机。此外，还有流传甚广的慈禧太后为庆寿修建颐和园而挪用海军军费之举，都成为中国必败之隐兆。

　　这本书另外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在于结论。在作者大谷正看来，日本虽然赢得了这场战争，但在战争的后果上却是失败的。一方面，由于战争彻底暴露了日本控制吞并朝鲜的野心，导致朝鲜朝鲜的警惕反感，最终使得朝鲜倒向俄国一方，对日本不利；另一方面，日本虽然通过《马关条约》获取了中国的割地赔款，但在“三国干涉还辽”中彻底失败，激化了同几个大国的矛盾，而且使得清政府也投向俄国一方，使得俄国侵占东北，同样对日方非常不利。

　　不过，话说回来，这场战争最大的受害方自然是中国。这场战争的失败，意味着中国遭受了近代化的重大挫折。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军事近代化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一般认为这场战争的失败也意味着清政府高层苦心经营的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当然，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最大的正面意义就在于惊醒，鸦片战争后近六十年，这场战争才真正使得国人从噩梦中惊醒，先是康梁，后是孙中山，随着清政府垮台，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2019-5-8